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石窟之云岗石窟

恺良

　　我国的石窟文化在唐朝时开始兴起，之后又没落于唐朝。所以中国现存的为数不多的石窟，也多是在唐朝以前建立的。中国四大石窟中，我陆陆续续看了三个，只有云岗石窟没有机会欣赏。虽然总是心心念念，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能够成行。直到今年暑假，一方面古城西安酷暑难耐，另一方面我又有比较宽裕的时间，于是，有了避暑大同，欣赏云岗的行动。

今年夏季，中国的旅游市场十分火爆，几乎所有的景点都出现了人从众的景象。云岗石窟作为山西著名的五A景区，更是人满为患。大同市大小宾馆酒店不仅价格数倍增长，而且还是一房难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大都是冲着石窟来的。所以到了景区，人潮汹涌，摩肩接踵是不难想象的。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我们缓缓走进一座座令人叹为观止的石窟，可以说，凡是进入石窟的各色人等，无不为眼前那接二连三的石雕艺术和古代劳动人民的工匠精神所震撼！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依山开凿，规模恢宏、气势雄浑，东西绵延约1公里，窟区自东而西依自然山势分为东、中、西三区。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造像最高为17米，最小为2厘米，佛龛约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在众多洞窟中，最精美，最奢华的是其中的第6窟。第六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整座洞窟富丽堂皇、雕饰精美，堪称云冈之最，是同时期其他石窟所无法比拟的！有学者认为此窟是孝文帝为其祖母文明太皇太后冯氏所建。

从文成帝拓跋濬下令开凿云冈石窟开始，到北魏孝明帝时期开凿完成，云冈石窟的修建一共延续了长达六十多年。要知道，整个北魏王朝从统一北方到灭亡，也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因此，云冈石窟在北魏王朝的生命当中可以说是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内，北魏也刚好经历了太武帝一统北方后北魏的强盛，到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汉化改革，再到后来孝明帝时期北魏王朝即将走向崩溃。尤其是在汉化改革时期，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不可忽视的民族融合事件。也正是这些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得云冈石窟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更加丰富的性质。

云冈石窟不仅是佛教在北魏时期迅猛发展的产物，而且，它的出现对于推动佛教的继续发展同样有着巨大地促进作用。两者之间呈现出相辅相成的联系。从整体上来看，云冈石窟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中三个部分。其中，中部的石窟开凿时间最早，被称为“昙曜五窟”，是由当时的禅学大师昙曜主持建造，“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

由于昙曜大师对云岗石窟开凿的巨大贡献，后人对其尊重有加。所以，现在游客走进云岗石窟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昙曜祖师手持禅杖目光坚定的塑像。昙曜大师本来是凉州人士，但在太武帝灭佛期间，包括他在内的一众僧人都被强制迁移到当时北魏的统治中心——平城（现在的大同），这使得由他及一众凉州僧人所负责的“昙曜五窟”也充满了凉州色彩。另外，在之前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佛教开始出现一种“如来即是皇帝”的声音，并且迅速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接受和推崇。因此，在“昙曜五窟”中的五个佛像分别代表了北魏初期的五位帝王，分别是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景穆帝拓跋晃以及文成帝拓跋濬。另外东部的石窟主要是以佛塔为主，佛像本身虽然不如其他部分出众，却也丰富了整体石窟造像的内容。西部的开凿时间则相对来说更晚，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才进行开凿，并且规模上也比不上前两者。

从文化层面来看，云冈石窟充分反映出了当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在云冈石窟数量众多的造像当中，游客们能够发现相当明显的胡族特色。在被称为“佛籁洞”的第十二块窟中，上面雕刻着大量人们手持琵琶、羌笛等少数民族乐器正在进行演奏的造像。同时，观察这些造像本身的特点，其较为健硕的身躯以及坦露上身、飞天的形象也流露出明显的胡人特色。但是，除了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外，汉民族的文化特色在其中也不少见。尤其是在北魏孝文帝实施大规模的汉化改革之后，汉文化对于北魏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这一点自然也体现在石窟的开凿之上。从建筑物本身来看，云冈石窟当中开始出现了莲花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物品来作为点缀。而在人物的服饰上，传统汉族服装则开始出现，不再是清一色的服装。特别是到后期，随着北魏官方在云冈石窟地区开凿造像的活动力度的减弱，使得民间力量得以加入进去，云冈石窟逐渐从专属于皇家的佛像园林转变为北魏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汉民族特色也就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