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的最后结局

处州旧闻

余绍宋在云和及浙江通志馆始末（下）

陈子立

战时物价飞涨，通志馆同仁组织员工福利会，租赁土地种植蔬菜，以改善生活。余绍宋有时也和大家一起农作，足见通志馆初创时的艰辛。他在《移居南溪乡大坪村省府并设通志馆于此》诗五首中有如下的描述：

志局初开创，羁栖喜自随。

丛残珍故纸，货殖重村耆。

野获堪征信，山堂且拾遗。

嘤鸣时有和，不必叹流离。

同人谋丽泽，旅宦当居家。

福利原如此，清廉岂有加。

漫嫌学圃鄙，相率并耕夸。

我亦伤迟暮，东陵且种瓜。

……

自浙江省通志馆成立以后，余绍宋基本上住在云和大坪村通志馆旁的别舍，与通志馆同仁合作十分愉快，阮毅成则常来看望余绍宋，每次馆务会议阮毅成也都来参加。他在《记余绍宋先生》一文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

越老在云和住了三年，方因抗战胜利，而回杭州。他在云和的这一段时期，生活不但安定，而且文酒之会，无日无之。其时物质生活清苦，但人人奋发，互信共信，精神上至为愉快。

民国三十四年（1945）新春，云和大雪，越老住在离城10华里的大坪，为雪所困，不能出门。我约其来大庆寺梨园我家中饮春酒，他无法践约，却填了一首词送来。

烛影摇红《新年大雪》：不道新年，门庭阒寂堪罗雀。雪深三尺断行人，有酒和谁酌？矫首西南非昨。细思量，已殊苦乐。窜身穷谷，茧足荒山，冲寒徒踱。莫漫多愁，天涯何处容安泊。已能高卧复何求？奚事嗔衾薄。蓦地开缄欢跃，又生憎，缤纷洒落。青樽红烛，辜负居停，难酬佳约。

过了几天，雪止，越老约我到他家中午饭。酒酣，越老对客挥毫，送在座者每人红梅一幅。黄季宽（绍竑）当即在我的一幅上题道：

忆孤山初换新装，湖上影飘谁伴得。应只有，鹤翱翔。

同座的项慈园（士元）先生也在画上题道：

一枝春意逗，慎勿误桃花。

于是宾主皆抚掌大笑，尽欢而散。越老对项的题句，颇为欣赏。乃说：大雪之后，把酒画梅，乃是不久可以回到孤山寻梅的预兆。是年八月，抗战果然胜利了。可惜这一幅梅花，连同《石门观瀑图》均在撤离大陆时失去了。

浙江省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就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里启动了。在人力、物力、财力皆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以余绍宋为首的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蜗居山城，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默默地奉献着。其中蒋麟振（实棠）先生因环境条件恶劣，积劳成疾，病死在大坪村。

这一年余绍宋63岁，他主持下的重修浙江通志工作才起步不久，满腔希望“八年锋镝余生在，莫向崦嵫叹夕阳”，想好好地努力一番，以完成他所热爱的省志修纂工作。

8月，余绍宋离开云和大坪村，先往母亲诸太夫人的暂住地衢州静岩看望家人。抗战初，诸太夫人及子孙辈随余绍宋住在龙游沐尘约一年，后来诸太夫人即随次子余绍勤住在龙游附近山村，余绍宋长子余意陶则随衢州中学迁至衢州石梁。至此全家在静岩团聚。余绍宋在静岩因病住了一个多月，又赴龙游沐尘，料理沐尘居所的结束工作，于10月回到杭州，有诗云：

西湖依旧我生还，何事峰峦树尽删。

肌肉已销筋骨露，美人一病损芳颜。

余绍宋回到杭州，看到满目疮痍的西子湖感慨万分。家园被日寇破坏，自己萱寿里的故居“墙垣已洞穿，瓦砾纷满目。花栏滋蔓草，尤伤失梅竹。可怜四丈松，亦遭斧斤斫。寒柯安在哉，嗟我名安属。故物无一存，起居伤局促”。家园被毁，他心痛不已，但战后物资奇缺，物价飞涨，民生疾苦，他心中更是不安。他呼吁：“所望秉钧人，速为斯民吊。磁基正其时，和气易感召。俾作太平民，湖山容啸傲。”但以后的三年内战还是使他失望了。

余绍宋回杭后的头等大事，还是继续他的省志修纂工作。早在回杭之前，他就多次和省政府联系，讨论安排浙江省通志馆的办公地点。起先，省政府决定把杭州里西湖的国术馆作为浙江省通志馆和临时参议会的办公地。因国术馆破坏严重，后经当时任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决定，里西湖大学为志馆与参议会廨舍。而里西湖本无大学，或即指旧杭州国立艺专校舍。余绍宋致电黄绍竑询问究竟，电文如下：

杭州省府黄主席季宽先生钧右：密

顷接云和志馆来电，知省参会及通志馆地址，承指定在里西湖大学，甚幸。惟里西湖旧无大学，未悉地点究在何处。又两机关合在一起，所需廨舍较多。通志馆承允明年扩充，增加编纂，则所需房间尤广，未知该处究能容否。

弟返里后患痢甚剧，医嘱静养，一时未能赴杭。参会大会为集日期，不审已议及否？肃电奉陈，统盼复示。余绍宋申宥。

黄绍竑的回电未见。担据阮毅成《记余绍宋先生》一文中说，通志馆借里西湖杨庄为馆舍，其文如下：

浙江省通志馆也于杭战胜利后迁至杭州，我代为借得里西湖杨庄为馆址。其后，马一浮先生担任主讲的复性书院，也拟自四川迁至杭州。周惺甫（钟岳）及陈蔼士（其采）两先生托我代觅院址，我乃为借得杨庄隔壁的葛荫山庄。于是馆院相邻，图史互校。余、马二老，亦相得极欢。我常于晚衙散后，过里西湖，访二老闲谈，背倚葛岭，面对孤山。尤其夏日黄昏卷帘，十里水面尽是荷花，荷香直入几案。小舟初系，二老已煮茗相候。于是文史纵谈，间以笑谑，每至忘归。

事实上据我所知，浙江省通志馆办公地应在北山街（旧称里西湖）的“梅庐”。梅庐被拆之前曾是浙江省级机关幼儿园，位置即今新建的镜湖厅往东数十米处。原有围墙，院内有两棵大樟树，房屋宽敞，院子也较大。梅庐被拆当在20世纪90年代初杭城大改建时，当时北山街西段沿湖处尚有旧建筑数栋，今已全部拆除改建。也许抗战胜利初通志馆原在杨庄，后迁至梅庐也未可知。

从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9年3月，近四年中，余绍宋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仍然是在从事浙江通志的修纂工作。他工作十分积极和认真，所有稿件都一一批阅。从如今保存的当时原稿件可以看出，好多已经分纂或总纂校阅过的稿子，他仍一一过目，提出意见，好多原稿上都留下他批阅的笔迹。由于省志的修纂占去了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他所喜爱的书画艺术也少了很多时间去创作了。除此之外，他还为修志的经费奔走和呼吁。阮毅成《记余绍宋先生》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记录：

其时，越老虽为中央及省两级民意代表，职务忙碌，但其大部分时间与精力，仍置于省通志馆工作。惟抗战胜利之后，省财政极端困难。越老与我及徐柏园兄，乃共同具名，于民国36年2月20日午刻，在上海南京路国际饭店14楼，宴请上海银行、钱庄两业的浙江同乡，为省通志馆筹募经费。届时由我先说明修志的重要性及募款的缘由，继由越老陈述其工作近况，及募款所得的用途。同乡纷纷发言响应，当场即募得两亿元。

浙江省通志馆直属省政府领导，浙江省参议会对省通志馆的工作也十分关注。1947年4月，第一届浙江省参议会在杭州举行第二次大会，其间就有几位议员提出询问，余绍宋自己也是省参议员，就即席答复。这在参议会历史上也是一个特例。当时参议员所问的也都是专业性的问题。

如参议员廖家驹问：艺文志部分，文章材料太多，应设法减少，可否于有关部分下作小注。氏族部分，应加注郡名。又考异部分，关于畲客之记载，或有不符，请详加考证。

余绍宋答云：文章别编文征，氏族加郡，容告各位编纂。畲族考证，昔日本席所作之《龙游县志》已有之，通志自应记载。

参议员叶向阳问：可搜集以前省志局保存之民初续稿作参考资料。各地采访员，可义务聘请学者担任。又通志完成期间，似可改定为六年。

余答云：民初续稿，已散失不全。闻上海有一部分，已洽借参考。修志期间，原定八年，本人亦希望提早完成。义务聘请学者担任采访工作，依据以往经验，收效甚微。

参议员陈烈文问：以往志书人物部分，隐恶扬善。本席以为如通谋敌国之汉奸等，应口诛笔伐，以警后世。

余答云：本席所作人物表传例议末段有人物别录，即为汉奸而设。以其不配称传，故曰别录。此文已载在馆刊中。

参议员刘于武问：地方采访员可分函各县参议会，请其介绍，广为延揽。又总编纂应注意文体修正，以求全书体裁一律。

余答云：早已经如此办理。

浙江省旧志原有明嘉靖胡宗宪修、薛应旂纂七十卷本，清康熙二十三年所刻的赵士麟等修、张衡纂的五十二卷本，最后有乾隆元年刊行的雍正时稽曾筠等人修、沈翼机等人纂的二百八十卷本。雍正浙江通志即是后来多次重印、民国时期影印的通行本。自清雍正至民国历时两百余年，几经兵燹，文献湮没十分严重。民国初，浙江省议会通过设立省通志馆，由当时的省长公署，聘喻长霖任总纂。参加编纂的还有沈曾植、朱祖谋、吴庆坻等人，大多数是清朝的遗老，所用方法仍沿用雍正浙江通志的体例，纪事至宣统末年为止，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仍沿用清朝的称谓，称为乱党。修了十几年，没有成稿，多数还是资料。有人说：当时的政府当局竟会聘这样一些完全没有现代头脑的人来修志，而省议会又会每年通过通志馆的预算，真是用民国人民的钱，养清朝遗老的老。续修浙江通志的资料和部分初稿后来散佚不少，上海合从图书馆有一部分，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也有一些。

抗战胜利后，浙江省通志馆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可以从容修志，并派员往上海、嘉兴等地查检、传抄续修通志资料，但战后国力空虚，财力缺乏，同仁仍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努力工作。1948年6月，《重修浙江通志体例纲要及目录》付印，但这仅是供各方学者参考和提意见的初稿，之后还须经志馆同人互相检讨、补苴删改。又因门类繁多，半系创例，同人黾勉从事，有的已完成，有的正在着手编纂，有的因资料采集较难，尚陷于停顿状态。此外，还有未能聘得专家而无从着手的。因为准备将大体节目和已成初稿分期发表，所以初稿不依目录次序，而依成稿先后付印。《体例纲要及目录》两万余字，本志总目为二十九编，每编下再分章、节、目；此外文征、杂记为附志，另有细目。《体例纲要及目录》及初稿之二的《田赋》印成后，已是1948年年底，因内战不止，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当局无暇及此，通志馆也很难维持，结果印成之书一本也没发出去，后来应该付印的其他初稿自然也不能再印。

1949年3月，因时局紧张，浙江省通志馆已完全无法维持，8日余绍宋函请省政府结束馆务。省府当局决定仅留两名职员管理图书及资料，其他人员一律遣散。余绍宋为员工今后生计考虑，向省府当局力争为每人发三个月工资。因当时物价飞涨，他又马上派员去米店联系，将员工们三个月的工资作为米价款预付给米店，使员工可随时向米店领大米。至于外地人员则发给现金。

历时六年的重修浙江通志就此结束。

1949年8月间，全国政协筹委会发来邀请函，邀请余绍宋北上参加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遗憾的是，余绍宋已于一个多月前的6月30日，因患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杭州菩提寺路萱寿里故居与世长辞。

解放后，浙江省通志馆所有初稿、资料及档案移交浙江图书馆保存。除初稿、资料已分类入目保管，各类档案如今还放在未编书库，散佚严重。三十多年后的1982年，浙江各县、市修志工作启动，为给各修志单位提供资料方便，浙江图书馆请人重抄了这部通志的初稿，并光电刻印出版，共125册，约300万字。这部《重修浙江通志初稿》，为当时浙江省各市、县修志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人们也可以从中了解余绍宋的修志观点。因系初稿，未及按原定编纂大纲顺序编排，而是以类别相近加以排列，也有许多内容缺失了。其次序为：叙例、大事纪、地理、民族、物产、建置、名胜古迹、著述、艺术、党团、议会、司法、行政、财务、盐务、国税、省公债、计政、粮政、军事、水利、交通、实业、宗教、考选、人物表传、儒学表及文征等。而已经印好的体现当时修志思想方法的《重修浙江通志体例纲要及目录》一直不曾发行，仍躺在浙江图书馆的未编书库里。

1984年6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历史系洪焕椿教授编著的《浙江方志考》。洪教授早年在浙江省通志馆任编纂。书中以较大篇幅评价了余绍宋所撰的《民国龙游县志》和《重修浙江通志初稿》。1986年，杭州古旧书店影印出版了《浙江省通志馆馆刊》共五期，合订为精装本一册。

浙江省方志学会领导魏桥先生经多年的实践与研究，于1982年在《中国地方史志》第三期刊登了《方志学家余绍宋》一文，促成了方志学界对余绍宋成就的关注。魏桥先生对余绍宋于民国初年撰成的《龙游县志》及在抗日战争艰苦环境中完成的《重修浙江通志初稿》给予了如下评价：

余绍宋的修志精神可嘉，余绍宋修成的志书可钦，余绍宋的修志方法、修志理论可鉴。

（本文主要依据余绍宋先生哲孙、原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于子安先生的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亭亭寒柯----余绍宋传》有关章节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