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尊邪圣的美篇

火炼星空

北京政变

民国八年（1919年）二月二十二日，大英帝国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至北京紫禁城，担任溥仪帝师，教育溥仪英文、数学、世界史、地理。师生感情甚笃，传为佳话，为人津津乐道。溥仪因此眼界大开，开始穿西服，并且剪辫，但是遭到陈宝琛、郑孝胥等保守人士的反对。溥仪本人离开紫禁城的愿望更为迫切。他一方面是受了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希望能出洋留学，另一方面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他甚至和溥杰、庄士敦秘密制定了逃出紫禁城的计划，只因王公闻讯阻止才未实现。

民国十年（1921年），溥仪与端康太妃（瑾妃）因范一梅辞退事件，爆发激烈冲突。原本二人关系不错，端康太妃在四位太妃中年纪最轻，思想也比较开明，隆裕太后去世后一直被溥仪称为“皇额娘”。溥仪的祖母刘佳氏和生母苏完瓜尔佳氏一同被端康太妃召入宫中，受到训斥。幼兰因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从宫里回去后就吞鸦片烟自尽，时年37岁。这件事给溥仪造成的打击很大。

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十六日开始几乎每天必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他以鉴赏为名，调阅清宫收藏书画。十二月一日，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月二十二日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导致了吴佩孚的垮台。这一政变对缓终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但冯玉祥很快发现他又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之中，“革命”举措步步维艰，于是，索性于十一月五日，无视优待条件，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并获得大量宫中财物，历史上称这为“北京政变”。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又逃进日本公使馆。次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对外界宣布“容留”溥仪。

津门风雨

面对国民军的步步紧逼，曾经为帝的溥仪是难以忍受的。北京政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对此时的溥仪来说，离开眼前这个是非之地才是当务之急。

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月，溥仪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谋划“复号还宫”，再次复辟，是为“后逊清小朝廷”。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满洲国造势。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到了天津的溥仪，就放开了手脚，打破了自己在紫禁城时的种种陈旧规定。溥仪把大量的金钱都花在了如何装扮自己上，用外国的衣饰来装扮自己，浑身上下都换成了西方货，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出入各种场所。西方的文化，已经慢慢的侵蚀了溥仪。而且，在天津的溥仪似乎又找回他清朝皇帝的感觉，在外国租界里，他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不仅在这些外国人当中恢复了自己皇帝的称呼，一些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所还特殊为他开放，他充分的享受着他“特殊华人”的殊遇和荣耀。对溥仪来说，保持现有的生活状态，甚至是超越，只能通过恢复自己的地位来实现，而这一切，在溥仪不断形成的复辟思想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溥仪在租界期间曾经很受列强尊重，这些国家的领事、驻军司令都是尊称溥仪皇帝的，而且在溥仪生日的时候也都会到场祝贺，并在各国国庆等节日的时候也邀请溥仪出席。通过庄士敦，溥仪认识了英国的领事和驻军司令，并辗转的认识许多人。尽管各国给予溥仪足够的礼遇，但真正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援的却寥寥无几，很多国家都只是处于政治的需要时才想到他这个前清皇帝。对于到访的军阀，无论大小都积极与他们接触，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从中获取支持。然而在天津的几年里，让溥仪的自尊心不断的受到打击，各方势力的冷谈又让溥仪想到了一直庇护他的日本。为了进一步说服溥仪，日本方面派出了素有“东方劳伦斯”之称的土肥原贤二来游说溥仪。尤其是他们提出新国家是溥仪做皇帝的帝国，这个诱人的条件使得溥仪再也按捺不住，几乎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土肥原贤二所开出的所有条件，即刻动身去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