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知青岁月(75)

张盛启

我的后知青岁月(75)

——沈阳变压器厂五分厂

笔者/盛启

第二天，曾在沈变技工学校时同班同学吴海涛从沈阳出差也到了沈变供应处驻京办事处，那天下午其他人都各自打理自己各把的一摊业务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吴海涛俩个人了，时间过的真快，转瞬之间我们七九级沈变技工学校的同学毕业都已十一个年头了。昔日的电子三班的老同学难得地在沈变供应处驻京办事处，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当我提起了昨天王处长让我深受感动的那段经过后。接着吴海涛也向我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有关王向东处长的真实故事。

吴海涛说：我初次见到王处长的时候，那还是在1986年的5月，当时我还在沈变念电视大学，一天在习间操场活动时，看到有个人与翟德彪打个招呼后，便急匆匆地在我们面前走过，看样子是急着要回办公楼。

当时在操场上有同班年龄稍大一点的除翟德彪外，还有徐岩、邓秀和范思庸等同学，他们说刚刚过去的那个人就是沈变厂供应处的王向东处长。

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处长，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的，王处长身材瘦高，约有1米80以上的个头，一种玉树临风的样子，头发向后梳理得黝黑发亮，外貌和气质显得那样的帅气、干练和利落。

转瞬间到了1986年的9月初，我从沈变电大毕业后，没想到竟被分配到了沈变供应处，并且那天是王处长亲自把我、王继平和刘凤君3个人领进了供应处的综合管理科。打那一刻起，我便成为了王处长直接领导下的一名员工。

记得那是在上个世纪的1989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厂长期使用的日本产硅钢片进货渠道受到了美、西方国家的干扰和阻挠，致使供应链突然断裂。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的局面，沈变供应处代表沈变厂，向国家有关部委打报告，企业生产急需的硅钢片，因无法按期到货，将影响国家一批重点电厂、电站的建设项目。请求部委领导批示，打开国库，“开闸放水”以解燃眉之急（因为那时的硅钢片还属于国家重点战略储备物资）。

就在那年的10月，我跟随王处长拿着部里批文，一同到国家储备局办理具体的相关手续。巧合的是，具体负责批调国家储备局重要物资的处长名叫陈向东，与王向东处长的名字是姓异字同。

当天上午当王处长和我到了国储局办理必须的手续时，陈处长刚刚离开办公室准备要出差，正在往停在楼下的一辆小车的后备箱里放些文件资料和其它物品呢。

当王处长和我跟具体经办的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并告知国家部委已有批示，要求打开国库时，国储局具体经办的同志急忙打开窗户高喊正要上车的陈处长。由于经办人是个女同志，或是声音太小，或是出于对领导的尊敬，也不好大呼小叫的，结果喊了几声，陈处长也没听到。

眼看着陈处长就要上车离开国储局了，就在这紧要的当口，只见王处长放开嗓子高声喊道：“向东处长！向东处长！”正要上车的陈处长突然听到有人竟在国储局院里直呼其名，觉得有些诧异。急忙转身抬头朝喊声方向张望，只见二楼一个开着的窗户有好几个人正探出头来在向他一个劲的摆手呢。

一定是有什么急事要办，于是陈处长便三步并作两步地急忙返回了办公室。两位处长握手后作了自我介绍并筒单寒暄了几句。接着王处长说明来意，并把部里发来的公函递给了陈处长，陈处长一边看着公函，一边自言自语说道：“哦，也是向东处长。”紧接便二话没说的在公函上签署了批准文号。

当时站在旁边国储局的同志半开玩笑地说：您们大家说说，咱们的处长和沈变的处长怎这么有缘份呢，真是同心“向东”，才把两位大处长联系在了一起啊，要不然这次碰面机会差一点就错过了……

几天后，当我回到家里把出差到北京特别是发生在8月15的那段经历，跟我老爸讲述了一遍后(虽然那时我已搬家到了前楼，但家里没有“立火”，还与父母吃在一起)，我老爸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我父亲与王向东处长是曾在沈变供应科共事多年的老同志了，年龄约比王处长年长15、6岁的样子，对王处长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也是了如指掌。



(左数为邢爱国、王向东处长、吴海涛)

　　王处长原名叫王庆年，是抚顺市马官桥镇人，王向东是他在文革期间后改的名(听说那时改名挺时兴，我在知青时，听带队干部闵闯师傅对我说，他原来的名字叫闵万利，也是文革期间后改的。)，年轻的时候，王向东处长吃不少苦，他是从沈变供应科木材库里一名装卸搬运工开始干起，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才走到今天的。

后来他被借调到机电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回到了供应科后，又一步步地干到了副科长、科长的。

在他们哥4个当中，王处长排行老大，听说他有一个老弟，叫王庆泰，曾是我国55年授衔时的老上将李志民的最后一任秘书……

说着说着，那一次又勾起了我老爸一段苦楚的回忆。1964年“四清运动”时，我老爸已是沈变供应科的常务副科长并组织科里的全面工作，而那时20多岁的王向东是供应科的团支部书记。当年厂组织部门按上级要求，对厂内中层干部重新进行外调。厂组织部门成立外调小组调查供应科中层干部时，王向东也是外调小组成员之一，同其他成员一起到我老家去外调的。

我的老家在岫岩县西土城子公社一个叫张家沟的地方(我后来曾去过两次)，当时村里由一个姓隋的家族掌控着大权，当他们听说外调的对象是当年为了躲避土改运动，而逃离了老家的老张家一家人时。并说听外调人员介绍说我老爸在沈阳一家工厂工作，并入了党，当了干部，一时妒火中烧。于是有的没的，是听别人传说的，还自己杜传的，便胡编乱造一气。

他们向沈变厂派去的“四清运动”外调小组提供的材料，说是我大伯父张海澜曾有一把手枪，在土改工作组到来之前私自藏了起来，说是准备反功倒算时用。并说我的父亲张久良也一定知道此事，有知情不举，包庇“历史反革命”之嫌……

在“四清运动”中，沈变组织部门给我老爸作出的结论是：向党组织隐瞒了历史，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我大伯父的历史问题。最终结论是：被撤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给予行政降一级的处分。既从供应科副科长降职到供应科的仓库主任，工资标准也由90元降到了86元。

到了文革期间我老爸又被从供应科的仓库主任下放到了绝缘车间，在绝缘车间的材料库，当上了一名保管员。直至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沈变厂在供应处临时成立了清产核资办公室，我的老父亲和魏增利等几名与他有着类似经历的老同志，被从各个车间集中抽调在一起，在厂清产核资办公室发挥着最后的“余热”，直至到了退休。

长期以来，我老爸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咽不下去这口气而耿耿于怀，一个月少开4元钱的工资，也不知道跟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唠叨了多少遍。粉碎“四人帮”后，我还曾经陪着老爸去过当时沈变组织部长姚殿左的家里，对于“四清运动”厂组织部门给予他的结论与事实明显不符，要求组织上重新给个说法。

记得那次姚部长对我老爸做了许多的思想工作：“老张啊，关于“四清运动”，上级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不像57年“反右运动”，中央有明确的指示精神。另外你当时是预备党员，预备期的党员也不存在恢复党籍的问题啊。再者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有明文规定，儿女当兵、入党和提干，以后再也不受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影响了，这不就行了吗？”

姚部长个头不高，身材清瘦，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可说起话来时而动人心魄，刀刀见血；时而又深入浅出，暖人心肺的。

他看我老爸有些若有所思的样子，于是他又接着说：“再者说，像咱俩这把年龄了，想开一点吧，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咱们再展开点说，你说文革期间含冤死去的人有多少啊？比我们权高位重的人又有多少啊？老张啊！你那点事现在还算事吗？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以后就看孩子们有没有出息了。”

姚部长说起话来可谓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老爸被姚部长正反两方面的对比，连说教再开导的，一时也没有了脾气。原来我觉得老爸口才还可以啊，可那天只剩下左一声叹息，又一声叹气的了。

(左数三为：马洪阁、王向东、庞殿权、张久良〈我的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凡是供应处的老照片，我的老父亲始终坐在前面中间位置上)

自打从当年的沈变厂组织部长姚殿左家出来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老爸提起那个让他伤透心的“四清运动”的事了。要知道那一年他才40岁刚刚出头，按老百姓的话讲，正是如日终天干事业的黄金年龄段啊。却只因在旧政府时代，受一个当过村长的哥哥影响和牵连，被一个莫须有的知情不举，隐瞒历史结论而盖棺定论，并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直至到退休。想一想，那是一种怎样的心痛啊。

过去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的父辈曾上山下乡当过农民，是多么的艰辛和不易啊。可是，再与我的父辈们相比，他们是不是在“艰辛和不易”的五个字前面再加上一个“更”字啊。

还是言归正传，今天我之所以站在我个人的视角，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人生感悟，浓墨重彩地讲述一段沈变供应处王向东处长的一段故事，不仅仅是因为他对沈变五分厂工作由始至终的支持和帮助，还包括他对配件公司所有与沈变厂有配套协作关系的分厂关照和支持。

凡是曾与供应处打过交道的厂办集体企业，王处长都能站在厂领导所要求的全局角度去思考问题，把关定向。沈变配件公司之所以曾经经历过一段黄金发展时期，除了在配件公司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个分厂自身的不断努力之外，与王处长(后来为厂长助理)和无数个类似于王处长那样好干部不无关系的。他的心胸和格局是我后来所接触到的无论是处长甚至是副厂长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仅代表个人的观点)



2004年5月的一天，退休后已经好多年没在打交道的沈变供应处王向东处长，通过李明哲邀请我到铁西区大谊园饭店聚会，当我们来到大谊园饭店时，大约有10桌左右的客人。有的是原来合作过的客户和朋友，有的是他曾经的老部下，有的是沈变厂各车间处室的领导，还有的是配件公司和各分厂的厂长。大家聚到一起后，才得知王老(那时沈变人都尊称王处长为王老)借66岁生日的机会，招待或答谢一下大家。

那时大家都是发自内心地早早地准备了红包，想借助今天这个机会表达一下对王老多年来的关怀、支持和帮助的感谢之情。

然而王老好像事先猜出了我们的心思似的，在酒宴还没有开始之前，他便走到前台，约法三章，郑重地宣布：“谢绝一切礼品，礼金，不管是谁，如有发现者，一律请退出酒店……”

台下发出了一阵轰堂的笑声，大家感到退休多年后的王处长依旧是那样的诙谐和幽默，或以为在和大家开开玩笑呢。于是在王老挨桌给大家敬酒时，还是有人纷纷地向王老手里塞红包。没想到王老当时把脸一沉，十分不悦地当场把几个人的红包摔在了桌子上，见此情景，大家这才认真起来。

一个已经退休6年多了的沈变供应处老处长，对待自己的要求，仍然是涛声依旧，初心不改，本色不变，不能不让所有到场的人们肃然起敬……

今年王老去世已经整整地六周年了，敬献此篇，也算是表答对王向东处长深切的缅怀，及所有为老沈变昔日的辉煌做出过贡献的人们一种由衷的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