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往事（一）

良友

　　1968年4月16日中午，我在家中刚刚吃完中饭，突然窗外传来两声爆炸声，紧接着一阵枪响。母亲面色紧张地跟我说：“外面太乱，别去上学了。”我“嗯”了一声，没有说话，心想着母亲的话，上学？自1966年文革的开始，正准备参加的高考被叫停了，全校完全停止了正常上课，不谙世亊的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所谓革命浪潮裹挟着参加各种活动，大字报、大游行、大批斗充持在校园，这里已不再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在“文攻武卫”号召下，校会议室装满大量枪支弹药，许多学生都是全副武装，学校俨然成了军事重地。

第二天下着小雨，我照常上学去，街上行人比往日少了许多，路旁的大字报栏上的纸张被水淋湿，在风中颤抖。电线杆上的喇叭正播放着高亢与刺耳的歌曲。到了十字街往右拐不远处便是学校大门，此时异常安静，街上无一人影。突然一块牌子挡在路中央，上面写着吓人的三个大字“警戒线”。校门旁的院墙上，不知何时开了许多射击孔，黑洞洞的里面似有人影或枪支晃动。我怯怯地进了校门，看见直通校内的共青道上血迹斑斑，在雨水的冲刷下，血水在路边的水沟中流淌。

一问同学才知道，昨天，校外一组织的几十人排着队冲进了学校，他们高喊着“踏平新黄中，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激怒了刚刚吃完饭的同学，大家一顿猛揍，火力全开，死伤一片。这就是震惊中央的“416”武斗事件。

学校大门，门内是条笔直的共青道。

学校的教室。

　　由于害怕对方报复，学校大多数家在外地的师生纷纷逃离，而我家往城内，恐有不恻，便找到与我邻居的同学帅松金，在学校教学楼中找了间空屋住了下来。原本学校有师生近两千人，现在只剩下百十号人，学生食堂关门了，教师食堂还在开放。我们得以苟活不成问题。

谁知危险虽没有逼近学校，自己却差点主动将生命送给了死神。一段时间，对方的报复行动没有发生，自我澎胀的校革委决定组织小分队走出学校，到对方占据的大街上刷标语示威。我糊里糊涂跟在荷枪实弹的同学后面，走出了校门。刚到十字街拐角处，正碰上我班的两位女生罗新华和梁梦陵，一把将我拦住，“你跟着他们跑个什么？不要命了！”硬是把我拉回了学校。不一会儿，大街上传来了急促地枪声，听逃回的同学讲，他们刚在县医院对面墙上刷标语，就被对方包围，刷标语的同学因被火力封锁，无法逃脱，已被对方抓走。时至今日，每当想起这件事，都十分后怕。真的谢谢两位女同学的救命之恩。

从此，我与帅松金就待在学校，蜗居在那间小屋，心中充满了无奈。我与帅是儿时的伙伴，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班同学。他成绩优异，一直担任班里的学习委员或班长。他本就比我大一岁，我自然而然地成了他的小弟，对他可说是唯命事从。

一天， 我们在校园内闲转，看见校图书室大门虽然紧锁，但有一扇窗户上的两根铁栏杆被弯成了一个圆形的洞口。帅命我爬进去看看，我没费力就钻了进去，随即他使把劲也来钻了进来。里面一排排的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地上也散落着不少被人踩蹋过的纸张和书页，墙角处的地上正坐着几个学生，见我们进来，只是瞟了我们一眼，仍照旧埋头看书。看到眼前几十万册的图书，我们欣喜若狂，仿佛找到了芝麻开门的宝藏。当即各自找寻喜爱的图书，也坐在地上翻看。他喜欢科普方面的知识，我爱看古诗词和小说。临走时，还不忘带上几本回到小屋看。从此，有了各类书籍的陪伴，日子过得很是逍遥。

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同学们在一起合影。

　　不知过了多久，上面通知上缴全部的武器弹药，校园内顿时枪声大着，同学们抢在交枪前过把枪瘾，胡乱地朝天射击。我俩虽没枪，但也有两颗手榴弹。帅对我说：“我还没有扔过手榴弹，今晚试一试怎么样？”我有些害怕，他骂道：“狗屁的用！不用你扔，我炸给你看。”我知道他是个实践性很强的人，从小自制军舰、手枪、望远镜等等，我只好乖乖听从。当晚深夜漆黑一片，我们带上手榴弹来到校礼堂边通往校外的侧门，本打算去长江边上扔，却发现门已上锁。我们发现院墙不高，可以看见院外有一水塘，附近没有村庄。他说：“这里也可以，直接扔到塘里就行了。”说着便拿出手榴弹打开了后盖，露出拉环。我一看吓得慌忙跑开，躲进十米开外的一个墙角。刹时间，两声沉闷的爆炸声响起，水花四溅。我转头看去，不见他的人影，过一会，他从院墙边走了过来，得意地冲着我招手。仿佛在说这是他试验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9月份新的学期开始了，“复课闹革命”的信息在校园内传开，帅把课本都整理好，带进了小屋，他激动地对我说：“别傻里巴叽的贪玩，马上要恢复高考了。你准备报考什么专业？”我说：“想报考美术学院，又不知道怎么考。不行的话，我想报考建筑设计专业。”他轻蔑地一笑说道：“我要当科学家！”语音铿锵有力，眼神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期盼。

很快解放军和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学校，离校的师生陆续返回。在秋日的阳光下，共青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映射着金灿灿的光芒，一度空空荡荡的校区又出现了人头攒动的景象。各班的同学都回到自己的教室，整天由解放军战士和工宣队工人带领大家进行操练和文件的学习，却没有复课的迹象。

正在大家迷惑不解之时，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全校传开：年底前，在校学生全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此通知一出，如晴天霹雳，全校一片哗然。

全班与工宣队合影

　　天气惭惭转冷，凛冽的寒风中树叶随处飘零。工宣队正在各班传达下乡文件，要求同学们自由组队上报，由他们安排下乡具体地点。

还是在那间小屋，帅松金开始了我们知青点的策划与组建。他面无表情地跟我讲：“这次下乡，你我肯定要在一起，最好再找两个女生。你去通知一下郑国华和罗新华，叫她们参加我们知青点。”接到圣旨，我立马通知了住在我家附近的罗新华，并要她转告郑国华。晚上我在小屋中画了一张漫画。画中一个篷头垢面的老人躺在由几个砖头支撑的床上，被子上画满了补丁。我拿给他看时说：“这就是我的将来。”他看后苦笑了一下，我随即将画撕了。

我从小生活在城镇，对下乡的确很是恐怖。加之身体瘦弱，心脏不好。读小学时在龙王山勤工俭学时，在山上晕倒。我便想能否到医院开个证明，可否逃脱下乡或照顾分个离城区近一点的地方？一天上午，没吃早饭，顶着寒风一口气从学校跑到人民医院，这段距离足有几千米，期望出现心慌晕厥的结果并没有发生，只得硬着头皮走进了医院。在内科，一位女医生听了我的心跳，非常吃惊。我告诉她自己从小一直心脏不好，曾经多次发生心慌晕倒。我胆怯地问她能否开个证明？聪明的医生知道了我的来意，非常爽快地写下了几个大字“窦性心动过速”，并拿去盖上了医院的公章。我急忙将证明交给了工宣队，并提出了我的小小的要求。工宣队负责人明确告诉我，下乡是必须的，至于下放地点再作考虑。

12月份的一天，学校公布了下乡各小组插队地点和出发日期。我们小组被分配到离城区10公里的路口公社先锋大队三小队。名单中增加了一个同学刘继平。我虽跟刘不熟，但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我和帅在校得以安全保障，有他一份功劳。他出生高干家庭，父母都是老革命。他行动敏捷，办事干练，看见他总有一种在电影“敌后武工队”中似曾相识的感觉。

知青小组下乡合影

前排右起为吴援朝，黄立勤，刘继平，田冬元，

后排右起为帅松金，李良友。

后因两位女生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帅立即又联系了初中一男两女三个同学参加小组，他们是黄立勤、吴援朝和田冬元。

黄立勤多年前是帅的同屋，同屋是指两家分别住在同一套民宅中的意思。当年的黄州老房子多是一进几重带天井的大宅子，通常会住许多家。他们两家都是是干部家庭，解放初同时从外地迁来黄州，两家源远流长，胜似亲人。黄立勤比我小两岁，但长得很壮实，是个敦厚的小伙子。

吴援朝与黄同屋，是黄将吴介绍来的。吴小时候也曾与我同屋，彼此十分熟悉。她小时候乖巧可爱，如今怎样还没见着。吴的母亲出生于富贵之家，长得颇有点像宋美龄。可惜吴的父亲英年早逝，如今她与哥哥跟着母亲相依为命。

田冬元是吴的好友，她的父亲是黄州有名的“田八级”。在那个年代，八级钳工是普通工人望尘莫及的高度。虽然她是我妹妹的同班同学，但我们从未谋面，心中满是期待。

现在就等着一声令下，到广阔天地共同演绎精彩的人生了。

请看下集：《我的知青往事（二）》

我的知青往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