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往事一一从太行山上到大运河畔

清水无香

【题记】王夫同（1920 一2014）是我父亲成冲霄（1917一1991）在太行山时的老战友。王叔叔是四川宣汉人，1933年13岁参加红军，二过雪山三过草地，九死一生，活到94岁。这篇文章是王叔叔生前口述，由他大女儿晋蜀姐执笔的。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特发出来以纪念父辈峥嵘岁月中凝结的友谊！

1943年元旦于太行山上，右1我父亲成冲霄，左1王夫同叔叔。

我和成冲霄同志是多年的老战友，我们在一个锅里吃饭有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期是战争年代的1940年—1954年;第二个时期是和平年代的1959年—1964年。我们共同度过了八年抗战,千里跃进大别山,渡江战役,挺进大西南,抗美援朝……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太行山的日日夜夜.......

1940年,我俩从129师调到了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冲霄任作战参谋，我任卫生所长，从此开始了并肩战斗。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坚苦的岁月，加上正值灾荒年和日本鬼子的五月“大扫荡”，造成太行山根据地困难重重。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抢光、杀光、烧光。经我太行山军民团结奋起反扫荡，最终使日本鬼子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当时，根据地粮食非常紧张，余下的口粮敌人能找到的都抢走了，拿不走的都烧掉了，房子被烧，人被杀，耕牛被杀，敌人的残暴罪行说不尽，从而造成我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生活更加艰难困苦。当时,部队一天只吃两餐饭，两餐都不能吃饱。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吃野菜,山果充饥，和长征时差不多。到了1942年，经过鬼子频繁的“扫荡”后困难更大，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小米或玉米粉。根据地没有菜金，每人每天不足5分盐，这就是供给标准。当时部队经常到敌占区一带活动，搞一些粮食回来。司令部机关精简以后不足5 0人,每天的标准就那点，冲霄和我都是支部委员，我们征求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后,决定采取分饭制，每人每顿一勺稀粥。经大家选举,由冲霄和我负责分饭掌勺。由于我经常要外出看病，因此大多数是由冲霄分饭，由于他分得公平，博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满意。当时的参谋长是邢荣杰，总支书记是李少清，大家都是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官兵同甘共苦，这就是我们八路军能够最终战胜日本鬼子的力量所在!

1942年,就在我抗日根据地军民最艰难的时候,毛主席在延安发出了大生产的号召，我们太行军区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也积极开展了生产自救。而要搞生产必须要有地，冲霄就和我商量向地方政府请求支援。我们俩人就到白土镇向区委汇报，区委听到部队要搞生产，大力支持我们。桃泉地区是当地比较好的村子，分片管理的是区委的女干部田琳同志，我们到了之后，她热情接待，找村干部商量，又找群众做工作。村里的开明地主愿意给我们六亩地，我们就组织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去桃泉挑肥、浇水、种麦子。当地的群众主动来指导和帮助我们，六亩地一天就耕种完了。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收麦还要等到来年的5月。经分区批准，我们就到敌人那里要粮食。冲霄是作战参谋,经常要去敌占区侦察，经过侦察，摸清了日本的粮库在哪里，有什么粮食，有多少警卫的敌人等等。我们就在夜里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去偷袭敌人,当地民兵也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战斗，从敌人手中夺回一些面粉、高粱、武器、弹药等，解了燃眉之急。正像《游击队之歌》里唱得：“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那时机关干部也要上山打野菜，由于当地老百姓在近处打野菜，我们八路军不能与群众争。部队就翻山越岭到大山上去找，千方百计想办法，填饱肚子就行，能充饥的就可以，保证了部队机关度过难关。第二年麦子丰收了，我太行山根据地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解放战争时期，我和冲霄同志一起随军南下，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1948年初，叶县整党整风结束后，我调到中野六纵16旅48团任卫生队长，冲霄调16旅司令部军政处工作。我们在一个旅时常能见面。1951年3月，我们又一起参加了抗美援朝，我俩都在12军34师。冲霄在101团任团长，我在师卫生处任处长。冲霄同志平时话虽不多，但他对领导非常尊重，生活特别俭朴,善于团结同志，对下属非常爱护。加上他又有文化，爱学习，所以参加革命后进步很快。

第二段是1959年—1964年。冲霄同志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后到31师任副师长，后来任师长。我从军医大学毕业后任31师后勤部部长,我俩又在一个锅里吃饭了。那些年，我们一起开会、一起下部队、一起去农场、一起抓训练、一起搞生产…….特别是1961年冬部队从浙江移防到苏北以后，安家建房，搞营建就成为部队的主要任务。冲霄是副师长负责抓营建,任营建办主任,我任副主任。我们俩又一起看地形、一起定点、一起培训部队基建骨干……

万事开头难！买砖买瓦买水泥，找技术员指导，我们都亲历亲为。为了节省经费，我俩多次到镇江、泰州、苏北各地去采购物资。1963年，31师100万平方米的营房终于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经费还略有结余。1964年我奉命調往江苏省军区任后勤部长。离别前我们俩个老战友、老搭档，特意在新建的师部办公楼前照了一张像。

1964年我爸（左）与王叔叔合影于苏北泗阳县31师师部办公楼前。

岁月如梭，不知不觉我已步入耄耋之年。这些年我时常怀念冲霄同志，怀念我们共同经历的峥嵘岁月，怀念那些已经离我而去的老首长、老战友们！

　　【附】王叔叔生前回忆长征：朱总司令说：“我们是同乡”。

长征中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历尽了无数艰难险阻，与生命极限相抗争。我也在艰苦绝伦的磨难和激烈的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

第二次过草地时，正是农历九月，天气寒冷，夜间的温度多在摄氏零度以下，战士衣单粮缺，比第一次过草地时更为艰难，我们每个人带的干粮只够吃几天……

最令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在即将再次翻越大雪山时，有一位首长摸着我的头问：“小鬼累不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是宣汉人，名叫王夫同，一点不累。”这位首长和蔼地说：“我们是老乡！”。 我记得首长穿着和我们普通士兵一样，灰军装，脚蹬草鞋，腰间扎着皮带，手握着树杖，没有其他特别，更没有骑大马。当时我还不知道问我的这位首长是谁，后来我们师长告诉我，我才知道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敬爱的朱总司令。

几天后，我生病了发高烧。副师长决定把我留在独立师的医院里治病，病治好后我被留在医院里学医，当时有一个医生叫吴盛敏，是他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取药，如何发药。

等我再次回到大部队时，部队已经再次翻过了夹金山，这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路程。在过雪山草地的日日夜夜里，我们没有一天不打仗，没有一天不走路，不打就走，不走就打……

1986年冬天，我父亲(前排左三）大病初愈后在南京与老首长李德生将军夫妇（左四左五）及12军老战友的最后一张合影，右2为王夫同叔叔。

1950年，我母亲（左）与她的指导员，文中提到的田琳阿姨合影于重庆。

王叔叔的三个千金，从小带着我玩的邻居姐姐。

大女儿和小女儿后来都参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