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美好的那些往日时光 ——记高三.一班同学纪念同窗60年活动

苗松石

夏秋交替，繁花似锦，在七月流火、八月你好的日子，夏的绚丽犹存，秋的洒脱将至，我们哈尔滨市第四中学1966届高三.一班同学于2023年8月16日相聚在美丽的松花江畔的满汉楼饭店，纪念我们高中同窗60载暨上山下乡55周年。我们品茶叙旧、暢饮热聊、吟诗唱歌、拍照留念，回忆我们最最美好的高中时代，回忆我们火热的知青足迹，畅叙我们的工作、学习、幸福的晚年生活。

宾客已至，宴会如期， 寒暄过后，酒至三巡，韩义亭同学用他那极具感染力、极像李冀老师的嗓音朗诵了谷震同学的新诗《我们依然年轻着……》

2016年在我们庆祝高中毕业50年时，谷震发表了他的诗作《我们依然年轻……》，诗中的许多金句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从此每次聚会必然有“我们依然年轻”的话题。

时间过去7年了，谷震的新诗依然延用原来的标题，只是添加了一个时间副词。谷震的诗跟着时间的脚步，随时代而动，充满阳光正气，极具穿越感、极具感染力和号召力。“我们依然年轻着……”是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也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我们将沿着“我们依然年轻着……”的道路健康幸福地走下去。

酒至半醺，张大忠同学诗兴大发，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他在葫芦岛笔架山度假时为我们这次聚会创作的抒情感怀《聚会的感叹》，用“话往昔，忆当年；同举杯，难得又团圆”的诗句，祝贺同窗60年大聚会。

将进酒， 杯莫停，对酒以当歌，韩义亭同学用他那极具磁性的、底气十足的男高音演唱了《天边》《 滾滚长江东逝水 》等歌曲。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马桂芳同学自称不善言辞，但是即兴为我们这次聚会创作了七言抒怀，“终生难忘的同窗缘”，从缘分说起，同窗是缘，一种60年延续不断的缘分，诉说同学情谊。

马桂芳诗中还说“松石克安林老师，拍照留念不可少……留下靓影万年长”。是的，每次聚会班级里的三位摄影师忙得不可开交，为同学们留下许多珍贵的照片。这次林老师又用上了短视频的新式武器，利用自媒体形式录制动态影像，为我们的庆祝活动留下鲜活的资料。

在北京的石丽彬、在唐山的杨杕、陪孙女外岀旅游的田宝财，以及相隔万水千山，远在大洋彼岸的方接安同学对不能参加这次重要的纪念活动深表遗憾，他们不约而同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来日方长，希望再聚！

程路同学从山东传来他的长篇回忆文章《我们的“四君子”老师》《道里的几位同学》。程路记忆力超强，文思泉涌，不愧是文坛高手、快手，在两篇回忆文章中夹叙夹议、满怀思乡深情描写了我们四中的L型教学楼、春天的丁香、夏日里的榶槭白楊、美丽的松花江、蜚声中外的太阳岛、欧陆风情的中央大街。在《我们的“四君子”老师》中描写我们班主任李冀老师是“性情中人”，这是用最简单的文字对李冀老师最形象、最真实、最准确、轮廓最清晰的描写和回忆。 正如程路所言，聆听“四君子”老师的课是一种美美的享受，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在四中优越的教学环境中我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这是我们永生难忘的记忆。其实李冀老师还有率真的一面，李老师讲语文课经常会进入境界，抛开教材、即兴发揮，给我们吟诵表演。李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嘛，大家莫怪，这是在给我们吃偏食、吃小灶，是我们的偏得。

程路的回忆文章，尽是那些我们人人心中皆有，但我们人人笔下皆无的故事，瞬间就能煽起情绪、点燃热血、引起共鸣。程路的回忆简而赅之，就是我们那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是我们对美好青春的回忆和纪念。

程路还开创了一个先例，写了半部《道外的谷震同学》，留下后半部请在哈尔滨的同学续写，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大约是在三年“新冠疫情”中的2021年春天，苗松石同学建议：2023年是我们高中同窗60年，也是我们上山下乡开启知青生涯55年，应该好好纪念一下。程路同学立即赞同，建议写回忆文章，收集我们历次聚会的合影、历史老照片，并建议搞一个庆祝同窗60年的文集，以誌纪念。

程路同学说到了，也做到了，率先写出了我们高中时代最后一次去鉄力县“十一”农场下乡劳动的回忆文章《小兴安岭的雪飘呀飘……》，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既火热亢奋 ，又青䓤青涩的年代。接着苗松石同学以《也说小兴安岭的雪飘呀飘……》为题，回忆了那次下乡劳动的一些细节和趣闻轶事。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避疫的迟云增同学写了《我和于洪文》上下两篇，回忆和闺蜜于洪文同学的深情厚谊。韩义亭同学写了《大串联历险记》，回忆他和刘华民同学“大串联”中的故事。苗松石同学又继续写了《怀念好友荆通彬》上下两篇和《铿锵三人行》，回忆已经故去的荆通彬同学和送同学们去萝北宝泉岭农场下乡的惊险历程。

以上许许多多，是我们这次庆祝活动前前后后的情景再现。无论是诗、是歌、还是回忆文章，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那就是这60年过得太快……

流水飞逝、岁月如歌，转瞬之间一个花甲子，别人说60年太长，在我们眼里60年太短，生活跌跌撞，季节来来往往，忽悠一下子我们已经高中同窗60载了。

我们生命旅途的列车上有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高中时代，别人三年同窗，唯有我们是同窗五载；别人的毕业季是憧憬美好的未来，顺手在风中抓一把都是满满的遐想；而我们的毕业季没有了憧憬，也没有了遐想，我们却是撞上了“文革”，走上了上山下乡。同学们甚至来不及说声再见，也来不及互道珍重，自此我们背上简单的行装奔向四面八方，开始了漫长、艰苦的知青生涯……

我们这60载，这个花甲子过得忒不不平凡了，也忒惊心动魄了。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如同天上薄薄淡淡的一片云，有时聚散舒卷随风而动，有时晴空高照，有时浮云披霞，也有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这60年里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犹如一片树叶，随波逐流，漂泊四方。我们更像一颗带着小伞的蒲公英种子，随风漂荡，在漂泊不定中随遇而安，寻找一片沃土，扎根发芽，繁衍生息，开拓出一片繁花似锦的新天地。

我们这60载有过耕耘收获的喜悦，也有过无以言表的失落，有惊涛骇浪的往事，更多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常，总之我们的历程是曲曲弯弯的。

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说“曲线甜，直线咸”。听说过是非曲直，没听说过线还有“甜咸”，许多年轻人不解其意，我们自己年轻时也不懂其中的道理。经过大半个世纪的人海沉浮，走过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尝尽了人间百苦，苦尽甘来，才知道曲折是磨炼，所以曲线是甜的。

同学们，同窗60载的老同学们，人生最美好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同学们，我们的同学情谊永不磨灭，永远停留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记住的是那些牵挂与关爱，永远记住一路有你，永远记住谷震同学诗中的那句话“我们依然年轻着……”

2023年8月

　

　也说《小兴安岭的风雪飘呀飘……》

2020年夏天，新冠疫情稍稍缓解，程路去北戴河休假，得以闲暇，格外思念远在哈尔滨的各位老同学。有一天晚上与我通了长时间的电话，怀念我们幸福的高中时代，问询各位同学的近况，盼望疫情过去大家欢聚一堂。

这次程路以《小兴安岭的风雪飘呀飘……》诗一样浪漫的题目，无限怀恋的情感、细腻无华的文笔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既充满火红亢奋，又充满青葱青涩的年代。饱满的情感如同李冀老师给我们讲《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一课时说的话，"作家的笔上蘸满了阶级感情"，细微末节的描述让我惊叹老程的记忆力，都说央视的倪萍是煽情高手，老程不差分毫，老程对同学的情感炽热如初，让我唏嘘不已。

《小兴安岭的风雪飘呀飘…….》也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也许年代久远许多情节模糊了，也许我的记忆力比不上程路，只是想起了一些片断，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是记忆的碎片。碎片多了就是好事，碎片多了就能恢复一个完整的记忆，希望同学都想起一些"记忆的碎片"，大家凑在一起，把它完整起来。

记忆之一:《十月金秋我们踏上了小兴安岭》。 1966年十月初，同学们的大部队先行去了"十一农场"，可能是因为串联去了，我们一行三人晚去了几天。只记得我们三人有我和王春雷，经苦思冥想，又询问了林振学，另一位同学是谁？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我们傍晚在铁力火车站下车，铁力县是一个林区的小县城，不算小的火车站广场，稀少的人口，四周全是低矮的平房，只有一个火车站的水塔突兀的站在那里。离广场不远是农场的招待所，当晚我们住在这里。

这里免费吃住，白白整洁的被褥，大大的白面馒头，我们三个人住一个单间，暖暖的一铺小火炕，房间里有洗手盆和盆架，还有一个漂亮的暖水瓶几只老式的玻璃杯，有个中年女服务员给送开水，这一夜我们睡得相当香。

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我们要翻过一道山步行去生产队，恰好有一个农埸的职工与我们同行给我 们带路。

出城不远，我们开始翻山。那人说，我们脚下就是小兴安岭。那天阳光明媚，草叶、树叶都是金黄色，虎尾草饱满的籽粒在逆光下灿烂辉煌并呈现美丽的光环，一幅秋高气爽、丰收在望、谷满仓粮满囤的景象。

突然，那人说:"你们看、你们看，树上结的猴头菇。"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长在树上的猴头菇。而且猴头菇是对着长的，这棵树长了和它相对的一棵树也会长猴头菇。

一会儿，那人又说，"你们看，这是熊瞎子的脚印。"果然有一片草被压倒了，半湿的泥地上有一个很大的大脚印。我害怕了，一阵毛骨悚然，真的遇上熊瞎子该怎么办！

我好奇的问"脚印这么大?"

那人说"这是后脚印，除了脚还有后腿一块踏上去的，所以脚印这么大。"他又说，秋天山上食物很多，熊瞎子不饿一般不会咬人，只要你不惹它，它不会攻击你。

那人又说，你看这树上是熊瞎子钻树趟子挂的毛。果然树上有一撮一撮的熊毛。

那人还说，山上有蘑菇、有掉在地上的野梨可以拣着吃，但千万别吃"没有把的梨"。

我又问"为什么?"

那人说，"熊瞎子粪跟野梨一样，就是没有把。"

我深深地"噢"了一声。

我们都有些害怕了，怕熊出没，缩着脖子，快步下山。

大约走到中午，远远看见一个小村庄，我们走了一个上午，第一次看见村庄、看见人烟。

那人说，我们开荒时这里没有路，野猪是走平路的，所以有野猪脚印的地方都是平坦的。我们延着野猪的脚印开辟道路，每隔30里地建一个村庄，大约步行半天时间，为的是休息打间联系方便。那人还说，中午我们就在这里吃饭。我们到地方了，吃完中午饭，剩下的路你就自己走吧，只有一条路，你就顺着路走吧，再看见屯子就是21队了。

我记不准了，当时我们同学可能不在一个生产队，可能后来合在一起了。王春雷他们到了，下午我自己还要背着行李再走30里路。

我自己背着行李走路，没有人唠嗑说话，只剩下了无穷的孤独和寂寞。走啊，走啊……总觉得这路永远走不完。十月的小兴安岭天黑得很快，越走越看不清路了。后来发现稍微有点亮的、有反光的地方就是路，只能顺着有亮光的地方走。

那时是沙石路，走起来沙沙作响，声音还很大，总觉得后边有一个无形的人跟着我走，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怪害怕的。

山里天黑得很快， 走着走着光亮没有了，四周漆黑一模一样，真是伸手不见五指，不知向哪里走了。我想“坏了，听说这里经常有狼出没，找不到屯子要迷路了，今晚要喂狼了！〞这时还想怎么同学都不在身边，有个同学壮壮胆也是好的。

越走越怕，越觉得后边沙沙响，我不时回头看看，好像有一只狼跟着我……。

忽然，觉得前边有一点点、昏昏黄黄的光。是看不清，还是产生错觉了？我用手摸着往前走，突然手摸到了硬硬的东西。

啊，那是土牆，我摸到了土牆。靠近细看，那昏暗的光原来是一个小小的窗户，窗户里边有小小的，蚕豆大小、晃晃悠悠、忽明忽暗的小油灯。

哇噻，我心里一片释然，原来我已经进屯子了。这里不通电，还是点煤油灯。我顺着牆摸到了门，敲门问路。

屋里出来一个人，矮矮的、胖胖的，一个十足的车轴壮汉。那人白色的军衬衣、黄色的旧军裤，打着一个大号手电，踏着十分泥泞的道路，一呲一滑地把我送到同学的住处。一进门，昏暗的油灯下，一片欢呼声，我找到了同学们！

记忆之二:《马耳茬和长趟子》。1966年文革刚开始，李明启、刘玲玲等一批同学响应号召，以邢燕子、侯隽为榜样，先于同学们两年上山下乡去了铁力"十一"农场。他们的行动对同学们影响很大，因此秋天我们去"十一"农场劳动锻炼。李明启、刘玲玲等几位同学还去看望了我们。

这次下乡劳动不同往常，时间长、地点远、劳动强度大，我记得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十一"农场的垅很长很长，看不到头。我们的任务就是割黄豆，一上午累死累活只能割一条垅，当地农民叫这样的大垅是"长趟子"。

王灿同学像个"打头的"，每天割地他都抢在前边，抢在第一集团的有王松林、程路、张大忠等同学，我属于落后"打狼"那伙的，我总是远远的看他在前边。这"长趟子"总是割不完，总是不到头。王灿远远地在前边，他把大家落远了就躺在地上休息，有时还拔棵黑々的"甜星星"吃。割着割着，有时王灿前边的地里会窜出一只傻狍子，窜出几步站在那里回头傻傻地瞅着我们，同学一片欢呼声！

我总是撵不上，刚刚撵上大队不等休息，王灿又腾地站起来，又跑到前边去了，我只好又得撵。

好不容易盼到了地头，草地上结了一层亮晶晶的、显得有些美丽的薄霜，累得不行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地上有霜没霜了，躺在地上就休息。别看这薄霜有些美丽，但对人是毫不客气的，这层薄薄的霜让我受了风寒，腰疼了。游走不定的腰疼是典型的风湿症状，这个毛病让我带了一辈子。

那时我们不会干农活，但我们不会偷懒、不会藏奸耍滑，拼命的干活，真的想与工农兵相结合，改造自己、锻炼自己。据队上的干部说，当时我们全班平均每人每天割二亩二黄豆，可见当时的劳动强度。

"十一"农场的伙食很好，白面馒头、白面豆包、糖三角，有时早晨是油条、豆浆，白糖随便吃。由于劳动强度大，我们的饭量成倍增长，半斤一个的豆包我一顿吃三个。记得每天天黑才收工，大约还要趟黑走半小时的路回食堂吃饭。我饿得有些走不动了，所以每天午饭偷偷揣半个大馒头，下工回来的路上趁天黑别人看不见偷偷吃几口。我还偷偷的向潘云超传授经验，让他中午也揣半个馒头。

21队的那个队长，我已忘了他的姓名，只记得他很壮、很朴实，40多岁，一口山东腔，没完没了的给我们开会讲话。

"马耳茬、马耳茬"，一天王灿一口山东腔地学队长讲话。"马耳茬"是说割黄豆时茬口留高了，落下两个豆荚像马耳朵一样，当地农民叫"马耳茬"。队长每天没完没了、絮絮叨叨地讲"马耳茬、马耳茬……"，不让我们留"马耳茬"。

不管 王灿搞恶作剧还是开玩笑，我们男生也就一口山东腔的"马耳茬、马耳茬"不离口了，大事小事、见面吃饭，甚至上厕所都是"马耳茬"了。直到现在王灿的山东腔的"马尔茬"还经常响在我耳边。

记忆之三:《胜利大逃亡》。我们在"十一"农场劳动一个月了，体力不支了，同学们越来越疲劳。天气也由深秋进入初冬，下雪了，天越来越冷了，我们带的衣服也不够用了。

面对这没有时限、没有归期的下乡劳动，大家有些躁动了。记得徐文君分析:虽然学校同意，但我们是自己要求来的，谁也没规定什么时候回去，回不回去我们自己说了算。因此同学们一致要求回去。

当时李老师寡言少语，也不怎么管我们了，只是跟着我们一块下地干活。李老师讲课时声音铿锵宏亮、余音环绕，漂亮的楷书一笔一划苍劲有力，金丝眼镜，一副人民教师形象。但这时李老师憔悴了，冷眼一瞧身体也单薄了许多。由于文革师生关系有些疏远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心里一阵阵觉得说不出来的滋味。

当时道路翻浆泥泞，为了保护砂石路面，按规定是不允许走车的。文革时期，学生是惹不起的，队里只得派了两辆马车送我们。

这道路翻浆很泥泞，马车确实不好走。车老板不停地甩着长鞭子，打着辕马和拉旁套的马 ，马也四蹄着地很卖力，一点也不缓套。但走了不长时间，还有大半的路没有走，车老板说:"马走不动了，再走马就要炸肺了，马就废了。"并用手指头抹了抹马的鼻孔给我们看，我看见了淡淡的血丝。

因为履带拖拉机对路面损坏太大，21队希望我们返回去，再帮助队里割黄豆，等道路封冻了再用拖拉机送我们。

还是徐文君有主意，道路封冻了还要等一个月，我们不能等了。我们就站在这里，一定会派拖拉机的。

队里怕事情闹大，果然派出了东方红54履带拖拉机，拉着一个大拖车赶来了。这时天已快黑了，大家匆匆登上拖车。我坐在车尾，看见迟云增上车有些困难急忙拉她上车。车上没有地方了，她只得挤吧挤吧坐在我旁边。天很冷了，车上有块大苫布，大家钻在苫布下御寒。折腾了一天，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记得怎么到的火车站了。

　　

《怀念好友荆通彬》

去年深秋的某一天，我去拍摄老道外，目的是想拍一些老建筑，但是拍着拍着就没有目标了，变得漫无目的、信马由缰，随意而行了，不知不觉走到了老道外的中马路，正要移步离开，但是且慢，我瞥见了一条不怎么起眼的老街——东内史胡同。

望着这条老街，神思一陣恍惚，脑海里像出现了一部电影，第一个出现的影像就是人，就是荆通彬（我们都叫他大荆），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同学荆通彬在此蜗居避难的一段时光，想起了我们一小帮同学在这里下围棋、神聊、侃大山和我们高中时代的一些趣事。

想到大荆离开我们快30年了，不由产生了一丝哀伤、一种莫无名状的哀伤。我是不相信这世间有神有鬼的，但自从发现“量子通讯”技术以后，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现象，人们对自然界是否存在灵魂或一些灵验事件有了新的说法。大荆早已变为无边无际宇宙世界中的一粒尘埃，不知飘在何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相信他的灵魂还在，可能在一个以光年为计量单位的遥远地方，也可能在一个不太远的地方，默不作声地回忆着我们最美好的高中时代，回忆着我们每一次愉快的聚会，并遥祝我们这些老同学健康长寿，过好幸福的晚年生活。

为了纪念他，也为了不被忘却，仅把一些还记得起来的往事写出来，供大家共同回忆荆通彬、回忆我们幸福的高中时代。

一、让我偷看《参考消息》和送我《欧阳海之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正在上高中。那时我们的国家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已经顺利度过了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各项工作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为了快速发展中国的排球运动， 1965年，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日本著名排球教练大松博文来我国帮助训练中国女排，当时国内各大报纸、电台都进行了报道，“东洋魔女”和“魔鬼大松的魔鬼训练方法”引起了国人的兴奋。

一天快放学的时候，大荆把我拉到一边，很神秘地约我到他家里去，说是给我看一篇文章。

到了他的家里，他拿出一张已经折迭好的并用曲别针别着四角的小报，看不见报头报名和其他内容，只让我看一篇关于“魔鬼大松＂训练中国女排的长篇报告文学，其它消息不让我看。

大松博文，世界排坛的传奇人物，强调防守制胜，采用大强度高密度的魔鬼训练方法。把一群日本贝冢纺织厂普通女工训练成东洋魔女，成为日本企业女排冠军，并以贝冢女排为班底组建日本国家女排，获得1962年世界杯冠军、1964年奥运会冠军，并创造了排球史上连胜175场的奇迹。

这篇报告文学详细报道了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方法。大松博文给队员的扣球，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频率之高，角度之刁，，是中国排球界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她们每天训练十几个小时，大松博文可以在三个半小时之内，连续扣球2000多次，直到练的女队员精疲力尽，倒地不起，甚至呕吐、尿血。

因为大松博文二战时期当过日本皇軍，驻扎在菲律宾一带，还因为他经常打骂队员，因此队员背地里都叫他魔鬼大松或鬼子大松。

队医看不下去了，跟大松博文建议减少运动量，怕累伤了运动员。鬼子大松说：“男队员不可以，女队员可以承受。”

通过这次大松博文来华训练中国女排，中国体育界总结出来了＂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基本经验，奠定了中国女排的发展基础，也为中国体育几十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可惜的是，这篇通讯报道是连载的，每个周六发一期，因此我每周一次接连去了大荆家里七八次，直到连载结束。

有一天大荆突然发了慈悲，让我看了报头，原来这是《参考消息》报。当年《参考消息》是保密报刊，记得只有行政十七级以上的中共党员干部可以订阅，我们算是窃密了。但大荆自有他的理论，“体育新闻报道不涉及政治，我们没有看其他内容，因此不属窃密”。有了他的这套理论，我也欣然接受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

我这个人处世比较随意、又生性好玩，所有的活动都想参加，大部分体育项目都能玩两下子（那时李冀老师形容我，“样样通，样样松”），所以有人以为我比较贪玩，不注意追求思想进步（实际上我是很追求进步的，只是不善表现）。

大约也是1965年，有一天，大荆让我坐在他的课桌前，从课桌里抽岀一本用报纸包着的书，告诉我“送你一本小说，你回去好好看看”。

我要打开报纸，看看是什么书？他赶紧说“别在这里打开，同学们看见不好，你回家再看吧。”

我回家后打开报纸一看，原来是刚刚出版的，著名作家金敬迈写的小说《欧阳海之歌》。这本书厚厚的、崭新的、带着油墨香味，红色的封面画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士在勇拦一匹惊马。

那时正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党全軍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学雷锋的时代，提倡学雷峰做好事，“一帮一，一对红”，欧阳海烈士也是这个时代出现的英模、学雷锋的榜样。荆通彬的用意是让我学习欧阳海烈士的英雄事迹，追求思想进步。这本书我珍藏了很多年，而且一直用一张旧报纸包着，可惜最近找不到了，可能是经过数次搬家遗失了，真是一个遗憾！

荆通彬让我到他家偷看《参考消息》，可见我们的性趣爱好一致，是对我为人的高度信任，更是对我的特殊关照，这可能在同学之间绝无仅有的。送我《欧阳海之歌》，希望我思想上有进步。记得这本书当时售价一元四角钱人民币，按当时的生活收入水平是相当昂贵的，而且是他在新华书店预订的最新到货，可见用心良苦，这也是大荆对我的特殊关照，这件事也可能是在同学之间绝无仅有的。

二、我们荡漾在松花江上

1964年毛主席再次在湖北武汉畅游长江，并重新发表了1956年第一次畅游长江时写的著名诗词《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毛主席以伟大革命领袖的大无畏气魄，号召全国人民不怕困难、战胜困难，到大江大浪中去游泳的大无畏精神，极大地鼓励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热情，也极大地激励了我们这些喜欢游游的同学到大江大浪中去锻炼的激情 。

记得那时，我们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道外的船坞游泳；有时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去道里九站的老头湾游泳。当时，大荆、崔亚文、王松林，还有本人，是我们班学会游泳比较早，当然也是游得比较好的同学。那时我们在道外船坞能够游几个来回，也算是令人羡慕的一件事。但是应该值得一提的，是戚卫东同学扎猛子、潜水的功夫非常好，一个猛子扎下去半天不露头，等看到他露头时，已潜过半个船坞。

那时，我们都非常羡慕那些游得好，能够在船坞里打水球的人，更羡慕那些能够横渡松花江的人。记得在道外船坞的哈尔滨市职工划船俱乐部有几个体型漂亮的小伙子，他们经常横渡松花江，他们每次渡江回来了都在美丽的夕阳下晒着黝黑的皮肤，令我十分崇拜他们。

大约是1965年的初夏，大荆突然对我说：“我们要横渡松花江，你看怎么样？”

“不行、不行，我的水平不行。”

“你就是胆小，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到大江大浪中去游泳’，我们要学习毛主席横渡长江的精神。”

“……”，我无语了，沉默了。

“我已经和崔亚文、王松林说好了，他俩都同意，就差你了。”

我只好咬着牙答应，但是还是很胆怯，心里胆突突的，嘀嘀咕咕地想“你都能够在市游泳舘游50个来回了，做了很长时间的渡江训练，我没有这样的准备，还说我胆小。”

于是一天的下午，我们四个人在大荆的带领下，从道里九站江畔的三角标准备横渡松花江。那天有点阴天，风不大浪不高，江边的游人很少，江中行船也很少。大荆跟我们约定好了：我们第一次渡江要互相照顾好，要靠近一点，不要拉得太远，并且伸胳膊撩腿的做了一些准备运动，大荆就带着我们下水了。

刚开始，有些紧张，动作也僵硬，水感也不好。当游出几十米后，看对岸茫茫然然的，回头看离南岸也很远了。佛家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心想现在是江心，打退堂鼓，放弃不游了，是不可能的事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向前拼了。下定拼下来的决心以后，慢慢地心情也放松了，也不紧张了，游泳的节奏也顺了过来，水感也好了……，不久就感觉水浅了，有时候脚能够着江底了，也更有信心了。很快我们四个人就先后踩着沙滩上岸了。

虽然我们渡过了松花江，但是江中的水流很大，我们被冲下去很远，远离了我们预定的目的。因此我们在往回游时，为了克服江流的冲击，我们沿着沙滩向上游走了很远。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开始向江南游。

没想到往回游困难更多，这段松花江的主流在南岸，当我们体力消耗差不多时，我们进入主流，我们就要用更多的体力顶流冲击上岸。大荆、崔亚文、王松林他们的体力比较好，很准确地在南岸三角标上岸了，我则因为体力较差，被江流冲了下去，在铁路江上俱乐部附近上岸。

我们四个同学的聚齐后，非常高兴，互相祝贺，庆祝我们成功地横渡了松花江。我们四人也是我们班第一批横渡松花江的，也是我们骄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横渡松花江，完全是毛主席“到大风大浪里游泳”的指示精神所激励，也靠的是当年我们年轻力壮，有一股勇往直前的精神。

有了第一次横渡过江，自然就有了第二次，以及以后的许多次。在此之后，我们班能够过江的人越来越多了。记得老同学隋雨生学会游泳刚刚几天，就在我们十几个同学的裹挟下，一窜一窜地游过了松花江，时至今日我还十分佩服老隋的体力和胆量。

我们十几个同学一起游泳过江成了我们的兴趣，后来大荆不知在哪里搞来一个短旗杆的红旗，大荆举着红旗在前面开路，我们在后簇拥着过江。那时游泳过江的学生很多，真的是如过江之鲫，唯有我们一小帮举着红旗过江，煞是显眼，煞是壮观，煞是江上的一道风景线。

让我记忆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当时林振学家有一条很大的橡皮船，是解放初期他的父亲在旧货市场上买的。我始终认为这是一条美制的国民党的軍用单兵作战的橡皮船。自然而然这条橡皮就成了我们在松花江里“翻江倒海”的玩物。别看这条船是单兵作战的，但它的承载力惊人，坐上4个人还能漂在水上；坐上五六个人它就半沉入水下，我们就像坐在齐腰深的水中顺江漂流。不知道水下有个橡皮船的人都很奇怪：这些人怎么会坐在水中漂流，以为我们会轻功呢。当然这个时候它的稳定性就很差了，稍不留神就会失去平稳，我们一齐落水，那船就会髙高的跃出水面，惹得岸上的观众一片惊呼声。

还有一件趣事，是林振学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个大塑料袋，很结实，不透水。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用这个大塑料袋装上衣服，我们去江里漂流。于是我们就沿着江堤往上游走，走到了崔亚文他家附近的正阳河大水泡。那时还没有松花江公路大桥，再往前走已经没有路了，我们把衣服和鞋子装进大塑料袋，并用绳子扎好口，栓在胳膊上，我们就开始往下漂流了 。

在大江中间，我们望着篮天白云，望着江岸上往后移动的房宇，望着青年宫铁路大桥在我们头上掠过。 这次我们漂了将近两个小时，一点也不累，十分惬意，真正感受了什么叫“中流击水”，什么叫“胜似闲庭信步”、什么叫“极目楚天舒”。

最后迫使我们上岸的原因是体温，由于江水较凉，我们冻得受不了了，上下牙床直打颤、咔咔直响，只得在道外五道街的沙滩上岸了。

不管是在祖国各地的，还是漂泊在海外的哈尔滨人都十分留恋这条美丽的松花江，许多人用最美的文字描述美丽的松花江，我觉得松花江的最美，是在江中漂流，荡漾在松花江上，让清爽的江水轻轻地抚摸着你，和江水有了肌肤之亲的那种感觉，才是松花江的最美和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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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父母双双陷囹圄，兄弟三人蜗居东内史胡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荆的父亲、母亲都被批斗了，而且都被关进了牛棚，他家的住房也被造反派抢占了，把他们兄弟三人撵到了伊春林业局驻哈办事处。

虽然号称伊春林业局驻哈办事处，实际上是一个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的，弃管很久的板夹泥房子。房子的东边是沙土路面的东内史胡同，由于房子下沉，窗台几乎和路面一样高了。房子的西边有一条铁路专用线通往一工具厂，同时也是工厂的一个便门，上下班时间有许多工人从这里走过。

大荆落难蜗居的这间房子，没有床铺、没有家俱、没有炉灶。杨滨来同学会一些木工活儿，家里又有斧凿锯刨等一些工具，大荆遇到如此困难，就赶过来帮助大荆搭建了一个木板通铺，王松林、崔亚文、刘克安、林振学等几位同学都来帮忙，这其中当然也有我。

当年大荆家里的条件比较好，家里使用煤气，大荆和弟弟们吃食堂，大荆不会使用烧煤的炉灶，更不会做饭，何况这里还没有炉灶。

不知是谁找来了一个旧水桶、破砖头，又找来黄土加水和泥，帮他套了一个小煤球炉，我们又七手八脚地帮他做了一些煤球晒在地上。 傍晚，我们用劈柴点着了煤球炉，一股火焰跳跃起来，坐上小铝锅可以做粥了。从此大荆可以用这小煤球炉烧水做粥买烧饼度日了。

不管是落难，还是蜗居，大荆兄弟终于可以吃饭、睡觉了。大荆一向乐观、积极向上，在他眼里没有什么忧愁和困难，可是我发现此时大荆的嘴角更加刚毅了，狡黠闪烁的眼神里，偶然露出一丝惆怅和无奈。但是我感觉到大荆内心很坚强，是个承受力很强大的人，他把这一切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勇敢地承担了家庭剧变和带好两个弟弟的重任。

后来听说这里还住着好几家有同样遭遇的人，他们分别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軍、老市长王化成一家；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57年下放到哈尔滨的原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将軍和夫人马楠；还有牛牧野夫妇和市委宣传部的一位丁姓副部长。所以当时的老百姓都称这里是“黑帮大院”。

这时我们对文革运动都不参加了，都“逍遥”了， 由于这里没有父母的管束，我们经常来这里玩耍，下棋、神聊，从这里集合去游泳，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直到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我们和大荆相继到兵团、农场当知青去了，我们才离开这里。

四、胆小和心细，实在和狡猾同集一身的大荆

大荆身体好，热爱运动，跑的快，跳的高，在学校运动会上经常得撑高跳冠軍。但是，谁知道在他强壮身体的背后，也有胆小的一面。

大约是我们高三的上学期，经崔亚文同学联系我们要和哈尔滨木器厂的冰球队打一场比赛。大荆、崔亚文、潘云超、赵和兴、王松林、林振学，还有我，这样我们就凑成了一支冰球队。大荆帮助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准备，还出面借出了学校的全套冰球护具、手套、球杆和运动衣。当时的护具还是很落后的，护腿板里边挿的还是藤条，但是我们终于可以上场打球了，足见大荆的心细。

哈尔滨木器厂冰球队是工人队，年龄都比我们大，球风凶悍，身体冲撞比较多，我这些学生打球就显得稚嫩多了，我们打的是“学生球”，冰球总在我们的守区，攻不上去。大荆的身体好，技术也好，我指望他能冲上去，带领我们打赢比赛。

我回头一看，大荆控制着冰球来回绕圈不向前冲。当对方上来抢球，大荆的躲球动作就像现在的男足队长吴曦一样躲球，像大个子篮球运动员周崎一样怕撞。我的心里觉得一陣好笑，大荆有些原形毕露了，原来大荆是这个样子的，强壮的大荆也有胆小的时候。

大荆对我相当好，也相当实在，但是实在之下也有狡猾的时候。

我在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的时候，大荆在市总工会的江上俱乐部工作，我们相距很近。有一天，我在机关坐烦了，觉得很无聊，就提前溜岀了机关，准备找上大荆在江边聊几句。

不料他不在办公室，他的同事说“在江边呢。”我以为他在江边鼓捣那些摩托艇，但没找到他。

他的同事又说“在对岸江边打鱼呢”。

我向对岸望去，果然有一条小舢舨船在起渔网。宽阔平静的江水，夕阳下渔网出水后闪闪发光，人和船则是一道剪影，如同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一会儿我看见网中上来了一条大鱼，大约有四五斤重。

大荆回到岸边，用渔网裹着鱼往回走，同事告诉他我来了，大荆立刻一楞神，赶忙把鱼递给了他的同事，空着手来见我，狡黠的目光和不自然的表情让我觉得十分好笑。

啊，我看穿了大荆的内心想法：“就网上来一条鱼呀，送给我好呢，还是不送好呢……”于是，干脆让同事藏起来，不让我看见。

大荆的狡猾，又让 我一陣窃笑：“大荆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其实那时我已喜欢钓鱼了，经常去钓鱼，家里的冰箱里从来不缺魚。

松花江里的鱼不多了，不是每天都能网上大鱼的。那天是国庆节后的一天，江水很冷了，鱼的身体也僵硬了，才被网上来。捕鱼成了大荆的爱好，一春一夏一秋，能捕上一条大鱼也是幸遇，说不定把大鱼拿回家去，会跟媳妇、孩子炫耀一番。所以，我跟本不会要这条鱼的。

我要坐机关的通勤車回家，我们匆匆聊了几句就赶通勤车去了。上了通勤車又窃笑了一段时间：“狡猾的大荆……”

五、惨遭車祸 命殒长春

记得那是1990年初冬的一天，下了第一场小雪，我在外面听完法律课，骑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地赶回机关。

收发室的老权师傅：“唉呀，你可回来了！〞

我感觉权师傅还有话要跟我说。

“我回来了，有啥事吗，权师傅？”

权师傅指着江边说：“你快去看看吧，你江边的同学出事了！”

我有点发懵，权师傅这没头没尾的话，我一时没听明白。

权师傅也看出了我有点发懵，就说：“你在江上俱乐部工作的同学出車祸了。”

“噢、噢……”我继续听着。

“他的弟弟和同事们联系不上你们同学了，他们谁也叫不出你的名字，只知道你在市人大机关工作，拿着照片来找你。”

“噢、噢……真的吗？”

“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你快去看看吧。”

事发突然，我一时不会说话表达了，连忙谢过老权师傅，匆匆赶到江边的市总工会江上俱乐部。

原来市总工会的江上俱乐部为了搞好第二年松花江上的龙舟表演，他们在大连市的一个工厂订制了龙舟。他们驾車去大连拉回龙舟的龙头部分，在长春附近的公路上发生了車祸，大荆不幸遇难。

他的同事们讲了一些细节，他们同行的有4人，开的是—部轿货車，前边坐人后边拉的是龙舟的龙头。

要说迷信，有时你还真的不可不信，这車祸发生在长春附近的公路上。据说这段路面（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又平又直，没山没坡，也没有村庄建筑物，视野非常好，但不知道为什么，恰恰这里是事故高发区，路边高高竖着警示牌。还据说这里每年都有死亡限制人数，我的记忆中大约是每年死亡70∽80人。

再让人迷信的是，大荆他们的車正常行使，正在准备超越一个骑自行車的农村妇女时，这个女人突然下了自行車，为了躲避她，轿货車自然画出一道弧，跨过了中线。说时迟，那时快，恰恰对面驶来一辆黄海牌大客車，拦腰撞在轿货車上。大荆本来不想去大连出差，但俱乐部的刘主任约他同行。大荆生性谨慎，他坐后排右侧，应该是行車最安全的位置。还要说迷信，有时真的不可不信，这轿車是被撞飞倒扣在公路下，大荆的脑袋正是着陆的地方。据说大荆还挣扎着从車厢里爬出来站了一会儿，然后手捂脑袋倒下了。其他三人的伤势或轻或重都被救了过来，唯有坐在最安全位置的大荆命殒长春。

呜呼，大荆就这样突然离开了我们，那个身强力壮正当盛年的好同学、好兄弟没了，那个大家都喜欢、一片好人缘的大荆没了，这个突然的消息让我措手不及，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

大荆离开我们30年了，他的形象总像过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魂牵梦萦。明年我们就是高中同窗60年了，为了我们《同窗六十载》，写此拙文，以示纪念。

　　

《铿锵三人行》

1968年11月1日，清晨5点多钟，我从哈尔滨火车站的煤車上下来，蓬头垢面，灰头土脸、满身煤渣，从一个牆豁子钻出来，匆匆地赶回家。一进院子，只见李叔一一李广昌的父亲扶着我家门口的木栏杆上张望，我先是一楞，赶紧打招呼。

李叔忙问：“看见广昌了吗？

“我们一起扒煤車回来的，刚刚分手，他回家了。”

李叔不再多说，匆匆回家去了。 事后母亲跟我说，“你们去哪儿了？李叔昨晚来一次了，今天早上又来了，不肯进屋就在走廊上等你们。”

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有一档谈话节目《铿锵三人行》，由才子曹景行策划，名嘴窦文涛主持，该节目对重要新闻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他们褒贬时政，预测国际风云，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所说的《铿锵三人行》不是谈话，也不是节目，而是徐文君、李广昌和我，我们三个人的一次历险记，是1968年秋天随着綠皮火车送同学们去宝泉岭下乡当知青，返程途中的一段经历，现在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惊心动魄、历历在目。我们三个人一路上磕磕绊绊、跌跌撞撞，互相搀扶、互相鼓励，惊险回家，我们的这段历险虽然算不上惊天动地，但是叙说起来也算得上铿铿锵锵，因此我说我们三人的历险记是《铿锵三人行》。

1968年下半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自此，中国知青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运动来之迅猛，发展之迅速，让我们措手不及，没来得及互相打招呼，沒来得及询问，甚至没来得及说一声再见，同学们就一批一批的都下乡走了，走向四方，走向了遥远，走向“农村广阔天地”。

我们同窗苦读三年，“文革”中我们都逍遥了，又在一起玩耍了两年，说分手就分手了，谁也没有想到同学们这次离别一别就是5年、10年，甚至如贾玉洁等几位同学至今将近60年了，众人寻他千百遍至今未曾谋得一面。

10月31日是第二批去萝北宝泉岭农场同学出发的日子，这一批下乡的同学最多。记得这一批有张大忠、林振学、刘克安、夏树、崔亚文、方清云、杨滨来、荆通彬、马相尧，还有谷震的妹妹谷励随同我们同学一块赴宝泉岭。

这时我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走，还是不走！”“到哪里去？”“去干什么？”等问题萦绕在心头，举棋难定，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想和这批同学、好友告别，也许是想去宝泉岭农埸亲自看一看，探索一下自己未来的方向，寻其正解，决定去哈尔滨火车站送别这批同学。

那天哈尔滨火车站的月台上人山人海，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锣鼓虽然敲得震天响，但觉得有些别扭，气氛也不协调。車上的人和車下的人心情是不一样的，車上的人即将离开父母、离开美丽的哈尔滨奔向远方，前途未卜，谁也不知道迎接他们的是怎样的人生；車下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是造势的，压住了哭声和离别的哀伤，也许锣鼓手们的子女、兄弟姐妹也在这班車上或是下一班車上，因此这锣鼓声听起来也是乱糟糟的。

我猛一回头，发现谷震的父亲一一谷叔叔站人群里。谷叔叔是位领导干部，当时还没有“解放”，造反派还算开恩，特批准他来送爱女谷励下乡务农，但他很谨慎，只是站在人群中，没敢向前迈出一步，只是深情地望着列車。我的眼神定格在谷叔叔的脸上和眼晴上，我的心头一颤，猛然一下子，就懂得了什么是慈父、什么是父爱，慈父、父爱的意义和内涵是什么。谷叔叔的眼神和表情，比任何小说对慈父的描写和任何戏剧、电影对慈父的表演都深刻、都逼真。

后来听说，谷震的母亲也来送站，林振学的哥哥、杨滨来的哥哥也在送站的人群中，可能很多同学的家人也在送站的人群中。

火车快要开了，徐文君突然说：“我们上車吧，把他们送到宝泉岭，我们去看看宝泉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条件不错，我们也报名去宝泉岭。”

那时我们真是年轻，也不考虑许多，也不管不顾，一声吆喝，我们三个就上了火車。

这批去宝泉岭的同学都是发了仿制的黄色棉軍装的，車上一色的黄棉袄。車上没有哭声，没有悲伤，气氛也很正常，就像一次普普通通的下乡劳动。

可能这时已经分配了连队，我们班的同学分别坐在不同的車廂。我们班的同学言语不多，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車上的同学，不管哪个年级的、哪个班级的，都很热情，中午时也忘记了在哪里蹭了一顿饭吃，反正都是同学们从家带来的美食。

几个小时的车程，人就慢慢的熟络起来，不管是哪个年级的同学都很热情，也不见外，但是就在这时我办了一件糗事。我觉得黄棉袄很好看的，有四个兜，有位女同学（只记得她是初中的）顺手就把她挂在車厢上的黄棉袄借我穿上。我穿上黄棉袄摇头晃脑地串了好几个車厢，可能是嘚瑟大劲了，乐极生悲嘛，一不小心把黄棉袄挂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三角口子。

没法子啊，只好硬着头皮去还人家，那位女同学更是大方得很哟，连连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这件糗事让我记忆深刻，至今让我还觉得脸红，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位女同学是哪个班级的、叫什么名字，遗憾至今。

大约下午三四点钟，火车車停在了佳木斯站，徐文君把我们找到一起，他说，“这列火车到佳木斯是终点，要換火車去鹤岗市，然后再坐2个小时汽车才能到达宝泉岭。”

“我们衣服穿的少，身上也没带钱，不能再向前送了，不然我们就无法回家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行动太唐突了，许多事情都没有考虑后果，我们没有想到宝泉岭那么大，各个连队那么分散、相距那么远，好在徐文君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现在返回哈尔滨，为时还不算太晚。

那时由佳木斯开往哈尔滨的客車只有一趟，要等到明天上午。这时“大串联”已经结束，没有人接待我们，这一夜我们在哪里吃饭、睡在哪里呢？

徐文君说：“货車一般都是夜间行車的，只要是满载的货車都是向南开往关内的，在哈尔滨站都会停车的，今晚我们搭货车走。”

我们看到一列长长的货車，車廂上挿的硬纸壳牌牌写着：“西直门，21：00”。徐文君说，这列車是开往北京西直门站的，晚上9点开車，我们就坐这列车走。

这一天白天的天气特别晴朗，温度也很高，一点也不像是10月末了。他俩的穿的特别少，只穿了球衣球裤，外罩的单衣单裤，我还好，穿了一件短棉大衣。傍晚我们在货场等車就有些冷了，徐文君又指挥我们找了一个背风向阳的矮墙，坐在那里一边晒太阳取暖，一边望着缓缓下落的夕阳，苦苦等候。好不容易熬到天黑，我们选了一节装满木板的货車偷偷地爬了上去，钻在木板堆里，不敢乱动，怕被人发现把我们攆下車去。

好不容易等到了开車，我们抽出了一些木板，掏出了一个洞，又找到了几个草袋子铺上，这样我们就可以躺下了。

火车不紧不慢，吭哧吭哧地开着，天黑的不见五指，天气也越来越冷了，我有些害怕了，这熬到哈尔滨要多长时间啊，我们会被冻死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大约是半夜12点吧，火車停下来了，我们一看是南岔站。我赶紧建议“我们去車尾吧，求求师傅让我们坐守車吧，不然我们会被冻坏的。”

我们下了車，奔車尾而去，没想到这列车很长很长，走了半天也没到車尾。这时火車突然启动了，尾車去不了了，原来的木板車也回不去了。这时不能犹豫了，再不决断我们就会被扔在南岔站的荒郊野外。只好就近爬上了一节煤車，这节車廂下边挂着一米多长冰溜子。

这下子可就惨了，煤車脏兮兮的，可比木板車差多了，車上没有下脚的地方，更别说躺下了。

都是我的错，但说什么也无法挽回了，这时候道歉也没啥用了。我们找到了一个角落，我说：“我们就先蹲在这里吧，等下次停车再返回木板車。”

谁知道，这車一直开到哈尔滨再也没有停下来。他们俩个冻得有点瑟瑟发抖了，我说：“这样吧，我们三个趴在一起吧，不然会被冻死的，我穿了棉衣，我在上边，你们两个在下边。”李广昌就趴在了最下边，徐文君趴在了广昌身上，我裹紧了大衣、领子也翻了起来，趴在徐文君身上。谁让我起幺蛾子呢，谁让我出馊主意呢，错误应该由我担当，要是死先冻死我吧！尽管这样，我还是说：“咱们可别睡着了，会被冻死的。

漫漫的黑夜咋这么长呢、咋这么难熬呢？实在熬不住了，慢慢的睡着了。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突然惊醒了，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还活着吗？”我动了一下胳膊，又动了一下腿，还好，还都能动。又摸摸小腿，感觉很好，腿也不是很凉。我又捅了捅徐文君，他哼哼了两声，我赶紧问“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说：“你再捅捅广昌。”

李广昌也哼哼了两声。

我的心这才放下来。可能是越往南开气温越高吧，也可能是这些煤是从地下矿井里采出来的，还有一些剩余的温度，最主要的是我们三个人抱团取暖，才没有被冻死冻伤。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的睡意又起，迷迷糊糊的，天有些透亮了，谁知道这黎明之前的黑暗是最熬的，也是睡意最浓的时候。

熬啊，还是苦熬啊……不知啥时候过江桥了，徐文君立刻精神起来：“这是东江桥，我们快到站了。”

这火车说慢啊，真是慢得熬人，可是要说快啊，霎时间就到了哈尔滨的货站，我们爬下煤车，互相拍打衣服，抖掉身上的煤渣，从車站6号门附近的一个墙豁子钻出来，狼奔豕突，直奔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