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羊山之乱真相探究之六：抚剿之争争于何人？

草实

　　力量算不上雄厚强大的青羊山暴乱团伙，曾经使山西地方官府以及朝廷的平息努力屡遭惨败，久久未果。正如李时的《夏公生祠记》所言：“陈卿以亡命险阻，吏浸不能制。晋之抚臣谕之弗悛，威之不下，已而师徒挠败，仍执命吏，全晋之地震恐。”以至于“贼势益猖獗，天子为之震恕”（顾鼎臣《创建平顺县记》语）。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有一个通常的说法是：因抚剿之争而误——即因为主抚和主剿的两种主张争论不下，所以贻误了动乱平息。

所谓抚剿之争，争于何人呢？

文献资料中有两种说法。

一是“抚按之争”，即时任山西巡抚常道与山西巡按御史穆相，前者主剿，后者主抚。有人认为：就是因为他们二人主张不一致，致使动乱平息迟迟不成。如《明世宗实录》嘉靖七年九月十七日的记录中，就记载着皇帝曾在圣旨中说：“山贼恃险构乱，因抚按不合不能早获，致彼屡谕不悛，又纠集众多。”

把“不能早获”的原因归结为“抚安不合”——事实真的如此吗？

事实上，对于青羊山之乱，早于嘉靖二年五月，冀南道就采取了招抚措施。当时，冀南道迫于省府衙门的反复督促，在设法缉捕历年积案凶犯的同时，就委派黎城知县杨良臣进山“赍执本道告示，招抚胁从良民”。这次招抚，清理了一批非当地户籍“胁从良民”出山“宁家”，陈卿的父亲陈琦也隐瞒身份混在其中出了山。（《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嘉靖六年六月，常道到任山西巡抚。当月，在他到任之前就已部署的缉捕行动付诸实施，结果惨遭失败。之后，冀南道以“草木茂盛难以进兵”为由，提出先施招抚之策，经常道批准后，于当年七月再派杨良臣进山招抚。（《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对于这次招抚，陈卿等“心怀矫诈假设恳情”，一面虚造青羊村居民一千余口作为听抚 ，一面“分布贼众守险应敌”。至九月，杨良臣招抚“未见有何实迹”，冀南道将限陈卿“两月以里将贼徒即擒送官，如是胁从放其归山；若过限无有听抚实质方行剿捕”的意见，报山西按察司。按察司批复“先主抚处”“委潞州知州宋琏选带公正属官亲诣抚谕”“若执迷不改，解散无期，方行调兵征剿”。（《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十月，常道向朝廷报案并将“请先抚之，不服，然后加兵”的对策一并上报。显然，直到此时，所谓的“抚按相争”并不存在。同时，冀南道选派泽州知州王朝雍、知县王准、刘耕等会同潞州知州宋琏入山招抚。（《明世宗裸实录》卷81，《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十一月，原定“两月限期”已过，宋琏等只招抚陈卿伯母及其儿陈铁棍并原被掳上山被陈卿父子奸占为妾的三位女人“下山入城”。陈卿等“佯为听抚不行出山”。（《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十二月，开始落实朝廷之前同意实行的“两省会兵”剿捕措施。到嘉靖七年正月，两次剿捕行动均遭惨败，且有两名知州被陈卿等俘擒上山。（《明世宗实录》卷81，卷85）

嘉靖七年二月，山西巡按御史穆相再次委派杨良臣入山，设法放回被掳知州；同时上奏朝廷指责常道“意难除患，迹涉轻狂”。经谈判，官府用之前招抚下山的陈卿伯母和被掳妾妇，换回了两名被掳知州。（《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三月，穆相上奏“请谴官抚处及嘉奖（杨）良臣”。与此同时，常道也上奏说招抚“废法养患”，不可继续。（《明世宗实录》卷86，《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所谓“抚按不合”“抚按之争”，由此而出。

这时出现了一个毛遂自荐的高平监生李克己，自称可以让“首恶不攵就擒，让胁从不攻自破”。朝廷安排他到山西巡抚处“赞画听用”。当月，李克己会同杨良臣入山招谕。陈卿等只答应“就山招安”“不行出山投首”。冀南道将“乞要督发两省兵马相机抚剿”的意见，上报山西抚按衙门后再报兵部。（《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四月，杨良臣、李克已顺应陈卿要求，将接受就山招安，“止兵赈济存恤计擒贼首”的建议，上报抚按衙门。常道认为“非惟玩养后患，抑且有违明旨”，而穆相则认为杨、李的建议可行。随后，常道以招抚不从为理由，向朝廷请兵征剿。与此同时，抚按衙门再令冀南道派人进山，晓谕陈卿等“将先日敌杀官兵贼首计擒送官即免其罪，果有诬枉听其具诉伸理，倘若执迷不悛，调集主客官兵相机剿捕”。《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五月，陈卿将逃离其控制下山的九名被掳上山平民重又抓回后，冒充“杀死官军首恶”绑送杨良臣和李克己。六月，杨、李“苟且行事”，奏称“招抚胁从男妇八百余名”“陈卿父子束手就擒乞要赈济”至兵部。兵部回复令山西巡抚衙门核实。七月，冀南道依常道令再派潞城、襄垣两县丞进山招谕。《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八月，冀南道核实九名“假冒首恶”“俱系被掳平民”，杨良臣曾受陈卿贿赂，对他们刑讯逼取假供，以成全“就山招抚”企图。此隐情败露后，杨良臣逃跑，李克己忧愤而死，针对动乱团伙首领的招抚，以失败而告终。《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纵观这一过程，的确一度有过主抚与主剿的“抚按不合”，但招抚的失败并不能归因于“抚按不合”。主剿者并没有阻断主抚者的努力，只不过是在实施招抚的同时就展开了实施剿捕的准备。招抚之所以最终失败，主要原因是不合事理、不合时宜。正如夏言在《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中所说：主抚之策“行于敌杀官军之后，似与国法有碍，颇骇物情”。至于三次缉捕或者剿捕连遭惨败，均是因为力量不强、组织不力、准备不周、指挥不精所致，与“抚按不合”更是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总之，所谓“抚按不合”，并非动乱迟迟得不到平息的主要因素。

呈现在文献资料中的另一对抚剿之争是“张桂之争”。

主抚与主剿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实际上主要发生于朝廷高层。主抚派的代表人物是时任吏部尚书桂萼；主剿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张璁。主抚观点的核心是反对用兵，主要理由是认为用兵会“大费粮饷大残生灵”，即增加朝廷财政负担且难免扩大杀伤范围加害地方百姓。主剿派则认为不用兵就不能平息动乱，而姑息罪犯则有违国法、有损国威，且会滋长盗风、滋生大乱。

朝廷内主抚与主剿的激烈争论，不仅影响朝廷决策迟迟未决，而且还让嘉靖皇帝陷入了“出尔反尔”、收回成命、反复无常的尴尬。

嘉靖六年十月，朝廷第一次知悉和面对青羊山之乱。常道提出：“贼据险，攻之恐难卒拔。请先抚之，不服，然后加兵。”皇帝明确同意常道的对策，并“令山西、河南巡抚都御史各会兵待剿。”（《明世宗实录》卷81）

嘉靖七年二月，地方官军剿捕行动接连惨败之后，常道上奏请调镇守河间副总兵赵廉增兵剿乱。皇帝令赵廉“简选精锐官军，召募乡导枪勇，相机行剿”，并批准了兵部制定的“擒斩陈卿父子及有名首恶”和“陈卿父子兄弟及同党能自相擒献”奖赏办法。（《明世宗实录》卷85，页8）

三月，巡按御史穆相上奏“请遣官抚处”。巡抚常道上奏，认为抚处“废法养患”，不可继续，请调兵清剿。皇帝“兼用二策”。（《明世宗实录卷86，页4～5）

从上述举动可以看出，“兼用二策”是皇帝的基本思路。一面要求“相机剿杀务要殄灭”，一面又要求“凡被胁之人听投首解散，不许官军擅行杀戮”。他在圣旨中曾反复强调：“抚剿二端，正宜并行不悖”“常道、穆相所奏皆不为无见，正宜相济为用”“应抚应剿，径自从宜施行”。因此，朝廷一直是在指望招抚之策成功实施的同时，安排做好用兵待剿的准备。如：皇帝在安排李克己参与青羊山招抚，奖赏杨良臣为太原通判鼓励其继续努力招抚的同时，又下令“山东巡抚着副使牛鸾挑选惯战枪手操练听候”。（《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时至五六月，因杨良臣答应陈卿“在山招抚不行出山”，背离了朝廷“招抚出山”的基本要求，又加兵科给事中孙应奎、山西巡按御史蒋旸等主剿人士相继上奏献计催剿，朝廷作出了如下部署：调镇守河间总兵鲁纲量选兵马待剿，陈大纲统领山西兵马、翟瓒统领河南兵马，牛鸾统领山东兵马，均以鲁纲为总节制，“协力会谋，待天气稍凉，相机合兵进剿”。（《明世宗实录》卷88、89，《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该年八至九月，进剿在即，嘉靖皇帝受主抚派人士张璁、段汝砺、李承勋、周祚连番上奏影响，担心进剿失败，突然又传出圣谕：“欲掣回潞城讨贼之兵，更易巡抚官，着用心抚剿，或待其自定。”（《明世宗实录》卷92，《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为此，赞称主剿派观点的时任首席大学士杨一清与张璁等主剿派人士联名上疏，随后杨一清、张璁又单独连番上疏力陈进剿主张。这时，又逢兵部委托的官员从潞州报来八月以来“青羊山贼”“肆行抢掠”的情况，嘉靖皇帝才又把决策恢复到原来的几路官军“协力夹攻，相机剿杀”上来。（《明世宗实录》卷92，《奉敕查勘青羊山平贼功次疏》）

于是，才有了嘉靖七年十月的四路官军合兵进剿行动，才有了青羊山之乱的最终平息。

曹新广于202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