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首届茅奖获得者莫应丰：一幅没挂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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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文摘》2023年第8期

国际刊号：1003-2177

国内刊号：11-182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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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没挂的匾额

杨华方//文

                       /壹/

这幅匾额我一直想挂，却一直没挂。30多年了。

匾额是莫应丰先生写给我的。丙寅年，就是他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第四年秋天，我刚逾而立之年，在湘钢办报纸。那时，湘钢在全国冶金系统的“三皇五帝十八罗汉”中，排在“五帝”行列，属大型国有企业，除炼钢铁，轧盘条，还有报社、广播电视台。小孩从出生到幼儿园，从小学到中学，从职工中专到职工大学毕业，然后在厂里上班，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除了没有火葬场，什么都有。我在这个小社会里一般足不出户，有如井底之蛙。因为办报，时而给省城和北京的报刊写点小文章。办湘钢报，自得其乐，“井”外的事似乎与我无关。那时，我只知道莫应丰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获茅奖了，他在省文联任什么职，我不清楚。第一次看见莫应丰的模样，是我在报社资料室翻阅报刊时，在《湖南画报》上看到他与古华几个版的图片。因为他俩同时获茅奖，而首届茅奖共六位获奖者，湖南就有两位，可给文学湘军长脸了。我记得那次《湖南画报》的报道有好几个版页的照片，他和古华一起登山的，两人单独的，还有介绍他俩获奖的一些文字。画报上的他意气风发，气宇轩昂，眉宇间透出一股神圣的傲骨，与保持着笑容的古华形成明显的反差。因为我骨子里是喜爱文学的，因为常听我大哥杨容方讲到他俩，我对与我大哥年龄相近能写出获茅奖作品的他俩，自然是肃然起敬。

还因为画报图片中他透露出的那股傲然之气，让我对着他看了许久。

此前我听说他的长篇《将军吟》投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引起关注，出版社把他请到北京，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与他一起研究，商量，出主意，建议对作品中有些太露锋芒的内容进行修改。他在招待所搞了几天后，作品原封未动地交给出版社，说，这是我把脑袋吊在裤腰上写出来的，我不想改，也不好改。你们敢发，就这样发，不敢发，就算了。最后，是社领导韦君宜拍扳，同意按他的原稿出版。他坚决不同意修改，我琢磨着，他当时的神情应该和这画报上的差不多。他写的作品要到出版社出版，是有求于人家，对人家还是这样的神情，如今又获了茅奖，看来，他会更是不好说话，难得接近。

后来与他接触，一切都出我的意料之外。那天，我从湘钢来到长沙八一路的省文联，不知他在哪间办公室。爬上四楼，我向走廊的人打听，忽听一句宏亮的呼喊：“华方，我在这里。”这句呼喊声若洪钟，在楼道里震荡着，如雷贯耳，很有穿透力，且让我倍觉亲切、温馨。几十年后，一想起都感到温暖。我十分欣喜，朝声音处一望，只见他从楼道档头的一间办公室大步走出来，穿着西装硬朗的身板“呵呵”地迎上来，笑着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

“华方，我在这里。”后来，这声音总在我耳边回响。以致后来每次在书橱上看到他写给我的牌匾，就仿佛听到他如雷贯耳的呼唤。

勤于耕作---莫应丰 书

这匾额是他来湘钢写给我的。那天他住在湘钢招待所主楼。湘钢是前苏联援建的，招待所接待的客人大都是苏联专家，所以是按苏联建筑物模式的设计兴建，两三层楼高，墙很厚，木地板。那天我们吃了晚饭，在所里的林荫小道转了几圈，然后到他住的外屋聊天。湘钢报社的美编刘原，是齐派画家，在广州军区时和他都是文艺兵。刘原善谈，时不时讲起他俩在广州军区大院的趣事。他静静地听，有时呵呵地笑。到晚上十一点多，我平常这个时候都上床了，然而他兴致正浓，大家也都很开心，我也不想辞别。可能是发现我时不时按摩眼角太阳穴，他忽然说：“有纸笔吗？” 画家刘原忙说：“有，有。”因为国务院和省有关领导常来湘钢视察，招待所常备了宣纸和笔墨。刘原拿来宣纸笔墨，悄声对我说：“莫夫子的字，千金难求。”然后问他，“莫夫子，是题词还是？”他说：“华方，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的，我给你画下来看看。”不知他还会画画。既然他说画，看看他会把我画成什么样子。我精神起来，正襟危坐。他拿毛笔蘸着墨，说：“放松点，不是开会，不要那么严肃。”我不由得咧嘴笑了。只见他手上的笔或勾或圈，时涂时点。不一会儿，他拿起那纸对着我看了一下，又悬腕补了几笔，说：“你看看。”我一看，这是一幅毛笔画的漫画像，线条粗放，似是非是，但神似。我不知他还有这一手，不由得对他更是敬佩。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同事小游，看见他给我画的漫画像，上前小声说：“莫老师，能不能给我画一幅？”他抬头望了他一眼，也不问他姓甚名谁，何方神圣，只说：“你坐好。”然后又提笔左一笔右一划，又是勾又是圈，涂一涂，点一点。“你的名字？”“游小军。”他在游小军的漫画像边写上他的名字。游小军接过漫画像，喜笑颜开。

见我们开心地笑着，再无困倦之意，他微笑着又裁了一张宣纸，手拿毛笔在砚池里蘸了几下，手一抬，笔走龙蛇，霜苔墨数点，老干鳞皆花，笔一收，一个雄浑饱满的“勤”字落于纸上。刘原画家在一旁拍手叫道：“好！好！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莫夫子起手不凡，起手不凡呀！”莫应丰只“嗯”了一声，眼睛没离宣纸，又把笔上的墨蘸得满满的，挥手又写下“于耕作”三字。刘画家在一旁又兴奋地叫了起来：“苍劲有力，雄浑飘逸。好！好！还有一个落款……”他换了一枝小毛笔，写下几个清秀飘逸的小楷。刘画家一看，有些失望地叫道：“莫夫子，不是给我写的呀！”

作者与莫应丰在一起釆风。

                       

　/贰/

我真是孤陋寡闻，原只知他讲话的嗓音宏亮，有磁性，好听，不知他多才多艺，歌唱得好，美术书法功底了得。后听刘原说，他的字在长沙城里是很难求到的。直至今天，他的书法在中国文学界也是罕见的。难怪他的战友、齐派画家刘原对他毕恭毕敬，趋之若鹜。“勤于耕作”，这字当然不用解释，我明白他的心意。此前，他和我聊天时，说我哥杨容方写的那个灯伢儿，在河边钓鱼，一甩钓杆，那鱼钩子勾住了身后那土匪的耳朵，这个细节很有趣。他也讲到我写的那个锣鼓班子，说那个吹唢呐的一口气吹几个调子，有特色，配的那个插图也很好。我很惭愧，偶尔写了那么点小东西，碰巧被他看到了。我的这点小玩意，在他那获奖的鸿篇巨作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说你要多写呀。那一晚，他和我聊天，给我画像，写匾额，那宏亮的嗓门，很有感召力的话语，让我感觉他就像一位兄长，希望我这个小弟能有点出息。我口里没说，在心里暗暗思忖，过几天请人把这匾额裱一下，用镜框装好挂起来。以后，有这幅匾额相伴，就如他在我身边，激励我“勤于耕作”了。

然而，当我请人把匾额裱好后，却卷好收藏在柜子里。

那晚他的鼓励，在我心中像燃起了一把火。加之我大哥那时也发表出版了几部小说，我更是雄心勃勃，豪情万丈。可一到实际中，那燃起来的火又被日常的忙碌浇灭。湘钢是一个国有大型企业，湘钢报社就是湘钢的喉舌，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我任职社长，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有一份责任，每天八点前必须到办公室，一坐下来，便陷入繁忙的事务中。晚下班是常事。记得有一次大年三十晚，我还守在报社，等记者采访湘钢领导去一线慰问的消息。这幅匾额裱好后，有位书法家看了说，一看这字，是很有功底的，一些著名书法家写的都没这个神韵。你怎么不挂？他只看到他的墨迹的珍贵，却没想到这四个字的涵义和份量。我把这匾额挂出来，不能“勤于耕作”，如何面对这幅匾额？

当时我大哥给我出主意，如果想写点东西，还是要离开工厂，换个地方。我想这个主意好。海南建省那年夏天，我出差到海口，听说湖南文学界有一批人都来海南了。莫应丰也到了海南。那天，我吃了早饭，坐一辆边三轮出租摩托来到刚成立的海南省文联。大概是上午九点多钟，我在文联的招待所见到他。他还斜躺在床上，似乎有些疲倦。床边有个垃圾桶，桶里丢了些揉成一团团白色的纸。我想可能是他感冒擦鼻涕弄的吧。海南省刚组建，那时条件还不怎么好，刚成立的省文联，那招待所自然很简陋，并排摆了一溜四张矮矮的小木板床。他还没吃早饭，斜靠在床上嚼着饼干，被饼干噎住了，就端起杯子喝一口白开水。我有些骇然，他怎么住这样简陋的招待所？他怎么这样疲惫憔悴？早餐竟然是以饼干就白开水来对付？他平常可是昂首挺胸的军人身板呀！他在湖南文学界可是领军人物，在全国文学界也是熊猫国宝级的人物，怎么会狼狈成这个样子？ 

在某种程度上，他把我当作小弟。按现在时尚的称谓，我也可算是他的忠实粉丝。他在湘钢，我把他当兄长，让他住好的房间，给他做他喜欢吃的东西。在他身边，他就是不讲文学，随便说点什么，就他那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嗓音，我都会很喜欢听，会静静地听。那时他曾说，你要在长沙，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可以随时聊聊。可是这在海南，刚成立的比较穷困的省会海口，招待所相当于湖南一个县的招待所。我坐在他床边的一张空床上，看他吃着饼干，木纳得不知所措。这时，从走廊那头的房间走来一个女人，我发现这个房间好像还是一间过道屋。那女人经过他那床铺时说：“你又是饼干对付呀！”可能刚咽下一口饼干，他又噎住了，喝了一口白开水，“哼嗯”地清了一下嗓子，说：“嫂子不管，我只有这样了。哼嗯，哼嗯……”那女人又说了句“我没办法管你呀”便走了。我不认识那个女人，也没问他她是谁。我只想着那女人的那句话：“又是饼干对付呀”。看来，他在海南的日子，就是这样对付的。 

他说他在筹划一个叫“南南”的项目。湖南文学艺术要繁荣，需要经费呀。湖南和海南，都有个“南”字，两“南”合起来，这个项目就叫“南南”。 

我听他雄心勃勃描绘的宏伟蓝图，心里有股异样的感觉。他说的那个“南”，我听到的似乎是“难”。到底是“南南”，还是“难难”？这让我想起了李白那首《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时，机关单位兴起办三产业热，一大批干部和文人迎难而上。隔行如隔山，文人办三产业，有几个办成事了？我不解，这“南南”的事，并不是他的强项。他应该去挥毫作画，笔走龙蛇，或者是伏案疾书。有一次，我看了他获茅奖后的新长篇小说《桃源梦》，被那小说里梦幻般的人物和故事所吸引。《桃源梦》里讲天外天有个首领龙居正，以大善童子作偶像，确立了以善为本的信条，却在开荒圈地时发生了凄惨的流血事件。我感觉，他是要通过这部小说，证明性本善纯属唯心主义的说教，没有真正揭示人性的实际。他的家乡是湖南益阳，益阳有个桃花江，从这《桃源梦》的生活可以看出，他把笔墨从部队转到故乡的土地上来了。这部充盈着质朴纯洁梦幻般的长篇，与获茅奖的《将军吟》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和风格。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桃源梦》比《将军吟》还要好看。我对他说：“您自己认为哪一部好？”他说：“都不怎么好。好的还没写出来。”看来，他还在思考，探索，还有更好的构想。既然他有更好的构想，又正值英年，为何把笔搁下了？为何把宝贵的时间花在这难于上青天的事情上？在这条件简陋的招待所里端着白开水嚼饼干？ 

钱钟书在《围城》里写了一种状态：“城内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因为那幅匾额，我正准备从湘钢这个企业的“围城”里出来，他却谋划个“南南”公司，要到这“南南”公司的“围城”里去。那我，是从“围城”里出来，还是不出来？ 

他在我面前，言语温和如兄长，但他在责任面前，没有了温恭谦让，却是一股傲然正气。他写长篇《将军吟》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他是冒着坐牢甚至被杀头的危险，躲在浏阳文家市的一间阁楼上，日以继夜，伏案疾书。写完了又担心被发现，将一捆厚厚的稿件用油纸包好，又塞进塑料袋装好，悄悄找个地方埋起来。他想做一件事，凭着一股信念，不讲什么条件。他那时在创作《将军吟》的激情中，粗茶淡饭饱即休，破被遮寒暖即休，烟虽劣质抽即休……在处于“南南”事业的激情中，他也是板床薄被睡即休，开水饼干饱即休…… 

我本是来寻找机会的，看来，不一定要寻了。他有比《桃源梦》和《将军吟》还好的构想都搁下了，在做这难于上青天的事，我还有必要从围城里出来吗？我与他告别后，在刚成立的海南省文联转了一圈，在一楼的一个厅里，看见那里正举办一个文学讲座。一块小黑板斜靠在一个木架上，黑板边一个清瘦的和我年轻相近的年轻人，正在向厅里几十个听众神采飞扬地讲着。厅里只有他的声音，大家听得很认真。我估计他就是写《爸爸爸》《女女女》的那位，他这两篇小说，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刚才莫应丰说，他刚从国外回来，叫我和他见面聊聊，会有收获的。我很想和他打招呼，可他正讲在讲课，厅里那么多人在听，上前打扰多有不便。若等他讲完，会还要一段时间，可那天上午我另外还与人有约。我在旁边站了一会，想，以后会有机会的，便悄悄地离开了。

杨华方漫像 ---莫应丰 作

                       

 /叁/

回到湘潭，我就又待在那“围城”中，缩在那“井底”里。

这年底，在市里开会，听从长沙回的一位文友说，他莫夫子住院了。我的心骤然一沉。我问那人他住在哪个医院。他说好像是湖南医学院，又说可能是肿瘤医院。我打听了这两家医院的路线，都是在岳麓区。那时的岳麓区属长沙的偏僻地区，从湘潭搭车去长沙市中心，来回要一天时间，然后搭车过河去岳麓区，这车还不好搭。眨眼就过年了，事也多，我想等到厂里有车去那边时再去看他。过了年，听说他是绝症，动了手术，还是走了。走了？怎么说走就走了？他的身板那么挺拔壮实，精力那么饱满充沛，说话总是声若洪钟，和他在一起总能被他旺盛的生命力感染。他说过他满意的东西他还没写出来，我一直在期盼着，等着读他自己也感觉好的新作品，可没等到，他怎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他那雄浑充满磁性的声音还没听够，他鼓励我多写，我有想法了，还没去和他说，他怎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呢？

他去世后的第二年，我搬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新屋，从柜子里拿出这幅匾额，脑海里浮现的就不再是他那呵呵的笑声，而是他端杯白开水嚼着饼干憔悴的脸容。我不忍心看那脸容，没有把匾额挂出来。

我看过几篇报道，香港消委会在饼干中检出致癌物丙烯酰胺，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认为丙烯酰胺属于2A类致癌物，广东省中医院临床营养师林淑娴指出丙烯酰胺在颜色越深的饼干中含量越多。偶尔吃几块饼干，也许没事，把饼干当饭吃，致癌物进入人体也就多了，营养跟不上，人体免疫力肯定会要下降。免疫的堤坝垮了，癌细胞自然乘虚而入，自然如洪水泛滥成灾，进了医院又是开刀又是化疗，再健壮的汉子，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后我听说，那时湖南省作协在上大垅建的院子，筹资、设计、施工、质量监督，都是他跑前跑后地操劳。当房子建好，省会的文学人高高兴兴搬进去，居者有其屋了，他自己却没住进去。他那时谋划的“南南”三产业项目，就是想为湖南文艺界积蓄一点经费，改善文艺创作的环境。说来说去，他走进 “南南”这个“围城”，就如他给我写的匾额一样，希望更多的人能安心“勤于耕作”。

他曾说：“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于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他自己思考的作家职责，是不包括办三产业。也就是说，三产业不是作家的事。他本是在三产业的“围城”外，若不是那时兴办这个三产业，若不是那时的公司热，他就不会进这个“围城”，就不会去海南做这样的难事。不在海南做“南南”这个难事，他就不会在那个刚组建的贫困的省文联招待所住简陋的房子，也不用常以饼干就白开水来充饥。我总认为，他英年早逝，就是那三产业惹的祸。

跨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又搬了新屋，四室两厅，有100多平方米，空墙面多了。这时，我走出了企业那个“围城”，在市里上班，并做点文学工作，也能抽空写点东西。我找出这幅早已裱好的匾额，打算挂在书房。看着那几个字，犹豫了半天，“勤于耕作”，我做到了吗？我已过不惑之年，却难做到不惑。他那时刚过不惑之年，就写出了惊世之作。我做不到“勤”，怎好意思挂出来。

等像个样，再挂吧。那年开始，我努力让自己“勤”起来。20年来，发表、出版两部长篇。第二部长篇出版这一年，我又搬新房，面积大了约20平方米，空墙面更多了。我兴致勃勃地从书柜里找出这幅匾额。“勤于耕作”这四个字写得多好，字字雄浑厚实，笔笔酣畅淋漓，摆在一起，魁伟雄奇，就像他那厚实挺拔的身板。 

可我还是没挂。他当年给我写这幅匾额，是希望我勤奋，多写。可那时没勤。现在稍稍勤了几天，比起那些两三年拿出一部长篇的人，比起那些作品出来全天下都知道的人，我远远的不够“勤”。何况现在年岁大了，想“勤”，也难以“勤”起来了。

“华方，我在这里。”30多年了，每次看到这幅匾额，他声若洪钟的召唤又在耳边响起。这30多年，我写得不“勤”，想得倒“勤”，一直在想，想他写这幅匾额时对我期待的目光，想他关于作家职责是什么的思考，想他有比《将军吟》和《桃源梦》更好的构想，却去天涯海角为了那个难于上青天的“南南”事，端着杯白开水吃饼干被噎……

   这幅匾额虽没挂在墙上，却一直挂在我心里，沉沉的，有时感觉就像吊着个秤砣。

（原载《湖南散文》《湖南文学》）

杨华方 ，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剧、教授，中国红研会理事，中南大学红色文化创研中心研究员。长篇历史小说《毛泽东在1925》在《中国作家》发表，获毛泽东文学奖，电视剧《月有阴晴圆缺》由我国和马来西亚拍摄播放。另有作品获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广播电视奖、中国报纸副刊作品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