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眼中的“公家饭碗”

半知斋主

（这是1985年，我回家探亲时拍的全家福，中间坐着的是父母，其余依次为姐姐姐夫丶弟弟弟媳丶妹夫丶妻子及各位外甥，我因为自拍技术不高，在那照相呢。）



（父亲和母亲合影）

世事无常，真不知道那块云彩有雨。一次遭遇，就能改变人的一生。这不是小说电视剧，而是发生在我父亲身上实实在在的故事。

父亲大字不识，从十六七岁起，就是家里种地养家的主要劳力，领着一众长短工，春种秋收，把百十亩大田种得像模像样，养活着奶奶和小十八岁的弟弟。爷爷那时在民国县政府当文书，也算体面的＂公家人＂，可吃喝嫖赌抽，那些民国政府官员的臭毛病，他一样都没拉下。不仅对家里妻儿不管不问，不给家里一分钱，还时常因花钱如流水而跑回来卖房子卖地。二十岁时，爷爷的在赌场豪掷骰子被土匪线人盯住，不久，父亲就被土匪绑了票，吊在梁上用蘸油的扫帚烧胳肢窝，逼家里送大洋和烟土。奶奶卖了三间瓦房一头骡子，才把父亲赎了回来。可父亲两只胳膊因皮肉沾连，再也抬不起来，再也干不成重农活了。

可一家人还得吃饭啊。奶奶心眼活，让父亲到几十里外的齐家府镇，兑来烧饼走街串村去卖。想不到，生意还挺好。可眉县横渠乃北宋大儒张载故里，“耕读传家”的影响十分深厚，对小商人之类视若异类。二十岁啷当小伙子卖烧饼，也和武大郎形象差不多。幸亏奶奶英明，在父亲十五岁时，给他收下一个从麟游山逃难来的五岁女孩做童养媳。否则，父亲在当地恐怕连媳妇都找不上，也就没有我了。

谁都以为父亲这辈子就卖烧饼了，可一次特殊的遭遇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1949年夏天，国共在关中展开了拉锯战。一会儿解放军，一会儿国民党兵，八百里秦川生灵涂炭，枪炮声不断。那时爷爷己经随着几个烟泡到西天逍遥去了，死前也把李家光景折腾的所剩无几，家里生活基本就靠父亲卖烧饼维持。枪林弹雨父亲也得出去卖烧饼，否则家里老小得饿肚子。

那天上午，他到四里外孙家塬村转悠了半天，听到一个躺在炕上生病的老汉喊他，他忙进屋递上两个烧饼。那人狼吞虎咽地吃完，却说他没钱，让父亲把案板上唯一那个粗磁碗拿走顶账。父亲感到受了骗，赌气地拿起碗转身就走。生意也不做了，准备回家。心里不痛快，他回来走的田间野道。在路过村边一片坟地时，他突然发现坟堆上靠着一个人喊他：“小伙子，你过来。”

父亲见那人胡子拉碴，不敢不过去。那人问，“你是卖啥呢？”父亲老老实实地回答：“卖烧饼呢。”

“给我拿两个烧饼，饿坏了。”那人边吃边随口问道：“你是那村的？谁家的娃娃？”

“就是这村的＂。父亲随手一措说，“我爹叫李奇”。

“噢一一”，那人吃完烧饼似乎要付钱，满腰间乱摸，这时，父亲惊讶地看到，那人腰间竟然别着一把手枪。这年月跟带枪的要銭，等于与虎谋皮。父亲顿时魂飞魄散，提起馍篮子就兔子一样撒丫子跑了。

回到家，父亲跟奶奶一说，奶奶捂着胸口直念阿尼陀佛，算了，丢几个烧饼总比丢了命强。嘱咐父亲，这几天不要出去了。

兵荒马乱的年月，死个人都和踩死只蚂蚁般无足道，刀口舔血的险事，茶后饭余说道说道也就过去了。几天后，父亲照样挎起篮子去卖烧饼，渐渐也忘了这件事。

想不到，解放后的第八天。村上来了一个背枪的政府人员，找到家里说，父亲和关中地委一个领导有两个烧饼的缘分，领导做地下工作饿昏本村坟头，是父亲时救了他的命。很快，父亲被送到周至县速成中学学习。三个月后，识了百把十个汉字的父亲回到眉县，入了党，被任命为青化乡的乡长，也成了“公家人”，威风凛凛挎着一支驳壳枪，到各村催粮派款。这一年，父亲己经33岁。

卖烧饼的转眼就成了乡长。这让村里人十分吃惊，有人不无嫉妒地说，李家先人可能烧了老瓮粗的香，他爹在国民党政府干事，他儿在共产党政府干事，都端的＂公家饭碗”，好事都让他家占了”。

父亲在乡上干的不错。十几年卖烧饼，让他学会了和人打交道。当了干部，做农村工作，都是具体的人和事，这让父亲得心应手。我岳父就是我父亲发展的的党员，培养的村干部。三十年后，他女儿被人无意间介绍给我当对象，人家听到我父亲名字，立即说那人我熟悉，心里亮清，待人实诚，立即答应了亲事。

可是，两年后，县上撤乡并镇，父亲被安排到县民政局当副局长，这时，他工作起来感到吃力了。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破＂四旧＂丶除“四害”等等，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开不完的会，表不完的决心。父亲好赖是个领导，回去还要开会动员之类，可他识字少丶笔头太拙，“新精神”根本记不下来，就难免张冠李戴闹笑话。恰巧我家隔壁的刘大哥，比父亲还年轻几岁，在县公安局上班，平时说话不注意，得罪了领导。有次会议表态信口开河，被领导当即抓了“现行＂，＂上纲上线”，最后被开除公职，脱掉警服遣回农村。这事让父亲心惊肉跳，有点兔死狐悲的危机感。加上父亲是个孝子，隔段时间就要回家给母亲送工资丶送好吃的，会议上好吃的饭菜，他都要拨出一半留着，连夜送回家让母亲品尝。父亲不会骑自行车，那时县城到横渠没有公共交通，回家全靠拦过路拉煤车，拦不上就靠两条腿。五十里路要走六七个小时，父亲既就十几年走街串巷卖烧饼练出了鉄腿，常此以往，也是痛苦不堪。

1960年，国家遇到困难，号召干部返乡务农。局里动员半天没人报名，父亲就把自己报上了。天下农民一茬人，大不了再卖烧饼去。父亲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县上领导考虑父亲也算老同志，没有直接批准他当农民，而是把他放到横渠公社供銷社大车队当支部书记，身份从国家干部变成了大集体工。这个单位四辆马车十二个职工，负责给供销系统运送农资和食品，在饥饿的年代算是“肥差”，父亲很是满意，认为不比当局长差。可没干几年，县上供销系统有了汽车，马车被淘汰，大车队随之觧散。父亲又被先后安排到公社缝纫组丶养猪场当书记，“文革”开始后，这些单位都被解散，县丶公社领导相继被打倒，没人再顾得上父亲的事，他便无奈回村当起农民。

这一年父亲44岁。

父亲是个半残废人，犁地丶打胡基丶扬场丶扛装子之类的农活他根本干不了。想重新卖烧饼，“割资本主义尾巴”，也不被允许。生产队只好让他干些喂牛丶养马丶做豆腐之类轻活，工分挣不了多少。就是挣多了又如何，一个劳动日就五六毛钱，连口粮款都不够。

我们横渠大队是先进集体，群众觉悟高，想着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心甘情愿地增加公购粮，把最好的粮食献给国家支援＂世界革命＂，自己宁愿饿肚子。六十年代中期，我们一个四千人口村子，交的公购粮顶得上一个太白县。农民自己的口粮，每个人只能分到麦子一百五六十斤，玉米二百多斤，其余靠瓜菜代。壮劳力多的家庭，粮食不够吃是一种常态。

那时候信息闭塞，看到安徽丶河南丶甘肃农民要饭过来，关中农民还有些许优越感。可父亲是端过十多年公家饭碗的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油水的饭菜，不匹配的收入，让他想起坐办公室的舒服，吃公家食堂的油水，领工资时愉悦，反正是当农民的苦，当干部的好，每天都在他的脑海里，径渭分明地翻腾着，让他对曾经放弃自动放弃公家饭碗的举动，充满了懊悔。

1972年前后，听说很多老干部被“解放”，父亲便和隔壁被脱下警服的刘大哥喞啷咕咕，酝酿要写申诉材料，要求恢复干部身份。可两个人的文化都不高，熬了几个晚上也没写出来。我那时己到初二，语文学的不错，作文还被学校印成过范文，又在生产队马房炕上，和父亲睡一起。就被他们拉上，顺理成章成了代笔人。两个人陈述事实，我翻领袖语录和报纸寻找理论根据，很快将申诉信写好，后来又抄了无数遍，分别寄给省市县相关部门和领导。上边回信了没有，我没有问。因为父亲和刘大哥不约而同地要求我保密，怕别人说他们不安心农村。

大概是没有回音。因为小四岁的弟弟上初中时，他还替父亲抄写我草拟申诉信。父亲一边坚持申诉，一边开始督促我们学习，把当干部的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好好念书，你们就在农村戳牛屁股”。我们家两儿两女，是村上“缺劳户”，可父母宁愿自己千辛万苦，在孩子读书问题上从不打绊坷，除了姐姐念不进去自己辍学，我和弟妹都是高中毕业，这在当时村上首屈一指。

1975年秋，我从横渠中学高中毕业，因为没有人脉关系，连个民办教师都轮不上，只好安心当起了农民。父亲却不想让大儿子打一辈子牛屁股，他偷偷跑到麟游找北马房煤矿当领导的亲戚，想给我谋个事，可人没找到，回来时在瓦罐岭遇到暴风雨，要不是舅舅给的一盒青霉素针剂救命，差点就死在山上。我搂着满身泥水的父亲心疼地喊道：“我的事不要你管，当干部我自己努力！”

1976年底，部队来征兵，我悄悄报了名。当时父亲己近六十岁，姐姐己经出嫁，家里正是缺劳力的时候，可父亲知道我想当兵的消息后，坚定的支持我，还带着烟去找了大队小队干部。

清楚记得，新兵离开家乡那天，就住在眉县县委大礼堂，父亲细心的把我换下的旧衣服用皮带捆好，指着礼堂说：“你爹二十多年前就在这开会呢。可自己不珍惜，丢了铁饭碗，端上泥饭碗。现在的坐在都觉得自己亏先人呢。”

我安慰父亲：“儿子到部队好好干，把您的遗憾补回来。”说着，我从新挎包里掏出一个糖饼递给父亲说，“部队发给路上吃的，你尝尝。”父亲只掰了半边，另一半又塞进我的挎包。他有滋有味吃着糖饼说：“你爹卖了半辈辈烧饼，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子。”说着，他掉泪了，嘱咐我，“你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让爹常吃这么好吃的糖饼。”说完，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提我的旧衣服，步履蹒跚地离开了。那一刻，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这一幕场景，我记了一辈子，无数次跟战友丶部下乃至儿孙祥林嫂一样唠叨叙述。

我没有让父亲失望。在部队三年，我靠一枝秃笔写新闻报道，三次荣立三等功后，被直接提拔为干部，并且三个月后，又被破格任命为团政治处副连职干事。正式穿上四个兜干部服那天，我在黄河边独自走了半天，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甚至对着无垠大漠纵情大喊，喊着喊着还掉下了眼泪。这种激动在以后人生的历次提升中，再也没有体验过。

我终于完成了父亲的宿愿，化茧为蝶，实现了从农民到国家行政干部的身份转变。

1980年夏天，我穿着军官服，登着黑皮鞋，提着给父母买的各式糖果点心，神气昂然地回到了家乡。那天父母不知我回来，都到自留地割菜籽。我放下行李赶到田里，父亲从半人高菜籽中直起腰，看到我他的脸皱纹舒展，笑的象花儿一样，可他什么话也没说，又低头砍起菜籽杆。可我看见他佝偻的腰杆挺直了，双手干起活特别有力。我忙脱掉外衣递给母亲，接过她的镰刀，跟在父亲后边猛干起来。

中间休息时，父亲又笑着把我端祥了半天，突然从破衫的口袋里摸索一阵，掏出一包他抽的工字牌卷烟，递给我一支。我那时不会抽烟，愣了一下，也瞬间明白了什么，忙双手接过来，点着象模象样地抽起来。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在父亲眼里长大了，成熟了，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我问父亲，“你的事申诉的怎么样？＂父亲告诉我，申诉信寄了多少，他都记不得了，可就是没人理。今年他又找过去的领导丶同事，证明材料写了一大叠，他带着到县委上访，材料人家接了，可没几天回复说，现在组织研究觧决建国前老同志的问题，父亲是建国后参加工作的，轮不上。这八天成了不可渝越的鸿沟，再次把父亲挡在了公务员队伍的外边。

我安慰父亲，“咱不申诉了。我现在当干部挣工资了，我养你！”父亲摆摆手说，“不是钱的事。我就是想要个国家干部的名份，光宗耀祖。將来死了，让人读个悼词，体体面面到阎王爷那去报到。”我再也无语。是啊，喊了多少年“人人平等”，可农民从没有被平等对待过，活着象牛一样干，却没医保，没有退休金，死了也和猫狗那样低贱，几声鸣咽地唢呐声算是安慰，那些务农光荣之类的口号，实际上都是不经一驳的骗人鬼话。可一个当兵的，还远在他乡，帮不了父亲什么，只能远远地为他祈祷丶祝福。

返回部队前，父亲和我有过一次長谈，核心是家风传承。他说到我爷，说他在那么腐败的政府做事，没有欠下人命，没有给后人留下债务，也算难得。虽然抽大烟丶赌博，把家里光景败光了，可那祸害是自家，没害别人。所以，苍天有眼，解放后咱因祸得福定成中农，你们当兵当干部都没受影响。他说到自己，说他根子上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看事缺乏远见，以致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他说回到农村，他也没放松按国家干部标准要求自己。东邻下雨房子倒了，他挖开院墙，把他们接到家来住。西邻被洪水淹了家，他又扒开院墙，让他们来咱家搭灶。村上饲养员都偷集体饲料，回去喂猪。他喂了六年牛丶马，集体饲料一把都没拿过，为啥？就是想给儿孙留个好名声。

他最后说到我，说一个农家娃，能端上公家饭碗不容易

1974年张载学堂读高中时，我（右一）与班长豆水利（中）丶同学豆兵鱼（左一）合影，背景是我们出的批判墙报。

（我和文亲在汤峪温泉）

千万不能把它打碎了。踏实地干好工作，是做人的根本。旧社会拉长工旳，主家多给几升小米，都知道豁出命干活，给人家回报呢。共产党给了你这么好的饭碗，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地里长不长庄稼跟你吃饭没啥关系，这么好的待遇，这么大的体面，咱不好好干工作，就是没有做人的良心，就是忘本，云云。

这是一惯纳言的父亲，第一次和我说这么多这么长的话。其逻辑思维，让我惊讶。依如我多年后得出的结论：农民可能没有什么象样的文凭，可他们不见得就没文化。田间地头，马房炕上，不经意的丰富语言，知识提炼和人生启示，足以让他们成为生活的哲人。多年农村生活对我的陶冶，可能比我十几年学堂所得，还要让人入脑入心，记忆犹新。

1994年初，35岁的我，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宣传部处长，在当时司政后机关，也算比较年轻的一个。农家子弟见点油火就蹦跶的秉性立马暴露无遗。自以为少年得志，从此仕途一片光明，就有点功成名就的小得意，自我膨胀的忘乎所以。刚好那时社会上吃喝风兴起，没饭局近乎等于没人缘丶没本事。我便随行就市加入其中，每日杯光酌影，喝得五迷三道，人事不省。常常是我醒了，老婆孩子上班上学了，他们个把月都难得和我说上几句完全清醒的话。老婆多次提醒我，我却不以为然，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不是一个符合潮流的生活状态。于是，妻子便偷偷地把我的情况转告给了父亲。一惯不愿打扰儿女生活的父亲，立即买火车票到了兰州。

我当然不知道这些操作，以为是父母想我了，派父亲前来探望。刚好隔一天就是父亲的生日，我在一个战友主管的酒店，为父母举办了平生最丰盛的生日宴会。狐朋狗友招呼一大槕，酒槕上自然又是一番鏖战，大杯中杯小杯，白酒红酒啤酒，喝的头晕脚软，尽兴而归。父亲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可回家却神情幽幽不愿去睡觉，一个劲抽烟。我催他去休息，他却说，“你这个样子，我咋睡得踏实么”。

“咋咧？＂我问。父亲说“你这一大槕酒菜，没个两三千怕下不来吧？我和你妈种麦子，一袋麦才卖人三四十元。种菜，三棵白菜卖人一块钱。这还要劳作几个月，其中的辛苦你知道。你一顿饭吃了多少袋麦，多少棵白菜？你这个弄法于公于私都让爹担心啊”。

我不服气地说“你过生日才这么吃，又不是天天顿顿这么吃。招待一下你，还招待出毛病来了。”

父亲沉下脸训斥道，“你还嘴硬。你媳妇说你自从当了处长，就很少在家吃饭。天天喝的关公一样，知不道姓啥为老几。刚当个官就成这样了，瞎子纺线一一不知几斤几两，今后有啥出息？”

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如果吃的私款，挣多少工资丶多大的家业够你挥霍？再说，纵酒对身体不好，你才活人，身体跨了啥都完了。如果是公款，那就问题更大了。三反五反时，有人多拿几个馒头都要批判呢，这两三千块，够得上判刑呢。共产党的王法看着无形，法绳勒到身上就知道疼了。娃呀，咱是农民家庭出来的，端上公家饭碗多么不容易，咱得珍惜，别象爹似的，金碗换泥碗了才后悔。

我这才知道父亲是有备而来，那些话是他想了一路的肺俯之言。在当时形势下，父亲近乎危言耸听的教诲，我虽然不完全认同，但少喝酒的劝告我还是听进去了，加上父亲半个月在家监督，我好长时间不再动酒杯。因为，这个世界上任何爱都没有父亲对儿子的爱那么真挚丶那么热切，我不能让他失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社会接触面也在增大，认识了几个故乡的领导。我想通过人脉关系帮助父亲实现宿愿，可是几经努力，因为政策性规定无功而终。后来，国民党抗战老兵都发銭了，我再次找眉县县委书记，希望他能给这个建国初的老共产党员一点安慰。实在不行，我把銭打到县上，让走个流程。书记答应了。可没等行动，父亲的身体就出了问题。

1998年，母亲的去世给父亲的心灵造成了重大损伤。紧接着，和他一铺坑睡觉的侄子当兵走了。孤独的父亲很快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每天坐在那儿呆望天空，世间的一切荣禄富贵皆与他无关。如此煎熬了四五年，我和姐姐丶弟弟求医问药，想了不少办法，终是效果不大。

2004年秋未的一天，父亲忽然失踪了，姐姐弟弟发动许多亲戚朋友去找，终于在一个柴垛背后找到了父亲，只见他坐在自己一辈子为之流汗流泪的土地上，背依一捆玉米秸秆，面朝母亲坟地方向，神态安祥地泯然长逝。享年88岁。

当时，我还在1700公里外的酒泉上班，接到弟弟电话，带着爱人孩子，昼夜兼程赶回家乡，父亲已经躺在棺材里。看着父亲瘦小的面容，想着他一生的辛劳和对我的教诲，我泪如雨下。刚好党中央下发了普通党员去世可以覆盖党旗的规定，我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表哥商量，就按国家公务人员标准，为父亲举办葬礼。

下葬时，父亲覆盖着鲜艳的党旗静卧棺中，乡党委付书记对他坎坷的人生做了盖论定。儿孙们给他烧了花圈丶汽车丶洋房。。。。。。

可惜，一切只是安慰活着的人，天堂的父亲己无从知晓！

（2023年7月11日于陕西夏都太白县）

李志勇，陕西眉县横渠人，高中毕业务农一年，参军入伍进入人民军队，历任陆军62师战士丶班长丶排长丶干事，兰州军区区宣传部处长，甘肃某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丶政委，现为西安市军休所退休干部，热爱文学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