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千年辉煌与沧桑（9）——大明王朝从强盛到衰亡（2）

淘沙

明朝中晚期开始，几位帝王庸碌无为，经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后，明朝由盛转衰。

明宪宗朱见深（1447年12月9日-1487年9月9日），初名朱见濬，后更名朱见濡，庙号宪宗，年号成化，世称成化帝。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母亲是孝肃皇后周氏，明代第八位皇帝。（1464年—1487年）在位23年。

朱见深从小由祖母抚养成人，1449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瓦剌掳去，兵部侍郎于谦等立朱祁钰为景帝，改元景泰，同时立朱见深为皇太子。1452年，景帝废朱见深为沂王，改立己子朱见济为皇太子。1457年，明英宗夺门之变复辟后又被复立为太子。1464年，明英宗驾崩，朱见深继位。朱见深即位之初，顺应人心，平反于谦冤狱，又恢复景帝帝号，赢得了朝野支持，保证了政局稳定。初期倚重李贤、商辂等阁臣，斥逐佞幸，体谅民情，蠲赋省刑，考察官吏，朝中能臣汇集，朱见深还在镇压民变后，于当地设置府县，安抚流民，流人得所，流民问题得以缓和。成化中后期，朱见深逐渐怠于政事，习学方术，沉溺后宫，极度宠信万贵妃，内廷诸事多倚其统领。深崇信道术，大肆升授番僧。晚年的朱见深也渐知僧道传奉官之滥，开始陆续裁汰，传旨多倚贤良内宦怀恩、覃恩，朝政平静，社会整体仍“幸称小康”，太平无事。

西厂

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设立了“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的特务机构。西厂的职能是侦查臣民的言行，并可以对疑犯进行拘留、用刑。西厂成立后不久，权势就超过了东厂，后来在群臣的强烈反对下，被迫撤销。正德元年（1506年）西厂又被复开。五年后，提督西厂太监刘瑾倒台，西厂再度被撤销。作为一个短命的特务机构，西厂只有两任提督，分别是汪直和刘瑾。

除了锦衣卫、东厂、西厂外，明朝还存在过一个叫内行厂的特务机构，是由太监刘瑾设立的。内行厂除监察臣民外，锦衣卫、东厂和西厂也在监察之例，权势居东、西厂之上。不过刘瑾倒台后，内行厂和西厂同时被撤销，一共只存在了五年。明朝的这几大特务机构有效的维护和捍卫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但同时也因为这些特务机构的权限过大，经常滥用私刑，制造冤假错案，所以导致了它们在明代社会上的评价非常差。

朱见深在位期间大力发展文化，诞生了闻名于世的成化瓷。这一时期的文化氛围较为松动，曾亲自编写《文华大训》一书，垂训子孙。朱见深还是一个具有极高书画造诣的皇帝，除了《一团和气图》，也曾画过一幅《岁朝佳兆图》。这两幅作品和清代宫廷画家丁观鹏画的《无量寿佛图》，被民间誉为“吉祥三宝”。1487年朱见深病死，年40岁。明孝宗朱祐堂继位。

明孝宗朱祐樘（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8日），明朝第九位皇帝（1487年－1505年）在位18年。明宪宗朱见深第三子，生母为孝穆纪太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即位，年号弘治。

朱祐樘为人宽厚仁慈，躬行节俭，不近女色，勤于政事，重视司法，大开言路，努力扭转朝政腐败状况，驱逐奸佞，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任用王恕、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大臣，史称“弘治中兴”。

弘治中兴

弘治中兴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了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明孝宗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明孝宗在位期间推行了一套明智的政治措施：凡是明宪宗亲信的佞幸之臣一律斥逐。于是吏部尚书万安、礼部侍郎李孜省、僧人继晓等，或杀、或贬，或逐出京师；获罪较轻的或贬官放逐、或流放边地、或孝陵司香。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同时，更定律制，复议盐法，革废一应弊政，政治清明，朝野称颂。

明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处黄河决口，明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由于明孝宗励精图治，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小康，是明代历史上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之一。所以后世史学家称其为弘治中兴。历代史学家对他评价极高，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就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弘治十八年（1505年），朱祐樘驾崩于乾清宫，在位十八年，享年三十六岁，葬泰陵，庙号孝宗，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明武宗朱厚照（1491年-1521年），又自名朱寿，别称锦堂老人。为明孝宗朱祐樘长子，（1505年—1521年）在位16年，中国明朝第十个皇帝。

弘治四年（1491年），明武宗朱厚照出生。弘治十一年（1498年），皇太子朱厚照开始读书，由于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因此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但是，没过多久，由于宦官刘瑾、谷大用、马永成等人不愿让皇太子接近儒臣，经常引导其嬉戏游乐、练习骑射、放鹰逐犬，获得了“好骑射”的名声。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病逝，年仅15岁的朱厚照登上皇位，次年改年号为“正德”，即位后，刘瑾、谷大用等八人被分到各处宫禁掌管具体事务。正德十二年(1517年)，曾“北巡”居庸关外，亲自率军赢得了应州之战的胜利。正德十五年（1520年）农历闰八月，南游北返时，路过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附近），自驾小船在积水池中捕鱼，却舟翻落水，着凉受惊，自此一病不起。正德十六年(1521年)农历三月回北京不久驾崩，年30岁。

后世对朱厚照的评价争议很大，毁誉不一，一方面喜好玩乐，且施政不循常制，致使朝纲多有紊乱，甚至被认为是无道昏君；另一方面，其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个性解放，且在朝政大事上不糊涂，能任用不少贤臣良才，大体保持了明朝基业的稳定，也有作为的一面。其在位期间，重用宦官，荒淫无度，却工于绘画，其画作有《青松皆老图》等。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号尧斋、雷轩、天池钓叟，生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明孝宗朱祐樘之侄、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1521年—1567年）在位46年，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子继位，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时年14岁的兴王世子朱厚熜承统，年号嘉靖。朱厚熜是以亲王身份入承大统，即位不久，朱厚熜围绕其生父兴献王的尊称和祀典问题，掀起了史称“大礼议之争”的政治事件。

大礼议之争

所谓“大礼议之争”，表面上看这只是关于朱厚熜父母的名分之争，实际上却是一场事关皇权的权力博弈。大礼议之争的核心是明世宗朱厚璁能否改换父母的重大争论，即对明武宗遗诏如何诠释的问题，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1521年春，明武宗朱厚照过世了，死前没有一个皇子，为了延续朱氏的江山，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经过数次商议，选定由明武宗的叔叔朱祐杬之子朱厚熜为新帝。世宗的父亲受封兴献王，他们那一脉是朱家小宗，根据儒书规定，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世宗虽不可能成为武宗的儿子，却必须作孝宗（武宗朱厚照的父亲）的儿子，即所谓“继嗣不继统”。世宗应称伯父孝宗为父亲，称孝宗皇后为母亲，而改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叔父，母亲为叔母。但世宗继承堂兄皇位后，决意推崇私亲，自立皇系，追封自己的生父为明朝的正宗皇帝。围绕追封，朝中大臣分为拥护和反对两派，并展开激烈争论。新科进士张璁主张，说世宗继承的是堂兄的帝位，不是继承伯父帝位，是入继帝位，不是入继大宗。孝宗有自己的儿子，如果一定要大宗不绝的话，不应该为孝宗立后，而应该为武宗立后，所以世宗不应改变称呼。这就是与宰相杨廷和等人的主张针锋相对的“继统不继嗣”论。杨廷和得知后大怒，把杨璁贬到了南京。迫于反对派压力，世宗只好遵照礼教行事。争论平息不久，世宗依然坚持追封，杨廷和提出辞官相肋迫，世宗立即批准，并把张璁召回北京。朝中重臣在吏部尚书乔宇领导下，纷纷上奏章攻击张璁，刑部尚书赵鉴下令，只要有奏章交来查办，就逮捕张璁，不加询问，立即用廷杖拷死。世宗闻讯，不但不把奏章交下查办，反提升张璁为宰相。

1524年，世宗正式下令恢复旧称，伯父仍称伯父，父亲仍称父亲.。于是包括各部尚书在内的朝廷重臣数百人，一齐集合在左顺门外，匐伏跪下，哭天喊地的反对。世宗丝毫不为所动，下令逮捕官员二百多人投入锦衣卫诏狱，全部廷杖，其中十六位官员当场死在杖下。此后，再无人敢在皇帝面前提“统嗣之争”，这场荒唐闹剧才算最终落幕。这场“大礼议之争”既不关国家的存亡，又不关百姓的福祉，但是，它却是明史中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次重大事件。

嘉靖新政

嘉靖新政，指明世宗嘉靖为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宿弊、振兴纲纪，整顿前朝弊政的措施。正德十六年（1521年），朱厚熜以藩王入继大统，初登帝位进行了一系列纠正时弊的改革。清查勋戚强占的庄田，还田于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已很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经济方面，在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赋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年），桂萼在入参机务期间，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编审徭役，为后世的赋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鉴。明世宗对外戚世袭封爵的制度作了变革，并成为永制。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这些举措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这些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减轻了国家负担，使国家实力再次恢复，史称“嘉靖新政”。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明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在《明史》的评价中，他是一个中材之主。登基之初，面临着正德皇帝朱厚照留下来的烂摊子，嘉靖皇帝效法太祖和成祖的祖制，大力推行新政，先是通过大礼仪之争，打击了文官势力，加强了皇权，同时摆脱了杨廷和的控制，重新组建了一个人事班底，完成了自永乐皇帝以后最为彻底的一次君臣更迭，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的革新打下基础。嘉靖皇帝十分擅长帝王权术，表面上提高了内阁的权力，实际几任内阁大臣都如同小鸟一般被其轻易拿捏。善于调解朝中各势力的利益冲突，让他们互斗，自己则坐壁上观，需要的时候出面敲打一番。

为了防止外戚世封危害天下，嘉靖皇帝下令永远彻底废除世封制，任命张璁清理庄田，相对地缓和了土地兼并和流民起义问题。 在军事方面，嘉靖皇帝积极调兵遣将，重拳打击倭寇，又有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使得倭寇问题被基本肃清。

嘉靖新政的一个著名成就，是大力发展商业、手工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文化教育上，嘉靖皇帝推崇儒学，大办学校，同时整肃科举制度，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严肃性。另外，著名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刊印发行，《金瓶梅》、《西游记》问世，文化得到长足发展。嘉靖皇帝组织人员，用了多年时间，将《永乐大典》抄录一份，形成了副本，副本与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后来，《永乐大典》正本遗失，只有副本流传下来。这是嘉靖皇帝的一个重要贡献。

但朱厚熜后期迷信方士、浪费民力的行为，不仅使“新政”未能彻底实施，反使国势日趋没落，政治和经济都出现了深刻危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

任寅宫变

壬寅宫变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是妃嫔和宫女们意图杀死明世宗朱厚熜的一次事件。由于此事发生在嘉靖壬寅年，所以称之为壬寅宫变。

由于明世宗多疑暴戾，喜怒无常，宫人常被责罚，杖毙者多达二百余人。宫人们终于忍无可忍，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发动了“壬寅宫变”。在王宁嫔等人的指使下，杨金英等十数名宫女乘明世宗熟睡之际，用黄绫布把世宗的脖子套住，然后用力拉扯，企图杀死世宗。而后又因打了死结，缢不死世宗，遂又用钗、簪等物刺向皇帝。在这时其中一个胆小的宫女因害怕，报告给方皇后。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最终涉事宫女全都被凌迟处死，而参与谋逆的曹端妃、王宁嫔也一并被斩首。

朱厚熜几乎死于宫女之手。此后的朱厚熜迷信道教，祈求长生不老，长期不视朝，由严嵩执掌大权。同时蒙古俺答汗长年寇边，甚至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庚戌之变”；倭寇也侵略东南沿海。“南倭北虏”始终困扰着嘉靖一朝，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对明朝“贡市”不遂而发动的战争。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汗率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金贿赂俺答汗，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汗遂由古北口进攻北京。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兵部尚书丁汝夔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了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因这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

严嵩

严嵩（1480年3月3日—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袁州府分宜介桥村（今江西省分宜县）人。嘉靖朝内阁首辅、权臣、书法家。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十三岁时入阁，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已，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严嵩年老，提拔其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成为工部侍郎。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蕃。大臣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大臣讥称“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甚至在家中宝库内大笑说“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在严嵩一伙的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严嵩晚年，终为明世宗所疏远，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嵩之子严世蕃被判斩首，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隆庆一年(1567年)，严嵩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八十七岁。他死的时候，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没有前去吊唁的人。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朱厚熜于乾清宫去世，在位四十六年，享年六十岁。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于北京十三陵之永陵。

海瑞上疏

明世宗朱厚熜晚年不在朝堂处理政务，深居西苑，专心设坛求福。总督、巡抚等边关大吏争着向皇帝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礼官总是上表致贺。朝廷大臣自杨最、杨爵获罪以后，没有人敢说时政。

海瑞（1514年1月22日—1587年11月13日），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海瑞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被选拔为户部云南司主事，赴任北京。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一日，海瑞在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

明世宗读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愤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对左右侍从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愚名。听说他上疏之前，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明世宗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又读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感到叹息，只得把《治安疏》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与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季，明世宗生病，心情郁闷，召来内阁首辅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世宗说：“海瑞所说的都对。朕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偏殿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遂逮捕海瑞关进诏狱，追究主使的人。狱词送上后，仍然留在宫中不发布。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书陈请将海瑞释放。明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何以尚一百大棒，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徐阶力救海瑞，有阁臣主张对海瑞处以绞刑，被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压了下来。1567年1月世宗去世，同年裕王朱载垕（明穆宗）继位，奉先帝世宗遗诏，赦免了以海瑞为代表的所有谏言诸臣。海瑞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不久改在兵部任职。后来调大理寺任职，提拔为尚宝丞（专门管理皇帝御玺、 印鉴的官员）。

明穆宗朱载坖（又作“朱载垕”，1537年3月4日—1572年7月5日），号舜斋，明朝第十二位皇帝，（1567年2月4日—1572年7月5日）在位5年，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子，母为孝恪杜皇后。

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载坖受封裕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庄敬太子朱载壡无子而薨，按次序应立朱载坖为皇太子，但世宗始终未立新储，其弟景王朱载圳亦觊觎皇位。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朱载圳死。翌年十二月（1567年1月），世宗驾崩，朱载坖才得以登上皇位，改元隆庆。他在位期间，将政事委任徐阶、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阁臣，兴利除弊，又重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等帅才，加强边防。经过一番整顿，国势有所起色，实现了隆庆开关和俺答封贡两件大事，为万历中兴的局面奠定基础。但他本人则纵情声色，导致身体每况愈下。

隆庆开关

隆庆开关指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隆庆开关使得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明朝提供了延长寿命的资本。亦有学者指出隆庆开放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也为明朝覆亡埋下了隐患。

俺答封贡

俺答封贡，发生于隆庆五年（1571年），是明朝少有以非军事手段解决与外族敌对关系的事件。在明朝中央内阁大臣高拱和张居正的策划下，加上地方上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及大同巡抚方逢时操作下，成功把握把汉那吉与其祖父、鞑靼首领俺答因家事争执而降明的机会，达成了封贡及互市，结束了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明朝又凭借在铲除赵全等汉奸之后，削弱了鞑靼内部的组织力，形成了往后上百年，明朝北边绝少爆发大规模战争的格局。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572年7月5日），朱载坖驾崩，时年三十六岁。庙号穆宗，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葬于十三陵之明昭陵。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自称禹斋，庙号神宗。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母为贵妃李氏。明朝第十三代皇帝，（1572年—1620年）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6岁被立为太子，并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9岁即位。因明王朝政治腐败，财政枯竭，危机四伏，朝事主要依靠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其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饬，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理蓟、昌、保三镇练兵。朱翊钧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

万历中兴.

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任的前中期，任用张居正进行锐意改革，出现了短暂中兴的局面，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潮和科学巨匠，整个国家出现了“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的局面。

张居正

张居正（1525年5月26日—1582年7月9日），汉族，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生于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故称之“张江陵”。明朝政治家、改革家、内阁首辅，辅佐明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年）代高拱为内阁首辅，晋中极殿大学士，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明代唯一生前被授予太傅、太师的文官。死后被明神宗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恢复名誉。

从张居正于公元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便大力进行多方面的改革，使得原本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焕发出了最后一抹光芒。张居正从肃清吏治开始，着力提高六科的监察职能，用六科来督促六部，提高了内阁的权威，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清丈土地，重新绘制鱼鳞图，使得大量的隐田露出水面，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偷税避税问题，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紧接着实行了一条鞭法，改变了赋税不均的局面，减轻了部分农民的税收压力。军事上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屯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精心选任驻边将领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等镇守边境。在这种情况下，明朝万历初期出现了南北无战事，国库殷实的向荣局面，史称万历中兴。

一条鞭法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通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自唐朝行“两税法”以来，中国赋税史上的又一次大改革。“一条鞭法”，又称“条编法”，其主要内容有：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一般民人不再亲自出力役，官府需要的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向百姓征收的役银也不再像过去按照户、丁来出，而是按照丁数和地亩来出，即把丁役部分地摊到土地里征收，这就是所谓“摊丁入地”；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各种弊病。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中国赋役制度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朱翊钧在继位的前十年，奋发图强，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促使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后因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近30年不上朝。

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指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历来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

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然而明神宗不喜欢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却加倍宠爱郑皇贵妃，并且有意立其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

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李太后病逝，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明神宗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争的一项内容。

东林党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赃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国本之争，使得明神宗悲痛欲绝，他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最终和大臣闹掰，逐步对朝政失去兴趣，开始怠政。自此近三十年不上朝，其由勤变懒，加之沉溺酒色、财货的病态心理，非但未能使明朝中兴，相反却把明朝推向绝境。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国本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而“国本之争”的对抗使皇帝官员都无心国事，导致国力衰退。 使得万历之后，明朝开始逐步衰败。后人评论朱翊钧“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但朱翊钧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在骨干朝臣的辅助下，明朝并没有显现出明显的颓态。且明朝万历年间先后进行的三次大规模战役（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后金政权建立，并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攻占抚顺，挑起后金与明之间的战争。朱翊钧力主挞伐。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二到三月间，明军集结全国精锐号称47万大军，分四路进攻，在辽东萨尔浒地区（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向后金努尔哈赤军队展开决战，努尔哈赤“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兵力进攻一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5天之内连破三路明军，歼灭明军约5万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明军除行动迟缓的李如柏一路败退幸存外，其余几路被后金全歼。萨尔浒大战以后金全胜、明军大败而结束。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是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此后明对后金取守势，无力进攻。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病死，葬定陵，享年57岁。

明光宗朱常洛（1582年9月7日-1620年），即明光宗，明神宗朱翊钧与孝靖皇后王氏之子，明朝第十四位皇帝。（1620年—1620年）在位1年，年号泰昌。

朱常洛生母王氏出身低微，且一直不为明神宗所喜。身陷党争和皇权交替问题，经历了“国本之争”“梃击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后正式即位，年号泰昌。在位期间，任用贤臣，革除弊政，积极改革，罢除矿税、榷税，拨乱反正，重振朝廷纲纪。但因其“惑于女宠”“导以荒淫”。于泰昌元年（1620年），病中服用内官崔文昇所进之“红丸”后驾崩，享年38岁。

朱常洛数十年间饱受神宗的漠视与郑妃一党的欺凌，战战兢兢的人生更使其形成了懦弱阴柔的个性。直至1620年继位为帝之时仍受郑妃与李选侍的影响和控制，这为后来的“红丸案”“移宫案”埋下了伏笔。

明末三大案

晚明三大疑案或称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

梃击案。事发时间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1615年5月30日）疯汉张差闯入太子宫，持棍乱打太子朱常洛，惊动朝廷。太子之争，举棋不定酿祸端，是报复，还是栽赃，扑朔迷离。最终以张差之死而告终，梃击疑案糊涂了结。

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朱常洛即位，为泰昌元年，郑贵妃为保全自己，取悦新帝，从侍女中挑选了8名能弹会唱的美姬进献给泰昌帝。贪婪酒色的泰昌帝纳8姬后，本已虚弱的身体更加不堪。泰昌帝惧怕死亡，决计服用红丸。初服一丸，四肢和暖，思进饮食，再进一丸，于次日凌晨即亡。此药为红色，称“红丸”。朱常洛离奇暴崩也为其子明熹宗朱由校留下一个剑拔弩张、分崩离析的统治集团。

移宫案。朱常洛登基后宠妃李选侍照顾皇长子朱由校迁入乾清宫。不到一个月后，朱常洛死于红丸案，立熹宗为帝，李选侍想继续侍奉熹宗。当时，郑贵妃、李选侍、魏忠贤来往甚密。魏忠贤想利用熹宗年幼之机，把持朝政大权，坚持让李选侍居住在熹宗所在的乾清宫内。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为防魏忠贤等干预朝事，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此事件史称“移宫案”。此案后来成为派系斗争的代名词。

明熹宗朱由校（1605年-1627年），即明熹宗。明光宗朱常洛和孝和皇太后王氏之子。中国明朝第十五位皇帝。（1620年—1627年）在位7年，年号天启。

朱由校性格荒唐怪异，耽于逸乐，无心朝政。他一生重用阉党，致使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专权，祸国殃民。

阉党

阉党，一般指明朝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宦官干政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曾出现，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是东汉由盛转衰直至逐渐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后期，宦官势力参与皇室的内部纠纷，唐朝宦官和皇帝的关系只是家奴和主子的关系。明代的宦官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显现出独有的特色和景象。

明朝初年，鉴于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严重危害，明太祖曾经下诏严禁宦官干政。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后世皇帝更加信任宦官，至明宣宗开始在宫内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识字，由此埋下明代阉党专政的祸根。

明英宗幼年即位，宠信宦官王振，阉党势力开始形成。此后明宪宗时宦官汪直、明武宗时宦官刘瑾都曾广树党羽，专擅朝政；明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权势，阉党势力达到历代顶峰；1623年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的序幕。魏忠贤安排亲信田尔耕掌握锦衣卫（明朝的军政搜集情报机构，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许显纯掌握镇抚司（锦衣卫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活动，且不经司法部门。其中“南镇抚司”负责本卫的法纪、军纪。“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司法机构），屡兴大狱，打击异己，一大批不满魏忠贤的官员士子惨死狱中，一大批无耻之徒阿附于他。魏忠贤自称千岁，结党营私，专断国政，至使外朝官僚分为两大派，依附魏忠贤的划为阉党，反对魏忠贤的划为东林党，两派势不两立，视如水火。党争恶斗，朝廷不干正事，朝堂成了战场，加速明朝衰亡。

宁远保卫战

萨尔浒大战后，明朝派兵部主事袁崇焕去驻守辽东。袁崇煥出关后，一边收容难民，一边修筑工事，他在宁远（今辽宁兴城）筑起三丈二尺高，二丈宽的城墙，还装备了各种火嚣、火炮，辽东危急局面很快扭转了过来。这时候，权宦魏忠贤却派他的同党高第来指挥辽东军事，高第一到山海关就要各路明军全部撤进山海关内，但袁崇煥坚决反对撤兵，高第只好让袁崇焕带领一部分明军留守宁远。

努尔哈赤得知这种情况，认为进攻明朝时机到来，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率领十三万大军西渡辽河，二十三日，后金军抵达宁远。宁远守军只一万多兵土，处境孤立，十分危险。但高第和总兵杨麟拥重兵于山海关，不去救援宁远。守将袁崇焕得知后，随即写下血书，与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等将士盟誓，以死守城。采用坚壁清野的方略，将防守器具运往城内，除内奸，保军粮，率领军民誓死保卫城池。并在作战中重用西洋大炮。努尔哈赤将抓到的明朝百姓放回宁远，并让其劝袁崇焕投降，但遭到袁崇焕的拒绝。于是努尔哈赤举大军进攻宁远城，并让士兵举着盾牌攻凿城墙。而袁崇焕让罗立等人指挥西洋巨炮，炮轰后金军，后金军在巨炮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连续攻城两天，损失惨重，努尔哈赤于是下令退兵。这场战役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首次未能攻下明朝城池，也是明军与后金军交战以来所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

这次战役的胜利魏忠贤阉党却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反而责怪袁崇煥在宁锦之战中没有亲自救锦州是失职。袁崇焕知道魏忠贤是有意为难他，一怒之下辞官回乡。这次战役之后，努尔哈赤又气又伤心，伤势也越来越重，没几天就病亡了。努尔哈赤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位做了后金大汗，改国号为“清”，皇太极为清太宗。

朱由校在位期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辽东边境的危机也愈发紧迫。朱由校重用东林党人，并下诏为张居正等罪臣平反，录方孝孺遗嗣，优恤元勋，给予祭葬及谥号。这些措施使得天启初年一度出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的政治局面。朱由校虽然没有接受皇太子、皇太孙或藩王级别的皇室教育，但他并不是世人所传的“文盲皇帝”。朱由校一直坚持参加经筵日讲（经筵日讲是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元、明、清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且具备相当的政治与文化素质，对于客氏、魏忠贤一党的活动也有所警觉和防备。

天启七年(1627年5月)熹宗旧病复发驾崩（1625年5月，朱由校在游玩中落水，随至惊吓成疾），年23岁，在位7年，朱由检崇祯帝继位。朝廷内外发起对魏忠贤的弹劾，崇祯帝下令将魏忠贤逮捕治罪，魏忠贤大势已去，自知被天下人所憎恨，难以自保，在发配去凤阳的途中自缢而死，阉党主要成员伏法，阉党势力也遭到严重打击，东林人士逐渐返回朝廷。

明思宗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字德约，明朝第十六位皇帝（1627年－1644年）在位17年，庙号思宗，毅宗，年号崇祯，通称崇祯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母为孝纯皇后刘氏。

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检受封信王。五年后，1627年熹宗无嗣而崩，朱由检奉遗诏继承皇位，改元崇祯。他即位之初，就铲除了权宦魏忠贤及其党羽（阉党），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力图实现明王朝的“中兴”。他重新任用袁崇焕对付割据辽东的后金政权，但后金不但没有削弱，还于崇祯二年（1629年）冬攻入塞内，包围北京，虽然撤离，但此后五次入塞劫掠，并陆续攻克山海关外的大凌河、松山、锦州等明军据点。

冤杀袁崇煥

崇祯帝登基后将魏忠贤治罪，并把袁崇煥召回朝廷，提拔的兵部尚书，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軍事。袁崇煥重新回到宁远，选拔将士，整顿队伍，使军纪严明，士气振奋。对清军来犯，袁崇焕采取了以和为守、以守为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方针，皇太极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便决定改变行军路线，清军绕开山海关大陆，从蒙古地入大安口，再进入遵化，直扑北京。皇太极这一招出乎袁崇煥意料，急忙出兵想在半路上拦住清军，但已来不及。清军乘虚而入，杀向北京郊外，京师震动，全城戒严。袁崇焕得到情报后率领大军急行军二天二夜回京支援，在京郊与清军展开激烈战斗，使皇太极一筹莫展，最后使用反间计，想借崇祯帝之手除掉袁崇煥。此时有人散布谣言，说清兵绕道进京是袁崇煥引进来的，其中可能有什么阴谋。崇祯是猜疑心极重的人，听到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其时，有一个被金兵俘去的太监从清军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密告，说他从两个看守清兵谈话中听到，袁崇煥与皇太极已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把崇祯惊呆了，他哪里知道，那两个清兵谈话和太监逃跑都是皇太极预先精心设计布置的。清军退兵后，1629年十二月崇祯下令将袁崇煥关押了起来，不久以“诱敌协和”通敌之罪将袁崇焕入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皇太极用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煥，解除清军进军中原的最大威胁。崇祯帝听信谗言，自毁长城，为明朝埋下了灭亡的种子。历史评价朱由检杀了袁崇焕是自毁长城的昏庸之举，最终导致了清军入关，明朝灭亡。

洪承畴降清

洪承畴（1593年-1665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明末重臣，清初顺治朝大学士。洪承畴为明万历进士，累迁陕西布政使参政，后率军镇压陕西农民起义，历迁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俘杀高迎祥于盩厔，又败李自成于潼关。崇祯十一年（1638年），入卫京师，后调任蓟辽总督，抵御清兵。崇祯十四年（1641年），率八总兵、十三万人，与清军在松山会战中大败，次年松山陷落，洪承畴被清军活捉，俘至沈阳，宁死不降。皇太极听说洪承畴是个文武全才，意欲招降他为清效力。皇太极让智囊汉臣范文程到牢房劝降，遭到洪承畴痛骂范文程是满人的走狗、汉人的败类。范文程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好言相劝说:“满汉乃一家，古时贤人王猛与前秦皇帝苻坚纵谈天下大事，后又辅佐这位氏族人称霸北方，而历史上又有谁骂王猛是败类呢？圣人说，民贵君轻，明朝朝政腐败，受苦的却是千万百姓，洪大人为何不暂舍忠君之名，而取爱民之心呢？”一席话说得洪承畴哑口无言。洪承畴深知崇祯帝是个刚愎自用，疑忌嗜杀的皇帝，即使自己能活着回去，丧师失地之罪一定会受追究，朝廷也一定会怀疑是清的奸细，想至此不由发出一声长叹。皇太极看在眼里，并亲自到牢房看望洪承畴，礼贤下士，洪承畴十分感动，不由自主跪在地上，表示愿意为清朝效命，皇太极招降了洪承畴。

明朝灭亡

明朝与后金在辽东对峙时，陕西和河南等地连年天灾，引发明末农民起义，明廷剿抚失宜，导致其中的李自成、张献忠两部坐大。为解决内忧外患，朱由检频繁更换内阁辅臣，先后诛戮袁崇焕等18名封疆大吏，并起用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孙传庭等，但终归失败。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师，崇祯皇帝将后妃子女（除太子外）尽数杀死，并与太监王承恩于煤山上吊自杀，明朝灭亡。朱由检自谓“朕非亡国之君”，将亡国归咎于“诸臣误朕”，后世亦不乏对他的同情与肯定。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朱由检志大才疏，存在刚愎自用、急躁多疑等性格缺陷，对明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自成与大顺朝

大顺（1644年—1645年），是明末由李自成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的农民政权。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大顺正权建立者。生于陕西延安府米脂县李继迁寨（今檀山境）。李自成因家境贪困，幼时为地主牧羊，少年时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成人后曾充银川驿卒。崇祯四年（1631年）于米脂号召饥民起义，率众投靠农民军不沾泥，继投闯王高迎祥。

高迎祥和其他几支起义军联合起来转战山西、河北、河南等五省，声势越来越大。高迎祥、李自成与张献忠合兵，在河南林县（今林州）击败明总兵邓玘。乘胜向东打出包围圈，直取淮河地区的凤阳，起义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

崇祯九年（1636年）起义军进攻西安，不幸中了明军埋伏，高迎祥被杀，将士们拥戴李自成为闯王。李自成足智多谋，英勇善战。领众“以走致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战法，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率领百万大军挥师南下，夺取湖广重镇襄阳，建立大顺政权，改襄阳为襄京。接着起义大军长驱直入，攻破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李自成的最终目标是打到北京去，建立全国性的政权。

1644年农历三月，起义军围攻北京。崇祯帝听到这些消息，愁得天天在朝堂上叹气。崇祯帝病急乱投医，又是下“罪己诏”，承认自己治理国家的过失，又是征集天下军队到北京勤王，又是要求王公大臣、外戚权贵捐献家财做军饷，组织抵抗，可是都得不到积极响应。

崇祯帝又把管理宫门和各城门防守的军权，都委托给亲信的太监。可是这些太监只知作威作福，并不真心帮他办事，反而打击了一些真心为国的将军、大臣的努力。此时崇祯帝要人没人，要兵没兵，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找个出主意、商量对策的人都没有，真正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

农民起义军的攻势如同破竹，1644年3月18日就打到北京城下。崇祯帝派太监和士兵上城防守，全部人马也只有六七千老弱残兵，还缺衣少食，上了城楼，大都躺倒大睡，根本没有人认真防守。急得督战的军官用鞭子抽，起来一个，另一个又躺下了。十九日，守城太监曹化淳开了城门，放农民军入城，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进入紫禁城。穷苦百姓热烈欢迎农民军的到来。崇祯帝知道农民军进城了，得到消息的官员、太监也早已跑得不知去向，只有太监王承恩还跟着他。他本想逃出城去，又想找个外戚的府第暂时躲避一下，可是所到之处，都吃了闭门羹，只得折回宫中，逼皇后上了吊，又亲手砍下十五岁的公主的手臂，然后在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紫禁城北面的万岁山（又名煤山、景山）寿皇亭下，与王承恩双双上吊自杀。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统治，明朝灭亡。李自成得知崇祯已死，下令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场公祭，后移入佛寺。3月27日葬朱由检于田贵妃墓中。

崇祯有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但是他过于急功近利，又很多疑，不信任人，主观固执，不管什么人，一有小错或疑点，他就罢人家的官，或者下狱、杀头、充军。所以，真正的人才，在他手下，大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一些善于拍马逢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又常围在他身边。因为他越来越与他的大臣们对立，就越来越重用亲信宦官。宦官又大多是势利小人，凶险时候都背叛了他。明朝的灭亡原因，主要是由于明朝自世宗、神宗、熹宗以后，政治腐败，民穷财尽，国力崩溃，不是谁能够挽回的。所以，崇祯帝最后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就此灭亡。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后亲自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大顺政权坚持“三年免征”赋税政策，准备通过没收明朝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明朝官员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从3月27日起，大顺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李自成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政策上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在大顺政权统治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人人自危，造成树敌过多的局面。其间最大的失误就是造成了吴三桂的倒戈。

吴三桂投敌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驻扎明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率领的精锐兵力，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因此，李自成准备招抚吴三桂后再行登基，再派大军南下以完成一统大业。吴三桂收到劝降信后犹豫不决，决定回京后再作打算。这期间，起义军大将刘宗敏背着李自成，在查抄吴三桂家财时霸占了他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在回京的路上听说他父亲被抓，家产被抄，爱妾被霸占，怒气冲寇，于是立刻下令退回山海关，发誓与起义军誓不两立。并不顾民族气节投靠大清，希望得到清军支持镇压起义军。辅政亲王多尔衮收到吴三桂求救信，知道清军入关的时机到了，立即答应吴三桂请求，并亲自带十几万清兵进军山海关。

大顺朝灭亡

李自成见吴三桂拒绝投降，便亲率二十万大军进攻山海关，以铲除吴三桂的势力。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军到达山海关与吴三桂部展开了激战，清军多尔衮率十万清军突然杀来，大顺军措手不及大败。李自成率骑兵数千急忙退至永平。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内即皇帝位，行代明称帝仪式，立妻高氏为皇后，追尊七代祖妣为帝后。次日，撤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撤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李自成与大顺朝退出北京，清军入关占领北京。

清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在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被地方武装杀害，享年40岁（一说兵败后禅隐湖南石门夹山）。李自成统军作战十余年，重视从严管理、训练部队，注意密切民众关系，善于把握战场主动权，常以灵活战法出奇制胜，并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重要篇章。当时天下很多人认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将是下一个朝代时，结果山海关一战后，李自成败于吴三桂与清军联手，大顺政权也随着他的死亡而灭亡，大顺没有彻底消灭南明朝统一全国，所以大顺只能是明朝与清朝之间的过渡政权。

李自成被杀后，余部分散在湖北、湖南、川东等处，坚持抗清斗争十余年。永昌二年（1645年）八月，大顺军余部会师于松滋草坪；九月，复立李自成弟李自敬为主。与南明达成抗清协议，西路大顺军余部改编为忠贞营，东路 大顺军余部与其他南明义军混编为忠武营。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忠贞营攻荆州，二月，清军八旗主力忽至，忠贞营仓促应战，大败，刘芳亮战死。三月，李自敬、田见秀等降清后被杀。忠贞营余部遂以李过为主。永历二年（1648年）十一月，李过病逝于南宁，忠贞营余部继由李来亨、高一功统领。永历十六年（1662年）七月，清廷在历次围剿失败之后，组织了对夔东十三家的三省联合围剿。刘体纯自缢，郝摇旗、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被俘后惨遭杀害。永历十九年（1665年）二月，清军围李来亨部于茅麓山。八月五日，大势已去，李来亨携全家自焚，大顺军余部最后一支队伍最终被消灭。

清军入关

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国，建元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群臣上尊号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自尊为天命皇帝。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顺治元年（1644年）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洪承畴随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占领北京，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使，同内院官佐理机务。当洪承畴知道崇祯自缢之后，先主已死，毫无顾忌，这才实心踏地的为清朝筹谋划策。洪承畴提出清军入关后首要任务就是剿灭农民叛军，其建议对大清顺利定鼎北京至关重要。他建议清廷采纳许多明朝典章制度，完善清王朝的国家机器，献计甚多，大多被顺治采纳，加以推行。为了巩固清政府的统治，他提出统治集团必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宣传儒家学说，淡化满汉之间的差异。洪承畴的意见为满汉的全面合流打下了基础。入关后20年时间里，平定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康熙时期统一台湾，完成全国统一。

南明

南明（1644年-1662年）是明朝京师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政权的合称，历时18年。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随后清兵入关，明朝宗室及文武大臣大多逃亡南方，此时淮河以南名义上仍属明朝。同年福王朱由崧监国南京，之后称帝，改元弘光。随后清军快速南下，围攻扬州，扬州城池破。不久南京陷落，弘光帝被俘。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的拥立下，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隆武帝采取了联寇抗清政策，黄道周发动了短暂的北伐，但随着郑芝龙降清，局势恶化，隆武帝被俘后绝食而亡，清军迅速占领东南大部。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改元永历。后在局势危机的情况下与大西军余部联合起来。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也乘势崛起，东西两面打击清军，抗清局面出现了高潮。但是随着三王内讧和清军加大进攻，明军滇黔防线被清军迅速击破。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缅王莽白将永历帝执送清军。次年，永历帝在昆明被杀，南明政权最终灭亡。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延平王郑克塽降清，清军占领台湾。

历史教训

明朝曾经在亚洲乃至世界都享有威名的朝代，却在其存在了276年后最终走向了灭亡。明朝的灭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各种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从政治、经济、社会到军事，明朝的各种问题在末期集中爆发，最终导致了其走向灭亡。在民间，一些有识之士也在反思明朝的问题，寻求救国之道。

然而，无论历史的尘埃如何落下，我们都不应忘记明朝的历史。因为在这个朝代的兴衰荣辱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光辉和历史的教训。从明朝的灭亡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离不开明智的政策、公正的法律和无私的道德；而一个国家的衰败与消亡，往往始于内外的腐败与私欲。这是明朝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也是我们应当从历史中吸取的智慧。

所以，当我们回顾明朝的历史时，我们不仅要感叹这个朝代的辉煌与荣耀，也要深思其灭亡的原因和教训。让我们将这些教训铭记在心，时刻警醒我们每个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安，忘战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