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的怀念——监利周老爱华大队知青下乡花絮

美友5763101

余伯宜同学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68年底，我们一行6人（因汪义谦，杨有清投亲靠友）就形成了4人女生小组，下放爱华五队。

队长黎洪才长相滑稽，大红鼻头矮个子，很专横。我们几个任性固执的城市小姐不服从调配得罪了队长，那时有个传言“得罪队长重活要你做，得罪了财经锅里要生锈……”，果真应验了这个说法。

春耕来临，敲击铁板（出工号令）就挂在我们住处屋前的树上。清晨，我们习惯晚睡晚起的女生被重击的铁扳声震醒，赶紧着装出门，哎！天还是黑的，我们沿着泥泞的田埂高一脚低一脚小心弈弈地向远处的秧田走去扯秧苗，过了好一阵天才亮，回家草草吃饭（一人留下做饭），饭后赶紧撑船到较远处的湖田插秧，秧比現在的稻子还长，湖田水齐大胯深，时而腿上一紧，牛皮子大码蝗叮上了，两头吸盘绕了半圈腿，下放时见书上写着用手拍打震昏它，蚂蝗就会掉下，那是理論，在那场景顾不得一切，忙不迭的用手揪下一头，再揪另一头，不用多想，能扔多远就扔多远，看着腿上流出的鲜血无可奈何！ 一次机会，队里需要买柴油。

我主动申请回汉采购，那时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只身登上监利到武汉的輪船，船上遇到几位返汉买柴油的知青，交流了经验，下船后到永安市场买了几个大油桶，买好了柴油。还有一种缺货的轴承，灵机一动想到杨有清的姐姐在省机械化公司，我买到了。又听说马粪纸很需要，我又自作主张买了几大张，于是放心的在武汉玩了好几天。

队长见我多日未回生气了，传讯我赶紧监利，我又到黄陂楊友清那里玩了几天，这下队长下通辑令了，我只得返监。虽然队长很生气，但我有思想准备，到县里取货，见到他需要的我都买到了，还有队里需要的马粪纸也居然买了几张，队长高兴的问：“你从那儿晓得买这个东西呢”？于是大变脸，从此重活儿不要我干，分配去踏水……。

看来人生要学会逆来顺受，学会变通，才能随心所欲。

李淑梅同学。

在农村的岁月里，同学就是亲人。隔段时间必须串门，探望，同学之间谈谈心。

我们队的知青最先盖了房，自己开火，所以男生们打了麻雀、野鸽子等都拿到我们这来聚歺。尤其是招工开始前，捕捉许多的鸟会歺，鸟吃多了，后来都不吃鸟皮了，把鸟毛和皮一起丢掉。

在农村几年里，我们没种过菜。记得菜一出芽就被鸡吃光了，只在房后种了大蒜，我们每人每次交五元作公积金，买农民的鸡蛋。大蒜鸡蛋抄饭是吃得最多的。有各家送的咸菜，后来我们自已也买了好几个罎罎罐罐学做了多种咸菜。

我们还养过一头猪，但没过多久，猪就生病死了，埋在屋后的土坡里。后被狗发现了，每晚撕咬狂吠，搞得我们胆战心惊。我们还曾养过鸡，我们学会了买鸡时怎样挑选母鸡。把小鸡娃的双脚一提，头昂起来的就是母鸡。我们在堂屋里用砖砌了个鸡窩。开始小鸡长得很好，很可爱。突然有天夜里小鸡惊恐的尖叫。我们拿着油灯左看右看，也没看出名堂来。第二天放鸡时才发现有几只鸡被吃了，剩下的鸡头连着鸡皮，上面的鸡毛完好无损，只是里面的肉和骨头被吃光了。真是太令人震惊了！黄鼠狼就象一个工匠，能造出这么完美的作品。还有一件终身难忘的亊就是我们在农 村的第一次杀鸡。那真是惊心动魄，令人胆战心惊！我们四个女生在家都没干过此事。我的胆子还是很大的，估计是我或郑若屏操刀，共他人帮忙抓住鸡。虽没干过但却看过别人杀鸡，知道把鸡头抓住往后按着，扯掉脖子上的毛，就可开刀。不知是劲小割得不深，还是鸡挣扎的劲太大，竟然挣脱了大家的手掌又跑又叫，我们紧张的心都快跳到噪子眼了，但还是奋力捉住鸡，拼命用刀杀。鸡头掉下来了，但鸡还拼命挣脱，满客厅的跑。吓得我们尖叫着逃到房里，紧紧关住房门不敢出来，直至鸡倒地不动。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我们客厅还出现一条大腹蛇，盘在草把子下面，睡着了。这下我们真是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跑到屋外，饭也不敢做，家也不敢进，直到村民们来把蛇打死。

监利虽是鱼米之乡，到处都是河流，运输工具也是船，但农民们却都不会游泳。时时会发生悲剧，不论孩子还是大人，失足落水后很难生还。久而久之，他们认为是水鬼把人拖下水。知青去了后，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炎热的夏天，晚上都喜欢在水里游泳。我们几个女生也常到建新河，爱华七队当头的渊里游泳。当然，他们都为我们提心吊胆。知青在那里还搶救过落水的孩子。

记得有次郑若屏好象是长了个小包，本沒大事，但村里的赤脚医生对知青特别好，给她吃了土霉素消炎。谁知郑若屏对这种药过敏，全身起风疹并发烧，我们只有天天撑船把她送到周老街上的卫生所打吊针。鲁桥二队的王雁平得了伤寒，病得很厉害。当时瘦得皮包骨，裹着一件旧军棉衣，好象奄奄一息的样子，很吓人。记得我和郑若屏撑船，好象还有余克顺几人陪同送他到周老渡口乘车去县城，然后再回武汉医治。那时候农村的医疗条件还是很差的，我们发烧，打摆子都是靠自身的抵抗力度过的。那时农民的思想意识还较封建迷信，城关就发生了一件

意想不到的事。一个女的病得很厉害，她家人非但没送她去医院，而是请巫婆在家作法。把她绑在椅子上，周围堆满燃烧的木柴，巫师围绕柴堆又唱又跳，作法驱妖，致使这个女人死亡。这件事轰动很大，对我的振动也很大。

我感到知青的到来不光是改变了我们，锻炼了我们，也给农村注入了新的血液，增加了新的生力军。把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带到了农村，对农村的进步，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叶荫宇同学

图1

图2

　　叶荫宇是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及计祘数学工程研究院的杰出终身教授，他在运筹学与优化的多个基础理論方面和应用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过运筹与管理学领域的多个国际知名大奖。是运筹与优化领域公认的最优秀华人学者。叶荫宇是斯坦福大学李国鼎工程讲席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工业联盟计划主任，从事最优化、运筹学、供应链方法、传感器网络、市场平衡与价格、数据与计算等方向的研究。他是运筹管理学领域最高奖项——冯·诺依曼理论奖的唯一一位华人得主，国际最知名的运筹学专家之一。

叶荫宇教授的体育之路：从稻田到斯坦福

点运动才华帮助文革期间的一个稻农变成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一位世界著名的教授。

图1 叶教授年轻时在公司篮球队的留影（后排左起第四）如果不是因为他年轻时的篮球技能，叶荫宇也许就不会有他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学院Kwoh-Ting Li讲座教授的漫长而杰出的职业生涯。

叶荫宇是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同时兼任电子工程系教授。

叶荫宇出生于中国，在文革初期读完高中，并与家人一起下乡在稻田里接受“再教育”。正如叶荫宇在下文所述，他的篮球技能帮助他在30岁时获得了进入华中科技大学的机会，在那里他获得了系统和控制专业的学士学位。1982年，他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运筹学博士学位。作为一名线性规划领域多产且备受尊敬的研究者，叶教授开发的数学模型和算法可在几乎任何系统中优化或最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这样的场景包括工厂车间、交通运输、卫星运行、智慧电网、银行金融等。

叶荫宇教授师从于斯坦福大学乔治·丹齐格（George Dantzig）教授，一位发明了“驱动世界的算法”（单纯形算法）的传奇学者。叶教授帮助将丹齐格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的突破（即单纯形算法）扩展到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时代。叶教授成就斐然，广受赞誉，获得的奖项包括2009年约翰·冯·诺依曼奖。他撰写了12本书籍和170多篇论文。他研究的主题涵盖了从平衡金融风险到改善政府工作效率等许多方面。

从高中生到农民

1970年，我22岁，在中国的稻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若不是我的球技，今天我或许依旧是农民。

我的父亲曾经是高中校长和数学老师，我的梦想是进入大学深造，但这一切被1966年开始的文革划上了句号。所有的大学几乎一夜之间关停。

成千上百万的人们被迫下乡劳作。1968年，我和家人也被下放到农村。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做了两年的农民，干重体力活，很难想象有什么可以摆脱的机‘

拯救：从篮球开始

在70年代，我的篮球技能拯救了我两次。城里的工厂在招年轻人，每一个村里的年轻人都渴望这样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工作需要有良好的政治背景，而我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原因，不符合要求，尽管他并没有跟随国民党在二战后逃往台湾，而是一直留在大陆。

上高中时，我喜欢的体育项目主要是田径。我曾经拿过一些金牌，并创造过省里高中的跳高记录。同时我也在篮球队里打篮球。当时我的身高有6英尺（合1.83米），比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要高，并且我还可以跳得很高，因此可以轻松地扣篮。对我来说幸运的是，篮球在中国极受欢迎，并且许多企业都有篮球队。一支篮球厉害的球队对企业的形象至关重要，因此他们渴望寻找优秀的篮球队员。

图2 叶教授年轻时在湖北中学生跳高比赛中，成功越过1.8米的照片

这些技能弥补了我在政治上的短板，而让一家大型化工厂录用了我。我在化工厂的篮球队担任前锋，同时还学习了如何进行电气布线以及维修和操作电力设备和电子设备。在化工厂工作的七年期间，我遇到了和我同一个工作组后来成为我爱人的周岱孙女士。我在夜班期间学习数学，这帮助我在1977年通过了高考入学考试，并且我的篮球技能再次拯救了我。

恢复高考

1977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原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职务，开始恢复经济，并重启大学。我非常激动，但我那时快三十了，政治背景依然不好。除了我父亲过去的历史以外，我岳父在文革前拥有一家小工厂，并被人打上了“资本家”的标签。

但就像那些企业工厂一样，大学也想要组建篮球队。我高考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华中科技大学接收我入学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能帮助篮球队。

1982年，我准备毕业了，那时学生已经可以申请世界各地的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录取了我攻读工程硕士学位，中国政府为我提供了第一年的奖学金。

在那之后，我获得了奖学金，担任了助教和研究助理以攻读博士学位。梦想终于成真了。不过我时常感到孤独，因为我的妻子和4岁的女儿叶菲一直留在中国。她们直到1984年才与我团聚。

运动助我轻松融入斯坦福

抵达美国的第一个晚上，我和洛斯阿尔托斯山的一户人家呆在一起，并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电视上观看了美式足球赛。当时，我对这个比赛一无所知，但我表露出浓厚的兴趣，并问了很多问题。体育运动让我与其他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如果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谈论49人队或当时在斯坦福效力的约翰·埃尔韦，显然比谈论我的学术研究要更受欢迎。

我亦观看过美国高中篮球比赛。很多的家长都在那里，大家一起欢呼雀跃，开心愉快。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人们总是在记录从上场时间到投篮命中率等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打篮球这么多年，我却从来不知自己有什么样的数据。这让我明白了美国是一个强调数据的地方，而我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

三位成为终身朋友的导师

我深深记得我被线性规划所吸引的那一天。那是1984年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决定去聆听AT&T公司的纳伦德拉·卡马卡（Narend Karmarkar) 的客座演讲，他刚刚发明了第一个获得专利的软件算法。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我只好坐在地板上。我惊讶于线性规划的丰富内涵和诸多用途，它可以用于优化各种各样现实世界的过程，从帮助农民决定种植何种作物到如何保持电网平衡。因此我很快做出决定：在博士期间投身于这一数学分支的研究。

我的首位导师乔治·丹齐格（George Dantzig）是线性规划的三位奠基人之一。当我抵达斯坦福时，他已经赢得了这个领域几乎所有的奖项——首届约翰·冯·诺依曼奖、国家科学奖章以及其他许多奖项。我想他很欣赏我的学术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在很多方面帮助了我。

乔治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我积极地征求他的意见，向他展示我的研究想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发表了三篇论文，在很多地方都要感谢他。博士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他退休以后，我都一直在寻求乔治的建议。他和他的妻子成了我非常亲密的朋友。在2005年他去世的头天晚上，我和妻子去他床边看望了他。即便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想跟我聊我手头上的最新研究。

我的第二位重要导师是大卫·伦伯格（David Luenberger），他创立了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系（后来并入现在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系）。伦柏格是优化领域的一位巨人，我求学的第一门优化课程用的就是他的书。一些年后，我成为了伦伯格该本书的合著者。这本书的书名是《线性和非线性规划》。

第三位导师是运筹学巨匠之一，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迈克尔·托德（Michael Todd）。他邀请我到康奈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且一起撰写了多篇论文，其中包括提出了一个在当前线性规划求解软件中仍然广泛实现的算法。

导师即教练

导师帮助下一代研究者的一种方法是把他们引荐给领域中的其他专家学者。你的事业不仅仅是你的研究，而是一个网络。然而，我的导师们教给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对学术的理解、学术诚信、好奇心和严谨的思维。

作为一名教授，我喜欢那些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愿意研究那些已经被广泛研究过但未被解决的难题的学生。我要求他们围绕这个主题挑战性地做一些研究，然后我们每周定期会面，继续共同推进。每当学生们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们取得了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的结果而解决了一个科学谜题的时候，就是我最自豪的时光。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建议我的学生们在体育运动方面找到一种兴趣。我从打篮球中领悟到了很多：刻苦训练很重要，团队合作很重要，竞争精神很重要，还有遵守规则亦很重要。我告诉他们：相信我，这些品质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叶荫宇：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系Kwoh-Ting Li讲座教授、电子工程系教授、计算与数学工程研究所成员。

https://msande.stanford.edu/news/yinyu-ye-sports-led-me-rice-fields-stanford

2020年12月8日 Edmund L. Andrewsr

上图：2019年4月回村时与村民交谈合影

陈小洪同学

陈小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工业和

信息产业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理事，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华芯投资管

理公司独立董事，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1982年1月、1984年12月分

别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毕业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学位。1985年5月进入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先后在技术经济研究部、企业经济研究部、企业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

员、研究员，任企业研究部室主任、副部长，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企业

经济、产业经济和有关政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客座研究员。因

《产业组织及有效竞争》等书2次获中国孙冶方经济学奖。

上图：2019年4月回村时与村民合影

朱嘉摸同学

在旅途中朱嘉模同学向我们展示了五十多年前在鸦官铁路上写给大队同学的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着青春的理想、激情和为国家修铁路的豪情壮志。孙桂林、陈志平、陈小洪等同学 你们好！

我到铁路上已经五、六天了，这几天过得颇有意思，来信与你们共叙。

工兵的乐趣

从我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听到周围的山上爆破炮声隆隆，给这延绵的山岭以无限的生机。

鸦官铁路是焦枝铁路上的鸦鹊岭站通往宜昌官庄的支线，可直接运送葛洲坝水利工程（330工程）的建设材料。为了实现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的伟大理想，十几万民工在这崇山峻岭中摆开了战场。监利、天门、沔阳三个兄弟师在土门至新场的工段，这里有好些山峰，是鸦官铁路的难点，必须劈开这些山头，整出一条路基，铁路施工队再铺上铁轨，上面下达的指令是：争取在今年“七一”通车。

我们爱华大队派来上铁路的主要是知识青年，都编进了监利师新沟团的炮兵连，专门负责爆破山崖巨石，我们工地所在的山头名为：乌龟山。凭着我对火药和爆破的嗜好，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上工的第一天，我打出了一手好锤和几个漂亮的炮眼，第二天、第三天就掌握了炸药装填技术，成功地放了几炮。我的表现得到了领导的信任，让我当爆破队长，带领十几个七零届的“小鲁堂”，其中有几个人干活率性随意，很让我担心，经常要提醒大家遵守操作规程。

老三届上铁路的同学似乎没有几个人勇于干爆破这一行，也许他们对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体会更深刻些，而我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每天上午工地上人山人海，我们几个炮手拿着炸药、雷管及导火索在人们面前从容地打炮眼、装填炸药，挑土搬石头的民工们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们。转眼到了十一点半钟，人们都离开了乌龟山工地，四周寂静下来，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铿锵的步伐就要来临。十二点整，惊人的号角声在山谷中响起，我们点燃导火索喷出金色的火花，当我们钻进防空洞后，大地颤抖起来，整座山崩溃了，巨石化成粉末冲向空中，继而墜入山谷，葱翠的松涛随着山石的到来哭泣着，其势如风驰电掣、山洪暴发。有诗为证：

郁郁宜岭百里远，

鸦官银线万仞间，

忽闻十里惊雷响，

鄂西天险变通途。

不祥的星期四

这事就发生在昨天。且不谈中午十一点半才开始炮眼的填装炸药，时间仓促造成操作慌张，我为此第一次点了个哑炮，有点沮丧。

到了下午五点多钟，西边的天空中涌来大片黑压压的乌云，山岭间阴风阵阵，暴风雨就要来啦！如果雨水冲刷到已经装好炸药的炮眼，导火索浸湿了水就点不着火了。时针指在五点四十五分上面，离规定的六点三十分点火时间还有四十五分钟，对面山头监利红城团的爆破手们大呼：“改成六点放炮！”本着高度的责任心，我跑上山头通知山那边沔阳的同志们，他们又接着通知后面几座山头的兄弟单位。不料，红城那边又喊：“还是六点三十分”，于是我又上山对沔阳喊：“六点三十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到了五点五十六分，红城那边又喊：“六点开炮（点火）！” 顿时，强烈的不祥感涌上心头，如果沔阳的同志们不知道，那么这边炮声一响，一场严重的流血事件就会发生。我立刻飞奔上山，对沔阳的同志们喊了最后一次话。当我从山头上下来，白色的警旗已经徐徐升起，点炮的警号声响彻山谷，我的烟头还未点燃，我匆忙跑到附近的一个点炮手身边借火，双手发抖，好不容易点着烟头，再把自己负责的几个炮眼导火索点燃。这时，整个山头的导火索全部点燃了，发出嘶嘶声，天空中电闪雷鸣，暴雨随之而至，幸好导火索已经燃烧到炮眼里的雷管。我一头冲进防空洞，大地在我身后怒吼，飞舞的山石冲击着防空洞口，我和伙伴们这才会心地笑了，这次爆破任务总祘完成。

半个多钟头以后，一切安静下来，暴风雨也过去了。我们十多个爆破队的青年人收工回驻地，走在峡谷间的道路上，两边的山岭静悄悄，我的心里却并不平静，这时才六点四十分，是平常日子的爆破时间。突然，左边的山上响了两炮，这是刚才来不及放炮的沔阳师的兄弟们点燃的，恐怖的协奏曲再次拉响，我们真是进退维谷了。这时，沔阳的广播喇叭发出一道命令：“暂停爆破！” 显然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停止爆破，让我们很快离开了峡谷。此刻，天空的乌云散去，夕阳的余辉洒落在我们身上，回到驻地的村子里，一些民工关切地询问工地上发生的情况，真是“侧身西望长咨嗟！”

朋友们，在铁路的修建过程中可能发生安全事故，我们这些天天与炸药、雷管打交道的爆破手面临的危险更大。据说监利朱河营的一位民兵干部因排除哑炮不慎引爆，被炸掉脑袋，后来做了一个木制头运回老家安葬。我等虽然经常与死神打交道，但我们必须是强者，愿所有的人两个月后都能毫发无损地回到爱华大队。

人类文明史是那些最平凡的劳动者用黝黑的双手谱写的。今天，即使我们的热血抛洒在这荒山野岭间，但若干年后，当我们的亲人和朋友乘坐着列车奔驰过这崇山峻岭时，回首往事感叹万分，这就是那些勇敢的人们用血汗浇灌出来的宏伟和壮丽！当他们在高峡平湖间观赏那330电站的宏图，陶醉于这自然的、人工的美景，思绪将会向着理想的境界飞升！

请向梁枢同、黄志远、余力等人问好！

祝孙、陈二位早日招工上铁四局！

I'd love for you to come here and take a look at the railway , if you don't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do in these days. I believe you will try your best to learn a lot from the poor and lower middle peasants during the transplanting season.

Yours Zhu Jiamo

May 1st, 1971.

上图：2019年4月回村时朱嘉模、朱嘉象两兄弟看望老房东，并奉上一万元感谢金。

齐欢同学

难忘的岁月监利周老爱华二队 齐欢下农村，一晃就52年了，老想写几个字，将那些难以忘怀的事记录下来，与人分享。1、出发1968年11月底离开武汉出发去湖北监利，那时已经是文革开始三年了。1966年初，《中学生》杂志的记者到学校煽风点火，接着串联、进厂、复课闹革命，原以为要告一段落了，从反击“二月逆流”开始，越来越迷惑，到底革谁的命？还要革多久？1968年10月，通知下来了，下农村！革命新阶段？到底要做什么？更加糊涂！那时父亲有点小职务，业务是研究生物学和教育心理学，自然受到了批判。好在他什么事都不放在心里。既然原来想做的事做不成，就学中医，学理发，学裁缝，学木工，为群众服务，为所有需要的人服务，日子也好过！例如有一次到大冶县参加斗批改，所有去的人都心事重重，吃不下，睡不着。他能吃，吃完就一睡！先睡在大门口，人家说鼾声随风飘入房间，大家不能入眠！那就搬到最里面，结果又说鼾声在里面引起共振，影响大家睡觉！第二天军代表紧急开会，结论很简单：第一、老齐能吃能睡，肯定没有问题！第二、老齐在这里，严重干扰斗批改，必须马上送回家，自学！这种经历居然有三次！我母亲就不一样了！由于她做校长期间，武汉一中成为全国先进单位，当然她就是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大黑旗！从文革开始到我和我弟弟下放，她一直被关在“牛棚”里，工资也没有。只是在我们准备走的某天下午，才获准回家帮助我们清理东西，教我们缝补衣服。她一直到69年底才被“解放”，还是被降级使用！后来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来武汉，说到武汉中学，这才重新启用。所以，在当时下农村时，心里是很复杂的。我从初中开始，就相信“工业救国”、“科技救国”，立志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当时《中国青年报》宣传北航学生范兴严为革命而学习的先进事迹，我也决心向他学习！文革来了，个人的理想成了泡影，家里的情况也说不清！无悔也罢，无奈也罢，除了下农村这条路也没有其他的路了！临行前，有人示好，会意领情，心存感激！只是当时的情况是，前途暗淡，人生渺茫，自己的饭碗都不知在哪里，怎么还谈得上其他的事？只有好好锻炼，接受教育！轮船离开码头，全船的人都哭了！百感交集，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贫宣队1970年夏天，公社抽我到公社专案组，对外称“贫宣队”，住进了公社大院。负责人是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朱某某，组长是退伍军人康家才。我的第一件事是整理“六类反基”的材料。那时根据“公安六条”，六类反革命基础是指：地、富、反、坏、右、叛徒、国民党军（排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监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复“拉锯”的地区，所以“叛徒”特别多！细看材料，叛徒，就是共产党来了，就参加分田分地，国民党来了就跟着国民党跑。整理的结果，叛徒占了很大比例！加上其他，可依靠的人就不多了。当时心想，难怪公社书记，当时是易庭强（音），说知青在大革命时期划成分是“工人阶级”，是依靠对象。有次办案子，是命案，刑事案件！某大队革委会主任死在了一个农民家里。队里很多人来公社要求严惩“阶级敌人”，将谋害革命干部的坏人抓起来枪毙。公社首先将死者送到公社卫生院，然后派“贫宣队”进队。带队的是爱华六队的熊忠国，他很有经验。到队里一看，首先问，那一家农民什么成分，答：贫农。再问，队里有几种姓，各有几户。原来这是一个小户，队里只有他这一家是这个姓。死去的大队革委会主任是大姓。这就心里明白了一大半。单独问那户女的。熊忠国一番话说得有水平，什么小户人家，什么有心攀枝，什么半推半就，什么藕断丝连，......，那女的将前因后果就详细地说了，并将主任死前呕吐物沾染的衣服也拿出来了。回到公社，医院诊断为心肌梗死。结合呕吐物化验，结论是酒后行房，诱发心脏病。到公社闹事的那些人也没有话说。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谁也不明说。那次学了不少东西，有很多感悟（后来在1977年参加审理一起“反革命集团案”，其中就有相似的问题）。阶级斗争真的很复杂，纠结在一起的有房族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经济纠纷等。这是一起典型的干部欺负弱者，横行霸道的例子。那个主任做这种事有几年了，从新媳妇进门就开始！每次进到别人家里，先把男的赶到厨房给他做菜，在人家房里霸占别人老婆！其实这种例子在我们队里就有。后来想起来，就是宋美龄说的，掌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到“专案组”不久就被人“告”了，说不依靠贫下中农！缘由是：到队里，递烟不接！我解释说不抽烟。朱特派员说要打成一片，递烟要接，表示没有隔阂。我想，只当伸手派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得有来有往！从此开始了抽烟，只是始终没有上瘾。打草一般的知青的烧柴都不足。我那个队是湖区，除了平时分棉梗、稻草等以外，冬天要分篙草，就是湖里长的湖草。按工分分配。我们组三个男生，平时一起出工，所以年终分的也不算少！队里将分配的湖草按照户头用绳子围成一块一块的。农民分到湖草后马上动手。我们也不敢怠慢。紧赶慢赶，还是比人家慢了不少，割到边上，都是凹进来的，很多都被周围的农民“帮忙”收割了！忙了几天，将收割的湖草运回来，堆成垛！很有成就感，就是太累！最后卖给人家烧窑的。救人有次挖河，天快黑了。突然听到有人喊“救人那！”原来是一个农民的小孩掉到河里了。知青们顾不上脱衣服，纷纷下到河里寻找，一直到天黑，才在下游的地方找到了，可惜人已经没有气了。前几年，我弟弟齐民为老父亲家里的阳台纱窗找到附近一家做铝合金的作坊。听老板口音是监利的！接着问，新沟的！再问，红桥大队的！接着问，红桥二队的！原来就是齐民那个队的！老板说，他还小的时候，有次掉到河里，是知青救上来的。齐民乐了，那就是我呀！前后细节全都对上了！老板一定不收钱。齐民说，你这要生活，不收钱我就不做！你做好一点就行！事后老板专程过来送了一篓子鸡蛋给老父亲，表示感谢！回想起来，那年头，知青下水救人的事还真不少！抓赌我们到生产队是1968年12月初，已经进入农闲。9个男生，合伙买了支气枪（那时还不是管制枪械），晚上去打鸟！农村的鸟没有见过这阵式，手电一照，一枪一个！有野鸽子、斑鸠、麻雀等。一行人高兴的不得了！第二天，大队革委会主任发话了，“不早早睡觉，打什么鸟！”再一问，原来是昨晚主任和一伙人在赌博，望风的报告说“公社派枪队抓赌来了！”一时间，床下、门后、蚊帐后面......，乱成一锅粥！又报告“走了，是知青打鸟”这就有了大队主任的发火!赌博在农闲时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我们队的民兵排长晚上去双鸣寺那边赌博，那边是余埠区。那边的知青是汉口要武中学的初中生，他们将文革中枪的枪和刀都带下去了。几个人分头堵住门口和窗口，另外几个人拿着枪和刀进入赌场，一个一个“洗”干净了出来！排长回来大骂，又不敢上报，只有吃哑巴亏！6、杀猪1969年初，我们三人喂了一头猪，黑毛猪。平时为米糠，加上菜。到10月份时，连续两天不吃食，没有办法！喂抗生素，没有用！看着瘦了！三人一商量，干脆杀了。我掌刀！结果连杀几刀，不死。队长赶紧过来，说照着心口窝下去的地方点一刀，成功了！肉分解后，主要的腌制起来，慢慢吃。心头、猪肝、腰花、都做菜，拿一些脊骨放到砖窑顶上煨汤，在自家菜地里拔的萝卜，择的菜，将三个队的知青喊过来，美美地享受了一次！吃完了，队长说，杀猪要交屠宰税！我问多少？一比一！就是杀两头猪，交一头，自己留一头。我们很诧异！队长又说，不过呢，你们是知青，又是自己喂的猪，没有把别人的猪牵过来杀就不错了！这事也就过去了。看来，农民身上的税务负担还是不少的！共同的经历就不写了，几件有点特色的小事写在这里||

唐道远同学

我曾有五年（1968-1973）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生活经历，这是我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为我认识农村奠定了丰实的感性基础。

小时候我不知道家里的自留地与生产队里的农地有什么区别。不过，每次听到父母谈到自留地，或顺着母亲的吩咐去菜园里摘辣椒或掰茄子、豆角、西红柿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着某种难以言状的温情，你仿佛在野外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及至年长，有了些阅读与阅历，渐渐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背景以及曾经发生过的饿殍遍野的惨剧，我才知道自留地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更像是一个个搁置在夜航船上的救生圈。

记得刚下乡时，队里也给我们分了自留地。后来我们分散住进了农户，队里就把它收回去了。我先后住过三家。第一家是队长家，他家劳力多，未成年的孩子也多，队长豪爽，威望高，是队里唯一的党员。我们这个江汉平原上的湖区生产队，人口不足百员，却每年为国家提供十几万斤的商品粮，队长功不可没。他们家生活也不错，队长看得开，隔几个月就去街上买肉，改善伙食。第二家是贫协组长家，家大口阔，妻子身体不好，日子过得苦。我至今还记得吃饭时，桌上盐菜碗里蠕动着蛆，贫协组长用筷子把蛆拨开，照吃不误。第三家住的时间最长。他家是土改时划的贫农（后来“四清”也划过一次成份），生活并不宽裕。但女房东很能干，自留地经营得好，还养蚕（家庭副业）贴补家用。她和我母亲同年，待我好，我过生日时，还特地为我做“团子”吃。直到现在，我和她的长子还有联系。

几篇日记

1968年11月28日 阴

从一阴清早就开始仓忙地准备，到中午才大体就绪。吃过午饭，我们首批下乡的同学集体照完像后，就上车过江，登上了开往监利的船。

六时整，高昂的汽笛声使我们更加激奋。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学，离别了有两年多战斗友情的英雄江城，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满怀革命的豪情壮志，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毛主席说，“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1968年11月29日 雨

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晚上八点钟到达监利。县里的革命群众在岸上热烈地欢迎。我们挑着行李，从两旁长长的人群中穿过，两旁的锣鼓声震耳欲聋，鞭炮的硝烟弥漫夜空，天下着麻麻细雨，在暗黄的路灯下，整个街道显得人山人海，热气腾腾。我们随着滚滚向前的人流，走了两里多路，到了县招待所。

吃了夜饭，我们这个小组就到码头趸船守行李，后来就清理行李，五六个人忙了整整三个小时，把行李重新摆了一遍。深夜，路灯更明亮（用电的人少了，电压增大），我们踏着湿润的县城街道往回走，虽又困又累，我们心里很舒坦。

1968年11月30日 晴

今天没出发。上午在县城看了看，街上到处是欢迎武汉首批到监利县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的大标语。

才来几天，我们学校的同学就暴露出几个问题。最明显的就是组织纪律性涣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有些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我们学校首批报名下乡的有170左右，其中就思想水平上是各有不同的。思想上准备充足，准备吃大苦耐大劳的大约有30%左右；思想有波动，（准备）还不太充足的有40%左右的人，剩下的百分之十几的人是思想准备不好的。这是自己胡乱估计的。这些思想准备不充足的人下来的原因大致是这样，“大局已定”（毛主席战略部署坚定不移），“城里无出路可找”（堵塞了漏洞），“新沟区最富了”（再不来就划不来了——这与前段某些人做下乡动员工作的经济主义倾向分不开）。由于有些人有这些种种想法，所以在行动上反映出来就是争好公社，争收入高的公社。

下午，学校工宣队的解放军小李同志召开全校的会议，宣布我们办学习班，在县里再住几天，解决思想和分配等等问题。

晚上，县里召开大会，欢迎首批到监利县安家落户的知识青年。……

1968年12月1日 阴

上午以寝室为单位学习，大家一口气集体朗诵了好多语录，越读劲越大，都说毛主席的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下午，县革委会为我们武汉首批下乡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安排了忆苦思甜会，由老贫农李同志给我们讲家史。会后，我们吃了忆苦饭，一个糠做的粑粑。这是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吃着这个粑粑，我们想到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前的悲惨生活，想到了今天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永远忠于毛主席，艰苦奋斗一辈子，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战斗终生。

1968年12月2日 晴

上午学了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虽然是二十多年前写的，可学起来，我都觉得毛主席就象针对我们目前下乡的思想情况所讲的一样，感到格外亲切。……

以后，要经常学习这篇文章，切切实实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1968年12月3日 阴

今天出发了。我们分在周老公社，这里以前是老革命根据地，湘鄂西苏维埃就在这里成立的。全校分在这个公社的有81人。

上午，县里的群众冒着雨，夹道欢送我们这支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欢送的人群中，有人吹起了嘹亮的进军号，顿时气氛显得更加庄严热烈。大家猜想，这位老同志曾是个赤卫队员。中午到达周老公社。走了60多里。在公社吃过饭，就开会，我们分在爱华大队二小队。我们原来的6个人拆开了，分成两个组。孙桂林、陈志平、褚子铎他们在一队，离我们有半里路。陈小洪他们三人分在三队，离我们有一、二里路，五队还有四个女生，是曹安利她们。这个大队共有十个小队，有一千五百多人，200多户。大队是一个长条形，在一条小河的岸边。我们这个大队是整个公社的边缘。晚上，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借来驴（牛？）拉的车，把我们和行李拉到队里。从公社到大队大约有六、七里路。路上，我和五队的一个姓黎的青年闲谈，了解了一些情况。晚上，我们到了二小队，住在一户中农家里，房子还好，就是铺窄了点，有些挤。我们队有19户人家，一百零几个人。其中5户贫下中农，5户中农，4户地富分子，4户地富子弟，还有一户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不详。队长姓杨，是个党员。我们这个大队是夺了权的大队。我们刚到，还有好多情况不了解。

1968年12月4日 晴

上午，在房东家烧了一锅水抹了抹澡，接着又洗衣服。今天在一户中农家吃饭，他家的儿子是队里的辅导员。

下午，我们全大队的同学在三队开了个会（女生未到，可能有事），讨论了一些问题。我们这三个队的男生思想比较一致，心很齐，大家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我们小组变成又是生产队，又是宣传队，我们打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同时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这里的贫下中农非常需要愿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知识青年。我们来之前，他们就定好了我们的职务：宣传员、技术员、卫生员，还有小学教师。我们这个大队有两个小学，有4个教师，80多个学生。我们队就有一个小学（60多学生）。我们决定以后每个月队里的两次学习中的一天——23日作为我们全大队同学的学习讨论时间（只占一、二个小时），平常就以小组为单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治。大家还强调，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闻风而动。大队有了重大的事情也要互相通气，互相讨论。我们还谈了做房子的问题。我们打算一、二队的房子做成一间，六个人住在一起，这样有几个好处：可以互相帮助，有了问题互相学习讨论；便利吃饭问题；还可以节约做房的材料等等。上午吃完饭，我们和队长谈了这个问题。他们也正在操心这事。

下午吃完饭，工宣队的涂师傅和李老师，还有公社革委会的杜主任到各大队检查知识青年的安排工作，来到我们队。……

1968年12月5日 晴、雨

今天在一户贫农家吃饭。他家五口人，饭后，我们和他谈了谈，了解一些情况。

晚上，雨越下越大，淅淅沥沥落个不停。雷也跟着来了，轰隆隆地就像在低矮的屋顶上滚过，透过亮瓦，可以清楚地看见闪电——今年天气真怪，就像要开春了。屋里，在油灯下，队里的贫协组长和我们一起闲聊。他中等个子，身材很结实，很健谈。他在公安县一个米厂工作十二年，最近才回来。他谈了我们队的生产情况、副业情况，使我们了解了好些东西。队里有三百多亩水田，分早中晚谷，每年的插秧季节有六七十天，早稻和晚稻产量不高，只有二、三四百斤，中稻可以打个五、六百斤。全队今年交公余粮八万斤。队里的副业没有什么，以前搞过集体烧窑，养过两次鱼，都失败了，损失两百元。……

1968年12月6日 阴

今天还是没出工，在一户贫农家吃饭。他是原大队的贫协主任。这几天，我们接触了几户贫农，深深感到贫农社员对毛主席是无限热爱，对党和毛主席的阶级感情很深。这位贫农社员有五十来岁了，早先解放时，是村里贫农团的主席。我们这里原来兴“村”，一村和现在大队差不多大，我们这里是1947年解放的，49年国民党反动派又来“清剿”。土改时，他当过副乡长，后来就在初级社、高级社当会计。四清后，他（被）选为大队的贫协主任。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落选了。现在又被选为大队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贫下中农的代表。他家世很穷，九岁就死了爹，十几岁就帮人放鸭两年。他非常了解我们队的阶级斗争情况。我们队里宗族派别的情况也有，据他讲，队里掌权是杨姓，群众没发动起来。队长是中农，哥哥是富农，立场不稳，作风不好。我们初来，情况都很不了解

9月18日，在林彪出逃5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通报林彪叛逃的文件。在这份著名的编号为57的文件中，劈头一段就是：“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自此，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按照由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陆续展开，林彪出逃事件向世人公开了。大约到国庆节前后，国内外就都知道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变，林彪和毛泽东决裂，因发动政变不成，出逃中摔死了！（P.3-4）

我们当年还要晚一些才知道——我翻出了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四日的日记：

今天，在三队开大会。我的心情是紧张、愤慨、激动的。

昨天，我就听到关于今天会议的一点影子。晚上，我想了好久才睡觉，半夜里，诗宏伯喊起床烧火（他大概也一样紧张、惊奇），我又想开了。我想了很多，反反复复，一颗紧张的心像提起来了一样，我只盼天亮，盼快点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我迷迷糊糊睡觉了，天大亮才醒。

队长喊集合，大家都来了。从刚开始懂事的十多岁的孩子，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是必定到会的。这多么不寻常，我越发断定是这样一回事了。队长很严肃，点过名后，又一次宣布会议的纪律。

雨过天晴，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灿烂的光辉照着行进的队伍，照着许多严肃的面孔。大家走在潮润的道路上，心却飞到了会场。“唱个歌吧！”好多人在提议。我立刻建议前面的社成发。一支嘹亮的战歌响起来了：“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高举革命红旗，胜利向前进！”豪迈的歌声，更增添庄严的气氛。

到了会场。会场布置很简朴。两张方桌，几条长凳算是主席台。

开会了。大队支部书记老熊同志宣布会议内容，[反复]传达党中央的七个重要文件。会场静下来，一个个屏住气息倾耳聆听。风轻轻地吹动树叶，发出嚓嚓的声响。一千多人的会场，闭上眼睛，仿佛没有一个人似的。这时，我紧张的心，更紧张了。

支部书记老熊同志，一字一字地大声念着文件。“林彪叛党叛国……”这几个字像炸弹一样传入耳中，顿时，我浑身一震。太惊人了。 我想起了我四十四年前在农村时的一篇日记：

天晴了，清脆明亮的鸟啼声，迎来了又一个早晨。

起床后，我习惯地打开窗子，哟，好一轮红日：小河堤岸那（边）广阔的田野上，一轮红艳艳的太阳，正从腾腾的雾气中冉冉升起，金光万道，普照着大地。高大的杨柳树的绿枝条上，抹上了一层金。雨水打湿的草垛上，更加金灿灿；雪白的墙，耀眼生辉。窗外一棵年青的柳树，太阳光正把它的影子和太阳光辉一起照进屋里，在墙壁上挂上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

人们早已忙碌了。我提起小桶走向河边。屋前的路上，出早工的社员正挑着一担担谷草向窑场上走去。走过的大道上，留下了一串串笑语，撒下了匀匀巧巧的一层草屑。潮润的泥土路上，正冒起腾腾的地气，路旁的青草，露珠晶莹。走过大路，就下堤，来到小河旁。弯弯曲曲的河道，一河清清亮亮的水，水面上，雾气腾腾光闪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

                  （下乡经历）

    我想起我的下乡经历。在生产队的五年，我住过五个地方。除换过三个房东外，我们还住过仓库。

    这是下乡后第二年的事了。刚下乡时，我们住在农民家。我住队长家，肖住会计家，齐住在贫协组长家。元旦过后，队长找我们商量，说是不做专门的知青屋了，过了年，把队里的仓库腾出来给你们住。

    于是，春节探亲后返乡，我们三人约好从岳阳走，顺便用国家发给我们每人340元的安家费，购置单独开伙所需的生活用品以及生产用具，如蓑衣、斗笠，扁担、冲担，箢箕、秧夹等。

    仓库位于队里的最西头，紧挨着的旁边是队里的一座砖瓦窑。仓库很大，大门大柱大过梁，屋顶铺的是布瓦，还装有亮瓦。仓库方方正正的，有小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在靠里的西北角，清出一小块地方，用砖、木板和稻草铺成两两相对的四张床，中间是过道，多出的一张床整整齐齐地摆放洗脸盆漱口杯和牙膏牙刷。再砌一堵齐腰高的矮墙围着，与其他物件隔开。仓库里靠墙的两边摊放着闲置的农具，有犁辊等。还有几架手动的水车吊在梁上。利用仓库大门左边的外墙，队里还给我们砌了一间小厨房。

    我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还喂过一头猪。印象最深的是1970年，我们在农村和队里的贫下中农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21年前（1998年），我曾这样记叙当年的生活：

    1969年，江汉平原遭受大水灾，生产队的油菜籽绝收，我们小组三人年终分得的油料是四斤七两芝麻，这是来年三个人全部的食油家当，拿到榨房去可以换半瓶香油。那时国家每月配给每个知青的9元生活费早已发完，计划食油也停了。一年365日，一日三餐，将要全凭这点食油代用品维持。在夏天的双枪大忙季节，我们凌晨四点顶着星星起来扯秧，晚上八点挑完谷后背着月亮回到住所（我们住在村头队里的一间牛棚兼仓库的大屋里，上蹦下跳的大老鼠是我们的近邻），又忙着洗澡洗衣烧火做饭。炒菜时，先在烧热的锅里撒上几粒芝麻，用锅铲按按，吱吱作响，冒起青烟，将锅润了润，再放进切好的南瓜，加水加盐煮。开饭了，我们狼吞虎咽地吃得津津有味。这些故事，今天听起来跟天方夜谭一样。（见拙文《老同学》）

    后来，肖和齐相继招工、上学后，我一个人再住仓库不合适。于是生产队专门为我在队里的中间地段搭了一间草屋。用砍下的树做柱子和过梁，四面的墙是先用竹子夹住稻草再糊上泥巴制成的，屋顶盖着厚厚的稻草，没有亮瓦。草屋坐北朝南，门前就是河堤旁的大路。进门左手是灶台，紧靠门边的是那口我们从岳阳买回的小水缸，只装得下一担水，水是从小河里挑上来的。里间是卧室，前后用草墙隔着。卧室里开了一扇窗，在太阳升起的那一面。窗户很大，也是用稻草夹成的，上面有一根竹棍，撑起来窗户就打开了。白天还可以调节采光。窗户下方摆放一张有三个抽屉的条桌，旁边紧挨着隔墙的是一张单人木板床。木板床和条桌是家里从武汉托运过来的，它们还是解放初期父亲在汉口高级步校工作时配发的安家家俱。地上很潮。蚊虫也多，我一年四季都挂着蚊帐。

    我们的自留地在砖瓦窑旁边，离得远。我就在窗外的草墙旁挖了一个坑，用在大路上拾得的牛粪打底，种了几棵黄瓜。瓜蔓攀援，爬满窗户两边。那一年，我夏天的主菜是黄瓜。

    还有两件事印象深。

    一次是生病打摆子（疟疾）。当时正在远处的田里栽秧，突然感觉浑身发冷，冷得打抖。我知道生病了，赶紧请假往回跑。脚也未洗就上床，盖上所有的被子还是冷。队长派人喊来大队的赤脚卫生员，给我服奎宁后才止住。

    再一次就是下雨。农民说，城里的雨，乡里的风，威武得很。其实，乡里的雨也够威武的。那一年的春夏之交，雨水特别多。我的茅草屋受不了了。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外面不下了，里面还滴滴答答的。我用塑料布铺在帐顶上，强勉（当地方言，即勉强）栖身。当时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漏雨，连放在条桌抽屉里的一本宝贝邮册也渍水了。没有办法，队里又安排我住进了农民家。

    在农村，知青都是酷爱读书的。作者（注：范福潮著《一生能读几多书：我的私人阅读史》；东方出版社，2018）写道：我去城里买了一顶蚊帐，夜里躺在里面看书，帐子上密密麻麻趴了一层蚊子。（P.310）这种经历我感同身受。

    记得在农村的那几年，公社，县城，荒湖农场，都是我买书的地方。一有机会就去逛供销社或新华书店。我的藏书中，有一些就是这期间购置的。

    回到城里，一晃四、五十年就过去了。读书始终伴随我的人生。······

    读书于我，既是生命的追求，又是生活的动力。

    （见《下半场》204，2019年4月1日）

我当过五年知青，有了“第二故乡”。四十三年前，我又一次只身回到第二故乡。我清楚地记得，出发的那一天，热恋中的未婚妻还专门请假为我送行。返汉后，我写了一个“回乡小结”。从日记堆里找到这篇文字，又一次看到了当年的我自己：

暑假里，我用一个星期时间回队去了一趟，时间虽短，收获不少。这是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暑假，我回队去的目的，主要是看看贫下中农，不忘贫下中农，继续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自己。每次回队（这是第六次）思想上都受到很深的教育，这次尤为强烈。二十年前，毛主席看了王桂芹同学暑假回乡住了半个月写的日记后，作了重要批语：“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一年半没有回农村了，队里形势怎样呢，特别是在华主席抓纲治国以后形势怎样呢？住了几天，和队里干部、社员了解，使我深受感动。形势大好，一句话，无论革命还是生产。生产上队里早谷大丰收，185亩总产11万，单产600斤，在全公社都是前几名，那沉甸甸的金黄谷穗，看了真高兴。这样好的形势不是从天下（上）掉下来的。是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去战天斗地夺来的。许多人伸出黑漆漆的双手（因手烂，上了柳叶）给我讲起日夜奋战的双抢战斗，真是如同打仗救火一样。许多人病倒了，不少人带病劳动，这是多么顽强的革命斗志啊。同队长谈起农业机械化问题，队长诙谐地说，现在牛“享福”了。因为耕深湖田有了机耕船（机滚船也迅速地被淘汰了），牛再也不用那一步一步艰难地爬耕了，打谷有了脱粒机、手扶拖拉机，那牛拉石磙的落后形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目前机械化程度还不高，按五亩一马力的标准还差得很远（队里应有一百多马力，而现在还不足40马力）。双抢结束后，队里购了一台割谷机（2534元），队长喜颜于色地说，一天可以割三十亩，确实令人兴奋。回队参加了几天劳动，栽秧、挑谷、撑船、卖谷，都是熟悉而亲切的活路。劳动下来，睡得甜，吃得香，但也是很艰苦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劳动是把人锻炼成钢铁一样的教育（大意，《圣神家族》一文）。要艰苦奋斗一辈子不容易。我一直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在城市大学里生活，环境好，怎样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看看贫下中农艰苦奋斗，联系自己思想实际，我感到，首要一条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始终如一地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坚持不懈地改造世界观，要在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做这些事。这半年，我思想动荡比较大，有些事不严格要求了。这不好。下学期要好好总结一下，把动摇的事情坚定起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身）。（一九七七年八月六——十三日）

黄倩同学

放假

今天队里给知青放假一天，大家商量着该如何按排这难得的一天时间，你一言我一语恨不得把每一分钟 的去向都规划好。最后决定去周老镇转转，返回时再去看看五队女生（李淑梅、余伯宜、郑若屏、曹安利）。

陈志平决定划船送我们去玩，吃罢早饭我们欢欢欢喜喜地坐上了木船。小河水清清野花儿黄，清风阵阵送花香，我们欣赏着小河沿途的风光，啍唱着各类歌曲愉快的前行，当船行驶到爱华大 六、七 队的潭（玉家渊）边时，清沏的潭水在微风中荡漾，牛儿在长满青草的岸边攸闲地吃着青草。我偶然想起在高中时在省航海队训练的情景：那碧波荡漾的东湖水，那青青的水草缠身，那微风吹撫着湿润皮肤的惬意，一起涌上心头。我二话没说，纵身一跳就扎入潭中，酣畅地游了起来，许多过往的社员都吓坏了，因为潭水深，当地人只敢在河边游泳而不敢到渊里玩水，更別说女生游泳了，（当地人称打鼓泅），游了七八十米，我上了船。真舒服呀！我坐在船头，让微风吹撫着我的湿衣，让阳光照射着我的头发，继续前行！

公社到了，我们和男生分头行动，我和郭、钟先去了镇上的东头，围着周老镇中学转了一圈，再到镇卫生院看了看，然后我们去了供鎖社。在那里买了些针头线脑等用品。中午了，该吃饭了，镇上有几家小餐馆，里面坐着一群知青模样的人，已津津有味的吃着各种食物，看着都挺馋人的。我们在一家拐角处的餐馆门口坐下，一个服务員赶紧过来招呼我们：“猪肝面、肉絲面、二两粮票、二毛钱一中碗，三两粮票、三毛钱一大碗”。我们三个互相看了看，我说：“男生不在光我们吃这么好的东西不太好吧？”郭说：“我也覚得不妥”，于是我们离开餐馆，走到一家卖剁馍的摊子边，每人买了二两五分钱的剁馍细细品味起来，那种满足感如同吃了山珍海味一般。

结束了公社之行，孙桂林去了附近的三红大队看望他的小妹，陈志平与我们一起回爱华大队五队看望四位女同学。我们撑船去五小队知青点时，小河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水中折射着小船移动的影子。

她们都上工去了，我们请了一个在附近玩耍的小男孩去把她们叫囬来。趁此功夫陈挑起水桶帮她们去挑水，我们查看水缸，发现缸底沉淀着层泥沙，顺手就帮她们将缸底泥沙清理干净。陈志平一口气挑了三担水，将缸倒满，这时她们拖着疲惫的身躯扛着锄头囬到屋里，見着我们，她们高兴的喊着：“你们怎么有空过来？”互相问候了一番后聊起了各自的近况。大家高兴的聊着聊着不觉天色已晚，我们便起身告辞。

告别了她们，我们百感交集，深感她们四人的艰难不易，除了每天的上工劳作，还要时刻提防别有用心人的祘计，相比她们，我们真是幸运！什么重活难活都有男生顶在前面，因为有她们在我们都很安全。

我们从心眼里感谢他们！

治蛇咬伤

一天，刚割完麦子，我和郭德恭正在为大家准备晚饭，住在翠兰家隔壁的冲伢子的妈妈急匆匆地跑过来大喊：“快救我家伢子！他被蛇咬了！”。我俩赶紧撤掉灶里的火，抓起我们的药箱和《农村医疗手册》的书（此书是我母亲专门为我下乡而备的）就往他家跑去。 到他家一看，冲伢子的脚已开始红肿起来并无力痛苦的呻吟着，我去找了一根缝鞋底的麻线，将冲伢子伤腿从膝盖处绑上，接着取出一扳三棱针，用酒精消毒后对着蛇咬的牙痕处使劲扎，把伤口扎开扎大，郭就拼命在伤口周围处挤压，放出汚血，但她力道不还是太小，汚血一滴一滴流出，钟静萍在一旁时不时地松开绑腿的麻绳，为的是不至于血流不敞引起坏死。因为没有麻药，郭德恭和褚子铎都帮忙按住冲牙子，我拿着手术刀在昏暗的油灯下一点一点地剝离伤口，终于找到了两粒蛇牙并把它们挑了出来，然后用酒化了几粒“季德胜”蛇药片，把它敷在伤，又喂他吃了几粒蛇药片，忙到这里天已黑透了，我们几个也都汗流夾背。第二天一早，我们去看冲伢子，见他的腿上的肿已消去，人的脸色也开始有点红润了。悬了一夜的心终于落下，又给他吃了几粒药才放心离去。下午收工后又给他换了药。经过几天的治疗，他终于痊愈了，这天他妈妈提着一蓝子鸡蛋、几根黄瓜和一碗咸菜送到我们知青奌，感谢我们的救命之恩，搞得我们还怪不好意思的。其实药箱里的药是我们从武汉家里带来的，因为我母亲有经验，所以多带了一些蛇药和外伤用药，三棱针好象是陈志平带去的，闲时我们就看那本医疗手册，没想到关键时刻还派上了用场。

钟静萍同学

下乡花絮

上山下乡已过去了50多年，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较之同学们晚去了几个月（因病）。为了避免伤感，家中唯有兄长送行。

一.迎接

当时单枪匹马，个自前行。记得乘坐汉江的小轮，到达周老嘴时天色将晚。公社接待站通知小队派人来接，并给我安排好了住宿。

我在招待所焦急的等待，突然，走廊里一片“猴子、猴子……”的叫喊声，接着就听见孙桂林（“猴子”是他的“雅号”）的应答声。我急忙跑到走廊和“组织”取得了联系。

至此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

二.送歺

和大家一样，我插过秧、割过稻、薅过草、打过麦……并代过几天小学的课。几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上课。

有一天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没带雨具，暂时呆在教室，没能回小队吃午饭，。过了一会儿，突然小队一位男同学给我送来了午餐。我狼吞虎咽的吃着并问：你们怎么把小鸡给杀了？回答是他们打的小鸟🐤 ！怪不得味道这么鲜美，原来是野味！

只是我这没心没肺的竟然忘记了给我送饭的那位同学是谁？真没良心！

三.送行

有一次我返汉回家，褚子铎那天正好有空，他送行。在校，我们男女生之间都极少讲话的，何况我们又不是同班同学。他拎着我的包，在前面疾步行走；我在后面紧追慢赶，快步前行。我自己闷着好笑：就像押俘虏似的。虽然心存感激，但自始至终好像没讲一句话。

我在家得到了兄姊的呵护，在农村得到了同学的帮助。这一切令我终身难忘！

有首歌的歌词写的真好：“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改变不了那份深深的怀念；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留下了难忘的从前……”

如今，我们都已年逾古稀，让我们记住美好，在夕阳红的路上健康前行！

2021.11.06.

朱子褚同学

知青的记忆

到监利周老公社爱华大队插队的人生经历已经过去了50多年了，其中的感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记得在公社分配完各小组落户的大队后，我是最后一个到达爱华一队的人。我和孙桂林，陈志平一个组。因为我们都是铁四院的子弟，彼此都熟。

当晚在房东偏刷小屋里面对一盏小油灯，感受到了农村经济的不发达。没有电，没有自来水。

冬季的农村，农活不多，社员都是一天只吃二餐，我们刚到时不知道，起得早，很晚才吃早饭。慢慢也就习惯了。

我们这个队有一个远近闻名的铁匠师傅，名叫高天元，打得一手好铁器，尤其是镰刀，又轻又薄又锋利，经久耐用，四邻八乡的社员都来买。

铁铺是队里唯一的副业，一年四季都有活做，队里根据需要，派我铁铺记账。

铁铺其实就三个人，一个师傅，一个打大锤的，我除了记账，还要拉风箱，烧铁坯。高师傅手把手的教我如何生铁铺炉，如何拉风箱，如何加热铁坯。一个月后我就能适应这个工作了。

有了这个工作经历，我在二年后招工到工厂居然主动要求去做锻工。

由于生意好，铁铺一年到头几乎没有空闲时间，在我插队近二年到时间里，休息大概有20天左右，还包括二年春节回武汉的时间。

副业工分值比较高，我在招工离开农村数年后，陈志平还给我带回来140元的报酬，74年我在工厂学徒满了月工资才38元，这事要感谢他。也感谢当年的生产队的队长，没有不认账。

那个时候的农村，经济不发达，社员收入低，物质匮乏，为了改善生活，我把我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为改善家里的伙食买的气枪带到了农村，在队里附近打鸟，记得打得最多是班鸠，画眉，打得最大的鸟是乌鸦，但乌鸦肉不好吃，有点酸。还在水渠边捉过蛇，是第一次吃蛇，蛇汤很鲜。

2010年齐欢租车联系我们爱华大部分同学回插队地方看看，受到当年的社员热情款待。

可惜的是，我当年的铁铺师傅在那年到上半年遇到车祸离世了，没能见到面。我们还专门去师母家看望了她。

对下乡的记忆，我们同学永远都不会忘记。

陈志平同学

、我们首批下乡是在六八年十二月到爱华，回首往事，当年下乡是无奈，但大势所趋，也就认了。虽然干活较累，生活很苦，但大家以苦为乐，得过且过。相对而言，大家还憧憬着未来，建一小屋，喂一群鸡，鸭，鹅，知青们相互走动，摸麻雀，打鸟玩，自得其乐。当时经常来玩的有武尚淳，吴敦志，严昌文等。但到七零年四月，我班回黄陂老家的杨有清来信将我们的心搅乱了，她已抽到了黄石拖拉机配件厂当工人，这让我们死了的心又燃起了一絲希望。到七零年七月大招工后，人心彻底乱了，走的兴高釆烈，终于熬出头了。未走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找门路，再没人安心劳动了。

上图：2019年4月回村时与村民合影

孙桂林同学

修筑鸦官铁路

冥冥之中朱嘉模同学在修筑鸦官铁路的战线上向我们招手，他的信还未发出我们已经在奔赴鸦官线的途中。

七台大队的严昌文、黄志远和我背起行囊在县城乘坐长途汽一路向西北方向的宜昌驰骋而去，严昌文和黄志远一路谈天说地讲故事倒也乐在其中。车到土门，我们三人循严昌健来信指引的方向翻山越岭寻到周老营部并各自找到自己的大队住宿地。

上鸦官线修铁路是我一直以来的期望，在鸦官线周老营工段我们天还蒙蒙亮就扛着铁锤，穿着短裤背心沿铁路路基奔向工段。在工段上打炮眼是一桩累活，但好歹扶钎甩锤打炮眼轮着干，刚开始甩锤也有打到手擦到腿的时候，令人小心异异，但时间长了甩锤技术就上了手，抡起锤来百发百中虎虎生风，我们用的大锤把是三根青竹片并在一块做成的竹柄把，比硬扛扛的木把好用，柔软、顺势、得力。

我们小队大面积湖田的挨生就是渔埔区的双鸣支和荒湖农场，而我们工段隔壁传来一阵阵上海普通话音时，我们上前打听原来是荒湖农场的上海知青，和他们交流相谈甚欢，心里也是热呼呼的。干瘦的他们打炮眼也是一板一眼的，每锤打下去十分得劲。整个工区都是抡锤打在钢钎上的叮当声，仿佛是战斗的号角，一片繁忙。

朱嘉模离开爆破队时我接手了爆破队长的工作，我也是营区最后一任爆破队长。这是工段上最危险的活，监利朱河区的民兵营长排哑炮时不幸出事炸掉了脑壳，真是令人心惊胆颤。我带着几名70屆的小青年谨慎小心的搞爆破但还是在一次在清理车站站台的爆破中遇到哑炮，我扒在地上小心异异的处理了哑炮，真是上天眷顾没出险情，有惊无险的完成了任务。

在家中铺满一面墙的中国地图上父亲在世时不时用红蓝铅笔标注他们设计的铁路施工延伸的进度，他競競业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的铁路事业，如今我们用自己的勇敢和勤劳的双手让铁路在自己的脚下一步步延伸，心中充满了慰籍和自豪。

挑堤

五十年沧海桑田，长江主航道已变道于眼前巨大沙洲的另一侧，当年迎来送往热闹、繁忙的老码头，已不复存在。眼前江水也一改当年黄水滔滔向东一泄千里的气势，悄无声息的从县城边流过，只剩几艘趸船静静的停靠在岸边。现如今的公路网四通八达，荆岳长江大挢（长4500多米，经监利白螺镇起至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道仁矶镇）一挢飞架北南，贯通湖北湖南，交通的便利和顺达比起当年已不能同日而语。同学们站在自己曾经亲手修过的大堤上撫今追昔，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在我们站立的大堤不远处的鄢家铺子就是我们当知青时多次挑土修堤的位置。（那是1970年3月9日——1970年4月4日间的一段日子）在这里我们睡地铺，在农民的堂屋里一侧四周围上粗木，铺上稻草，垫上行李，就地当床，陈志平和我的被子一盖一垫，两个大块头睡在一个被子里翻身都不自在，但累了一天，容不得你多想，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挑堤是一桩十分苦累的活儿，沿江堤挑着担换着肩攒着劲斜走几十米挑上堤顶后把土倒在堤的另一则如同翻过一座小山，履带拖拉机在我们倒土的位置来回碾压，压实不断升高的堤面。民兵排长高天喜十分关心知青，每次用小队铁匠高天源打造的略带凹形的锋利铲锹给筦箕上土块时给知青总少上一铲，就是这位民兵排长当年吹着笛子把我们迎进了村。

中午时分又累又饿，我们开饭了。农村做饭是生米煮后沥出米汤，再用甑蒸熟，米饭散颗好吃，农民教我们吃饭有窍门：吃在碗里，看着锅里，先添一小碗饭大口吃完后再迅速添一满碗，足有一斤多饭，可保证吃饱无虞，菜是每餐两大盆，肥五花肉炒大蒜和炒碗豆苗子，饿了空咀吃白饭都香，这已是不错的菜了。吃完饭还有一盆米汤煮锅巴，香喷喷的十分好吃。知青上堤吃集体伙食，不用自已弄饭做菜，洒脱。

参加洪湖江堤溃口抢险

1969年7月20日是个灾难的日子。

长江大堤田家口堤段,位于湖北省洪湖县(今洪湖市)燕窝镇与国营大沙湖农场交界之地,属于长江中游左岸干堤,而这里又是历年来长江汛期险情多发的堤段。

1969年7月初,天气出现反常现象,整个长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暴雨或中到大雨,江水持续猛涨,致使宜昌至武汉江段,许多地方的江水都超过了防汛警戒水位线。

7月20日晚8时许,长江田家口堤段猝不及防地突然溃口,霎时间，惊涛拍地，骇浪滔天，浑黄的江水以五层楼高的落差似脱缰野马扑向堤内，长江干堤在此处被撕开6OO多米的口子。洪水席卷了乡野，吞没了屋舍，干堤旁的有一万多户的农场仅仅两个小时就变成了一片汪洋。

洪湖、监利两县受灾面积达8O万亩，受灾人口26万。

灾后几天我和叶荫宇等其他知青加入了大队组织的洪湖抢险突击队，我们备足粮食，划船向洪湖翟家湾进发。行船一路我负责划幺桨，真正体会到了几十里路艰难划船的滋味。一路上和社员拖船翻过多处大垸堤壩，日行夜宿，勿勿赶到目的地。肆虐的洪水已将翟家湾镇不远的垸堤冲毁，翟家湾纪念馆的周围洪水拍打着岸边，被突入其来的洪水淹死的小动物随处漂浮在水面上。龙眉大眼身身壮实的大队长熊忠于身先士卒，带领突击队在大垸堤壩的溃破处打桩、围芦排，填泥沙包，大家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在水中日夜奋战。随着长江总干堤的修复，垸内洪水逐渐退去，我们光荣的完成了抢险任务。

上图：2016年回村时村民在插秧，由于农药使用过多，田中已无蚂蝗。

上图：2016年回村时与村民合影

上图：2016年回村时参观村民中的养鹅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