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发生的一次备受爭议的“换《墓记》”

秋水长天

　　

(一位烈士后人，以前每年都要去向警予烈士陵园，因为座落在其间的《红色战士公墓记》上，赫然写着她1928年初在武昌英勇牺牲的外祖父的名字。不知是那一年，她再去陵园时，《墓记》已经面目全非，她外祖父的名字也没有了，她百思不得其解，她愤怒极了!为了寻找答案，她去了很多单位，这里让找那里，那里又让找别处，没谁告诉原因。最后有一个单位给了她两份文件，可能是暗示她:想要知道原因，必须去找制作这两份文件的单位。后来她生病了，没有时间、精力再去问为什么了，便把这件事告诉了我，那两份文件也托人转交给了我。她至今仍然对此耿耿于怀……）

（ 现《墓记》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安葬在此公墓中的仅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违背了真实性原则，也不合逻辑經不起推敲。原《墓记》多处修改都缘于此，包括那十一位铮铮铁骨、响当当的革命烈士的光辉名字被绝然抹去。）

武汉《红色战士公墓记》，网上随处可查，那是1986年红色战士公墓迁移至向警予烈士陵园时，武汉市人民政府立碑镌刻的。但现在你去向警予烈士陵园，就会发现《红色战士公墓记》，已经与网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了。相关工作部门，把这件事叫做“换《墓记》”。

“换《墓记》”发生在2013年初，有关文件显示，“换《墓记》"之前，该部门对原《墓记》进行了“查证”，“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因“查证”是为了"换《墓记》"，那么我们只要看看原《墓记》那些地方被修改了，被修改的地方，便应该是他们查证”的成果。

下面我们先看看原《墓记》那些地方被修改了，修改的有没有道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墓记》:“此地安葬着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先烈。他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现《墓记》:“长眠在此的是1927年8月至1928年1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这个部分，现《墓记》对原《墓记》作了两处修改:

一是时间，原《墓记》说“他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说“时期"，有些宽泛，因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般是指1927年至1937年，现《墓记》将“时期”修改为“1927年8月至1928年12月"，明确、具体，应该说这个修改是正确的，必须的；

二是明确强调“长眠在此的是在汉口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处修改不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因为公墓安葬的除了在汉口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外，还有在其他地方(至少有武昌)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事下文会重点谈及)。

二、原《墓记》:“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白色恐怖，共产党人毫无畏惧，他们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领导武汉各界革命群众，前仆后继，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先后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达数千人。向警予、夏明翰、黄五一、任开国、魏人镜、马俊三、黄赤光、邓雅声、李汉俊、詹大悲、何羽道等是其中著名者。"

现《墓记》:“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昔日赤都武汉几乎每日均有枪决共产党的事。尤其是1928年更是陷入宁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CP的腥风血雨之啊，中。中共湖北省委、武汉三镇市县委领导机关及各级党组织遭遇3次大破坏，仅在汉口先后被杀害的有中共湖北省委、汉口市委书记等各级领导干部数百人以及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这个部分进行了四处修改:

一是把“七月十五日”改成了“国共合作破裂后”，前者明确、具体，后者模糊、宽泛，这种修改实无必要;

二是把“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改成了“宁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CP”，两种说法都有根据，含意也都一样，这种修改可有可无;

三是增加了汉口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情况，这种修改完全是为了与前面“长眠在此的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说法相呼应，但“在汉口”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这里增加并特别突出"汉口”的情况完全没有必要；

四是把十一位著名烈士的名字删除了，这种修改也是缘于“安葬在公墓里的都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个错误的认知。前面已经说了，公墓安葬的既有在汉口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有在武昌等地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所以原《墓记》在叙说武汉"先后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之下的革命者达数千人”之后，写道“向警予、夏明翰、黄五一、任开国、魏人镜、马俊三、黄赤光、邓雅声、李汉俊、詹大悲、何羽道是其中著名者”。这十一名烈士，那一个不是铮铮铁骨；他们的名字，那一个不是熠熠生辉！原《墓记》这段文字有错吗?难道他们不是“著名者”，或者因为他们不是在汉口被杀害的，所以要绝然抹去？

三、原《墓记》:“烈士们牺牲后，遗体有的由家属亲友认领安葬，有的无人认领，一部分由社会慈善部门安葬:还有一部分则是共产党员、海员工人陈春和同他的舅弟王斋公冒着生命危险，在夜深人静时秘密收殓的，当时安葬于汉阳龟山西麓补乾亭附近，并记录了烈士英名，其后陈春和、王斋公亦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烈士名单遗失。"

现《墓记》:“他们的遗体，有的由家属亲友领走;但绝大多数外地来汉的烈士遗体无人认领。无人敢领。此时，时任中共湖北省监察委员会书记的陈春和利用在驳船工作之便，带领群众，深夜出没刑场之间，收殓烈士，运往汉阳补乾亭附近掩埋，并登记造册，其中就有向警予。另外，埋入一块刻有红色战士公墓字样的石碑。1929年2月，因叛徒出卖，陈春和被捕牺。由于名册遗失，至今无法知道该公墓烈士的真实姓名和准确人数。"

这个部分进行了两处修改：

一是把跟陈春和一起收殓烈士的舅弟王斋公名字删掉了，改成了“带领群众”，不知王斋公是否参加过陈春和收殓安葬烈士的行动，不好表示意见;

二是增加了一个情节，即“埋入了一块刻有红色战士公墓字样的石碑”，但搜索许多史料，均没见到这样的记叙，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用大石块做标记”，如2021年6月11日，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汉阳区挡案馆研究员熊婕和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何利平时，何利平介绍说:“陈春和多次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几名革命工人划船过江，趁夜潜入汉口济生善堂广坪、余记里空坪、武昌文昌门外等地的刑场，收拢烈士遗体，抢抬背负，用小船运至汉阳，葬在龟山西南麓补乾亭右侧山坳里，同时用大石块作标记，记下烈士英名。"注意：是“用大石块作标记”；哪来的“一块刻有红色战士公墓字样的石碑”？

四、原《墓记》:“烈士名单遗失。仅知该处安葬着数百烈士，其中有优秀共产党员向警予、马俊三、赵世当、陈其科等。”

现《墓记》:“有多少烈士长眠在此可能永远是个迷，或许墓中还有与向警予同时期牺牲在汉口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黄赤光、省委常委夏明翰、汉口市委书记马俊三……。"

这个部分，有两处改动：

一是把原《墓记》关于此处安葬的人“其中有向警予、马俊三、赵世当、陈其科等”四人中的“赵世当、陈其科”删掉了，删除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找到了证据，或证明他们没安葬在公墓，或证明他们不是在汉口被杀害的。

第二个改动是说“或许墓中还有与向警予同时期牺牲在汉口的”黄赤光、夏明翰、马俊三，“或许”说了等于没说，所以这样写，也是为了与前面的两处“在汉口”相呼应。

从以上修改可以推断，相关工作部门“换《墓记》”“查证”(“考证”)”的课题，就是“公墓中安葬的是哪些人"，他们“查证”的成果，就是公墓中安葬的仅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此，我想说两点。第一，这一结论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合逻辑经不起推敲。说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因为所有关于陈春和不惧风险，收殓安葬烈士的史料，都载明陈春和不仅到汉口刑场.而且常去"武昌文昌門外等地的刑場，收攏烈士遺體，搶抬背負，用小船運至漢陽，葬在龜山西南……」(武漢市黨史研究室何利平），可見紅色戰士公墓是安葬有在漢口之外(至少包括武昌)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说它不合逻辑，是因为除向警予安葬在此公墓外（人尽皆知），没有“查证”出这个公墓究竟安葬了多少人，也不知道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身份、姓名，如此怎能作出“长眠在此的仅是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而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其他地方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结论呢?第二，人们早就把红色战士公墓看作是所有大革命时期在武汉牺牲的共产党人的公墓；公墓早就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瞻仰祭奠大革命时期在武汉牺牲的那些革命烈士的平台。烈士们为民富国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谁安葬在这里或没安葬在这里，有那么重要吗？总在那里琢磨公墓里究竟安葬的是谁，是不是格局小了一点，是不是时间和精力用错了地方。

两篇《墓记》，对第一篇，有人指出人名有错，个别标点不当，但瑕不掩瑜。第二篇，个别修改值得肯定，有的修改可有可无，更多的修改经不起推敲。文章分段，与原《墓记》比较，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罔顾历史事实，错误地宣称这个公墓只安葬有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值得庆幸的是，相关部门手下留情，没有直接把《红色战士公墓》更名为《汉口红色战士公墓》。

座落在龟山向警予烈士陵园内的红色战士公墓

原（1986年）《墓记》

原（1986年）《墓记》

红色战士公墓记（1986）

此地安葬着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先烈。他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白色恐怖，共产党人毫无畏惧，他们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领导武汉各界革命群众，前仆后继，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先后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革命者达数千人。向警予、夏明翰、黄五一、任开国、魏人镜、马骏三、黄赤光、邓雅声、李汉俊、詹大悲、何羽道等是其中著名者。

烈士们牺牲后，遗体有的由家属亲友认领安葬，有的无人认领，一部分由社会慈善部门安葬；还有一部分则是共产党员、海员工人陈春和同他的舅弟王斋公冒着生命危险，在夜深人静时秘密收殓的，当时安葬于汉阳龟山西麓补乾亭附近，并记录了烈士英名，其后，陈春和、王斋公亦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烈士名单遗失。仅知该处安葬着数百位烈士，其中有优秀共产党员向警予、马骏三、赵世当、陈其科等。后人缅怀这些先烈，称他们为"红色战士"。

一九五五年，因建长江大桥将烈士忠骨移葬于汉阳扁担山。一九七八年，向警予烈士牺牲五十周年之际，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决定，在汉阳龟山西首修建向警予烈士墓，一九八六年十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将红色战士公墓迁移至此，并立碑永志纪念。

现（2012年）《墓记》

红色战士公墓记（2012）

长眠在此的是1927年8月至1928年1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在汉口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昔日赤都武汉"几乎每日均有枪决共产党的事"。尤其是1928年更是陷入"宁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 C . P "的腥风血雨之中。中共湖北省委、武汉三镇市县委领导机关及各级党组织遭遇3次大破坏，仅在汉口先后被杀害的有中共湖北省委、汉口市委书记等各级领导干部数百人以及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他们的遗体，有的由家属亲友领走；但绝大多数外地来汉的烈士遗体无人认领，无人敢领。

此时，时任中共湖北省监察委员会书记的陈春和利用在驳船工作之便，带领群众，深夜出没刑场之间，收殓烈士，运往汉阳补乾亭附近掩埋，并登记造册，其中就有向警予。另外，埋入一块刻有"红色战士公墓"字样的石碑。1929年2月，因叛徒出卖，陈春和被捕牺牲。由于名册遗失，至今无法知道该公墓烈士的真实姓名和准确人数。

1955年因建长江大桥，红色战士公墓迁移至汉阳扁担山。1978年5月，为纪念向警予英勇就义50周年，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决定在龟山西首修建向警予烈士墓。1986年10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将红色战士公墓迁移至此。

有多少烈士长眠在此可能永远是个谜，或许墓中还有与向警予同时期牺牲在汉口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黄赤光、省委常委夏明翰、汉口市委书记马骏三……，但他们用"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壮举诠释了共产党人的生命意义，留给“后来人”的是对他们的深深缅怀和对“主义真”的不竭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