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前街

棠韵木语

我站在浮桥下巨大的阴影里，眺望前方明亮的马路，心中恍惚。街道上车水马龙，路边牌杆上蓝底白字醒目地标着“前街”。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受某种冲动驱使，骑车来到这儿。我的位置是当年六合城的市中心--十字街。实际上，自2013年浮桥建成后，十字街已不复存在:南北向的丁字街变成双向通道，而东西向的街道一夜之间也仿佛划为了两个世界--前街改造成现代化的街区，身后的县府街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落寞的如同乡村里的一条小山沟。我感觉好像来到了季节交换点，体验到冷和热的不同的差异。

若往上回溯50年，甚至更远一些，它们不是这样的。那时，县府街是政治文化中心，早期的县衙和后来的县委，乃至六城镇政府都在这条街上。这里有体育场，文化馆，酒楼，浴室，闻名遐迩的文庙。据老年人说，西头的高坡上还有一座城隍庙，可惜50年代初毁于一场大火。

前街则是商业中心。从打头的“美味水果店”和街对面的冰棒厂算起，一条500米长街上，百货店，南货店，粮店，洗染店，饭店，照像馆，各种店铺应有尽有，比肩营业，为居民提供各种生活服务。

前街也有政府机构，人武部、公安局、法院、财政局、六城镇政府，都在此办过公。木器社、中百公司仓库等单位也设在街上。另外，还有一座礼拜堂矗立在街道的中间。这座礼拜堂是由美国牧师科加森设计和负责施工，1924年破土动工，同年秋天建成。为了纪念去世的棣法传教士，教会先命名为棣法纪念堂，1938年改为“前街大礼拜堂”。如今更名基督教堂。每逢周末，众多信徒手持圣经，进去齐唱哈利路亚！

文革期间，前街一度改名红旗大街，接受了烈火般的洗礼。礼拜堂受到冲击，布道的牧师被拖出去游街示众。更有甚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位姓刘的农民造反司令，指挥着部下冲开了公安局大门，并把公安局的公章作为“战利品”栓在自己的裤腰带上，据为己有。从此他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六合城。此外，县城每次举行游行活动，狹窄的前街也是必经之路。

打上小学起，我就在前街上行走，听惯了邻居间打招呼声:“早！”“吃过咾？”也见多了早晚店家上下门板的场面;放学时和同学排着队回家。记得我看中了一支红色“顺风牌”乒乓球拍，和母亲磨唧了好几天，拿到钱立刻跑到文具店，买了回来。我还去过第四烟酒门市部，找亲戚开后门，买些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而更多时候，我则是经过前街去单位上班。我有时会在冰棒厂门口小吃摊吃早饭。李老板下好面条，总会暖心地添上一勺腌菜花子，并告诉我:“加这个鲜！”然后开始喝他的“粮食白酒”。我小声嘀咕:大早就喝酒啊？老李扬起淌着油汗的黑脸庞，咧开大嘴笑着说:“舒服！”

前街很窄。所幸两旁有篮子巷、米巷、马厂巷、薛家巷、专诸巷、半边河，还有岔路板门口，拱卫着这条主要的商业街，一直延伸到龙津路口。

我蹬着车，慢慢前行。

我看到，原先的水果店地址建了十字小区;冰棒厂辟为休闲广场;日杂店变身沿街小吃店；米巷往东一大片石库门深宅大院，已全部被长江新苑复盖。篮子巷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河滨花园冰冷的栅栏。要不是路牌上写着，搁谁都不会相信，这里就是前街。

我还发现，马厂巷被斜对面的薛家巷拉直，成了“一家子”。再往前，过了基督教堂，板门口拐弯处，前街忽然到头了，没有了，堵在面前的是金宁广场的高楼大厦。这地段因为有美国人产业存在，无法改造，成了一块“飞地”。

我有点怅然，前街成了一条断头路。听说专诸巷已被移到了泰山路那边，可半边河确实消失了，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我四下张望，期望能找到某种回忆的标的物。终于，我发现一位有着熟悉面孔的老者，拄着拐杖站在街边。于是我和他攀谈起来。老人姓柏，就住在教堂旁边的平房，和六合一中创始人董祝厘先生是邻居。岁月留下了痕迹，但他依然挺拔。他信教，做完礼拜刚出来，聊起往事记忆犹新。交谈中，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强壮的男人，拉着沉重的煤车，艰难行进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耳边传来深夜卖元宵人清脆的梆子声，那么近，又那么遥远…

前街变样了。在我的眼中，虽然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毕竟跟上了时代的节奏，相比还处于“刀耕火种”状态的县府街，不啻“天上人间”。因此，它是幸运的。而县府街很悲催，昔日“兄弟”身气连贯，各尽其能，一脉相通，如今却同城陌路，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万万没想到，老祖宗多年留下的，被六合人引以为豪的“大屋顶”建筑群竟然成了开发商望而却步的“鸡肋”，羁绊住这片街区改造的步伐。何时才能享受到那一米阳光，老街人翘首盼望至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交织了旧日烟火和现代气息的前街，带着不变的记忆，永远铭刻在老六合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