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

快乐的猪

这是我以第一人称写的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

——题记

我死了，公元1994年1月31日。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首毛泽东还多活了一年，知足了。我死后3年，中国共产党就推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我也有资格加入共产党了。在我死后20多年，常州的房价涨到一万多一个平方，年轻人已经买不起住房了，夫妻两个抚养一个孩子都感到费力，出现了不少丁克家庭，有的干脆不想结婚了。想想自己40岁就要抚养6个子女，还造了一幢三层小楼房。6个孩子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4个入了党，成为国家有用之才。我觉得自己真有点了不起。

我出生在清朝宣统3年，第二年就改朝换代，中华民国诞生了。父亲是城市贫民，我16岁就到常州一家殷实老店里当学徒，吃了3年萝卜干饭。我在常州学生意，当店员，后来升为中级店员，并代理账房，收入颇丰；对经营之道，耳濡目染渐渐入门；人际关系非常熟悉，一般商店的负责人都认识，为走上经商之路打下良好的基础。后来一点一滴逐步积累资金，和别人合伙做点小生意，和别人合伙开店，再独资经营。在我39岁时，又改朝换代了。我成了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对象，时间开始了，我的发家致富道路戛然停止了，我再也不敢对美好生活有什么向往。

逃难在外做了两桩生意

1927年到1937年，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被日本人打断了。我从业的常州店铺给日本人烧掉了。我的父母亲当时居住在宜兴城里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毁了。我把年迈的父母安置在乡间一个叫水东村的地方，大儿子留下来陪他们。那时，我已经有一点积蓄，可以做些小生意了。我准备和妻子带着小儿子及弟弟逃难到汉口谋生活。我们沿着山间小路走到安徽边界，那里的游击队告诉我们，不要再往前去了，日军已到芜湖，遇到他们要吃亏的，性命难保。几经转折，我们回到水东村。日子总要过下去，几个亲戚说附近集镇酒很紧张，价钱贵，可以贩点酒来卖卖。我就和他们合伙做起了酒生意。做了两次，赚到100多元。

后来听人说宜兴北面几个集镇日本人没有到，还非常热闹。我就赶到官林，在南庄遇到两个常州店里的制烛工，绍兴人，也逃难到这里。去年冬季一个无锡制烛商带了一船原料，雇佣他们帮忙，一个冬天在这里赚了不少钱。现在那个无锡人回无锡开店了，把制烛工具留给他们了。他们希望我也凑些钱买原料，做蜡烛生意。我欣然答应，就这样他们生产我销售，我又赚到了100多元钱。

回到常州发展

日本人到了官林，我们继续北逃到东安。父亲遇到一个熟人，告诉他现在常州西门外怀德桥很热闹，有店有地摊，说你儿子在常州工作多年，情况熟悉，可以去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我立即赶到常州，一看情况果然如此。于是我在化龙巷租了3间屋，全家在常州定居了，那是1939年春节过后的事。

我探望老同事，旧友，他们都劝我搞老本行。我开始设法招股。首先与老天泰茶叶店经理吴孝安谈及此事。因老天泰房屋仅被日本人烧去前廗，后面两廗堆的茶叶等大件丝毫未动，他准备复业。他说，你做老本行要三四千元钱，你手里只有几百元，要多招几个股东。后来入股的还有九皋药房老板周鹤鸣，大奔米厂霍炎生和一个姓谈的人。我和父亲各300元合一股，每股600元，共计3000元。大家推我父亲当经理，实际上一直是我代理的，店名叫乾万泰。我在东大街口（那时叫千秋坊）租赁一块地，前廗先造四间平屋，并有阁楼，用的都是旧料，只花了600多元钱。那时，市区的市面还不及怀德桥，后来才慢慢好起来。我们进货主要是到苏州，上海。经过三年时间，乾万泰站稳了脚跟，逐渐做大。

从合伙到独资经营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股东们意见不合，想做其他大的生意，逼我辞职，提出拆股。他们故意提高估价，房屋作价600万（旧币），货物作价1400万，这样五股，每股400万，以为我无力量接盘。我和朋友们商量，他们劝我不要辞职。他们出面约其他股东商谈，说你们几个都是老板，各有企业，为什么店开得好好的要高某辞职。由你们接盘是说不过去的，你们对纸烛业是外行。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逼迫人，按理说是平等的，你们可以拆他的股，他也可以拆你们的股。他们无言可对，说他们拆也可以，但店内货物不能动，统统封存。交款要现金，按当时的黄金价为标准，一次交清，十天为期。朋友们劝我吃点亏把店接下来，钱大家想办法。我绞尽脑汁，倾其所有只凑到800万。我弟的岳丈家是从大后方来的，很有钱。可是他们说只有美钞，将来归还难以计算而拒绝了。我找到开锡箔庄的朱春明，他以前开店我曾经帮助过他。他说，现在棉纱价格较高，他卖掉几件棉纱后给800万我，作为投资。这样，我历尽千辛万苦，把乾万泰接手过来。但仅隔一年左右，朱春明做棉纱亏了本，托人向我要回800万，并要求折价10件棉纱拆出股份。我没有还价，朋友间应该互相帮忙。这样，我就独资经营乾万泰了。这次经历完全是尔虞我诈，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我这条小鱼所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没有被吃掉。回过头来想想，我能创业成功，只是比起一般人头脑活络点，消息灵通点，做事细心点，人缘好一点，朋友多一点罢了。

在市中心造了一座三层楼房

到常州后，七八口人的大家庭一直租房住。2-3间屋，租金要一担多米一个月，那时一担米是160市斤。房东说不租了就要走人，几乎年年要搬家，住过化龙巷，娑罗巷，蔡家场等地方。母亲就对我说，我们节约点，攒点钱自己造房子。我做了好几年的准备，逐步在几处纸栈搭了些股份，并买些物资保值，以充将来造房子用。我在大丰纸栈，德润祥纸栈，天成锡箔庄都有一些股份，都有盈利。但在西门一纸栈投进去的钱全部赔光了。抗战胜利后，江西木材大量涌入，友人开大丰木行要我搭股。我没有答应，而是买了20两码银木材，存放在他行里，暂时不用，由他派用场。我到用时提前通知。大丰木行开了发票和提货单给我。直到1948年底淮海战役打响，常州市面日趋萧条，大丰木行准备关门歇业，要我将木材提走。我说没有地方存放，他们说你不提走以后拿不到对不起朋友。几天后，他们把两排木材从水路撑到浮桥头人武部东面的码头，通知我要收回提货单。在我急得走投无路之时，以前帮我造乾万泰前廗的木匠老板史洪金和我说，听说浮桥头河内有两排木材是你的，赶快拿上来，城防部队来过几次了，要征用去搞城防了。他说他家住在东官保巷，他的作场空着，可以安放。他问我木头是否用来造房子的，我说是的，但是我没有地方造。他说，东大街店后廗的平房拆掉，造个三层楼房你就够住了，我来帮你建造。就这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进常州的枪炮声中，市中心耸立起一幢我的三层小楼房。

80年代的三层小楼房

改朝换代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概括起来说，最形象的表达就是五星红旗：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星分别代表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是人民的范围。《共同纲领》规定国家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据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要过几十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我的生意照做，日子照过。

三反五反运动

好日子过了不到两年，三反五反运动来了。“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1952年1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

周总理说，不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我们国家五种经济成分之一，但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人民中国并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任由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承认了这个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要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的。因之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容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确定了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周总理指出，中国的工商业家如果按《共同纲领》的方向发展，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服从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么，他们的出路是光明的，他们不但在目前时期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将来全国转入社会主义的时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相反，如果有人违背《共同纲领》和国家政策法令，抵抗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是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背道而驰，无疑必将遭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正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担任领导而资产阶级决不能担任领导，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

周总理说，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通过《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决定首先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

运动一开始还缓和，慢慢激烈起来。工作队把职工发运动起来，到处是大字报。资本家每天开会写检查，坦白总是不彻底，检查总是不老实，就是过不了关，日子很不好过。后来只能瞎说，我坦白到逃税2万多元，也不说明是怎样的逃税方法，只要说某月某日逃税多少就好了。我估算一下店里存货大概值2万元，全部作退赔够了。这样我就可以做个没有资本的资本家了。那次检查后，工作队没有叫我再坦白，我感到轻松不少。到5月底，坦白交代的逃漏税审查仅为1050元，并要交1951年所得税。所得税是按营业额算的，税率各不相同。我店里全年营业额6万多元，账册明证齐全，按10%税率计算，要交6千多元，说谁先交誰可以先过关。我积极筹款，争取早日过关。我把应该归还上海的一笔货款挪用交了出去，最后还差几百元，我只能将家中的饰金三两多兑换了现金，才凑齐税款。

响应号召转业

五反结束，劳资双方开了团结会议。工作队提出经营纸业的家数多，尚余1万以上资金的人可以转搞实业，有益于国计民生。工人们都赞成，资方也多数同意。我店旁边金鱼弄口有家三益棉织厂，主要生产毛巾，产品都是到天津去卖，生意很好。但该厂生产设备落后，厂房小，规模不大。该厂负责人王舜骏和我同是居民小组长，经常在一起开会。他是技术人员出身，懂染织工艺，都是自己动手。我把要转业的事告诉他，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加大对三益棉织厂的投资，扩大生产。我联系了6家同行总共投入7万多元资金，劳资人员共50多人。首先物色了厂址，选在西下塘纸业公所，把那儿的地方都拿下来。然后把存货脱手变现，到上海购买机器，又购置十件棉纱准备试车开工。转业过程持续了半年多，存货低价出售，开工后被单质量尚可，毛巾不行，卖不出去，工资都发不出了。工人闹事，几个资方负责人打算卖掉部分机器发工资。但纺工局不同意，派员驻厂协助我们解决困难。危难之际，大家推我为厂长，我硬着头接下了这副重担。我削价把次品毛巾处理掉，组织人员攻克毛巾生产技术难关，增加被单的产量，争取政府支持拿到一些贷款，补发工人工资，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产品质量有了提高。后来由国营企业向私营企业加工、订货或包销收购，把私营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企生产状况逐步好转。公私合营后，我改任副厂长，为社会主义企业服务了。1963年和新中二厂合并后，改名三益毛巾厂。新厂领导力量电大，年轻人多，我被调整为行政管理科科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到成品车间当了工人一直干到退休。

我的弟弟祥生

我弟弟祥生小我八岁，抗战开始他还在无锡师范读书。他没有随学校西撤，回到宜兴和我们一起避难乡间。回到常州后无学可上无事可做，闲荡了两年。他是学生出身，不会做生意。乾万泰店里已经有我和父亲两个人，不好意思再安排弟弟进去工作。1941年托人介绍在西门怀德桥米市河公信商场做会计。1942年，父亲身体不好还带病工作，叫我帮弟弟把婚姻问题解决了，给他成个家。后经股东霍炎生介绍，与张静芳订了婚约。我随即在南门木匠街定制了一套榉木家具，即于当年7月完婚，一切费用都是我来的。父亲虽然有3-4百元却都存在店里，每月取利息以作零用，一般老年人都是如此。父亲在1944年就去世了。弟弟婚后约一年即搬到岳丈家去住了，他们家房子多。1947年我独资经营乾万泰，弟弟才到店里兼了会计，两边拿工资，直到公私合营后才到纺工局、物资局做统计工作。

公私合营时清产核资，我的资产为3204元，因乾万泰原来有父亲的股份，所以，把资产和弟弟一人一半，弟弟每月也领取6元多国家的定息。文革中，他被揭露出每月领取资本定息,有剥削收入，是暗藏的资产阶级分子，遭到单位群众猛烈的批斗，有一阵每天要挂着牌子在街上步行上下班，牌子上面写着暗藏的反动资本家。相反，我在三益毛巾厂一直拿60元工资，是公开的小资本家，厂里拿200多元工资的大资本家好几个，我反而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每天戴着白袖套在厂门口认罪示众，白袖套上写着“不法资本家“几个字。下班回家当然也要戴着，我就把袖套转过一点，让“不法”两个字朝里，藏在腋下。

我的家庭经济状况

转业后，店里的房子出租给缝纫社，租金38元全由我收取。1958年房改后，只有租金只有原来的20%，7.6元，还要给弟弟一半。房改时家里只有五个人，三层楼房的第三层当时出租在外，要被改造。我就把它送给了弟弟，作为共有人登记产权。弟弟仍然住在岳母家，房租由他收取。

我的父亲1944年去世后，大家庭的担子由我一个人挑。1947年开始独资，1949年造三层楼房，解放后转业办工厂，经营困难，所以经济一直吃紧。幸好店里的房子是我的，一直由我收取租金。我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下图分别是1961年和1987年的全家福合影。

直到1957年，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先后参加工作，倒过来能补贴加家用，日子才好过不少。但是，还有三个孩子在读书，全家五口人，全靠我60元工资，资本定息、房屋租金12元以及三个子女寄回的二，三十元家用。1964年下半年，国家的经济形势极大好转，我的小女儿也参加工作了，家中经济状况更有了改善。

我妻子讲起来是老板娘，可是一天福也没有享受到。我在外忙事业 ，她在家主持家务，抚养教育六个子女。她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真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把孩子们照料好。下图是三儿子和同学合影，穿着打补丁裤子的就是他。

　　为补贴家用，她带领孩子们做些加工服务工作。例如，用旧书粘成纸袋卖给商店，黏贴火柴盒，纳鞋底(鞋底上已经钻好孔，用粗线缝起来增强鞋底的牢度)，分拣猪鬃(黑白分开)等等，他们都做过。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妻子的节俭。我家、我在外工作的子女，我的一些近亲几乎都有她做的被面和床单。这是一条怎样的被面或床单？它是由几百上千块三角形碎布拼成的。我家前廗就是缝纫店，我妻子就是利用店里当垃圾倒掉的边角料拼成了一条条被面和床单。

我的成份对子女的影响

共产党是讲阶级成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对他们的子女基本一视同仁。大儿子1955年就从大连工学院毕业分配到武汉工作，二儿子1957年从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湖南株洲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工作，他在大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女儿1957年从南京无线电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1958年春节老大老二恰巧同时在北京出差，下图是他们兄妹三人在北京天安门前合影。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阶级的存在和划分，以社会人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占有为依据。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是反右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文中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对高中毕业生的政治审查相当严格，所谓的“十大父母”都要查清楚，旁系亲属也一个不能放过。十大父母就是父母、伯父母、叔父母、祖父母、父母姨、舅父母、外祖父母、继父母、养父母、寄父母、，其表兄弟姐妹也一个不能漏掉。小女儿学习成绩很好， 1959年省常中毕业录取了南京大学却只能读地质系。小儿子小学里是少先队大队长，初一是班长。进入初二，他的班主任直截了当对他说，你家庭出身不好，班长让给别人做吧！也是这一年，三儿子在常州二中直升高一 。他在初中六个班级中，毕业考试总分第一，全年级两个优秀共青团员，他是其中之一，暑假还参加了共青团常州市委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可是进入高一，他只担任了学校学生会委员而没有进入学校团委。因为那年（1964年）8月3日人民日报名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社论中明确指出“必须特别注意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选择和培养的重点应当是先进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出身的干部”。可见我的孩子不是培养重点。文化大革命开始，反动的血统论甚嚣尘上，德智体全面发展、积极上进的三儿子成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在学校被同学批斗，遭到工宣队无端训斥，两次被对立派持枪抓进据点。我家的三层小楼房在文革中几次在半夜被人用砖块把玻璃窗砸碎。

翻天覆地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感觉，说不出来的感觉，不敢说的感觉。邓小平又上台了，1977年高考恢复了，知青回城了。三儿子在高中毕业12年后终于又成了大学生，并且在1980年加入了共产党。农民实际上是分田单干了，个体经济又发展起来了，私人办厂的也越来越多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建设的社会主义，才具有全方位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路线，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共“八大”路线的正确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例如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纠正了建国以后向社会主义“穷过渡”的种种谬误，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他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我想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吗？

三层小楼房的价值

我家的三层小楼房地处东大街和南大街拐弯处，标准的市中心，商业黄金地段。1984年常州丝绸印染厂看中了我家的房子，安置好住在里面的我和我小儿子一家，我弟弟和他大儿子一家的住处，还给每月一千元租金，租下了我的三层小楼房做营业门市部。按我和弟弟的协议，我每月拿580元租金，这可是我月退休工资的十几倍。我的经济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我除了留存下养老钱，还每年给六个子女发点红包。这笔租金收入，办完我的丧事后，六个孩子还每人分到六千多元钱。

1992年，建造常州商厦，我的三层小楼房将要拆迁了。那时三儿子已经调回常州工作了，他没有住房和我们挤在桃园新村一个三居室里。这样我建造的三层小楼房（我的产权部分）在经过四十五年后被拆掉换到一套80平米的二居室和47平米的一室半户两套住房留给了后代。

结束语

共产党开天辟地，我不懂政治，不问政治，我做做吃吃，养家糊口，开了爿小商店，马马虎虎也可以算是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我养育了六个孩子，造了一幢房子，算是小康人家。共产党改天换地，政治来问我了。我认识到自己当过老板，有剥削行为，是可耻的，要老老实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下图是1965年我亲笔填写的自传。

　　共产党翻天覆地，搞起了市场经济，鼓励发展民营经济。1979年6月，国家宣布我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88年国家修改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新的更多的更大的资本家涌现出来，国家富起来了，人民富起来了。可是我的一辈子过完了。

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孩子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什么样了，惊天动地了吗？家祭无忘告乃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