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五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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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道自1860年至1903年，英、美、法、德、日、俄众列强迫清政府在天津城东划出租界，自此天津被九国列强分割，各国建筑师纷纷在此建造房屋。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多清朝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租界寓居；不少富贾巨商、各界名流、红角、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在此留下过足迹。所以一些看似普通的洋楼，可能就是某位政客买办、达官显贵的故居，“五大道”也成了天津小洋楼的代名词。2011年，五大道被天津市确定为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

五大道是我们国家现在保存最完整的洋楼建筑群，被喻为“万国建筑博览苑”，有英式、意式、法式、德式、西班牙式等不同国家风格的建筑群，姿态万千、别具特色而又各成一景，每幢建筑里都蕴含着故事，带有浓厚的历史感，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五大道”位于市中心的和平区，坐落于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与南京路以西的，一片长方形地区，共有22条道路，总长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名为五大道，实为六条道，分别为马场道、睦南道、大理道、常德道、重庆道、成都道。在这里有代表性的小洋楼就有230幢，较多的有英式89所，意式41所，庭院式46所，公寓式40所等等，堪称“万国建筑博览会”。

五大道的建筑形态既具有建筑样式的多元化特征，又具有基于整个地区统一规划上的建筑形态的一致性。建筑形式既有丰富变化，又有高度和谐完美的造型。建筑空间及整体轮廓线连贯有序。五大道建筑独特的艺术特征和多样的艺术风格，使其成为建筑艺术中的瑰宝。现代社会中，不仅体现出其历史价值，更多的是为我们传达出建筑艺术中内容与形式、造型与空间、材质与结构、局部与整体、色彩与环境等方面的美学价值和启示。

从建筑形式上丰富多彩，有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衷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这里的建筑大多都建于民国时期，大多都为砌体结构。

“五大道”凝聚了近代中国百年的历史风云，已经成为天津小洋楼的代名词了。提起小洋楼，上海、青岛、厦门、武汉都有很多，但比起来，天津却是现存最多、保存最好、最为集中也是最出名的。百年历史看天津，天津的缩影在和平，和平的精华全部集中在五大道这个地区。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题词“五大道”

天津五大道 见证中国近代史的变迁。天津市和平区的五大道具有数不清的多个国家不同风格的建筑，是许多不同的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 而且五大道还见证了许多历史上的事件，如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大家耳熟能祥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曾发生在这里。

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是指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与南京路交口以西的一片长方形区域，是迄今天津乃至中国保留最为完整的洋楼建筑群，天津人把它称作“五大道”。

五大道地区拥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成的具有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所，建筑面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中最具典型的300余幢风貌建筑中，英式建筑89所、意式建筑41所、法式建筑6所、德式建筑4所、西班牙式建筑3所，还有众多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古典主义建筑、折衷主义建筑、巴洛克式建筑、庭院式建筑以及中西合璧式建筑等，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馆”。建城已经有600多年的天津，没有古都西安的繁盛，也没有古都北京的显赫，却在近代的中国出尽了“风头”，以至于中国史学界有着这样的说法：“汉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近代百年看天津。”可以说，近代的中国，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近百年里，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够像天津这样，紧紧地把城市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担当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五大道”仅仅是天津租界的一部分，从1861年至1945年，长达85年间，天津共有九国租界。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些租界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一方面，租界可以提供外国保护，免受动乱袭扰；另一方面，租界居住环境较为安逸；因此，大批中外历史人物曾经在天津租界居住。一方面社会与朝政更迭变幻，租界成了政治的避风港；另一方面天津的地理、交通与海关之利，充满了商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五大道地区原是天津城南一片坑洼塘淀。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散落着一些窝棚式的简陋民居，当时有“二十间房”、“六十间房”、“八十间房”等似是而非的地名，后划为英租界。

英租界于1903年越过墙子河向南扩展，将墙子河以南的大片地区全都纳入英租界，被称为“英租界墙外推广界”。按照现在的区域划分，这一带即为南京路、马场道、西康路、营口道合围的区域，今五大道即在其范围之内。

五大道之所以百余年来引人注目，其中，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居住在其中的人不同寻常。天津租界的划定始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在外国殖民者的胁迫下，清政府屈服，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埠，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九国相继在天津开辟租界地。

辛亥革命之后，从1919年至1926年的七年间，英租界工部局利用疏浚海河的淤泥在这里填洼修路，逐步形成了五大道的交通脉络。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这里成了“国中之国”。一些叱咤一时的总统、总理、督军等达官显贵下野后到这里置地建房，力图东山再起。另外许多富贾巨商、各界名流、红角、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在此留下过足迹。英国先农公司、比利时仪品公司、外国教会及部分中资公司也来此承建房屋。大量风格各异的欧陆风情小洋楼相继建成，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袁世凯故居

冯国璋故居

溥仪故居

张学良故居

孙殿英故居

梁启超故居

顾维鈞故居

吉鸿昌故居

张学铭故居

曹錕故居

段祺瑞故居

庆王府

庆王府是五大道上唯一的一座王府，位于重庆道55号，是一座部结构的中西合璧式楼房。1923年，清室第四代和硕亲王王载振，在天津寻找一处安宁舒适的宅邸，看中了小德张这套宅院。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逊帝溥仪赶出紫禁城。载振也从庆王府举家移居天津，直至1947年71岁的四世庆王在此病故。现在为高级私人会所。

静园——溥仪故居

达文士楼建于1905年，是位于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21号的小洋楼，原为英侨学者达文士居住，称“达文士楼”，这座典型的西班牙花园别墅，是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

颜惠庆（马连良）故居

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故居

抗日名将张自忠故居

《歌唱祖国》词曲作者王莘故居

因刺杀军阀孙传芳而出名，为父报仇的女侠施剑翘故居。

　　“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仍保持着昔日幽雅别致安静的风貌,“五大道”建筑群，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天津对外开埠的产物。当时是许多国家在津的使领馆和银行,也住着国内当时的许多社会名流。面对民族百年耻辱的建筑群,政府并没有“一拆了之”,而是通过维修保护,根据历史价值区别对待。游览“五大道”,看看“小洋楼”,漫步在建筑艺术长廊上。这里汇聚着几百幢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的建筑和名人名宅。建筑形式丰富多彩,中西合璧式,保存完好,作为近现代天津历史的一个体现,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多少近现代名人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幢建筑里都蕴含着故事,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的百年风云。

五大道的历史变迁，见证了多少波澜往事，沉淀了近代百年风云，留下了历史的沧桑印痕。走近五大道，繁华背后隐藏着中国近代一段屈辱的历史，给人一种奢华而又沉甸甸的感觉。

天津历史悠久，是一座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城市。自明清以来，天津一直是中国文化、经济中心之一，吸引了众多的名流雅士。这为天津留下了大量的名人旧居。其次，天津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连接南北的重要节点。这使得许多名人选择在天津定居，并在此处设立他们的旧居。如（梁启超、张学良、张爱玲等）另外，天津还有许多历史文化街区，如五大道、意式风情区等，这些区域充满了异国情调，吸引了许多名人前来居住。

从这些小洋楼中领略到我国近代史的掠影，体会到平凡与高雅、时间与空间、历史与文化的完美结合，也能见证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所在。从容描绘并且解读一座城市的容颜变迁。

五大道，这里记载的历史是如此厚重，也是如此令人感叹。欧式的洋楼，既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也是一段段中华民族曾经被洋人掠夺奴役屈辱的殖民史。这里曾是中国最早的租借地，欧洲的政客和商人们从海路在津沽登陆，在疯狂掠夺我们财富的同时，也在这里建起了欧洲各时期艺术风格的洋楼，教堂和公园。如今这里，除了一些较大规模或者重点保护的洋楼被辟做机关、宾馆外，其他很多已经被地产商开发为高档住所。

“五大道”是一个饱含文化记忆的地理符号，是天津九国租界的代表。作为北方重镇，天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天津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迟迟无法愈合的伤口。1858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都是从这里登岸进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辛丑条约》，天津也因此开埠，设立租界。强烈的民族屈辱感迫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采用控诉视角来看待历史。然而，历经百年沧桑、百年奋争，今日天津已成为国际化都市：当年西方军队登陆的码头往来着世界各地的船队，五大道的西洋建筑作为历史文化街区、风情旅游区，让中外游客如同穿梭时空般心生惊讶。法国思想家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租界已成往事，昔日洋楼如今住进了中国人家。

五大道的历史，给人以五味杂陈之感，五大道的故事，实在是讲也讲不完；故事里的事，听也听不完。这也是五大道经久传承的源泉，记录着风雨历程的沧桑，展露着多元文化的风采。

人们不会忘记，已经走入历史的五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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