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照”是衣于帝真迹吗？

谭军波

石门坊崇圣寺东侧石壁上题刻“晚照”二字，左上款写“大清康熙四年衣于帝题”，右下首钤“光绪十二年衣绣桐、文俊重刊”。可是衣于帝生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康熙四年（1665年）衣于帝才十虚岁。一个十岁的少年能题字刻于山体绝壁?若真是衣于帝题写，他也应该落款在右下首，岂能自己钤名在左上角？这是严重违反书法作品规则的！名称“于帝”实属越制犯上，在封建社会怎会如此起名？诸多疑问不得不让我们考辩其真伪。

且看衣于帝身世：临朐衣氏始祖名叫衣良臣，于明代

景泰、天顺年间随母、叔由登州府栖霞县迁居青州府临朐县孝慈乡朱包社，衣良臣成人后娶葛氏，生子大常、大宽、大纲；大常生世亨、世通；世亨生浩；浩，字承裕，生子锦、钦、铦；铦，字尚重，号西峰，任太医院吏目，生子福；福，字宁轩，任两淮盐运司梁垛厂副使，生子缙绅、正绅、书绅；缙绅，字用章，邑庠增广生员，生子佩琳、佩珝、佩璲；佩珝，字羽玉，邑庠生员，生子于帝、于王，始迁居朱旺村。朱旺村者，今五井大楼村也。

查阅《衣氏族谱》，记载确切者乃是三世衣世亨，其墓立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其享寿六十九岁，由此类推衣世亨生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其父衣大常生世亨时按二十岁约计，那么衣大常约生于1460年，即天顺四年。衣良臣生大常时为天顺四年，他随母亲、叔父来临朐时也就是十岁左右，那么衣氏迁临朐的时间也就在1450年，即明景泰元年，充其量是明正统末年。从始祖衣良臣到衣于帝出生，前后经历了200多年，共传九世，衣于帝恰为衣良臣之九世云孙。

衣于帝生于清顺治十三年，其父衣佩珝，邑庠生；其祖父衣缙绅，邑庠增广生员；其曾祖父衣福，两淮盐运司

副使：其太祖父衣铦，太医院吏目。虽不是很大的官职功名，但相对于连续五代公职而言，衣于帝也算是出生在权贵之家，不是一般的平民家庭。他九岁丧父，靠母亲冀氏教育成人，二十三岁科考入学，三十四岁被荐举为礼相参与圣庙赞礼，三十九岁率族人立族碑，镌家谱。五十二岁，约会重修启圣祠，新制神主九尊。五十四岁，约亲朋堂会吕道人募缘石门坊，创建逄山行宫。

康熙五十年，县令郭杞举行乡饮酒礼，诗请衣于帝为介宾，匾其堂曰：品重引年；匾其门曰：节母孝子之门。

康熙五十一年，陈学院考试青州，必要优劣两学。五十七岁的衣于帝考居二等七名，赏金花缎，乘红马，打院伞扇，鼓乐送出大门，又赐匾曰：孝友可风。

衣于帝七十八岁时，约九老会刊刻《文昌孝经》四百余卷劝人行孝。

乾隆元年，新天子登极，恩诏生监八十以上者，给八品顶带荣身。衣于帝年值八十一岁，应受皇恩，但县令秦郁要银二十两，无银不给申报。衣于帝无钱使唤，浩荡皇恩未能蒙受。

乾隆三年，八十三的衣于帝把《纲鉴》抄完，他从七十七岁开始，遇闲即写十数面，经过七年始成，书成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本，以示子孙，世世观览。

衣于帝喜欢游山玩水，曾三登泰山，两游曲阜，谒孔庙，看孔林；至马鞍山，拜孟母坟，观孔子故宅；上蓬莱阁，观海市，往栖霞沐浴艾山汤，徘徊滨都宫，拜祖茔，抄碑文；又至诸城南乡，先游白鹤书院，次观九仙山、五莲山，登琅琊台观日出；游劳山、下清宫、上清宫、华严庵、熟阳洞、百福庵等地。

此则衣于帝自述一世之经历，其《衣氏族谱》记载衣于帝是“邑庠增广生员”，衣于王是“邑庠生员”，但查阅清朝康熙《临朐县志》和光绪《临朐县志》“科贡表·庠生”内却没有“衣于帝、衣于王”之名，只有“岁贡衣束绅”；清本《临朐乡土志》“耆旧录”记载：“衣维彬，号素若，福山庄人，中康熙壬午副榜第一，官武城县教谕。”除此之外，中华民国《临朐续志》记载“邑庠生衣绣光”和“武庠生表”中有“衣连科、衣瑞昌、衣即昌、衣攀桂、衣荣昌、衣连甲、衣恒昌、衣瑜昌”八名武秀才。没有《衣氏族谱》所记的衣于帝、衣于王、衣于朝等文武秀才。清嘉庆二十四年太平崮所立《新建文昌阁奎星楼碑》上有“庠生衣廷光”之名，时年85岁的衣廷光确实是清朝秀才，但在三朝《临朐县志》中却没有记载。

针对“衣于帝”姓名，我曾怀疑是“衣于禘”之误，因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人们起名首先要注意避讳，忌讳与帝王权贵重名，否则便是僭越礼法，越制犯上。知县作为一县首辅，具有对所属子民的教化之责，谁若违规，县官即可鞭笞杖责。但我查阅《衣氏族谱》，发现其中不仅有“衣于帝”，而且有“衣于王、衣于朝、衣于国、衣于侯”。对此我莫名其妙，如果说衣于帝之父死得早，衣于帝、衣于王昆仲二人不懂封建礼制，尚属情有可原，但作为当时的县官为什么也没有责令纠正？一县之内出现名讳犯忌的学子，在去青州府考府秀才时，难道不怕青州知府、山东提学使问责？或许这就是衣于帝、衣于王没有考上府庠生的缘故，即使是有庠生之才，也不能记录官志之中。2016年10月19日我在福山集村查阅新修《衣氏族谱》，其中记载：“衣于帝，字補哀”，我曾纳闷：哀字并不吉利，如何能惯称字号？仝年11月27日我又到大楼村访问《衣氏族谱》老本原件，发现“衣于帝，字補衮”，并非是“補哀”。“衣于帝字補衮”是对的，古代帝王不上朝时所穿的服装叫衮服，联系“衣于帝”全名，用古汉语的意动用法“以……为衣”，“于，介词，在的意思”，“衣于帝”的涵义便是“把衣服穿在帝王身上”。延伸之意，便是“弥补衮服之点缀”，所以，字補衮。所以，字補衮。

再说石门坊的“晚照”二字，若是“清康熙四年衣于帝题”，那么当时只有十岁的衣于帝能否写好，并刊刻山崖绝壁之上？康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其父过世，他正处于热孝在身阶段，岂能有闲情逸致去题字？由此可断：石门坊“晚照”二字至少不是康熙四年题写。清康熙四年是公元1665年，衣绣桐、衣文俊重刊时间是清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时间跨越221年。从前文时间错误来看，我

怀疑：带有衣于帝所写“晚照”的脱落巨石，衣绣桐、衣文俊根本就没见过！他们叔侄二人仅是听说衣于帝写过“晚照”，但具体题写时间他们也没有准确弄清，于是重刊了“大清康熙四年衣于帝题”。如果他们确实见过衣于帝题写的“晚照”巨石，也不至于把时间弄错。2016年12月18日，原石门坊谭清洪所长在崇圣寺介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石门坊时，衣于帝所写“晚照”残石从逢公庙址被挖掘出来，字甚大，一个字面积就跟上现在所见的“晚照”两个字面积。

由此可证：衣绣桐、衣文俊刊刻“晚照”时确实没见过衣于帝手书的“晚照”，今之所见并非是衣于帝的书法真迹，而是仿制品！同时还证明衣于帝所写“晚照”原刻于北山石壁，并不是刻于现在位置。

衣于帝题写“晚照”的准确时间究竟是在哪一年？且看《衣氏族谱》所载的《衣于帝自传——石门居士自叙》：“衣于帝，字袖衮，愿学曾子，故号鲁庵，又号也鲁，居器倚庐而思慕其亲，因号：慕庐。老犹梦寐不忘，又号慕九，以石门坊胸之佳景，余最爱篇，数读书於此，又创建逢行宫，遂自称‘石门居士’云。（康熙）四十五年，余五十二，约会重修启圣祠，新制神主九尊。（康照）四十七年，余五十四，约系朋堂会吕道人募缘石门坊，创建逢山行宫，遇旱涝祷辄应。”由此可见，清康熙四十七年，衣于帝五十四岁时，他曾挑头为重修石门坊募缘，创建了逄山行宫，供奉逢山爷爷，旱施甘霖，涝止霍雨，以济苍生。其书“晚照”二字的时间应该是在清康照四十七年这次重修石门坊的公益活动中。或许是积德行善感动上苍的缘故，本来无儿的衣于帝竟然老年喜得贵子！康熙五十四年冬十月，衣于帝花甲之年添子维麟，五年之后又生儿维凰。道光九年（1829年)十月廿一日，因地震导致“晚照”巨石崩毁。现在的“晚照”二字，并不是衣于帝的手迹，而是衣绣桐、衣文俊的替代作品！

综上所述：衣于帝所写“晚照”并非是在康熙四年，而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即公元1708年。今日所见“晚照”二字是清光绪十二年衣绣桐，衣文俊的替代作品，并非是衣于帝的书法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