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是生命最有价值的金山银山——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羊大为美

　　（8月19日在第八十六期勤读会上羊本人的分享发言）

苏东坡何许人也？论文学，他名列唐宋八大家；论书法，他开创了尚意书风；画画，一幅木石图值四亿；论音乐，他自编自导的定州秧歌传唱至今；论美食，中国菜历史中，66道菜都因他而生；论教育，他培养出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和举人；论医学，他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民间救济医院，和别人合著过医药典籍。而在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中，这样一位好生了得的神人大伽，他的人生经历并非总是风生水起、柳暗花明的。

公元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在御史台的大狱中，苏轼在凶残小人的迫害下，吃尽了被大刑伺候的苦头，遭受了许多非人的折磨。所幸很多人为苏轼求情，特别是他的政治死敌爱才如命的王安石的一句“安有盛世而杀士乎”！才让他免于一死，改被贬黄州。

可狱中的一百多个日子，早已让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到黄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苏轼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甚至不敢发只言片语。他只能每天把自己放置在山水间、人群中，书海里，让自己不断地经历，不断地释怀。在那一片穷山恶水间，苏轼的心境变得愈发澄明，内心的创伤也慢慢得到了疗愈。后来，苏轼又被贬惠州、儋州，处境一次比一次艰险，可他却再未有过消极悲观的念头。那些黑暗的经历，早已教会了他在苦难中成长，于困境中超脱。他变得越来越豁达，活成了令无数人敬仰的“东坡居士”。

原来，真正能治愈一个人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经历。时间，只会让一个人习惯痛苦。真正教会一个人淡忘痛苦、释怀伤害的，一定是那些成长路上的领悟。其实，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人生的升华；我们终将在不断经历和不断成长中，活得淡定从容，刀枪不入。

　　——读过的书越厚，面对人生的伤害与苦难越能释怀

林语堂说：“智者阅读群书，亦阅历人生。”你读过的书越厚，对抗困难的底气就越足。任何时刻，读书都是平凡人生最好的救赎。央视台主持人白岩松抑郁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是《道德经》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他；樊登被生活打压得几近崩溃时，亦是《论语》，让他重燃了希望……

苏轼曾写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不仅让苏东坡在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进京应考，一考就拿了事实上的状元，且在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中又考了第一名。更重要的是，读书让苏轼变得文采斐然，气质超群。特别是在在跌落人生低谷时，更给了他超脱绝境的智慧。苏轼被贬黄州前，春风得意，相交满天下；被贬黄州后，亲朋无一字，人人对他避之不及。生活的落差，人情的冷暖，让他夜夜辗转反侧，陷入了深深的内耗之中。而最后将他从这种绝境中拯救出来的，不是那些酒肉朋友，不是所谓的富贵生活，而是一本又一本的书籍。《苏东坡传》中写道：苏轼在黄州安定下来后，整日闭门不出，将自己置于书海之中。一次，朋友朱载因担心他受不了打击，就此躺平，就此消沉，所以特意过来拜访他。没想到，苏轼不仅没有耿耿于怀，不仅没有郁郁寡欢，正捧着一本《汉书》边读边抄。朱载惊叹道：“您还有心情抄书呢！”苏轼笑着答他：“我抄《汉书》已有三遍了，每次咀嚼，都获益良多。”

据记载，苏东西被放倒在黄州的四年时间，书不计其数，创作的文学作品，更是多达700余篇。他的书法、绘画、词作都在此时达到了巅峰；甚至在农学，医学方面，苏轼也多有涉猎。作家余秋雨曾说：“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读书，让苏轼释怀了过往的伤害，走出了生命的困局。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哪怕深陷泥泞，读书，依旧是治愈生活困苦最好的良药。

　　——遇过的人越多，面对人生中的悲欢离合越能看淡

屈原曾说：“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在古人看来，世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初相识；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生别离。聚散离合，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牵人心肠的话题。在面对离散时，就连一向豁达的苏轼也会忍不住伤感。

《苏东坡传》中记载，苏轼早前在杭州任通判时，曾结交过一位名叫杨元素的朋友。两人相识时间很短，却志趣相投，性情相合。所以工作之余，他俩也会常常聚在一起谈论诗词歌赋。好景不长的是，两个月之后，苏轼就被调为密州知府，不日就要远行。得知这个消息的苏轼，心中万般不舍。在杨元素为他举办的饯别宴中，苏轼一个大男人，却哭得涕泪纵横，还写下了“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的诗句。后来，伴随着不断地升迁、调任、贬谪，苏轼辗转过很多地方，遇到过很多的人，经历的别离也不计其数。只是，每多一次别离，苏轼便会成长一分，心也会跟着成熟一分。直到十几年后，同样是与友人分别，苏轼已然有了截然不同的心境。

公元1091年，苏轼于江边送别挚友钱穆父。兰舟催发之时，钱穆父愁眉紧锁，不忍离去。苏轼见好友如此伤感，便拍着他的肩膀，豪迈地说道：“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十几年的缘聚缘散，十几年的人事变迁，早已让苏轼习惯了亲友之间的来来去去。经历得多了，自然也就看淡了别离。正如一句话所说：“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你路过我，我路过你，然后，各自修行，各自向前。”

世上的人和事，来去都有它的时间。有些人，光是遇见，已是幸运；有些人，最后离开，亦是天意。当你想清楚了这一点，就不会因为一时的聚散而患得患失；当你遇到足够多的人以后，便不会因为一段感情的消逝而痛苦不已。人生本无常，聚散终有时。在匆忙的一生里，做到缘来珍惜，缘去释怀，便已是对一段感情最好的珍重。

　　——走过的路越长，面对生活中的艰辛就会更加坦荡自若

有人曾把苏轼的足迹，绘制成了一张图，从图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苏轼一生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北至北京南到海南，西到川渝东至蓬莱。他辗转各地，足迹遍布北宋的大半疆土。可以说，苏轼人生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被贬谪、流放、风雨兼程的路上。苏轼的贬谪生涯，亦是他的一部成长史。这样的行程，李白看了会沉默，徐霞客看了会哭泣。在如此紧密的日程中，苏轼还全面开花，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深耕的足迹，除上述成就外，他还娶了3个老婆，写了3000首诗词，给14个城市做地方官并颇有政绩。

《苏东坡传》中有言，苏轼从四川眉山走来，二十几岁初入京师时，便通过科举一战成名，誉满天下。如此顺利的开局，让苏轼逐渐变得狂妄，自负之情，溢于言表。有一次，苏轼去拜访宰相王安石，见其书桌上有一副未完的笔墨，上面写着：“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一看，当即嗤笑王安石不懂常识，连菊花只枯萎不凋落都不知道。于是，苏轼提笔就接了一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他告诉王安石，好好观察春花与秋花的区别，不要再有如此贻笑大方之作。王安石看到后，却并未与苏轼计较。后来，苏轼因言辞激进，得罪了不少人，被调离京师，可苏轼却并未就此收敛自己的言行。在呈交给皇帝的《湖州谢上表》中，他也牢骚满腹地说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埋怨皇帝将他外放，不让他在朝中立足，是让明珠蒙尘。此举，无异于授人以柄。那些想整垮苏轼的人，抓住这一点，便使劲地攻讦苏轼。最终，“乌台诗案”爆发，苏轼也为他的自负和口不择言，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被贬黄州后，苏轼时常将自己放置在山水草木间。一日，他去赏菊，看到大风过后满地金黄的场景，不禁想起了王安石的那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此时，他才真正意识到了当年的无知和狂妄。从此，苏轼开始收心养性，为人处事也逐渐变得平和稳重。

也就是在贬谪黄州期间，苏东坡念佛，沐浴，梳头，钓鱼，采药，投身于日常生活。也长时间打坐，斜倚山坡看云，慢慢清理思绪。他顶住了压力，现在却要拆掉“千斤顶”，让通身的感觉朝着自然与人事细腻敞开。——伟人的转身，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他念佛并不吃斋，一切随缘又随意。北宋两大高僧，佛印和参廖是他的好朋友，他们相互影响，留下许多妙趣横生的掌故。他沐浴梳头皆有讲究，比如梳头，早晨怎么个梳法，中午怎么个梳法，他还研究核减和睡眠的关系，兴致勃勃地向别人推广他的经验。他采药，尝百草，攀峭壁，后来与人合著一部颇有价值的医学书。他的烹调手艺更不一般，将孔圣人的教导抛在脑后，君子不妨进庖厨，发明的美味佳肴数不清，今日尚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羹”“东坡泡菜”……他还收集沙滩上的小石头，或因形状，或由色泽。黄州收获颇丰，共计二百九十八枚“细石”。他琢磨两处私家园林，不厌其烦地给人家提意见。他和渔夫、樵夫打成一片，软泡硬磨要听父老故事，村里家家户户的大事小情他听不够，还想听祖祖辈辈传下的鬼故事……一个人如果他既有经天纬地之才，又能醉心于周遭，纵情于生活，那他就给神仙相差无几了。回头再看看苏东坡这位全景式的生活大师，方知我们有多么单调、贫乏、浮躁与狂妄！

人间万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宣称比生活更重要。生活的意蕴层，由若干核心元素构成，包括苏东坡强调的风俗、道德、神性、诗意、日常趣味、个体差异……有人说，年少轻狂时，总以为天下事，无可不为；岁月蹉跎后，终感到天下人，力有尽头。走过的路越长，经历的事越多，越能感觉到自身的渺小。所谓成熟，就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收敛自己的过程。当你收住锋芒，敛起张扬，人生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看来，生活的智慧，现代人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

　　——见过的世面越广，面对人生中的挫折就会更加从容不迫

知乎上有人曾问过一个问题：“怎样的人才叫见过世面？”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见过最好的，且不以物喜；知晓最坏的，且不以己悲。”

苏轼一生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当官四十余载，被贬谪的时光就长达三十三年。苏轼风光得意时，高居庙堂，受得了天下学子敬仰，并成了欧阳修之后公认的文坛领袖，书画宗师。门庭若市，车如流水马如龙，翰林大学士地，如驻春风。宫廷太监老往苏宅跑，太后的御赐之物一件接着一件，小到一包茶，一盒酥，大到一匹马，一盏堆金砌玉的金莲烛。如此显贵的门第，进去喝杯茶就足以炫耀于人了，更何况秦观、黄庭坚这样的大文人，不过是他的门下士；米芾、李公麟这样的大书法家大画家，俱这他的侄子辈和追随者……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苏东坡的人生里，他注定要际遇谢景温、吕惠卿、沈括、李定、舒亶、王珪、黄庆基、章惇这样一些势力大到连皇权也奈何不得的前仆后继、不择手段的官场小人。这些小人谋不了事就揽事，揽不了事就插事，插不了事就搅事，搅不了事就反过来谋人；在谋事与谋人之间，谋事者永远不是谋人者的对手，谋事的人费尽心血做成的事，谋人者只要抓住一个小小的支点，找到一个微不足道的岔子，就可以把事情前功尽弃、推倒重来，乃至于做事越多，问题就越多，罪责就越大，直至把谋事做事成事者踩在脚下或踢出场外。对待苏东坡，这些小人也通过乌合台诗案一系列事件，把他从京城撵到黄州，再到惠州、再到儋州、再到颍州、扬州、定州……跌落低谷时，苏东坡却仍能苦中作乐，接受自己渐不为人所识的事实。他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旷达和超然呢？因为能认识到世界的美好和生于其中的无限乐趣，快乐地生活，是苏东坡迥异于你人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他的眼中，再贫苦的人，再困顿的人，再不幸的人，只要你有足够的理性，那山间之明月与江上之清风，仍然能使你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让你在取之时尽、用之不竭的观赏与受用中超凡脱俗。然而，他也在“变”与“不变”的不同角度，深知人生的有限与世界的无穿，欢乐与悲哀、喜悦与痛苦在他的身上并行不悖，却没有引起冲突，所以他慨叹自己在这无穷无尽的世界里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也不因为这有限的人生而羡慕“长江之无穷”。他的人生与消沉抑郁无缘。即使在最黑暗最无奈的时候，他都没有失去生活的品位。对于他来说，生活永远是奇妙的，令人欣喜的；世界永远是美好的，而他自己则永远为生于其中而欢歌。

《苏东坡传》里写道：“苏轼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苏东坡的后半生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然而顺境也好，逆境也罢，苏轼都用自己宽大的胸怀坦然接纳，而且活得很快乐。他的快乐来自于他的天性，来自于他的智慧，更来自于他的磨难。在黄州时，他工资微薄，一家子没有粥米果腹。于是，他便脱下文人的长衫，躬身于东坡，让一家人实现了温饱。没有地方待客时，他又亲自盖了一间雪堂，招待往来的朋友。在惠州时，瘟疫横行，毒虫遍地，苏轼却觉此处风景正好，还有荔枝无数。他在此处盖了房子，还叫来了子孙，打算在此长住下去。甚至在最偏远的儋州，苏轼也能于糟粕中见微光，活出了另一种姿态。乃至于到了晚年，他俨然炼就了快乐的“金刚不坏之躯”，始终保持着一种旷达而超然的情怀——谁怕，一蓑风雨凭平生！

撒贝宁在一档节目中说：“苏东坡，如果永远只停留在‘月有阴晴圆缺’，那他绝对成不了苏东坡。他厉害就厉害在，最后选择的方向是‘莫听穿林打叶声’‘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尝尽了人情冷暖，见到了世间多面，所以，哪怕命运给他再多苦难，他也不会在其中沉沦。而我们经历得越多，也越会体会到：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在于你看轻了多少事。”苏东坡的人生态度和经历告诉你，你若懂得与生活和谈，与世界言欢。即便眼前一时困顿，不久也会变得云开雾散，豁然开朗。林语堂曾在《苏东坡传》里这样评价道：“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回首苏轼的一生，充满了风雨与坎坷。然而，他却在那荆棘丛生的岁月里，不断地读书遇人，见世面见众生，活出了自己的潇洒人生。生命中所有的苦难，都是来渡你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在提升你的自愈能力；每一次挫折，也是在赋予你对抗艰难的勇气。一步一修行，一岁一成长。那些成长路上经历的所有打击、陷害与痛苦、挫折，也必将指引我们治愈万千烦恼，奔赴更好的人生。

我非常赞同刘小川在《品中国文人·苏东坡》一文中开头的一段话：“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和深度的极限。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我感觉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正在彰显了苏东坡生命的深度和厚度。任何时候，思想最深刻者，总是热爱生机盎然！而对于生机盎然的文化人来说，人生经历，赋予了生命应有的深度和厚度，是生命最有价值的金山银山！

（在对《苏东坡传》的分享中，由于苏东坡与王安石政见的不同，自然也扯出了与苏东坡一样令人景仰的大文豪王安石，现将本人九年前读梁启超所著《王安石传》的读后感附于该文后面，一并分享。）

附：变法之殇

——读梁启超《王安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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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样作为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如果不是宋代的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诗人和大经学家、千年难求的大圣人，仅凭他“北宋百年第一札”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一篇文章，他的散文成就足以与唐宋八大家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个大比拼！

但王安石就是王石。作为王安石变法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用现在的话说，他的《兵役法》和《保马法》，强化国防，增强国力，其中的义务兵制和民兵的一些理念和做，是现代国家普遍彩取的做法，一百多年以来沿用至今都没改变。他的《保甲活》与现在的乡村治理结构和治保结构没有太大悬殊，其中甚至还有互助合作的雏形。他的《青苗法》和《募役法》，最早探索了国家在民生保障方面的功能和责任，以及国家如何劳务税收等方面进行有效管理。他最担心的是宋朝当时人才的缺乏，为人才培养废尽了苦心，不仅提出多渠道培养招收入才的途径和方安，还制定出新法通过国家办学普及农村基础教育。他还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创办钱庄（银行）构想的法律和规章，积极探索银行服务社会和金融产业的发展，以极低的利息贷款给百姓，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之忧。可以这样说，近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三百多年不断完善的现代国家治理机制，我们可以从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变法那里都能找到它的雏形和影子。如果王安石变法不被小人搅乱而没有偏废，那么我们今天所施行的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确立，将比西方发达国家提早一千多年实现。

就是这样雄才大略、目光超前、功勋卓著，本应彪炳千年的人，却令人摸黑和丑化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先是诋毁他的成长过成，认为他不是因依附当时有权有势的人，就求不到功名、成不了气候，而对他因政声而被朝廷数次下诏召他入朝却被他拒绝视而不见。再就是诋毁他的个性，认为他时最没有人情最不可理喻的人。跟着就诋毁他的人品，无中生有地杜传出他连皇帝的鱼饵都偷吃的地步。接着又诋毁他宋神宗的关系，把他晚年不服从神宗的再三挽留，决意退居说成是被皇帝赶走。最后最集中最恶毒最凶狠的是诋毁他的变法，把他的雄才大略、强国富民、巩固国防的一切善政，说成是好大喜功、天下动乱、民生凋蔽、国力消耗的根源。颠倒黑白的程度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王安石之所以这样被人谗害，固然有他目光太超前、触动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就求稳怕乱的思维习惯和惰性就多数民众的随大流和愚昧无知等原因。读梁启超著的《王安石传》，痛心之余，令我唏嘘和感慨，其中最大感悟总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谗言最大的要害是，它无需求证，也就无从驳斥。只要多次重复，就成铁板钉钉的事实。

谗言更大的要害是它的便捷、好用和实效。对于主宰舆论的人来说，他们只要抱定害谁了，谗言一散播，用不了多久，被害者就一准很快成为过街老鼠，而起会引起效应。难怪在古希腊人那儿，像征谗言的女妖法玛，长满周身的每一片羽毛下面都三个耳朵和三只嘴巴，一夜之间就能飞遍全城，把谎言传达到每一个人的梦境当中。

谗言比上述情况还更大的要害是人人惧怕谗言，又都难以逃脱被谗言中伤的可能。而要逃避被馋言中伤，最有效的办就是跟着别人散播谗言和听信伤害别人的谗言。

不仅如此，谗言更致命的还要数被中伤的人几乎都出于目光超前富有远见见解独到而一时不能被人理解和领悟，像苏东坡那样早期对王安石的反感和晚年对他崇敬就是很好的例子。而对于多数人，终其一生或过了成百上千年，也是不一定理解和领悟的。不理解沉积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成见，成见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变成反感，反感进一步积累就变成敌意，敌意朝前再跨分毫就变成仇恨，有仇就会必复！

谄言最要命的是官方中的人结成盟散播谄言。舆论本来就有既得利益者所掌控。由于环境相同，利益相同，趣味相同，行为习惯相同，心理机制和认知模式相同，他们便相互影响，相互呼应，有意无意地组织起来，对他们看不惯的人，不能理解的人，有诫心的人，另类的人散播谣言，进行歪曲、摸黑和谄害，并在社会上传播，在文字中流行，在史书里篡改和编告，形成白纸黑字的伪据和材料，使被谄害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被妖魔化，龌龊化，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永远不见天日！在我所读的史书中，《宋史》中的大部份，就是这样一种恶意编造的史书。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著名学者王夫子（王般山）后来写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历史专著《宋论》，证明了羊大为美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妄自菲薄。这样的伎俩目前还在流行着，他们戏说历史，嘲弄民众英雄，偏低有识之士，抵毁有功之臣，诬谄人民敬重和爱戴的心中偶像。王安石、苏东坡总曾受过这样的伤害，毛泽东、鲁迅这样的伟人，都逃脱不了这样令人胆寒的际遇。

呜呼，古往今来，天下有见地有远见有超前的思想、谋略和作为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千夫所指的历史罪人或天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就像王安石那样功不可没的千古大圣人，都无法逃脱千年以来对被主流社会谗谄和摸黑的命运。被小人中伤也就吧了，竟连司马光之类的所谓名流大家，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有不同的慧眼和才具，都成了主谋或帮凶，谗谄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文化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般的人被谗言伤害的现象就可想而知了！

　　读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作者哀叹，由于对王安石的攻击、歪曲和中伤，中国历史造就了一个宋代以来以谗谄为能的规模庞大的文人集团，他们主宰整个社会的舆论导向，狭隘到了只要看你不算眼，凡你主张的，再好我也反对。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之间，不再有是非对错的标准和原则，不再计任何社会后果，只要是被谗谄者主张的，全都给予反对、丑化和诬陷。于是乎，无以数计的有识之士被所谓的主流社会排挤、打压、摸黑和搞臭，都冠冕堂皇地成了谗言之下众人皆知的黑人、魔鬼和牺牲品。

再好的改革政策，都要看什么人来执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和具体内容中，已包含了现代国家制度的多数特征，甚至其中还含有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一些性质。如果西宁能坚持下来，中国现代现代国家制度建立至少要比西方提前300年，结果反而比西方落后将近300年了，两都相加，我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就推迟了600多年。而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就是占绝大多数的文人集团联合起来对王安石的打压、排挤、抹黑、中伤和陷害所致。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在具体施行中被操纵实权的小人和既得利益者，那些决定人类根本问题的“又鸟”和“马户”，通过官场上的污规则和形式主义，稿层层变通，到了最后把改革的所有成本和责任转嫁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民百姓身上，王安石再有三头六臂，皇帝老倌和皇太后再支持他，也不过就是误入罗刹海市的马骥，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结果必然只会是热在上边，卡在中间，冷在下边。这与其说是王安石的悲哀，不如说是社会体制的悲哀，文化生态的悲哀，没有独立人格而带来的容不下个性自由的和个体生命的人格心理的悲哀！由道貌岸然、虚伪媚俗的多数人对超凡脱俗出类拔萃的少数人的嫉妒仇视的悲哀！

唉，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中，被谄言所害的人难道就少吗？他们除了用自己毒蛇一样的巧舌挑起事端、拨弄是非、散摇流言、口诛笔伐、沆瀣一气、狗仗人势外，有几个人能真用自己的耳朵、眼睛和脑子去看待那些与世俗偏见执不同意见的有识之士呢？而一个只爱听假话、大话、溜须拍马的好话却不下真话、实话和不同意见的难听话的社会，又会有多少生机、活力和创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