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金—也说浩然

郭建华

浩然遗照

　　浩然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艳阳天》一炮打响，先后印行6个版本，发行300多万册。被翻译成日本、朝鲜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发行。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多种艺术样式，广为传播，搞得几乎家喻户晓。好评鹊起，赞者如云，一时洛阳纸贵。

小说封面

　　“文革”中，“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

拨乱反正，几经折腾，总算“说清楚”了，重新获得站立起来的机会。

《苍生》问世，再次轰动文坛，多家报纸转载，权威人士评介，终获首届“大众文学”特等奖，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标志着他的东山再起。

再版《金光大道》，招致非议，引发“争论浩然”风波。

1999年6月，香港《亚州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艳阳天》名列第43位。

在此之前，《环球时报》一篇关于浩然的访问记，又激起几圈“争议浩然”的涟漪。数家小报，趁机起哄，推波助澜，却没有成什么气候。

有幸读过几篇指责浩然的大作，虽言辞激烈，但明显底 气不足。适逢笔者受命参与文史资料《浩然与昌乐》(已由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编选工作，接触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加上本人与浩然15年交往中的所见所闻，对浩然的成功和成功的浩然，有了新的感受，新的认识。受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觉得有必要将这些感受和认识写出来，传达给读者诸君，包括对浩然抱有偏见的文人学者，以期关于浩然的争论多一些公允，少一些偏颇。

农民更容易与农民融合

1960年，浩然以俄文《友好报》记者的身份，从中苏友协机关下放到山东省昌乐县劳动锻炼。出于方便交通和生活安排等方面的考虑，县里将浩然派驻到离县城较近的原城关公社东村大队。同时安排到东村的还有著名翻译家、画家高莽(即乌兰汗)等两位男同志、三位女同志。从尚未脱棉衣的早春时节进村，一直到穿上棉衣的时候离开，浩然在东村生活了八个月。

　　1960年浩然、高莽与房东大娘在一起

　　 这是极不平常的八个月。

当时东村大队只有两名中共党员，一名尚在接受处分期间，另一位女党员刚生了孩子，不便出来工作。浩然一来，刚好三位党员，可以组建党支部，浩然就成了东村党的历史上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这个有职有权有责任在身的支部书记的担子相当沉重，对一个年仅二十八岁、一直做着记者和作家的下放干部来说，简直不堪重负。但浩然还是咬咬牙担起来了。

每一个从那年代过来的中国人都刻骨铭心：1960，是和饥荒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1960年是饥饿和灾荒的代名词。他进驻东村，挑起党支部书记这副担子的时候，又正值初春，真正是青黄不接！全队近400口人一个食堂吃饭，社员每天定量6两粮食，下放干部每天定量9两。每天两顿粥。

肉、蛋、菜不必说，有时连腌咸菜也吃不上，筷子蘸酱油佐餐便是常事。许多人开始水肿，头肿得像瓦罐，两眼眯缝着看不清东西，脚像榔头一般穿不进鞋。体弱多病的老人和孩子，更是难以熬过这一关。

1960年浩然与村干部合影

　　浩然心急如焚：人命关天啊!他一面组织队里干部清仓查库，摸清家底，凡是集体库存的能吃的东西，都一一整理储存，列入400口人吃饭的盘子；一面发动社员采树叶，挖野菜，到河里捞一种当地叫做“苲菜”的水草，聊以充饥。派人到山上刨茅草根，让食堂煮水代药，医治水肿病人。对老弱孤残和水肿严重的病人，他挨家挨户登门拜访，嘘寒问暖，千方百计给些照顾。全村400多口人终于度过了建国以来最大的饥荒。

浩然是下放干部组长，他要带领组员们与社员一块儿下地劳动。他又是党支部书记，要同队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队里的生产和社员生活等大大小小的事。操劳忙碌加上每天9两地瓜干和筷子蘸酱油的伙食，使这个原本矮墩墩、壮实实，眉清目秀的漂亮小伙，很快变成了又黑又瘦的小老头儿。随后又由瘦变“胖”——他也理所当然地患上了水肿病。县委书记王永成得知浩然的身体状况，十分焦虑：浩然是青年作家，难得的人才，国家的财富，必须保证他在昌乐不出问题。可是，又不能在东村单独照顾他一个人。该怎么办呢？反复思考和研究的结果是，星期六的下午，通知浩然到县委来开会，会后留他吃晚饭。他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没有任何人作陪。一大盘馒头，一碟咸菜，一小盆稀饭。比起东村食堂的地瓜面粥和掺着树叶、野菜的地瓜面团子，这简直是过大年，是天堂盛宴!他一气就吃下十一个白面馒头。二十多年后浩然对笔者谈及此事，还记忆犹新：“我一连吃了十一个馒头，十一个呀!我还想再吃，可是不敢了，怕撑出毛病……”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又被召到县委开会，又是一大盘馒头，一碟咸菜，一小盆稀饭。他再次饱餐一顿。到了第三个星期六，召浩然去县委开会的通知就不灵了。他已经搞明白了，是县委为了治好他的水肿病，特地从县委食堂挤出粮食，为他开了小灶。他不能再去享用这份特殊待遇。400多口人都在吃糠咽菜，那么多的社员都患了水肿病，作为带头人的支部书记一人去吃白面馒头，他咽不下去。县委书记王永成得知此事，万感交集，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就凭浩然同志这一点，将来他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大作家！”

秋天终于在庄稼人眼巴巴的期盼中姗姗到来。玉米棒子快熟了，地瓜墩也悄悄鼓了起来。饿极了的社员开始在秋庄稼上打主意。有人掰几个玉米棒子，藏在猪草里。女人们则钻进玉米地，在腰间束了一圈玉米棒子，像挂子弹似的。也有人夜间行动，到坡里扒地瓜。这本是求生的本能所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实在说不上是“偷盗”。但他们毕竟侵占了集体财产，让那些老实巴交的守法者相对吃了亏，这不公平。队干部们商量，下放干部觉悟高，不会去“偷”；又都是外地人，没有三亲六故，处事公平，是护秋看坡的理想人选。于是，下放干部和队里的干部搭配着编成几个组，轮流值班，担负起看坡的任务。浩然看坡是最有意思的。一出村子，他就放开喉咙唱歌。歌声在夜幕笼罩下的田野中飘来飘去，打破了夜的沉静。要不就像京剧演员吊嗓子那样嗷嚎嗷嚎地喊一气。社员们都熟悉了浩然的声音，一听到歌声和喊声，就知道浩然来了。同组的一位队干部告诫浩然，看坡是不能弄出声音的，你这样一唱一喊，不把偷坡的人都给吓跑了吗？浩然无奈地一笑，没有说什么。这位耿直敦厚的队干部后来才搞明白浩然的良苦用心：作为支部书记，他对偷坡者不能不管，不管便是失职；作为从饥饿和贫困中挣扎过来的破产农民的后代，他又从心底同情这些饿极了的庄稼人，他不想抓住他们，让他们难堪。他只有用这种“敲山震虎”的办法，让他们走开。

一位正在读中学的孩子，到坡里扒了几块地瓜，被抓住了。孩子非常害怕。按照规定，他要被带到大队办公室审问，还要罚工分。万一让学校老师知道了，那就更糟了。他如实相告，说家里没吃的，娘又病了，他在学校上学饿得头发晕……浩然把他放走了。他对同组的护秋干部说，一个孩子，还在读书，风声闹大了，会影响他的前途。从此，这位中学生心里感激浩然，却又不好意思再见浩然，总躲着他。当二十多年后浩然重返东村，已经当了国家干部的当年的中学生特地去看望浩然。他说，当年你离开前东村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加入送行的行列，怕看见你，又想看见你，就趴在我家的墙头上，一直目送你走出村头……说得两个人都眼泪汪汪的。

麦收以后，库容一亿五千万方的高崖水库进入大坝合龙的关键阶段。全县30万民工上阵，队里的主要劳力都上了水库工地。浩然也被县里调去写“水库史”。他一边在工地上做调查，一边参加抬土筑坝的劳动，晚上则在灯下写稿子。仲秋节到了，县里请他到水库指挥部过节。他去了不久，又摸黑冒着雨回到东村民工们的住处。他挂念着东村的民工，无心与指挥部的同志们凑热闹，便把县里分给他的一斤白干酒，二斤月饼和五盒香烟带回来，与东村的民工们一块儿过节。大伙儿用茶缸子端着浩然亲自斟上的白干酒，你一口，我一口，轮流着喝。每个人的嘴上，都叼着一支浩然分给他们的香烟。要知道，那时候香烟是计划供应的，有钱都买不到。所以不管会抽的不会抽的，都吸上几口过个瘾。他们至今记得，那香烟是“金奖”牌的。全工地30万民工，没有谁能享受到这份待遇！他们自豪极了，高兴极了。浩然与乡亲们共同分享着这份欢乐，过了一个难忘的仲秋节。那二斤月饼，浩然也没舍得吃。他一直留着，打算回东村时送给一家四条光棍汉的房东家的孩子。遗憾的是，当他完成任务，启程返回东村的时候，一直珍藏在床底下的那二斤月饼，已经长了毛。

讲述这段往事的人叫李福德，是东村大队的一位副队 长，浩然的助手和搭档。李福德与浩然之间，也有一串值得 一写的故事。离开东村的时候，浩然到李福德家道别。炕前 是四个比炕沿高比炕沿矮的孩子，个个衣衫褴褛。炕上躺着 李福德的妻子赵墨兰，面色憔悴，少气无力。刚刚四十几岁 的女人，被胃口疼的老毛病折腾得像是六十岁了。她噙着眼 泪对浩然说，看我这样子，以后怕是再见不到你了。回北京 以后常来信……浩然看看李福德，说得想法子给嫂子治病啊!李福德说，病是得治，一家人吃饭穿衣，全指靠她呢。可……他无奈地深深叹一口气。浩然什么都明白了。眼下这个家，像一辆超载而又推力不足的破车子，正处在崖头上，有人伸手帮着推一把，就上去了；松一口气，就滚落下来。他掏出买了返京的车票后仅余的三块五毛钱，塞给李福德。就是这一臂之力，让李家这辆满载的破车子爬上了崖头。乡亲们说，饥时给一口，胜过饱时给一斗，李福德一家子多亏了老梁拉这一把。病愈后的赵墨兰逢人便讲，老梁好人哪!老梁救了我一命。

秋末冬初，下放干部组要撤离，要回北京了。东村的乡亲们，特别是队干部们，心里都酸酸的。并肩战斗了八个月，大难总算过去了，他们却要走了。大家明明清楚，他们是要回北京享福去了，心里却总是难割难舍。队干部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送他们每人一斤烟叶，两个萝卜。队长田敬芳让妻子用玉米面和地瓜面掺和着，给每人烙了两个饼子，带在路上吃。两口子还觉得不过意，搜肠刮肚地想主意，终于想起了家中还有唯一一样能吃的东西——他们把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上结的石榴全都摘了下来，包了包，塞进下放干部的行李中。

当乡亲们送走了下放干部，还沉浸在依依惜别之情中的 时候，浩然和高莽一人提一个包袱，满头大汗地跑回来了。浩然对田敬芳说，上边有纪律，不许带这些东西。谢谢乡亲们的心意！原来他们在火车站清理行李时，发现了乡亲们送的礼物，于是两人趁火车不到点，一溜小跑把礼物送了回来。田敬芳的妻子忍不住流下眼泪，“老梁，你们在俺村吃了这么多的苦，受了这么大的累，俺想想心里就难受。你们这一走，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见上……你就给嫂子一个脸，把面饼子带上，路上吃……”乡亲们一个个含着眼泪，争着往浩然和高莽的衣兜里塞那几个巴掌大的面饼子……

浩然离开了东村。乡亲们一直惦记着他，他也一直惦记着乡亲们。

1976年2月24日，浩然收到老队长田敬芳的一封信。

其时他正借居密云县一间清静的房子，写《金光大道》第四部，连春节都没顾上回家。他看到田敬芳的信，兴奋不已，当即提笔回信：我刚刚喝醉了酒回到住所，见到从北京转来你的信，十七年前的往事，带着强烈的色彩，展现在我的眼前。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想立刻知道：你家那位贤惠的大嫂，怎么样了？李福德同志怎么样了？吴同志(当时的副队长、倒插门的女婿)怎么样了？钢蛋的妈妈(笔者注：系指浩然的第一家房东)怎么样了？我那个老房东(笔者注；系指浩然的第二家房东)可能不在世了，他的光棍儿子已经老了，两个孙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吧？

请代问东村父老兄弟姐妹们好。问候你全家好。村东头有一位身强力壮的赶车人，很有趣，也问他好。

酒后吐真言。这就是浩然对东村的乡亲们一片思念之情的毫无掩饰、不事夸张的流露。

这里，他特别提到了李福德。或许，他还惦念着李福德那被心口疼折磨着的女人和那四个衣衫褴褛的孩子。

事隔二十三年之后，1983年的初秋，浩然终于如愿以偿，重访东村。此时他己过知天命之年。考虑到他坐了一夜的火车，又患高血压，县里领导安排，请他先在宾馆休息一天。谁知吃过早饭之后，他就要求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于是我要来了一辆吉普车。他不坐，坚持要骑自行车，说骑车看得更仔细些。我陪他骑着自行车，看了他借阅过图书、开过业余作者座谈会的文化馆，寻觅他吃过十一个馒头的县委大院的那间茅草房，以及草房旁边那棵老槐树和大银杏树。他一路感叹，变了，变了，昌乐城变这么大了！也不时流露出些许遗憾和惆怅：茅草屋不见了，大银杏树也不见了。新建的办公大楼虽然气派，却没有茅草屋的亲切。怀旧之心，人皆有之。

　1987年浩然与本文作者郭建华在东村留影

　　根据县里的安排，第二天的日程是由一位县委副书记陪同，到高崖水库等主要景点和有关乡镇、厂矿企业参观。临出发，他又提出要求：先让我到东村去报个到吧!这一“报到”，“乱子”就惹大了。他被热情的东村乡亲们团团围住。大队办公室里挤满了人，办公室大院里也挤满了人，有老搭档，老相识，也有二十多年前的光屁股娃娃，以及这些娃娃们的媳妇和娃娃。他信中问及的钢蛋来了。房东老光棍汉的孙子如今已是大队保管员，张罗着给他烧茶倒水。倒插门女婿、副队长吴国瑞老两口一块儿来了。老队长田敬芳拙于言辞，紧紧握着浩然的手不放松，眼里闪着泪花，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句流利的话。而他看见田敬芳老伴的第一句话竟是“哟，大嫂子，你还是这么漂亮!”大嫂笑着回敬一句：“好你个老梁，刚见面就没句正经话！”一阵爽朗的大笑，大家都回到了二十三年前。

参观回来，他不肯再住宾馆，坚持要住在东村。他说，住在村里与乡亲们更贴近，说话更方便。我是专程来看望乡亲们的，让乡亲们跑到宾馆去看我，那像什么话!于是在大队办公室的套间搭了个木板床，作为他的临时住所。现任支书田志文，成了首任支书浩然的警卫员兼服务员。田志文陪浩然挨家挨户登门拜访。一回到大队办公室，早有人在那儿恭候浩然了。浩然没有了午休，晚上要一直陪热情的乡亲和客人谈到半夜。田志文担心浩然的健康，他对那些络绎不绝的来访者先是话中有话地暗示，继而明言相告，浩然太累了，需要休息；后来则不得不使出了支书的权威，口气生硬地下逐客令。就是这样，也难以抵挡那些闻讯赶来的浩然的方方面面的故交和渴望见浩然一面的崇拜者。

遗憾的是，这一次他没有见到李福德。此时的东村大队 已划分为前东村和后东村两个行政村。原东村大队的政治中 心以及队干部中的骨干大都住在前东村，所以浩然一来就住 进了前东村。而李福德的新居在后东村。派人去找，也没有 找到，据说到什么地方打工去了。

当李福德的老伴赵墨兰得知浩然来了的消息时，浩然已经决定启程回北京了。为了不搅扰乡亲们，也为了免受离别 之情的折磨，浩然特地选择了一班夜间进站的火车，打算悄 悄离去，回北京后再写一封信，向乡亲们表示不辞而别的歉意。但消息还是走露了出去。夜半时刻，小小的火车站涌来 大批送行的乡亲。他们手中提着大大小小的篮篮包包：绿豆、 小米、花生……

“我家里有，我吃不了那么多!”他做出为难的样子，一一谢绝。

他们不相信。

“我是党员、国家干部，这样做是不允许的……”

他们理直气壮：“你是东村人!”

检票的铃声响了，乡亲们簇拥着浩然走向检票口。这时候，一辆小推车匆匆在车站前停下，老太太由她的儿子扶着 下了车，立刻焦急地呼喊：“老梁!老梁!”

浩然挤出检票的行列，一把抓住老太太的手，惊呼道： “嫂子！你怎么来了？”

老太太便是李福德的老伴，当年那个被心口疼折磨得死 去活来的赵墨兰。她懊悔不已：“我刚刚听说你来了，你就要走……”

有乡亲来催浩然快去检票。

老太太慌忙掏出一个塑料袋，不由分说，塞到浩然手中，“拿着，路上吃!”那是一袋煮熟了的鸡蛋，剥光了皮，用酱油浸过，还热乎乎的……

其后，浩然分别于1987年、1990年、1992年和1995年造访昌乐，探望东村的乡亲。每一次到来，都留下一串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东村的乡亲和昌乐的朋友也先后二十余次去北京、去三河探望浩然，叙谈亲情友情。

浩然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让老伴杨朴桥也来昌乐，认一认东村这个“婆家门”。他的这个愿望，在1995年10月至11月间得以实现。他搀扶着拄着拐棍的老伴，一家一家的登门拜访。他高兴地告诉笔者，这么多年，老杨的情绪从来没有这么好!可见老伴对东村这个“婆家门”不仅认可，而且相当满意。

他还希望带第二代人(儿女们)、第三代人(孙子、外孙们)也来昌乐，认识一下东村，认识一下东村的乡亲们。谈及此举的初衷，他说，对于东村和东村的乡亲们，一方面自己永生不能忘，另外也要告诉儿子、子孙们，让他们记住，一个艺术家的路子该怎么走，人该怎么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应该同农民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跟他们保持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及他们所应该得到的关怀……

1990年9月底，他带来了第二代人的代表，女儿梁春水。他先领着春水，认了每位大娘、大爷、大叔、大婶的门儿，然后让春水自己去做深入的采访。

这一次，他见到了李福德。

李福德夫妇在一所中学看大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平顶房，既是传达室，也是夫妇俩加一个他们收养的四、五岁小女孩的住处。一张大床，箱笼炉灶，锅碗瓢盆，把个小屋子挤得满满当当。秋热尚有些余威。水泥板盖顶的平顶房，无遮无掩，一天的曝晒，加上一家人做饭吃饭，晚饭后屋子里就变得又闷又热。闷热中，混杂了烟火味饭菜味和汗酸味。浩然就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种氛围中带了女儿春水走进了这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平顶房。

李福德老两口又惊又喜又慌乱。李福德紧紧握住浩然的手。赵墨兰拉着春水，又是端详又是夸奖又是问候，说不尽的热情话。李福德一边跟浩然说话，一边吩咐老伴快泡茶。赵墨兰刚涮好茶杯，发现客人还在站着，又忙着给客人找座位。这小屋子容不下两把椅子，她就拿来两个马扎，一边叨念着屋子太小，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一边请客人落座。李福德则发现了客人脸上的汗水，大声问着芭蕉扇放哪儿了？浩然一边说着别忙别忙，早已脱光了上衣，脱去鞋子，光着膀子上了靠窗的那张木床，将小姑娘揽在怀里爱抚着，说我坐这儿就挺好，又宽敞又凉快，你们还瞎忙乎什么？快坐下咱们拉拉呱儿！看着浩然光着膀子上了床，李福德老两口立刻想到三十年前坐在他家炕头上商量队里事情的下放干部老梁。他们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平静了许多。赵墨兰将身上散发着汗酸气和奶腥味的小姑娘从浩然怀里接过去。浩然就随意倚到堆放在床头的油腻腻黑乎乎的被垛上，与老两口拉开了家常。坐在马扎上的春水，则只有听的份儿，那些忆旧的话题，她大多听不懂，更插不上言。五口人挤在十平方米的小平顶房里，不知不觉拉了三个小时。直到李福德按职业习惯准时去关学校的大门，浩然才发觉时间不早了，起身下床，与两位老乡亲惜别。他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赵墨兰。

1993年6月，浩然突患脑血栓住进医院。得到消息，我们立刻动身前去探望。他住在通县一家部队医院的单人病房里，危险期已经过去，语言功能尚未完全恢复。为了显示治疗的效果，好让我们放心，他坐在病床上，有些吃力地与我 们交谈。他一一询问东村的老房东、老搭档、老乡亲的近况。 当问及李福德时，我未加考虑地如实相告，说他的老伴刚刚去世。

“什么病？”浩然震惊，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急切地问：“得的什么病？”

“肝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他眼圈一红，两包热泪夺眶而出，沿着鼻翼，伴着无声 的抽泣，滴落到洁白的床单上。

我后悔极了。我没有想到，对东村的乡亲，他竟怀有如 此深情!在他最需要安静和平静的时候，是不该将这噩耗告诉他，让他伤心悲痛的。一屋于的人都找不出任何安慰他的语言。病房因为他的低泣而显得格外宁静。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