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哀歌

房建华

一

家父去世已三年有余。在他卧榻不起的最后几年里，每次我去看望他，他总是叮咛我：“你把书拉走”。我也总是满口答应说“好，你放心，我一定安置好”。

如果说，父亲给我留下了什么叮嘱类遗言，把他的书保存好，是唯一的，也是最有份量的遗言了。

父亲走后，我和我的姐姐以及夫人去他的老房子整理遗物，说是整理无非就是处理他和母亲曾经使用过的东西，不外乎一个正常家庭过日子所应有的锅碗瓢盆、家什衣物，其中也包括七、八个书柜都装得满满当当的书。

　　我们利用若干天的时间把书装进找来的纸箱里，把每个箱子都封存好，编了号，长宽高皆一尺有余的箱子整整装了38箱。据父亲生前说有13000册，我没有数过，似乎已无必要。

其后，我联系车辆、物流，寻找搬运工，经过几番折腾，这批书终于从西安运到了北京，因为我的家中一时很难安置，只好暂时放到了平谷一个工厂的仓库里。可是这一放就几近三载，成为了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放不下来。在夜深人静时，想起父亲和他的遗愿尚未落实就难以入眠，时常担心放在仓库里的书是否遭到了老鼠的咬噬，或受到了潮湿的侵蚀；甚至有一次梦到了父亲的责问。直到今年初，我们把家里一个硕大的跑步机送给了山东的朋友，腾出了一块地方，终于看到了这批书有望回家的曙光。

于是，我和夫人从4月起，量尺寸，选样式，研究书柜的容积，寻找能够订制的厂家，经过一系列操作和等待，直到6月下旬，我们订制的黑檀书柜从山东起运，如期而至。翌日，38箱书也运抵——父亲留下的遗物经过三年多的漫漫途程终于回家了。

二

父亲自幼喜欢书，可能源于爷爷的教诲和熏陶。

爷爷曾是旧社会的一名教师，高中就读于山东潍县广文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到青岛教书。广文中学是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其历史可追溯1883年，是美国基督教牧师狄乐播受北美长老会派遣，在此设立了教堂、学校和医院，总称“乐道院”后在此开设“广文大学”、“广文中学”。故爷爷国语功底很扎实，英语也很好。父亲自述小时候跟着爷爷“在此度过了几年的童年生活”。

至于我父亲的爷爷，即我的曾祖是否喜爱书？我不得知。只是从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说他“薄知书，但深谙礼仪，积德蓄学不愧于人”，父亲自幼便受教于曾祖要“慈悲为怀，助人为乐”。另说爷爷高小毕业，因家乡寿光县无中学，一般的农家子弟多半便不再继续求学，回家务农了，但他的爷爷，我的曾祖崇尚儒家，“很看重知识，宁肯卖地鬻土、借贷也要让儿子上学去”。或许正是曾祖有这样的思想和理念才有了我的爷爷在广文中学求学和教书经历，才有了我父亲一辈子对书恋恋不舍的情感。

另外，我父亲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爷爷“对园花十分爱好，几至废寝忘食”。家院中“植有各种花木果树，还栽了不少盆花”。有酸石榴、忍冬、木瓜、香圆，还有一片牡丹园、一架葡萄、两棵大佛手和樱珠、樱桃、苹果各一株。春夏秋季，总是“花木嫣然，葱翠可爱。花时英英艳艳，满目芳菲”。因此，邻村有一区署文书，文笔极佳且写得一手好字，每年给爷爷家写春联，有一年写道：

　　“门外两行李子树，阶前一片富贵花“；

还有一年写道：

“薄田数亩半供衣食半供税，

茅屋数间也藏耒耜也藏书“。

父亲说这两幅对联与当时他家中景致非常贴切。我不知是否由此可以推断，自我曾祖时起，这个位于山东昌潍平原的农家便有了读书人，或许还有几本藏书了。

我没有见过我的曾祖父，因他1943年就去世了。但我见过我的二曾祖父，即他的弟弟，我叫他二老爷——我们山东人把曾祖叫老爷。

　　我的这位二老爷小我曾祖10岁，1988年才去世，享年95岁。所以我有很多次机会与他相见，且多次共寝一室，交谈甚多。

他是一个典型的山东大汉，身高1.94米，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曾两次赴俄，第一次恰逢苏联十月革命，故很早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回国后长期在甘肃、内蒙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我在另一个《美篇》《我与鲁迅书的故事和往事》里曾写到过，1935年他在内蒙古临河县因打入马鸿逵的队伍传递情报而被怀疑，遭国民党宪兵搜家时发现家中有一本鲁迅的《南腔北调集》而被逮捕。这个故事网上也偶有记载，但我是听他亲口叙述的。

记得那是1976年前后，还是处于书很匮乏的时代，我看到他拥有《鲁迅全集》，真是羡慕不已，便开口求他给我也买一套，但他有情有理地拒绝了我（这个细节我也曾在《我与鲁迅书的故事和往事》里写到过，不再赘述）。所以，此次在整理父亲存书的过程中，当我把15册的《鲁迅全集》精装本摆进书柜的时候，不免想起了年少时对能拥有一套《鲁迅全集》的渴望，想起了我的二老爷一生酷爱读鲁迅书的往事。

我之所以叙及我家祖上几代人与书和读书的往事，可能有助于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一生喜欢书，且持续的买书、藏书，以致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嗜好；也有助于说明他走后给我留下的这万余册书，我必须责无旁贷地把它们妥善安置好的情感和责任。

三

书，应该说自文字产生和造纸术发明以来自古伴随着人类，因为它是我们人类几千年知识积累的载体，也是我们生而为人所特有的精神生活中一种至关重要的东西。

我们到安阳殷墟，看到一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在各地博物馆中看到众多的青铜铭文和竹简，以及在宝鸡石鼓阁中看到的陈仓石鼓，应该说那都是书的前身。东汉蔡伦汲前人之经验，造纸成功，此后便有了纸质书，人类创造的知识、历史和所有的文化、文明便进入了一个可用书来传承的新时代。一千年后，随着活字印刷的出现，书就成了成本相对较低，传承最为便捷的工具，渐渐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因为书是历史、知识、经验的聚宝盆，可以开阔人的视野，影响人的见解和思想，提高人对世界和社会的认知和判断而渐渐被社会崇尚。在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理念和文化至少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我记得我小时候，似乎现在很难回想起来受了什么特别教育，便就知道要好好读书，似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似乎早早就闻知了“头悬梁锥刺股”和许多应好好读书的故事。

　　我印象深刻的记忆是在父亲的督导下从小学三年级起开始学练毛笔字，并开始用小楷写最简单的日记。至于读书，那时恰逢“文化革命”，几乎所有的书都被查禁，成为禁忌，能够看到的书几乎都是“红皮书”，也实在读了不少，乃至能够大段背诵若干篇章，至今还有不少可以随口拈来。我甚至记得那时因没有什么书可看，就经常上街去“抢传单”，因传单上有文字可读，宛若也是“零散的书”。至于那些几乎无不烙印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字样的纸片和小册子是否是“知识”，至今我也说不清是或否？ 可能正是木匠的儿子会玩斧凿，兵家的孩子早识刀枪，我上学以后也很喜欢书。记得我十三、四岁时便有了一个自己动手制作的一个小书架，把自己买来的或从其他渠道得到的书码放在那个仅有四个边框只能靠墙而放的书架里。书虽然少得屈指可数，但却常常孤芳自赏，尤其是每往里添加一本书心里都美滋滋的。

西安南院门有个古旧书店，前身是1908年的公益书局，有点类似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上世纪80年前后的十余年间，我只要回到西安就时常去那里，有时和父亲一起去，买点喜欢的，需要的，且正规书店没有的旧书。这一、二十年恐怕是我对书最热爱的一个人生阶段。现在回首往事，以为这与当时媒体单调，而偌大中国从禁书到逐步解禁有关，也与我本人那是正在中学教书，需要更多更丰富的知识教好学生有关，或许还有一些是属于沉淀在心灵深处里的对书的崇拜。我自己的存书，涉及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以及哲学历史杂书大多都是在这个阶段丰盈起来的。

四

90年代初，我调到了北京工作。不仅告别了特别需要看书学习的教师岗位，也告别了青春岁月，开始了忙于养家糊口，忙忙碌碌过生活的日子，对书喜爱的热度锐减。后来再买书、看书的类型和范围基本局限于与工作相关的市场经济、行政法规，偶然闲暇时也看点人物传记，文史资料；查阅一些临时需要的知识，触景生情时偶然也会兴趣使然背诵点唐诗宋词，但总体上与书之间的距离和情感都在在渐行渐远。 近年来，特别是退休以后，似乎已不怎么看书了。即便时常看见摆在书柜里那些曾耳熟能详的书，似乎完全没有了再阅读的兴趣。尤其是计算机和手机普及后，查询不懂的知识、寻觅某个问题的解释和说明，到百度里一搜，立刻解决问题，还真是方便，完全不必去翻书查词典了。

　　这几年，为了旅游，出发前想提前了解中国诸省天南地北的古迹名胜、山水风光、路线里程，网上查一查尤为方便快捷，书反而不能胜任了。不知不觉间，对纸质书的情感和使用，包括对各种辞典的依赖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少，几乎降到了零。

我儿子还算是喜欢书的80后，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每年都还能读几十本书。他上中学时喜欢看的书是《天眼》、《鬼吹灯》、《流浪校车》之类的所谓校园青春小说或悬疑小说，工作后我知道他读过一些比如《企业文化》、《组织行为学》、《大数据》之类的书，近几年因工作关系，他每年都要在天上飞20万公里左右，养成了登机前在机场书店买上一本书，争取下飞机前读完，或至少要在这次出差过程中读完的习惯。但他现在买的书看的书，我已大多看不懂那些完全陌生的书名，也不知道这些书里写得究竟是什么？

前不久，他回家送我一本一个名叫梭罗的美国人在19世纪写的《瓦尔登湖》，说是看了50多页之后完全看不懂，太哲学了，认为我或许还喜欢。由此推断，他买书看书并没有特定指向，随心所欲。但我以为，如今这个时代，还喜欢看纸质书，尚能够时常静下心来读点书，而没有沉溺于网络小说就是好事，就值得肯定和赞扬。但我可以断言，若让他去读点中国古典文学，哪怕《红楼梦》之类的名著估计都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时代感真是完全不同了。

最近，歌手刀郎的《罗刹海》四海红极，五洲传唱。有趣的是它的歌词竟来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同名文章和故事内容，且使用了费解且有趣的民间俗语，唱出了一些颠倒黑白的社会现象，具有普遍的讽刺意义，不仅引发热议，且引发无数国家集体 “对号入座”而热闹非凡。

　　我想说的是这一首歌能在中国传统文学几乎已万马齐喑的当今时代，突然间能让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长空，实在是中国古典文学多年未闻的荣幸。由歌及人，也很是佩服刀郎虽是歌手，但显然很爱看书，且能活学活用，古为今用，实属难能可贵。

五

我父亲留下的书很杂，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传记多个领域，甚至包括种花养鱼、中医药和植物谱系。好在他是旧社会从农村走出来的一介书生，没有喝过洋墨水，喜欢和收藏的大多的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典籍。从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到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几乎都不缺席，带有极大地倾向性。倘若有志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都可视为宝贝。

可惜作为儿子的我，虽曾三度在大专院校中文系学习过中国古典文学，也曾陆续拜读过其中很多名著名篇，但终未走上与中国古典文学相伴一生的职业之路。后半生即便间或涉猎阅读，亦只是业余爱好罢了。

因此，当我在整理父亲留书，分类归纳整理的这些日子里，我说不清是喜是忧。喜的是，父亲的嘱托我正在落实，三年多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忧的是，待我一、二十年也将老去，这些书应该去哪里呢？如今连我这个曾经也很喜爱书、且专门学习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已没有了既往的热情和笃定的兴趣，我有什么理由要求我的孩子喜欢它们，加以传承呢？

我非常明白，我父亲与我，我与我的孩子毕竟是不同时代的三代人，我们的许多传统价值观和曾经的文化观念，在改革开放的大浪冲刷下，都有点气息奄奄，没有多少生命力了，恐早晚要丢失和衰落。

　　比如近几十年来，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抢救和保护许多岌岌可危的民间文化遗存，曾视为“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不遗余力，四处呼喊奔走，的确做了不少工作。但谁都知道，“抢救”绝不是发展，能救下来的东西就多活几年，救不下来还得死去，这是时代使然，绝非几个遗老遗少能够扭转的。

我甚至常想，如今我们到故宫和历史博物馆去，看到那么多精美绝伦的文物，虽然说几百年，几千年过去了，后人都说是好东西，但为什么不再重新生产，再普及社会，落户民间呢？因为那是不同时代东西，有资格的可以成为文物，依然可以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文明，但并不能说明它依然实用，今人会依然喜欢它（抛开文物的价值）、使用它。

所以，在整理放置父亲留下的这些书的日子里，我常常有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从这些书中，我看到了父亲一生以及我青少年时代的“似曾相识”和追求，但也看到了“无可奈何”的人世轮回，时事变迁和自我变化，更多的是看到了中国传统古典书籍正在类似“文物”渐渐离我们远去，感觉到几千年曾经被国人赞誉的“书香”也不再香飘万家。 当然，书一一这个贯穿了人类几千年的东西，相信它一定还会继续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一定还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要进学堂，要读书，以增长知识。但是，它将会越来越功利，越来越实用，越来越电子化，越来越冰冷。而读纸质书、买纸质书、且藏纸质书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少。这种变化其实自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一直在变。想想宁波的天一阁，南浔的嘉业堂，聊城的海源阁等这些我国封建社会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在解放后我们听说过有新建的吗？很显然，私人大规模藏书已近乎绝迹。不是当今无书了，亦非今人没钱了，而是没人感兴趣了。

上个星期，儿子回家来，看到我们整理好的书柜，拍摄了不少照片。我对他说：“爷爷留给我的任务我基本完成了。一二十年后，等我走了，这些书怎么办？就是你的事了”。他说：“书我会继承的”，多少给了我一点欣慰。

睹物思人，最近这几个月，每天都在和书打交道，看着这些书不免时时想起逝去的父亲，想起他一生对书的热爱和对购书的执着；拿起任何一本书，都似乎能感觉到他阅读时的目光和轻抚婆娑的手温；看着如今家中盈室满架的书，仿佛又闻到了淡淡柔和的书香。 借整理父亲留存藏书一事，啰里啰嗦写了这些感受和想法，不免夹杂了些许悲哀。我不知道是哀书，还是哀人？但我最后还是想说，我这大半辈子还是非常感谢书的，是它扩大了我的生活半径，支持了我所从事的每一份工作，且在精神上引领我到达了身体不能到达的的许多地方，那就是所谓的“精神家园”。一个人，能建立且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说到底都是值得庆幸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