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经历的特殊年代

兵友8729

　我们50后是一群特殊的群体，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耳闻目睹的几起大事件，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我是亲历者，一直想整理那段回忆，本着不触及敏感词汇，不涉及政治、个人立场观点，只部分说说个人经历和事件故事中的故事；可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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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是一个令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忘不掉的年份。

那一年的春天，报纸上大批判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先是批《海瑞罢官》，接着就是批“三家村”、＂四家店＂什么的，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反正我们小孩子也整不明白，可一个个就像是个小大人似的，好像什么都懂。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后，我们学校里的大字报也就铺天盖地贴满了教学楼的走廊，内容就已经不是批判“三家村”一类的了，都是针对校领导一些什么？批判校长中午午休时间去女生宿舍查铺，对漂亮女生好啦等莫名的“问题”。终于放暑假了，学校师生各自回到家里。我还是同往年一样操刀上山砍柴伙。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66年8月1日-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月13日，首都革命群众打着横幅，抬着毛主席像，呼喊着口号游行到中南海西门，拥护公报和开展文革的《十六条》。8月18日，毛主席身着军装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检阅红卫兵大军。

9月1日，学校正常开学。我们回到学校，我们领到新书本并开始新学期的课程。十几天后的一天下午，班主任到各班说要按10%的名额选出在校革命师生代表；强调要选家庭出身好，学习及表现好的同学赴北京串联。最后我校选出学生代表23位（我在学校得票票数排第13位当选）教师代表2位；共25位师生代表。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兴奋。想想自己连县城都没到过的农村孩子，一下子要到大城市首都北京去，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何等幸福和光荣的事。学校还通知我们立即回家取钱，我连走带跑来回四十里地从家里拿了五元钱来。到学校已天黑。心情激动啊，天黑在山间公路上走不知道怕。果然第二天，县里就派汽车把我们接到县城。

第三天一早，我们在宾馆食堂吃过早饭后，在一片锣鼓声中，在县直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及居民欢送下，崇安一中，二中的125名师生分乘五辆客车前往邵武火车站，第一次坐火车沿鹰厦线北上转京广线去北京。到了北京下火车后，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住下（北京14路公交北郊市场站）。

第二天，我就买了一张《北京地图》，找到我们所住之处的地理位置，熟悉德胜门外大街，府右街，东西长安街等等街道，坐几路公交车，去天安门广场怎么走，在哪转车？乘车站，转车站搞清后，凭我们学生胸前所戴的《福建省南平专区革命师生赴京代表》证，免费乘坐城市的任何公交，有车来就上。所以我就经常独自一人出去游览，参观，到团中央机关去看大字报。

我们这一批师生被安排在十月一日国庆节这一天去天安门广场，这天一早，我们很早出发，徒步去东长安街的指定地点等待。我们心情无比激动，我们等了很久很久，大概是等首都军民群众欢庆游行队伍过后，才是我们外地革命师生，红卫兵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当我们到天安门前的时候，我们都仰着脖子看城楼上站着的毛主席。当时真的是无比幸福。回到地质部住地后，我们还去看了电视重播。

十七天后，我们从北京回来，县里派汽车到江西上饶把我们接回来，到达县城时又受到县直机关，学校师生和居民的夹道欢迎。第二上午县里汽车把我们送回学校，当到达学校所在地——吴屯时，同样受到学校师生，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荣光。

回到学校后，我们继续上课。十月中旬，我们全校师生去当地公社几个大队帮助秋收。我们班到海拔最高，最偏僻的麻坜大队。收割稻子结束后，大队杀猪，磨豆腐，打麻糍粿给我们吃，然后敲锣打鼓欢送我们下山回校。

课上着上着没几天，听说外面很热闹了，老师也没心思上课，学生也没心思学。各班纷纷三五人一组，七八人一群；搞个名称，战斗队什么的，离开学校出去串联。我也跟着二个闽南老师到了福州，泉州（上了老师的当，他们趁机回老家去了）。我们在泉州无聊地等着老师。回来路过福州时，刚好福州红卫兵在批斗省委书记叶飞（我们没有参加）。

从福州回到学校后，全国红卫兵徒步长征串联开始。老师、同学们推选我组织一个抗大长征队，自由组合，有老师，有高年级同学，也有低年级同学。我立即找学校开介绍信，进城刻公章，制队旗，做袖标；找财政局，有关部门领经费和粮票。那个时候红卫兵（组织）想要什么，想办什么，一路绿灯，县委、党委、部门不敢不支持，事情不敢不办。队里人员到齐后，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高举着长征队旗徒步出发，第一站在洋庄住宿，第二天沿公路经江西车盘、铅山、上饶，改沿铁路线过金华再走公路到鲁迅的家乡——浙江绍兴。沿途我们所到之处，有接待站接待我们，崭新的被褥，喷香的饭菜；一路欢笑一路歌，徒步走到浙江绍兴。在绍兴，我们参观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等地方。有老师，同学说：1967年春节就要到了，建议我们坐车先去杭州？我采纳了大家的意见，到接待站搞来火车票，大家坐了火车去杭州。杭州好玩的地方多，西湖，虎跑，六和塔，钱塘江大桥等等景点。不几天我们再坐火车去上海。在上海，我们被安排在西藏中路的一个接待点住宿，这里离南京路，大世界，外滩很近。

转眼就到了1967年春节，除夕夜我们每人交5分钱，接待点给我们加餐；算是给我们过年了。过完年，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了所有串联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接待点给我们办了回程的火车票，有的老师和同学他们自己交涉去了南京，数日后也回到学校。我们学校响应中央的号召，边上课边运动。这时候机关、工厂、企业，甚至农村都参与到运动中来了。当时崇安县里的格局是：教育、卫生系统、机关工作人员，即脑力劳动者加入＂红委会＂组织；工人、农民为主体的，即体力劳动者参加了＂遵义公社＂这个组织。在此期间，我也曾经代表崇安二中的红卫兵组织，坐上县礼堂的大会主席台，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学习外地文革斗争经验，把本地文化革命运动引向深入，推向高潮。随着文化革命运动的向前推进，县里两派组织观点也日趋白热化，什么＂三、五行动＂好得很，糟得很；由此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直至发展到弄枪动武，在此不便赘述。我们因当地的农民群众组织一帮人要来抢学校的广播设备，学校怕我们受伤，就让我们躲在后面山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学校领导说你们还是暂时回家吧。

回到家后，我就不再回去学校，任凭外面风浪起，吾乃横心修地球。便跟着兄长下地干活，不会干慢慢学，技术活干不了就干粗活；每天干活的工分你们说了算，爱给多少就多少。

1968年春节一个月后，在家乡每年一度的物资交流会上，我看到一位解放军，解放军也看到我，他问我去不去当兵？我脱口而出：去啊！后来我就报名，体检，不久等来应征入伍通知书；就这样离开家乡到了部队。这里我要说的是，参军入伍纯粹是个偶然；如果不是文革停课，就我家的经济条件，我会坚持念到中专毕业出来工作，脱离农民身份吃商品粮，实现我的人生最初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