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我的医海沉浮

浮云夕照

80年代初，我这条在草原九曲十八弯的高柯斯泰河漂泊了十几年的孤舟，也被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向了大海。 最先引诱我见异思迁的，是大医院的外科手术和同学们医术的提高。每每把我这个井底之蛙馋得口水一地！ 　　于是我从草原跑到千里之外的城市医院进修外科。刚去时无住处，我又没钱租房住。一个在铁路工作的朋友给我找了个郊外铁道路囗的工房，白天铁路工人工作，我把行李卷塞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晚上工人下班后，我再去睡觉，一大早起来，收拾好行李，跑步十来里地去城里医院上班。 为了熟练掌握外科手术暴露、解剖、结扎、缝合的四大手技，我随身带着针线和持针器，走到哪儿练到哪儿；为了尽量多看、多学、多实践，只要有机会上手术台，我就绝不错过。有一次，一台接一台，我连续干了三天两夜，最后实在顶不住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去睡觉…… 回草原后，我把所在医院的手术水平，从下腹部上升到了更复杂的上腹部。除了外科手术，骨科、妇科等较复杂的手术，也都是由我来主刀。 但是，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让你进屋、你就想上炕啦！当我基本掌握了普通外科常见手术后，就开始觊觎外科的天花板——心胸外科。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在草原工作的那个医院的条件，最多也就只能做个胃、胆囊手术，开展胸外科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多想在草原久留，可挡不住这红尘飞土……”我最终还是扛起了十多年前知青下乡时的那个行李卷，只身离开了草原。 81年，多谢医学院同班同学李向前、胸外科主任李崇根的引荐和老院长龙安的抬爱，我有幸回城师从内蒙古胸外科泰斗希拉泰学习胸外科。 普通外科手术和胸外科手术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普外手术是在大面上做，胸外科是在胸腔深处做；二是胃、肠血运好、愈合能力强、手术容错率高，心、肺、食管手术精度要求高、容错率极低。 为练深部缝合结扎手技的精度和轻巧，我们把一个直径15厘米、高20厘米的空心桶竖在桌上，桶朝下的一面绷上麻纸，手持胸科专用长柄器械从上面桶囗伸入到桶内，在桶底麻纸上做缝合、结扎，既要扎紧缝住的麻纸、又不能撕豁纸面。 最能衡量术者水平高低的就是解剖剥离，要求术者有精细准确的解剖知识和高超的钝锐结合剥离技巧，还要胆大心细，才能在解剖变位、层次不清、粘连成一整块的组织中，既能切除病变又不会损伤重要血管、神经和脏器。 当年国内医疗条件差，慢性脓胸很常见，胸外科病房中有时一半病人都是脓胸，那臭味能呛你一溜跟斗！慢性毁损肺、心包炎也很常见……这些手术解剖剥离的难度都很大，因此大大提高了我的解剖剥离技术。 回城之后，除了在事业上有所提高之外，一个善良的姑娘收留并嫁给了我这个无房无（自行）车、存款为零的流浪汉。虽然只能跟她父母、妹妹挤住在一处不大的里外间平房里，但我终于有了一个家。 80年代的中国不再闭关自守，开始鼓励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我查阅大量学术文献后，实实在在地认识到:国外的心胸外科水平确实远远高于国内。既然要干专业，那就得干出个样儿来才行；要想向天花板进军，那就要走出国门。 “Opportunities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are prepared（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于是乎，我又开始自学以前不屑一顾的英语。我在北京四中上中学时，数学我被评为全班第一，俄语评为最差、还补考过一次。真没想到，如今要用我智商的最短项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时，幸亏我们自己也有了一间和别家共用厨卫的小房间。为怕影响妻子、儿子睡觉，我把小台灯放在床下，趴在地上每天学到深夜，一天背300单词，听收音机学口语、练听力……别的还好，最让我崩溃的是:不到一年，我的近视度数就从200度飚升到700度！ 我终于考取了省科委的出国进修指标，但苦于家徒四壁，无钱买去美国的飞机票，于是又从零开始学法浯，一年后考上国家教委的出国指标，阴差阳错地去了法国。 　　法国路易斯.波哈戴勒心肺医院 　　要特别感谢我爱人对我始终如一的大力支持，我才能安心地出国深造。她在国内一人带着四岁多的儿子，还要在医院正常上班，却从无半点儿怨言。没有她的全力支持和鼓励，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 法国心肺医院是主治心血管肺病的专科医院，除法国本土的病人之外，还接收瑞士、意大利等世界各地的病人，心脏移植已成常规手术，心肺同时移植、单肺移植、背阔肌心肌成形等手术也不少见。那时中国国内心脏移植才刚刚起步。 我在米嘎依洛夫教授为首的科室，米嘎是法籍俄裔，是院内唯一一个不是法裔的教授，靠的就是手术干净利落。他主管心血管外科，手下还有一个付教授日嘎丹和另一个主管肺外科的教授嘎蒙戴斯。 一条玻璃走廊，一头是心脏医院；一头是神经科医院，中间是住院医生宿舍。除了内裤，穿的都是医院的衣服。一年四季都是一身手术衣，外套一件没扣子的白大褂，脚上一双木拖鞋。每天早晨起床后打开咖啡机和烤面包片机就去洗澡，洗完澡喝咖啡吃面包，然后去病房带护士查房下医嘱，八点钟以前，必须到手术室给病人导尿、摆体位；麻醉成功后，辅手术单、开胸、上下腔静脉和主动脉插管建立体外循环——再视术式不同做相应的辅助手术:例如冠脉搭桥术需取大隐静脉等。 上午九点钟教授才来医院，进手术室做完主要手术步骤后就离开了，临走还交待:术后有什么问题自行处理，不要叫他。手术除了教授之外，一般只有你一个人（搭桥需取大隐静脉时加一人）。教授走后，你把手术后续部分做完，停体外循环，缝合胸骨及刀口，护送病人回术后监护室。然后抓紧时间去医院食堂吃饭，常常饭还没吃完，喇叭就喊你到手术室做下一台手术了。第二台手术一般下午四、五点钟结束，付教授日嘎丹带我们大查房（国内是在早晨交班后大查房。）晚饭后往往还有一台手术。 　　最累的是每个月有一个星期在手术室值班，负责急诊手术和科室平时安排不完剩下的手术（很多！）24小时连轴转，一天最后一台手术结束后，累得连饭也不想吃，一头扎在床上就睡，半夜饿醒了啃口面包接着睡。 临床医学是一个“经验科学”，科里一起工作的小兄弟们多是各国来的医学博士生，没什么临床经验。我在国内练就的手术技巧和独立处理病人的能力就显出优势来了。原来科室常规中第一时间需要内科医生处理的病情——如心律失常等——后来都改成由我处理。 当时每个医生发一个BP传呼机。记得有一次周末我正步行到“跳蚤市场”买菜，刚到BP机就响了，我赶快找了个公用电话给病房打电话，原来是一个术后病人心律失常，我在电话中指导护士配好药放入微量泵中注射抢救，随即拼命往医院跑。幸亏有惊无险，等我急速赶回医院时，经过护士用药病人心律已恢复正常了。 刚去时，主要跟嘎蒙戴斯教授，他主要是做肺的手术，还配合做心肺移植。有一次碰到一个慢性脓胸支气管胸膜瘘的病人，这种当年中国的常见病在欧州已很少见了。他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先做胸部开窗术（在胸部切除部分肋骨，敞开一个刀口换药处理。）待瘘口愈合后二期做胸膜剥脱术。他却坚持直接做胸膜剥脱术。手术做得很漂亮，但术后肺部漏气严重、胸腔引流管“咕噜噜”一个劲儿冒气泡，眼见病人就不行了。他又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马上做胸部开窗术，用敷料压住漏气的肺部。开窗术后病人立刻转危为安，第二天病人就能下地了。 　　同科室工作的同事共同聚餐。 　　法国每年有假期一个月，七、八月份医院一半科室轮换关门休假。嘎蒙戴斯教授休假回来后对我讲:他休假积攒的手术很多，如果我今年不休假，帮他手术，就聘我为正式住院医生。我同意了，跟他整整忙了一个月。但事后他就变卦了，说不能聘我为住院医生，只能给我些补贴，理由竟然是我当时在中国医院的工资只有法国住院医生的几十分之一，给这点儿补贴我就应该滿意啦。 当时，我已经白白地跟他干了一个月，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掙。这事被米嘎教授知道了，立刻找到我，表示愿意聘我做他的住院医生。 嘎蒙戴斯听说米嘎要聘用我，马上又变卦了，他主动找到我，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就要打给医院，说要立马聘我为他的正式住院医生，我断然拒绝了。除了因为他的出尔反尔之外，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个医院里，我肺外科水平的提升空间已很小了，我更想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心脏血管的学习和实践中去。 米嘎教授不仅正式聘用了我，并且自掏腰包补了我上个月白干的工资。并对我说:张，你什么时侯来我都聘用你！从此以后，我住进了医院免费的住院医生宿舍，师从米嘎教授，主攻心脏血管外科。 　　米嘎依洛夫教授设家宴为我送行。 　　科里的心血管手术多一半是冠脉搭桥，1/3是心脏瓣膜置换，其余是大血管、先心病、心脏移植、心肺移植等手术。 那时，心脏移植在这个医院已成为常规手术，住院医生就可独立完成。新开展的还有心肺同时移植、单肺移植、背阔肌心肌成形术（后者现已弃用），单肺移植手术相对简单，但术后并发症太多，做的最少。 心脏衰竭病人用药物难以纠正时，就需做胸主动脉球囊反搏，再不行就得做心脏辅助循环（人工心脏）等待心脏移植了。医院术后监护病房在地下室有三层，最下面的一层都是靠人工心脏维持生命、等侍心脏移植的病人。这些病人的血液等配伍资料被发到全国各大医院，只要有合适的供体就会得到通知，及时去取。 取心脏常常在周末，多是车祸，都是住院医生去，教授在医院等候。近处开救护车，中程坐直升飞机，远程乘小型飞机。最远的一次我是坐了两个多小时飞机才到取心脏的地方。 供体都是大脑死亡的活体，心脏正常跳动，气管插管用呼吸机维持生命。取肝、肾和其他器官的医生先上台手术，把相关脏器暴露、准备就绪后，我们取心脏的最后一个上台，正中锯开胸骨，阻断升主动脉，用心肌保护冷停跳液灌注心脏，心脏停跳后切断升主动脉、肺动脉、上下腔静脉、肺静脉，取出供体心脏放入有保护液的冷藏箱中，并电话通知教授:供体心脏完好，可以开始手术。于是那边医院就给准备接受心脏移植的病人开胸、建立体外循环……供体一到，立即进行移植。 　　我在手术台上。 　　除心胸外科学习工作之外，因我在国内当马背蒙古大夫时，对正骨推拿情有独钟，所以我一有空儿就去找法国同行切磋学习，并有幸认识了法国manipulation（法语:推拿正骨）学会主席。一次，他让我看一个病人，我检查后发现腰椎第四棘突偏歪、左侧有压痛点，按压时有向下肢的放射性疼痛、局部棘上靭带剥脱，我马上就诊断为“第三、四腰椎椎间盘突出”。他当时十分惊讶，因为我仅凭体检做出的诊断与CT等专科检查结果完全相同。 那年全法推拿正骨学术会上，他邀请我和主席团的九名专家坐在一起，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与国内中医正骨推拿师徒言传身教不同的是:法国医科大学中都有manipulation专科教学（就象国内医科大学博士生分内科、外科等专科一样。）从解剖、力学的理论角度，详尽地阐明了手法操作的原理和要点。复位手法虽然与中医不同，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医学博士毕业后必须有专科专家证书，才能开业行医，进行正骨推拿。 我今生最后悔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在法国学习manipulation，而是学了所谓“高大上”的心胸外科，如果我当时在法国用全部精力学通manipulation的理论实践，再回国结合中医丰富的传统正骨推拿手法，一定能把这门医疗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小关节突紊乱综合症”等病痛，人群中几乎多一半的人都得过，但真正掌握了正骨推拿技术的医生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掌握了这门医术，就能解除比心胸外科多得多的病人的痛苦。 另外，正骨推拿仅仅靠你的一双手，就能实现你悬壶济世的人生价值。而心胸外科就必须具备先进的医疗设备、合格的诊疗团队等诸多条件。我刚开展工作时，因条件差，整天都泡在科室，夫人只好把饭都送到术后病房。我不但要负责整个术前术后的诊疗工作，在手术台上还要兼顾麻醉、体外循环，甚至部分手术器械、心肌保护液都得我亲自去器械科、药剂科配制……所有这一切还都不是最主要的…… 80年代是我砥砺前行的十年，也是我从草原轮回步入红尘的十年…… 正是 心比天高穷嘚瑟， 孤帆孽海任漂泊。 悬壶济世情难了， 来世挥刀斩病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