我和我的企业理论

超然居

　　企业理论，现代企业理论，是西方经济学领域极富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有个自己的企业理论。企业到底首先为谁负责？2015年我刚刚离职创业，股东单位的人力资源部请我支持，让我参加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招募大会。西财我熟，所以去了。演讲时我历史上第一次公开阐述了我的企业理论。

企业到底为谁负责，说法很多。我说，按我的肤浅理解，如果企业为三类人负责，首先必须对员工负责，其次才是股东，然后再是社会。对社会的可以不说，因为只要有了第一和第二，第三必然有。因为，没有团队，没有员工，企业铁定一事无成！股东出钱，当然也很重要，不过钱谁都有。如果我是企业一把手，一切政策都按这个理论做。现场引来阵阵掌声。当天收获300多份简历，其中90％以上是想到还没成立的益金所参与创业。回来我自己又补充了一下，我的实践经历可以证明，相对于找团队、找高管，找钱是最简单、最省心的。就是找技术，也比找钱难，因为钱会追逐人和技术。就是说，相对而言，钱最容易找。高管为什么难找？上升到经济学理论高度，其实很简单，就是源于两条: 信息不对称和激励相容机制。

益金所创业始于2015年7月，我还在东方电气的最后几个月，重点工作就是为益金所找人，只找一个，总经理，其他人，由总经理找并推荐，全球物色，不惜代价。从交通银行在任大行长、台湾同胞到体制内大型非银金融机构业务负责人，很是费心。但是，多年的成功实践最终证明，还是我本人是最合适的总裁人选。实际上八年创业，公司运营7年，只有黄华波干过刚好一年总经理，帮我分担了一些事儿，其余所有时间，都只有我一个人，直到2020年，董事会临时动议，在批准两个副总裁的议案里增加了一个内容，迫使我兼任了总裁，但不到两年就被免了。益金所，绝大部分时候就我一个光杆司令，但业务部门负责人初色。当然，益金所的情况不具有普世价值，初创公司，人数少，二且一直是全国人数最少的金交所。

　　这充分说明，美国为什么发达，除了技术，更在于治理，在于机制，尤其是公司治理。美国上市公司，不论大小，都流行董事长兼CEO。假如董事长与CEO分设，通常情况下董事长是不上班的。我研究公司治理、干公司治理，这其中包含着很多已经被实践验证过的很简单的科学道理。

　　2012年我参加国务院国资委董事会治理高级研修班，我亲自负责组织了一场与MIT斯控管理学院的世界级巅峰对话，一个上午，一个话题，即中国的公司治理，出席者包括MIT所有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的明星教授，我的金融老师王江教授全程参加，包括中午与教授们的餐叙。这次巅峰交流，我下来总结出很多心得，如有兴趣，我可以提供，免费！（文后附了一篇:《麻省理工Pounds博士的董事会治理观》》）。反过来说，我的被总裁，及两年以后的被免总裁，感觉从理论上讲似乎正确的，不外乎担心专权集权嘛，可以理解，但是，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美国不就一直专权吗？益金所的大部分时候，不仅没有真正的总裁，连副总裁都没有一个，就我一个光杆司令！好不容易培养出两个副总裁，两年之后又给免了，甚至连我的总裁也一起免了，我是乐得其所！关于益金所总裁，几年前我专门写过一篇经典美文《西金所高管选聘之路》，但文章仅供我本人赏阅，概不对他人！

　　我始终发自内心的践行我的企业理论，益金所的团队就是我的宝。我常给他们说，我们老了，我的任务是给你们搭建舞台，你们负责跳，跳出的成绩都是你们的。如果年底给你们分奖金，别说是我发的，那是你们自己挣的。我们创业办公司，你们及你们的家人吃饭是起码诉求，更重要的是给你们一个舞台。任何人为任何时候有更好的舞台，或者不论什么原因要离开公司，我都理解你们，支持你们。如果需要，我还会竭尽全力为你们找出适合你的舞台。仁勇离开上海回南京，我关心了，问了他的想法，他说已有去向，让董事长不为他操心。另外，惜别益金所的台湾同胞们，除了那位胖胖的风控小伙子，我跟他们一直都保持沟通，还邀请Andy回大陆参加益金所三周庆座谈会。他们对益金所及转型以后的良好状况都十分清楚。

　　我关心我所有的员工，包括因为各种原因离职的。按照有关政策和规定，高管离职，黄华波当年和前一年的绩效是要打折的，但我全部给了，也没人说啥，毕竟独立的公司都有自己的规定，哪怕是不成文的。曾经的阿里小伙小帅哥上月辞职创业，江顺坤总裁给了他超出预期的赔款，我表扬了江总。今天晚上，我还给华波说了，杭州好地方，离家近，平台不错，祝愿他干的更出色。杭州、北京，我都有些资源，只要他需要，我随时亲自出面。

　　假如我的这个企业理论也能反复被实践验证是科学的，我将给它取名叫《张氏现代企业理论》，作为我长期研究和实践公司治理理论的的成果之一，载入光辉史册！当然了，最后的这句话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如果梦想真的能成真，那么该理论的诞生日期就是2023年8月30日。也许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万一几十年之后因此理论而获奖了呢？学术必须严谨，一丝不苟。公司治理理论领域的文献以及国内政府合业界的提法，我还没有见过企业责任按我的顺序排列，因此无疑是重大理论创新。假如我没见过的文献有曾提到过类似我的企业理论的意见，那就是天大的巧合！天作之缘也！已经有从英国反馈的意见，称我的企业理论，具有重大的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我对公司治理有兴趣，都是工作使然，因为我是央企集团董秘。我是产业经济学博士，现代企业理论是产业经济学中最富魅力、也最有争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尤其喜欢企业理论！传统或正统西方经济学是没有企业理论的。科斯企业理论被引起重视，始于1960年代初主流经济学界才开始引起关注的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就已发表的一篇学生小文章《企业的性质》。我两次把央企公司治理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虽然都没有做出结果，有很多客观原因。我第一次做开题报告之前就与日裔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大教授青木昌彦一直有邮件沟通，因为他于1992年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内部人控制与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存在并研究如何治理，他还希望有机会和我在加州大学当面交流。可惜他走的太早，才75岁就仙逝了。如果他还活着，也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公司治理的研究，以及提出的比较制度分析框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我的博士论文课题《央企内部人控制问题研究:站在内部看内部人治理》最终还是难产了。

　　第二次博士论文选题《中国央企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研究》，是在我的第一个论文选题做不下去后换题的时候我的老师刘俊逼着我选的课题。那是在2013年。我的导师之一，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金融学大师Phil Dybvig一直给我发很多意见。他认为我的选题一流，非常interesting，但他坚决不同意我的立论前提，即董事会开会投票中的否决票的多少作为董事会治理有效性的变量。他给我推荐了和很多最前沿的公司治理理论文献，包括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我不得不再次换题目研究普惠金融，他提出了更多的指导和批判意见，包括中国的

Credit rationing(信贷配给)问题，也认为甘犁的数据有问题，甘犁的很多数据不说明什么，更不能提供根据。论文快完的时候Phil建议，他要用他常用的English Copy Editor全文审阅修改我的论文。他说，无论你的英文有多么的优秀，这个工作必须让专业的英文工作人员来做，包括他自己，任何论文发表之前，都得请Copy Editor审阅修改后再定稿。

　　我好朋友，沪上低调优秀企业家吴焕琪看了我的初稿部分内容后反馈我，“我认同你的企业经营理念，企业首先要为员工负责，其次为股东负责，这个先后次序如果颠倒，企业很难形成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文化。为社会负责，其实不必挂在嘴上，也不必写在纸上，企业创造了就业岗位，贡献了税收，合法经营，就已经尽了社会责任，对环境更加友好，对慈善更加热衷，这是企业的更高境界。关于董事长是否兼CEO，我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兼CEO比较好，如果股权结构较复杂，公司规模足够大，不兼也合适，但董事会必须规范并履责。公司治理是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西方已经用几百年证明其必要且正确。我们企业制度改革，也曾非常重视公司治理，因此企业竞争力逐步提升，股市表现也活力四射，但好景不长，现在退步了很多。”我恭维他，“这么说你是同意我的意见咯？”他爽快回答，“我不只是同意，也一直就是这么干的！” 2001年接手管东方锅炉的生产工作，他就对生产线干部说，“我有新思路，新方法，新要求，大家一起来，让车间生产效率翻两番，工人收入到三千（那时月工资才几百元）。”结果是，车间积极性大涨，他的想法都能很快落实，生产效率月月攀升。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前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万向区块链首席经济学家邹传伟说，我的企业理论完全与ESG精神不谋而合！

上海雷探科技公司反馈: 我们公司章程就是首先对员工负责，其次合伙人、资金股东，然后再是社会。希望 张氏企业理论，早日出版。高速发展和变化下，只要在社会的一个时间段，企业一个发展段有指导性，就是大功德。加拿大蒙特利尔同学反馈妙句:美文处处闪烁着人本主义的光辉和资本主义的成就。

央企青联委员高伟凯反馈: 你招聘员工时可以说“首先对员工负责”（不然招不到好员工），股东会时说“首先对股东负责”（不然股东会认为你用股东利益收买人心），对客户要说“首先质优价廉回馈客户”，对普通领导说“首先对社会负责”，对大领导要说“首先赤丹忠心报效祖国”，对权威要说“首先为党贡献不计回报”……这几个并列第一，你就是企业冶理更创新了！

针对高伟凯的意见，再补充一个演绎出来的正确结论:不论大补充一个结论:不论大股东们同不同意我的企业理论关于企业责任排序的理论，科学就是科学，真理不会因此而动摇。假如非要不遵巡这个排序，而最在意排序的又恰好遇到是公司总裁或非股东身份出身的董事长，那么，最终吃亏最大的必然是股东自己而非其他，因为，代理成本将趋近于无穷大。们同不同意我的企业理论关于企业责任排序的理论，科学就是科学，真理不会因此而动摇。假如非要不遵巡这个排序，而最在意排序的又恰好遇到是公司总裁或非股东身份出身的董事长，那么，最终吃亏最大的必然是股东自己而非其他，因为，代理成本将趋近于无穷大。

张 林 超

2023年8月30日

于乾景雅园

原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院长张春看了我的文章后的学术反馈如下:

“在大多数情况下，股东和员工是企业两个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应该把它们中哪一方的利益放在首位（对谁更负责）一直是公司金融（公司治理）里最具有争议的议题之一。这两方对企业的贡献以及企业对它们利益的倾斜会随行业和时间等因素而变化。在我看来，公司治理要研究的就是探讨怎样用各种不同（正式和非正式）的安排和举措来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收益的分配，从而使得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在这里怎么定义企业价值也很重要）。所以，你说的企业应该对谁负责（或者谁的利益应该最大化）可能会随着行业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公司治理的安排也可以调整。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关键是看谁的贡献更大。”十多年前，张春老师也曾在我的论文开题报告会上表扬过我的经济学功力和我的选题，也建议我用GHM模型研究国际工程总承包商对分包商的激励相容机制研究课题。 

原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主任的回复（附图）我也特别满意，他的意见就是与众不同，且天衣无缝。“如不考虑客户的因素，企业创建时投资人最重要，企业正常经营时员工最重要，企业危机时债权人最重要。当然，学好张氏理论对企业任何时候都重要。”

我的博士导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战略管理学教授、副院长沈伟回复:“谢谢分享！[强][强] 再深入的话可以考虑以下问题：理论模型的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检验？”

原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我国公共关系学科创始人、我的老师吴友富教授思考一个晚上后对我的企业理论反馈的意见: “林超好！喜读您的文章，总体感觉有思想，有新意。企业责任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文中提出的排序是员工第一、股东第二，在第一，第二都佳的情况下，必然会有社会效益。在企业责任理论和实践方面，公开提出这种排序的委实不多。但在企业管理中已有企业或管理者提出：现代企业只有把员工作为第一，员工才能将顾客作为第一。我认为，员工第一还是顾客第一，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无所谓是非对错，它是各个企业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您的理论有创新，但一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因为，在现代管理中不可能有永远的真理和永远正确的理论。一切管理的真理和正确的管理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相对的。祝贺您在企业责任排序上的新思想，新理念的诞生。仅供参考。”

　　读后感之一: 读了读的这篇文章啊，我感觉非常有收获，真的是因为，嗯，因为我现在做这个企业呢，同样面临的公司治，公司治理的问题，我们有企业的股东。我们有国企的股东，我们还有自然人的股东，那整个这个股东会的治理，包括董事会的治理，公司的治理，这个东西很有学问，很有讲究。如果这个方面。处理不好的话，那会大大影响这个公司的发展。处理的好的话，那也会大大的有益于公司的管理和发展。

　　附件一: 成都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总结:

自从2015年争取金交所牌照开始创业8年多以来，成都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益金所”），一直坚持做全国的人数最少的金交所。展业不到完整4年，融资规模704亿，经营业绩良好，四年连续盈利，公司资产不断增值，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一直零风险，被同行们感叹为实属罕见。如果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胆子再大一些，过去几年我们赚的比现在要多很多，但我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不符合国家的金融导向。就连监管部门主要领导2018年都一度认为我存量太小，提醒我加大力度，为金交所整合做好准备。

四川省委省政府、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和金融局主要领导一直对益金所关心有加，寄予厚望。时任成都市常务副市长谢瑞武同志在“建设西部金融中心联席会议”上明确提出要益金所打造行业内全国单打冠军。运营几年的结果证明，无论从经济收入还是风险控制看，按我的标准看，单打冠军我们基本实现了，而且被誉为全国最干净、人数最少的金交所，只是国家没有评选机制。我们没让领导们失望。随着清理整顿的不断深入，金交所行业将凄惨的退出历史舞台。

去年6月1日省政府批准益金所成功依转型为全国唯一的数字资产交易所，公司名称变更为“四川数字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从而成为全国出路最好的金交所，成为转型成功的金交所典范，也没有之一。目前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团队稳定。下一步地方政府将为公司注资，打造由政府主导、拥有市场化机制的混合所有制数字资产交易场所。数据与数字资产业务我们筹备两年，目前准备充分，随时可以展业，而且可落地业务丰富。

我们始终低调干事，从不宣传，即使在数字经济、数交所如日冲天的形势下，我们也从来没有公开亮过相！待到山花烂漫时 他在丛中笑。

（注:本总结已经成都市相关领导审阅并做了删减。）

附二: 麻省理工Pounds博士的董事会治理观（于2012年12月）

很荣幸，10年前的12月初，我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做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的交流。斯隆所有关于公司治理的顶级教授全部出面，谈了整整一个上午，然后一起午餐，午餐期间继续交流讨论。教授们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公司治理完善特别有兴趣。因为是美国最顶级智囊“美国国民经济研究院”（NBER）主席、MIT经济学教授Jim出面安排的活动，他跟我之前就是好朋友，所以斯隆才如此重视，在交流中获益匪浅。

William F. Pounds博士，1950年毕业于卡内基工学院（现卡内基梅隆大学）化学工程系，并于1959年和1964年陆续获数量经济学博士，1966年升任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从1966年到1981年一直担任MIT斯隆管理学院院长，期间兴办了许多新的管理专业或课程项目。1981年从院长岗位卸任后，担任洛克菲勒家族及财团高级顾问，同时时任洛克菲勒金融公司CEO，洛克菲勒信托、保险等数家公司董事长，1991年从洛克菲勒家族退出，重新回到MIT做全职教授，1998年从MIT退休。Pounds博士担任多家大型公司董事，被美国董事协会命名为2000年年度董事。目前在MIT继续讲授董事会运作课程。

Pounds博士以其深厚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底蕴，以及曾经服务于20余家大型企业的丰富实践，以饱满的激情，作了关于公司治理的精彩纷呈的简短演说。

他自认为可以算作一个中国问题专家，1978年第一次去中国访问，后来又有过4次，对茅台酒印象极深。关于公司治理，坦承自己也是个专家的同时，仍然希望更多的了解和学习我们中国是怎么做的。强调他们美国的公司治理也一直在不断学习和提高之中，因为有好多大的公司做了愚蠢的事情，造成对社会、对员工利益的伤害。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见诸报端，人们为之而愤怒，但他们很快就会忘却，（原话是仅仅15分钟），公司却再继续着他们的做法。

＂只有两类人在考虑公司治理问题，即内部人和外部人，而我是作为内部人。一些外部人认为内部人在做有违他们利益的做法，而内部人却总是认为外部人对公司一无所知。我要做的是综合两类人的想法，学习研究如何让体系顺畅工作。＂

＂我的履历比较有限，仅仅服务过20余家公司，大公司、小公司，国营公司、私营公司，高科技公司、传统产业及金融企业，还有非盈利机构。对你们的体制我也了解一些，尽管存在许多的不同，法律的，文化的，但也有很多的东西是一样的：所有的企业都在努力追求市场力量，所有的公司都在......，你们的企业和我们的企业在共同努力，尽管进程依然缓慢。＂

＂在我的眼里，企业也是一个生命组织，出生，成长，成熟，死亡，以及有时候的重生涅磐。有的时候，这整个过程可能仅仅数月，有些则很多很多年。一个年轻的公司与一个成熟的公司，要求不一样的治理结构。＂根据企业处于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治理结构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致于大家关心的董事长与CEO是分设还是兼职好，Pounds教授认为这并非一个主要的问题，关键要看董事会选择什么样的CEO。美国的传统是董事长兼CEO，标准普尔500家公司的章程里，只有18家企业明确规定董事长与CEO分设。

＂关于董事会的任务与职责，我列出了一个清单，基本反映了董事会的所有工作：1）决定公司做什么；2）选择一个新的CEO；3）支持CEO；4）评价CEO；5）解雇CEO；6）选聘董事；7）维护董事会有效运作；8）评价董事会成员；9）解聘董事；10）与专家打交道。＂

张 林 超

2012年12月

斯隆商学院一直是全球高地之一。其前院长能文能武，是老前辈。西方那套东西在中国确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老先生向你虚心请教对了。代理人缺位他们无法解决，咱们自己也没法解决，国资委还是国资委而已，不是真的权益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