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故事：严复的郁闷憋屈……

山海君

　　近代严复，是何等人物？狂傲不羁的康有为说他是“精通西学第一人”；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学者梁启超说他是“于西学、中学皆是第一流人物”；自负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称赞他是“伟大精深的学者，全世界至多只有二十位。”

正是这样一位神一般存在的大思想家，生前却是一位考场不如意、官场不得志，感时忧世，怀才不遇，郁郁寡欢，愤懑憋屈的人物。

【1】 文凭不管用，科场失利

严复是我国第一批留学生，有文凭吗？当然有，他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妥妥的著名海归，而且学贯中西，在国外时就已名声大噪，以至于回国时，被许多单位争相录用，最终因专业需要被聘为福建船政学堂教习。但在满清，科举是汉族士大夫走上士途的主要途径。严复虽有满肚子的洋墨水，却因没有一个出身“正途”的科举功名，导致虽历经十年努力，也只做到天津海军学堂总办，这个职务不属正儿八经的官员，“不预机要，奉职而已。”（见陈宝琛《严君墓志铭》）几乎被边缘化。因此，科举功名是严复的心病。

于是，从1885年开始，年近不惑之年的严复连续八九年间，参加了四次乡试，但天不遂人愿，严复被碰得鼻青脸肿，铩羽而归，连个举人也没考上，严重影响他的仕途升迁，这使他苦闷到极点。他甚至悔恨“当年误习旁行书（西文）”，如今才落得“举时相视如髦蛮”，被人当笑话。

直至科举废除五年后的1910年，清廷才给已成名的一批人（包括严复）赐“文科进士出身”，严复也象征性地结束了他的“学历“尴尬。有过硬的洋学历且学贯中西的严复为科举功名一生折腾，你说他郁闷不郁闷？

【2】 上面没有人，官场失意。

尽管严复名气很大，知名度很高，但在官场一直不得志。前面说到，严复在一个岗位上苦熬了十年，才当上北洋水师学堂相当于副校长的“会办”一职，只是个不入官场主流、坐冷板凳的技术官僚。其原因除没有科举功名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上面没有人关照。虽然他认识的人很多，其中不乏高官，且“晚清风流出侯官”，有不少老乡当大官，但这些人要么不把严复当自己人，要么爱护羽毛不肯帮人，真正提携他的人则一个也没有。

1889年，严复当“会办”时，李鸿章是高层主管，而且据说很看中严复的才华，严复的四弟严传安就苦劝他说，现在当“会办”了，应该多到李鸿章那里“走动”一下，有所表示。严复不得已勉强照做了一次，果然立竿见影，第二年（1890年）李鸿章就把他提升为“总办”了。严复不禁在给四弟的家信中惊呼:“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仅此一次，严复清高孤傲，再没有去巴结过李鸿章，也没去攀别的高官的关系。不走“门子”，上面就没有人，官场失意也就很自然的了。有真才实学，有能力的严复心中当然很郁闷、憋屈。

【3】 处世不圆润，直男吃亏。

有传记载，在生活中，严复是个不拘小节的豪放派。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个直男，讲话做事直来直去，喜欢说实话，喜欢评说时弊，城府不深。

严复是很有个性的。曾出使英国与严复成为忘年交的郭嵩焘就曾在日记中写道：“又陵(严复)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

清高自负的士人本性，决定了严复无法融入蝇营狗苟的官场。比如对大家都千般讨好、想方设法投靠的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严复不但不去“攀龙附凤”，还把自己内心瞧不起他的态度表达出来，时常发表直通通抨击他的言论，把本来想把严复收编为“自己人”的李鸿章给得罪了。

自由文人的个性，使他恃才自傲，口无遮拦，肆意评论朝廷。初莅北洋，他就因言辞“激烈”，不通人情，被官场视为“书生气”“不成熟”。因之，他常受到莫名其妙的诋毁和暗中掣肘，有人还经常跟上司打小报告，或向最高层举报他。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他的总教习变成徒有虚名，没有什么实权。官场的黑暗，世态炎凉，让严复黯然神伤。

【4】 跟人没跟对，晚年凄凉。

严复是聪明人，在吃尽没科考功名和上面没有人的亏后，他力图改变现状，既反复参加科举考试以求功名，又找机会试图攀上可以实现自己理念的最高层。为此，他也确实与两个大人物搭上了关系。

一个是当朝皇帝光绪。1898年9月14日，严复很兴奋，他通过努力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见，皇帝与他在乾清宫相谈了三刻钟。有意推动新政的光绪帝还特意询问了天演论的相关内容，严复抓住机会禀告了自己的建议。他说，他刚在报纸上发表了《拟上皇帝万言书》，希望皇帝要多多游历海外，一方面考察外国政绩，一方面能改善外交关系。光绪听了很是认同，命严复赶紧再抄誊一份万言书呈上。然而，只过了一周，万言书还没来得及传到光绪手上，政局就发生突变，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不但将新法废除，还将光绪帝软禁并追捕变法人士。与光绪皇帝接上线，严复反而差点引来杀身之祸，他急忙离京避风头，一次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就这么消失了。

另一位是袁世凯。严袁两人在天津时就认识，且相互佩服对方的才华，虽然严复对袁有些做法颇有微词，但因建立“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相近，故一直推崇袁。他曾在袁失意时说：“世凯之才，一时无两……此人国之栋梁，奈何置之闲散。”袁世凯对严复的仗义执言自然是心存感激。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很器重严复，让他当了南下议和代表、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北大校长）、总统府顾问和参政院参政等要职。

1915年1月，袁世凯以“筹得一国之治安”为名，命人组建“筹安会”，宣称施行“君主立宪制”，且命杨度怂恿严复参与。严复当时是有犹豫的，在没首肯的情况下，他被“盗名”为发起人。“筹安会”上有他的大名，也被许多人认为是严复一生之中的污点。

其实，严复的思想是一贯的，对袁世凯也是一直寄以厚望。哪怕是袁世凯称帝失败，被举国声讨，严复却依旧说：非袁世凯无以维持残局。然而历史时势汹湧，没有顺势而为的严复一帮人很快被时势所淹没，袁世凯倒台，严复避祸天津，也就退出了官场。

“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严复晚年因心情、病情，家事、国事纠结于心，凄凉度日，郁郁而终。

【5】理想难实现，感时忧世。

严复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得志当为天下雨”“平生梦想深饥溺”。在改造中国方案上，他“既反对固守传统而不知变通，又批评激烈反传统的革命理念。”而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主张；政治制度上受留学英国的影响，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制”。

他这种“温和渐进”的中间路线，对于当时“非黑即白”的政治势力而言，显得并不合时宜。

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英国有一次对话。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认为革命时机远未成熟，如果现在采用激进办法，中国将陷入无休止的混乱。而孙中山则回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认为必须立刻开展暴力革命。后来的政治实践也朝这个方向推进。

严复一生立志兼济天下，渴望为国所用，却始终未获一展抱负的机会。政治的复杂，官场的潜规则，远远超出了一个“读书人”的想象。一再碰鼻使他渐渐地明白了一些做官秘诀，他说：“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官场风气日下，他感叹“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残酷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理想之梦，更增添了他难以排遣的苦闷。在暗淡时光中他除了随手做些翻译工作外，百无聊赖，甚至染上了鸦片烟瘾。

辛亥革命只不过赶走了宝座上的皇帝，却没有赶走人们心中的皇帝。袁世凯的倒台，意味着严复家国理想的破灭，他感时忧世，对时局极不乐观，预见中国将陷入“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一个糟糕的时期”来到了。

悲天悯人的严复一生怀才不遇，无法实现其教育民众、改良社会、君主立宪、救国救民的志向理想，他曾感叹“男儿生不取将相，身后泯泯谁当评？”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于官场失意中，于倦怠落寞之际，所做的《天演论》等一系列翻译著述，却令他名满天下、成为造就近代思想高峰的一流思想家。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人事纷攘的世界。墓碑上刻着他生前亲题的四个字：“惟适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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