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兰子

田伟英生活与教学

二兰子

作者：田伟英

镇卫生院的大院里冷冷清清的，以至于让我怀疑这里还是不是医院。当然绝对不是说今天医院里没有病人，只是医院里人很少，门诊楼似乎没有什么人，病房里也只有那么几个情况特殊的病人。

那几个病人，独自一人在病床上躺着，没有一个人有陪护。他们不时的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一声高似一声，那声音从很远的病房传到了在门诊楼坐诊的我的耳朵。尽管在我的五官功能中听觉绝对算不上最好的，但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到了。

在这个乡镇卫生院，我已经上了18年的班，18年的时间，我由当初的内科实习医生到现在的内科主任，这中间我见识过无数的争吵，见证过太多的聚散，也见证了太多的生死。如果要我总结一点，这么多年来的生活规律，也可以说是生命体会。你还别说，我真的是有话要说。

“年龄它可真是个好东西”。这句话就是我非常重要的体会之一。

唉，也许古人说“四十不惑”，这句话是正确的。就在去年，那年我正好40岁，我就好像突然间没有了困惑，好像一脚跨过四十岁那条线，脑子立刻什么都清晰了。为此我还不由自主地惶恐了一阵子，认为是不是自己的脑子突然就“升华”了。后来，问了一下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他们也都有同样的感受。就这样，我那颗惶恐的心才得以平静了下来。

医院里呆长了，我发现大伙生病也会扎堆，也就是说医院的生意也是有旺季和淡季的。尽管我知道把医院给人看病这一神圣的事说成生意是有悖于我的医德，我不该那样说，但是“不惑”的我还是一下子说出了“生意”这个词，这实在是一种罪过。“阿弥陀佛”，请原谅我的40岁吧。

今天来医院看病的人很少，这都中午11点半了，我才接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还是我的旧识——二兰子。

二兰子是我儿时的伙伴，我们俩一个村，但是住的却不是很近，她家在村子西北角，我家在村子东北角。不过那时我们的村庄还不像目前这么大，就算是最南到最北，最东倒最西也不过800米的距离。所以说虽然我两家住的不是很近（在以前来看），但也不是太远（从现在来看）。

二兰子虽然和我同岁，但同为41岁，她显然比我老很多，从长相上来看，我叫她姐是绝对不行的，至少也得叫大姐，或者是以现在的叫法应该叫她阿姨。

按辈分我和他父亲平辈，她应该叫我姑姑，只是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也没有谁按辈分去叫，我叫她小名——兰子，因为她排行老二，所以又叫她二兰子。

她也叫我的小名“苇子”，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一个“伟”字。那时有一个时尚，大家好用与与玩伴名字相近的植物命名，就像二兰子、菊子、梅子、三花子。很显然，我被他们叫做“苇子”。虽然后来我知道苇子有“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不良声誉，但是一旦被他们叫起来，任谁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停止已经喊起来的称呼。于是聪明的我也没有多做挣扎，只有坦然接受的命运。二兰子也叫我“苇子”，尽管我是她的姑姑。

但是今天她来了，她生硬的叫了一声“姑姑”。

我说：“还是喊我小名吧。”

“那怎么行，以以前年龄小，不懂事，现在不能再没大没小的了。”

我说：“没事，没事，叫了那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姑姑，无论怎么说，这辈分都不能乱。姑姑就是姑姑，在哪儿都是。”

我们两个都笑了，她的笑里有一丝痛苦，我的笑里有一丝的不自然。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故乡》里的闰土。记得当年学那篇课文时，我还不能体会“我”再次见到闰土时的生疏。今天我和二兰子的关系一下子破解了当初我所有的困惑。也许只有亲身经历了才能晓得剧中人的感受，也就在二兰子喊我姑姑的那一刻，我觉得鲁迅写的哪里是小说，他分明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只是没有想到他真实的生活，在很多年以后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我的身上。

“这大忙的麦收时候，你怎么来了？”

“实在是受不了，这关节是疼的太很了。”说着，她把手伸到我的面前。

她那双手的十个手指，每个手指上的第二个关节都已经肿大到鸡蛋黄那么大了，让我看了心疼的不行，就算是我做了18年的医生，这样的情况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二兰子的病我是清楚的，在生她的第一个小子时就开始了。当时我还在上高中，她却做了妈妈。年假我去看她，她就给我说起她手指的事，当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建议她去医院看看。她却毫不在意的说“又不影响干活啥的，看它干啥，费钱又费时的。”

我上班之后，她抱着她的二小子来给小孩打疫苗，我又注意了她的手。还是劝她看一看，且不可大意了。

“只是偶尔有点疼，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给她的二小子打好疫苗，我们也没有多说什么，她就匆匆的走了。

那次她还给我捎来了自家地种的红薯和几颗白菜，我留她吃饭再走，但是无论我怎么劝，她都坚持要走。她说家里的几头猪还要等着她去喂，她说老母猪又刚刚下过猪仔，她说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有好意思再坚持留她。其实我们俩早就没有了当年的随意。更没有了童年讲不完的话。与其在一块互不舒服，还不如让她走。

她走的时候我从药房给她带了两盒膏药，告诉他贴一贴，也许会好一点。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联系断断续续，时有时无，也可有可无。没有她，我的日子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没有我，她的日子依然是忙忙碌碌。

其实我早就发现，我们两个从小时候的无话不说变到现在的可有可无。我们不同的生活轨迹，不同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已经没有了什么共同的话题。在一起能够聊的内容还是当年小时候的事。还有现在她一家人的鸡毛蒜皮。虽然我也在努力的去找一些相关的话去聊，努力的去维持我们最初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找到当年我们在一起的轻松感觉。

“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努力去维护的时候，其实它已经不存在了。”这也是我40岁之后才体会到的，也就是在刚刚不久，如果我能够早一点明白这些道理，也许就不会做那么多的努力，该走的终归会走，该来的你赶也赶不走。

无论我们两个有多么的不和谐，我依然祝福她能过的幸福一点。

在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同在一个乡镇的我们又相遇了。准确的说，她是专门来找我的，还是因为她的那双手。

当那那双手伸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无力回天，这个病就算是不会影响寿命，也会影响劳动，很显然，二兰子的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再继续劳动的地步了。

这次她在这个时节来，我清楚病情的严重，但凡有一丝办法，但凡是她还能受得住，绝对不会这个时候来。其实不 只是二兰子，其他人也是一样。疼痛和麦田里的麦子比起来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以麦子为主，那些来自身体的痛也只好等到麦子入仓，玉米下地……才能给排上日程。

那双手已经不能灵活自如地伸握了。只能勉强的吃力的动一下，每一次动都会充满痛苦。

虽然我是内科主任，但当年我也只是上了我们县城的卫校，只是工作时间长了，年纪大了，在医院里有了点资格，再加上我平时对待每一位同事都很客气，大家才让我做了这个内科主任。

二兰子的病，我这个内科主任是没有一点办法的。

我建议她去大医院，至少也得去我们的县城医院，并许诺如果她答应去的话，我可以陪她去。

这次她倒是有了一点松口“等到麦收完种上玉米再说吧，你先给我开点止疼药，让我缓解缓解。”

我想告诉她，不能再等了，但是当我的想法快要变成语言的时候，我还是及时的制止了我的想法，因为40的我已经知道我的话是不会起作用的。

就算是麦收完，还有秋种，还有夏管，哪一个环节二兰子也放不下。

就算是手都这样了，她还是带着大小家的二小子来的医院。

我把止疼药放在她手里的时候，突然觉得我这样做不太合适，于是又把药拿起来放在她三轮车的车筐里，并告诉她一天吃两次就行，不能多吃，一次两片就可，不能加量，不然是会对药产生依赖性的。

其实人对药的依赖性绝对不仅仅来自于机体，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心理。并不是身体非吃不可，其实是人的意识总觉得吃了药就可以减除痛苦，多吃就会好的快，这完全是人心里的错误，错误认识时间长了就会形成心理疾病。我不想二兰子在身体病的情况下，再加上心理的问题。

二兰子用她不太灵活的手，半握着电动车的车，确切的说是用手掌压着车把，她慢慢地远去，我目送她走远，直到她拐弯往东走。

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我还在大厅站着，我在想象下一次和二兰子相见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