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自传 二

山河学苑

文章来源：白家窑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但母亲则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心的问题了。(10)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我们受不住他的进攻，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不过，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不该对神佛冷淡，但我父亲则不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他开始想他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尔烧香。但是当我愈来愈不信神佛时，他老人家却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1)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这自然是父亲所反对的。我们为了这事发生争执。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我到一个失业的法律[法科](12)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著和几本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们读书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同学看见许多从长沙回来的米商[豆商](13)。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离开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大乱子，并把这件事告诉我们。

原来那年发生一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旗杆，并把巡抚赶走。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14)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全国闻名的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员和当地的一个地主发生冲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会员，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判决自然是有利于他的。“哥老会”会员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个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15)上去，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山寨。官兵派来打他们，同时那地主散布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孩童来祭旗。当时叛徒的领袖叫做“磨刀石彭”(16)。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结果他被捕砍头。然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造反。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发生影响，即一个小学校中有一个“激烈”的教员。他之所以被目为“激烈”，是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然而我钦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给予我这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17)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我的父亲要我在一个与他有关系的米店做学徒。最初我并不反对，以为这也许是很有趣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学校在我外祖母的县城里(18)。我的一个姨表在那里当一个教员(19)，他将这个学校告诉我，并将“新法”学校的变迁情形讲给我听。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

于是我与我的另一个表弟进了那个学校，注了册(20)。我自称为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学生。但后来我发现各地人都可以进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贯说出来，我付了十四吊铜板，做我五个月的膳宿费及购买各种文具用品之用。我的父亲终于让我入学了，因为朋友劝他，说这种“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家有五十里。这时我是十六岁。

在这个新学校中，我读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的新课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员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戴了一个假辫子。假辫子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每个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未看见过那么多的儿童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着华丽的衣服；很少有农民能将他们的子弟送到那样一个学校去读书。我穿得比旁的学生都蹩脚。我只有一套像样的袄裤。一般学生是不穿长袍的，只是教员穿，至于洋装，只有“洋鬼子”才穿。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我常穿破烂的袄裤。但是，在这些人之中我也有几个朋友，而且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有一个现在成了作家，住在苏联。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