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冷月孤灯方可深思，静远楼高力在笔墨”。唐浩明先生三十年来着力研究，“评点曾国藩”，用功之勤之深，颇让人折服，面对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无疑是最重要的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近十年来，关于曾氏的各类书籍充斥着市场，良莠不齐。唐先生从一千多万字的曾国藩家书、日记、公文等浩繁的资料中分析思缕，拨云见日，对人对事都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见解。《静远楼读史》则是其中精品，用凝炼的笔触进行的评点更是点晴之笔，直指人心。单就个人成就来说，曾国藩无疑是成功的，他的“三变”，由诗词歌赋一变至精研理学，再变至初出团练时的强用韩申之术，丁忧后三变而至黄老之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每一次都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曾氏的高明之处，难怪伟人都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三变”之根本就在于能够时时反思，进而真正做到洗心革面，实现质的飞跃。而找到正确的道路后，最主要的就是“持之以恒”。无论是戒烟、读书、习字，还是“结硬寨、打呆仗”皆是如此。正所谓“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最后一变，却是曾氏在重温黄老之学时，结合社会现状深刻反思的结果。行事过于方刚，表面看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因此，咸丰八年曾氏再度出山时，他变得几乎让人认不出了。原来曾国藩不讲什么官场礼节那套虚头巴脑的东西，这次却给相关的将领、官吏们写了一封措词相当谦恭的信，请求各位同僚的“指针”。到了长沙后，他忙着拜码头，从湖南巡抚到长沙知县，全部走到，仿佛失掉了方刚之气。他再也不和咸丰顶牛了，而是打起了太极。他更加同流合污、和光同尘了。但正是这样，反而博得了众人的好感，在江西筹饷也顺畅了很多。但是深入分析曾氏的内心，表面“明强”的他也有自私和怯懦的一面。他的自私体现在对家人的格外关心，比如在军队的管理上，他给曾国荃部队的器械、装备都远比其他的部队要好得多；他极力维护曾国荃的部队，让他们单独围攻南京，以利拔得头筹。而从小生活在湘乡农村，接受的传统教育和家庭熏陶注定了他的性格中有着怯懦的一面。当时拥兵于江南半壁，多次有人劝其黄袍加身，曾国藩都坚决回决了，还写了“左列钟鸣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的名句，表面上是黄老思想的影响，实际其中饱含着对皇权的敬畏。因此，除了对自身实力的考量外，内心的怯懦因素有着相当的影响。天津教案的处置更为一明证。时势造就了曾国藩，一生追求内圣外王的他终究不是完人，世俗在他身上也有深深的烙印。此外，唐先生对当时的几位重臣的评点也颇有几处神来之笔：“曾左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左宗棠的瑜亮情节”，这一句话便直接点明了左氏的性格特点，即“恃才傲物〞。承平之时左氏决无出头之日，机缘巧合，左氏才大放异彩。“古今奇才胡林翼，古今完人彭玉麟”，寥寥数语，恰如其分，纵观古今，能胜胡、彭者不多见。“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眼界高远，作为“门生长”随曾氏历炼数年，政治领悟力飞速提升，青出于蓝。高级幕僚赵烈文更是“人间清醒”，乱局中针砭时弊，精准预测了清廷之败，《能静居日记》也成为研究近代史珍贵的史料。而直指人心的除了对曾国藩等一干重臣的解读，更有对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的探究，着墨虽少，却堪称神来之笔。比如“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虚伪、圆滑、麻木、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须手段”。“天下任何良法美意，行之愈久则初始意图就愈模糊，再后则面目全非”。“活跃于官场上的人少有始终目标坚定，将办事摆在第一位的头脑清晰者，多的是为做官而做官， 为升迁而做官的官迷”。“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深刻而又精辟！因为种种世俗，千年来实在是没有太大变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