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山之乱真相探究之七：“逼迫而成”从何谈起？

草实

　　关于青羊山之乱发生的原因，古代和当代都有“官逼民反”的说法。不过，在“官逼民反”的具体内涵上，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

当代的一些论者认为，青羊山之乱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阶级矛盾的加剧。如最早把青羊山之乱称作“陈卿起义”的一篇文章，即发表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4期，署名陆成候的《明代嘉靖年间的潞州陈卿起义》，就认为该“起义”发生的“社会条件”是“明朝中叶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该文以山西为例，具体阐述了当年“一方面宗室的禄米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的剧烈，致额田减少，赋税也日趋减少。”据该文所述：从明初到弘治十五年，“宗室的禄米增加了八十七倍”“豪强所兼并的土地达三万顷”。失地农民和供养负担的日趋增加，使贫困农民日趋贫困。该文还借用夏言在《改建潞州府治及添设兵备宪臣疏》中的说法，具体说到了潞州的情况：沈王府就藩潞州以来，“分封陵川等王府者十有六，为镇国府者六十有三，为辅国者七十，为奉国者二十有二”。宗室禄米负担的增加，再加上腐败官府的盘剥，迫使大量贫困农民走上铤而走险之路。

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会条件恶劣，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参与到青羊山动乱之中，也似乎可以解释青羊山为什么会如《创建平顺县记》中所说“四方亡命往往窜匿其中”的问题，但是，它不能解答像陈卿、陈琦这样的富裕大户，为什么也会一代接着一代地参与甚至带头制造动乱的问题。

古代关于青羊山之乱的“官逼民反”说，则是着重针对解释“陈卿一家为什么会带头动乱”的问题而说的。从文献资料中看，古代关于青羊山之乱的“官逼民反”说，最早似乎出自嘉靖皇帝和夏言之口。嘉靖七年九月，皇帝在回复杨一清等人的上疏时曾说：“陈卿父子结为贼之时，本因有司以彼富强之徒不供差役以跟寻过犯逼迫而成”。（《明世宗实录》卷92）夏言在嘉靖七年闰十月初成文的《请查勘青羊山功次及处置地方疏》中写道：“臣等窃照青羊山之贼本皆陛下赤子，生长于山谷赋性冥顽，所据负罪朝廷原非无故作乱，只缘都御史常道不能审辨于初，而率易请兵激成负固之谋，及进剿不利则沮畏太过又定招安之计，以致贼首陈卿怀奸玩法逞其凶残，凭险弄兵招集党与”。皇帝当时对夏言的这一说法将信将疑，在专门为夏言赴潞州查勘所下的圣旨中，明文指出：“尔奏称都御史常道始则轻谋妄动辄与兵端，既而好事徼功驱民为盗”“如果常道果有逼民为乱、妄动生事”“务要以实参究，不许推避容隐”。（夏言《八青羊山抚谕相度开设大略疏》）。

皇帝说有司“逼迫而成”;夏言说常道“逼民为乱”。二者都说的是“官逼民反”，但在具体涵意上却明显不同。

皇帝所说的“逼迫而成”，大概意思是说：陈卿一家曾经依仗富强不供差役，有司（地方某官吏）非要追究这个过错，硬把他们逼得搞起了动乱。常道到山西任职始于嘉靖六年六月，青羊山之乱起始于正德年间或之前，陈卿一家参与青羊山动乱最迟也开始于正德年间，陈卿开始参与和首领动乱也确定早于嘉靖六年之前，因此，皇帝所说的“有司”，确定不是指常道；嘉靖皇帝所说的“官逼民反”与常道无关。

那么，陈卿一家是何时依仗富强不供差役的？哪个官府哪位有司非要追究这个过错以至于逼起了动乱呢？遗憾的是：现有相关文献资料中，看不到这两个问题的任何蛛丝马迹。如果嘉靖皇帝的这个说法确有事实依据存在，按说，夏言在他的调查报告《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中，应该有所陈述说明才是。因为那样才可以圆皇帝所说，也好维护皇帝的权威。否则，皇帝的话没有事实依据助证，岂不会被沦为无稽之谈？那可是有损皇帝权威的。但是，夏言在《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中，只字未提这方面相关情况，没有对皇帝的“逼迫而成”说给出一丁点儿的事实助证，甚至连这个说法本身也似乎有意回避似的，连提也没有再次提及。

据南炳文、汤纲主编新版《明史》所说：夏言以“善窥帝旨”著称。如此“善窥帝旨”的一个人，何以会对皇帝说过的话置之不顾当作耳旁风呢？如果夏言明知皇帝有这样的说法，而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却没有给出任何针对性的说明，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证明，那是不是说明皇帝的说法无法找到事实依据，压根儿就不存在事实依据呢？这不就等于说：皇帝的所谓“不供差役”“逼迫而成”说，找不到事实依据，是不符合事实的吗？

夏言当初接受钦差到潞州查勘时，皇帝专门下达的书面圣旨中，具体提出十来个问题，要求查勘清楚，其中“何官激迫为乱？”是问题之一。这里的“激迫”一词，联系上下文理解，不是通常的“急迫”的意思，应该是“刺激生变”“逼迫为乱”的意思。之所以专门提出“何官激迫为乱”的问题，就是因为夏言指奏的常道，与皇帝所说的“跟寻过犯”之有司不是同一人，因此产生究竟“何官”的问题。“善窥帝旨”的夏言，不可能对“何官”问题的由来不心知肚明。

在《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中，夏言专门对“何官激迫为乱”这个问题作出了回应。在该疏文接近结尾的地方，他特别写道：“陈卿原日非盗，只因已故佥事王琳诬坐死罪，颇失其情，然自脱逃以来，遂无籍赖，此为激迫之始……”。这话的意思是：嘉靖二年，陈卿被拘捕后，被冀南道佥事王琳初判死罪是有些冤枉的，逃脱拘押后，因无法生存，“激迫”之下走入了盗贼的行列。这也就是说：已经死去的冀南道佥事王琳是“激迫”陈卿“为乱”的罪魁祸首。

夏言没有对皇帝“不供赋役”“跟寻过犯”的说法作出正面回应，却拐了个弯儿，把“逼迫而成”的责任，攀扯到了已经死去的王琳身上。这样，一来算是对“何官激迫为乱”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二来也似乎算是对皇帝有司“逼迫而成”的已有说法作出了回应，也算是圆了皇帝的说法，维护了皇帝的权威。或许这应该算是夏言的高明之处吧。当然，这也进一步说明，所谓“不供赋役”“跟寻过犯”的说法很可能是不属实的。

那么，王琳的确是逼迫陈卿走上动乱之路的罪魁祸首吗？要对这一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至少还应该说清楚以下几个问题：陈卿是何时开始参与青羊山动乱的？陈卿正德十五年从沈王府“避难逃回”之后，至嘉靖二年被拘捕之前，这三四年间在干什么，有没有参与动乱？陈卿在正德十一年入职潞城县衙门吏员之前，有没有参与过他们家早已有多人参与的抢劫动乱活动？为什么他与青羊山动乱惯犯老手陈迁一同被官府所擒？为什么他的叔祖陈迁“招攀”他“劫财杀人”？遗憾的是：夏言在《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中，对这些问题只字未提毫无触及。现在发现的相关文献资料中，有关这些问题虽有一些说法，但又难以确定采信。如《陈卿应殿》就说陈卿于“县吏”任上“被革”后即“逃归青羊之申河寨”；毛奇龄在其《后鉴录》中，也称陈卿从沈王府离开后就逃回“据青羊山”为乱；更有光绪《山西通志》竟有“正德六年，流寇陈卿率众突入太行”的说法。

由于上述这些问题说不清楚，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夏言关于王琳为逼迫陈卿走上动乱之路的罪魁祸首的认定，但也不能排除对这个认定的置疑。

再来看夏言所谓的常道“逼民为乱”说。前面已经说过，常道是嘉靖六年六月才开始担任山西巡抚的。他接管山西时，陈卿、陈琦的家庭家族成员参与青羊山之乱最少已经有十三四年，陈卿作为青羊山之乱的首领也已有三年多。在常道到任山西之前，陈卿已多次率众流劫乡村，杀人放火，发生过抢劫本县王庄里、河南修武恩村镇、山西泽州陵川义门里等多起恶性案件，杀伤无故百姓40余人；青羊山动乱团伙早已有拒敌杀伤“官军”记录，早已命案累累。所以，说陈卿参与动乱是因为常道“逼民为乱”，是明显说不过去的；说青羊山之乱是因常道“逼民为乱”，更是说不过去的。至于说常道到任山西之后三次剿捕三次惨败，那是事实。因此而说他运筹不精、谋略不当、用兵无方是可以的。但这三次调集地方兵员组织发起的所谓剿捕，第一次是在常道到任山西之前，就已由冀南道经请示山西抚按衙门部署安排好的，只不过是在与常道到任山西的同一月实际发生。而第二、第三次剿捕行动的部署，都是经请示朝廷批准的。皇帝于嘉靖六年十月即有圣旨：“令山西、河南巡抚都御史各会兵待剿”（《明世宗实录》卷81，页13）；“着山西、河南各巡抚都御史会同各镇巡官严督守巡等官从宜起调附近卫所州县官军兵夫委的当官管领会约夹攻，务将有名贼首陈卿等多方设法得获明正国法”（《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其实，这三次惨败的剿捕，哪一次也不是官方先动手开打的，都是由动乱团伙的“突袭”开始的。硬要说是因为常道过早请示调兵，过早采取剿捕措施，因而导致剿捕行动惨败，从而造成陈卿等动乱团伙杀伤官军上百人的事实，致使陈卿不可能再回头接受招安……这是不是也太牵强、太勉强了呢？

夏言似乎明知自己的说法明显太牵强太勉强，所以在《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中，拿王琳回答了“何官激迫为乱”的问题，也没有再直接明了地重复常道“逼民为乱”的原话。但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咽不回去，他还得硬着头皮为自己遮羞打圆场。为此，他在《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中，对常道作出的最终评价结论是：“以风宪大臣当拊循重任，既不克拯凋瘵以牧善良，又不能宣威灵以戢奸宄，徒以盗贼小警辄干朝廷大兵，不胜贪功喜事之心，殊无御侮应变之略，轻举妄动为国生事，卒之劳师费财，损威伤体，追原致患之本，实因首议之非。”扣了一堆大帽子，最后含糊其辞，什么“致患之本”，什么“首议之非”，最终还是想说：青羊山之乱最终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费了那么大的功夫，都是常道的错。为牵强硬扛的夏言似乎还是高明。最终，嘉靖皇帝受他的影响，常道被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不过，尽管如此，太牵强还是太牵强。

总之，对于参与青羊山之乱的大多人来说，“官逼民反”可能是说得过去的，但对陈卿一家却未必。

——曹新广于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