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往事（三）

良友

　　春节后，我们返回村里，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便是上面给每个知青的安置费230元到账了，队里决定趁农闲帮我们知青点盖新房子，地址就选在队屋旁边的一块平地上。经过多天的筹备，所需木料、门窗、黒瓦、土砖、石块、电线、电灯均已备齐，甚至连我们睡的木床都已买好。只待黄道吉日便可开工了。

刘继平带着我们来到已经做好的地基上，分配各自的住房。这是农村常规的明三暗六的样式，大家都特别兴奋。开工前的深夜，我肚子有些饿，睡不着，便爬了起来，走进厨房看看，但什么吃食都没找到，只见一块猪肉挂在屋梁上，那是队上准备明天建房用的。一个胆大的想法冒了出来：何不将肉切下一块煮汤喝。我立即拿刀切下很小一块，放在锅里加上水，烧把火，就半生不熟的吃了。第二天，全村人都来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厨房，没有人注意到肉被偷吃了一点。但有一个人的眼神，却让我吓得不轻。只见田冬元，走进厨房，打开锅盖，一股淡淡的肉香散出，她有些不信，便将头低了下去仔细闻闻，抬头时正好与我的眼神对上，她那机警的眼神似乎在斥责我：“昨天是不是你偷了肉吃？”我顿时羞得两颊发热，其实她什么也没说，继续做她的早饭。

农村做屋，都是全村劳力参加，当天完工。由王队长负责做饭，从村中的塘里现打来了鱼，村姑、嫂子们齐上阵，忙忙碌碌，象是过大年。徐队长带队施工，砌墙的砌墙，安窗的安窗，全村的青壮年此时都变成了木工、泥工、瓦匠、电工。大家各司其职，干得热火朝天。我们知青都在当小工，搬砖搬瓦，端茶送水；老队长拄着拐杖，站在旁边的高处，不时大声的指挥着，连大队的龙书记也亲自到场督战。好一派火热的施工场面。中午上梁时，还放起了鞭炮。各家搬来了十多个方桌，就摆在旁边的空地上，桌上有鱼有肉还有酒，大家围坐在桌旁，欢声笑语地吃着中饭。傍晚时分，一栋与村民别无二致的房屋拔地而起了。

晚上我参加安装电灯、电线的工作。凭着高中的一点对电的常识，认为只要与地面绝缘，不同时接触正负两极的电线，就不会有危险。我在煤油灯的照明下，站在木凳上接灯头，手刚接触到火线便“啪”地一声，手一麻，将我打翻在地。原来，我的鞋和凳子都是湿的，电就是从我的身体通过凳子传到了地面。现在想来，还是要谢谢这次触电，它对我回忆当年的建房情景留下了清晰的印象。

　　几天后，我们就搬了进去，帅与黄住进门右边前间，我与刘住后间，女孩住左面前间。后间作为库房。堂屋后面是厨房。刘继平带着我们在后门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块菜地，还在侧面墙边做了个猪圈和鸡屋。一个新的知青点，更是一个新家就呈现在我们眼前。当天日记中我曾写道：“这是我们的家呀，这是我们家里的人。虽然我们并不同姓，革命却使我们走上共同的征程。”但此时万里征程才刚刚起步。

从此，这个新家成了队里的年青人常来玩的地方。还有一群小孩子也总喜欢在门前转，虽然他们衣衫破旧，但长得十分可爱。我常把他们叫到屋内给他们画像，他们拿着我画的像高兴得不得了，有一次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去上学呢？”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没钱。”我听后十分惊讶。“那我教你们认字好吗？不要钱。”他们听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就这样，一个由我当校长，由田冬元，吴援朝当教授的少儿夜校在新屋开学了。我们白天照常出工，晚上吃完饭后，这里就成了课堂，一块破旧的门板靠在堂屋的墙边当做黑板，孩子们各自带着小凳子坐在黑板前，我教他们认字与画画，吴援朝教唱歌，田冬元教跳舞。学生只有十来个，大的十多岁，小的五六岁。我们在屋内上课，不少家长在门外观望等候。跟孩子们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开心，一天的劳累都忘记了。

我从小喜爱画画，初中在名师的指导下，小有进步。在黄州，常给邻居家小孩、大人画头像，基本能做到画谁就像谁。这次下乡，基础的绘画工具也带来了，村中的许多老人，一生没照个照片，听说我会画像，都请我给他们画。农村是初一和十五休息，每到休息日，我也没到哪里去玩，有人叫你去画像，那是件最美的事。那个时代，没有现在的铜臭，不仅不计报酬，还自贴纸张用具，别人给你下碗面吃，就感激不尽。一次徐六队长要我跟他母亲画张像，完工后，队长娘子端来一碗鸡汤，这算得是最高的礼遇。

春天到了，田间的紫兰色草籽花与金黄色的油菜花在阳光的照射下交相辉映，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我们的菜园里也郁郁葱葱，各种蔬菜正繁盛地生长，我们再也不用各家各户给我们送菜了。刘继平买来的小猪儿也在茁壮成长，一群小鸡儿正唧唧喳喳地在草地上觅食，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田园风光啊。

　　这一天，来了一家人搬进了队屋我们原先居住的房间，他们是武汉居民。在“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浪潮中，被生生地赶回了农村。他们的祖籍就是本村，解放前一家逃难去武汉谋生，靠着剃头的生意在武汉生活至今。一家五口，父母与两儿一女，父亲佝偻着身子，显得十分苍老，母亲一幅慈眉善目的模样。大儿名叫小弟，已与我们差不多的个子，但年龄肯定比我们小很多，一口武汉话，因为他生在武汉，长在武汉，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伢。

小弟因住在我们旁边，很快跟村中的伙伴成了我们的常客。我的舅舅是个老中医，从小跟舅舅学过针灸技法，下乡时我把简单的医疗器具都带来了。我常对来玩的勾子、黄国、润儿、小弟讲解针灸方面的知识，并先自己给自己扎针示范给他们看，再在他们身上扎着玩，就连知青点的黄立勤、帅松金、刘继平都品尝过我针刺的滋味。

一次小弟睡觉落枕了，脖子僵硬疼痛，我看见了便跟他说：“我跟你扎针炙试试。”他爽快地答应了。我选好他手臂处的外劳宫穴，拿出长长的银针，用酒精消毒后，一边跟他聊着天，一边趁他不备快速将针扎进穴位。我问他：“痛不痛？”“不痛。”我轻轻的捻着针，时而加深，时而抽起，他叫道：“好酸，好胀！”我笑道：“感到酸胀就对了。”当我抽出针，叫他活动一下脖子时，落枕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其实，这并非我有什么高超医术，而是中国祖传验方发挥的神奇功效。

此事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小队和整个大队村民都知晓了。常常有不认识的村民来找我看病，大病我不敢看，像什么落枕、牙痛、肚子痛、头痛、关节痛等小病，我还得问清症状，仔细查找医书，寻找到相似的病案后才敢动手。在那个医疗落后的乡村，一个未经专业学习，仅靠着几本旧书，就敢跟人治病，这不能不说是多么的可悲啊。

　　很快，春耕大忙时节到来。三四月的天气，乍暖还寒。那日，天未亮，下着小雨，我们穿着簑衣，戴着斗笠，赤脚下到冰冷的水田里，跟着元那一起插秧。元那是个二十多岁的壮劳力，园园的脸，健硕的身材，总是笑呵呵的样子。我在他旁边插，只听得他一手分秧，一手飞快上下来回插动，一排排整齐的秧苗象仪仗队样的闪电般走了出来，他身上的簑衣唦唦的作响，瞬间把我甩得老远。他那高超的插秧技能深深地吸引了我，在他的指导下，我的插秧水平大有长劲。一日，我插秧累得腰酸背痛，正想直起腰来休息一下，突然，大队广播喇叭里播出了表扬我的稿件：“先锋三队的知青李良友在这次青年突击队的插秧竞赛中表现积极，他一马当先，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人们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这次算是领教了榜样的力量，自己在此力量的逼迫下，只得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加倍卖力，直到队长说“收工”时，我已直不起腰来，身子一歪就躺在泥泞的田埂上，真正实现了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的愿望……

五月，天气渐热，麦浪翻滚。辛苦的割麦打麦后，换来的是吃上了新鲜的白面馒头。在王丹桂队长的指导下，刘继平和两个女孩都学会了发面做馒头、擀面条。

如果说春耕麦收很累，那比起双抢就算不了什么，双抢是一年中最辛苦的日子。春耕种下的稻子七月份成熟了，马上要收割下来，重新翻田犁地灌既，重新插上新的秧苗。而且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那正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日子。详细的经历此时我已无法回忆，而且也不敢回忆，因为回忆本身就是痛苦。

　　记得有一天，田中的稻谷收割后，用绳子将其捆成一捆捆的草头，我们扛着冲担走了过去。徐六队长把我叫住，跟我说：“小李，一担蛮重的，我来帮你上肩。记住，中间不能停歇，一直要挑到稻场。”他拿过我手中的冲担，将一头的铁制尖刀刺进草头中，用力将其高高地抬起，再将冲担的另一头刺向又一草头，然后双手托起，左右两边上下晃动，当晃到合适的高度时，再用肩膀扛起。一担草头足有一百多斤，还要走一两里路，且都是些弯弯曲曲，高低不平，泥泞跐滑的田埂小道。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如何经受得住？更何况是“心动过速”的我。重担就这样被队长放在了我的肩上，只觉得肩上被压得生痛，脚有些站不稳，迈不动，但还是咬牙坚持着，摇摇晃晃上路了。恰巧此时我妹妹来看我，就跟在我的身后，当我踉踉跄跄快到稻场时，脚一滑摔倒了，怕被人看见，连忙爬起来，在妹妹的协助下拼着命的再次扛上肩，挑进了稻场。妹妹流着眼泪对我说：“哥，你别再挑了。当心你的病又发了。”我答了一声：“回去别跟妈讲。”继续向田间走去。几天下来，我的双肩都红肿破皮了，但庆幸的是“心动过速”没有发生，然而，我还不知道另一个危险正悄悄向我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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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青往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