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形式辩证法与存在辩证法

大漠落日fubin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出自《庄子·内篇·齐物论》的这段话，表达了一种意蕴奇妙的辩证思想。这种辩证思想不仅为道家所特有，同样存在于儒佛道各家经典之中，“道家曰‘吊诡’，佛家曰‘相即’，儒家曰‘中庸’”，依现代语言表述，可统称为“存在辩证法”。

存在辩证法和近现代西方哲学所说的形式辩证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生命觉醒后呈现出来的法则”，后者是“知性逻辑推演出来的法则”，一为先天，一为后天，两者不可混淆。自“五四”运动以来，“西学东渐”使国人的思想全面西化，中国人对东方经典中的存在辩证法逐渐失去了本有的亲切感，读起经典时倍感晦涩难懂，由此而导致了很多人对东方经典敬而远之。

本文中，先生阐明了两种辩证法各自的本质及彼此间的差异，并指出：如不明存在辩证法之真义，则读懂东方经典几无可能。学人当切实努力理解和消化东方文化各家存在辩证法，这是契入经典，得“圣贤体道之三昧”的必由之路。

辩证法可分为形式辩证法和存在辩证法。大体而言，马列主义及西方哲学（如黑格尔哲学里的辩证法）所探讨的是形式辩证法。形式辩证法反映的是现象世界、人类社会和文化历史、思维领域之特性与规律，是经验智慧的重要功能或曰组成部分，是经验智慧发展到较高阶段才会出现的功能与运用。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始终关注的是存在辩证法，兼及形式辩证法，但对形式辩证法的重视程度始终不够，故用“兼及”两字。存在辩证法体现的是本体世界（心性、生命、道、般若、上帝、天命）之特性与规律，是先验智慧的重要属性与基本法则。存在辩证法适用于生命科学（生命哲学体系与生命践行体系）领域，形式辩证法适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东方人此前接触和学习的是存在辩证法，但自“五四”之后，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大量涌入，国人迅速地被“西化”。从那时至今，中国人或曰东方人逐步地了解和热爱源自西方的形式辩证思想，但同时也逐步地疏远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东方传统文化里的存在辩证思想，对其越来越陌生，用类似于看到外星人那样的诧异眼神来对待存在辩证法，视之为怪物，越来越无法与存在辩证法认同与相应，简言之，就是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如：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道德经·第七章》）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tínɡ）与楹（yínɡ），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金刚经·法界通化分》）

“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金刚经·离色离相分》）

“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金刚经·非说所说分》）

在“五四”之前，“西学东渐”之前，我们中国人品读儒佛道这些经典是很享受的，理解起来没有一点障碍，更无陌生感，认为一切本该如是。但在“西学东渐”之后，国人深受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洗礼与同化，思维习惯与看待事物的方式越来越彻底地西方化，导致如今的我们再来品读这些被我们的前辈们品读了无数遍的经典之时，顿觉生涩难懂，不知所云，几乎一段也读不下去，受尽折磨。

我们会忿怒地质问《道德经》：要么是后其身，要么是先其身，怎么能又后其身又先其身，老子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要么是无私，要么是自私，怎么又是无私又是自私，老子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还有那个《庄子》中的“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究竟是马呢，抑或不是马呢？庄子你出来解释一下，到底你几个意思呀？

我们会忿怒地质问《金刚经》：“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那到底是具足呢，还是不具足呢？怎么又是具足又是不具足，释迦牟尼你到底想说什么呢？“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那到底是众生呀，还是非众生呀？

儒佛道的圣贤们说话，就是这样貌似颠三倒四的，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当代中国人非常不适应这种语言逻辑和表述方式。究其根源，这是因为我们在受西方文化洗礼后，从小就习惯于形式辩证思想，远离了或曰从来就没有正式接触过存在辩证思想，因为陌生所以感到古怪，认为古人是在胡言乱语，像是一名失心疯患者。

只有在对存在（心性、本体、生命）有了些许的体悟和唤醒之后，再来阅读这样的语言逻辑和文体结构，我们不仅不再觉得陌生和反感，还会倍感亲切，从中能领略到难以言说的大美与至善，且有颜回之叹“循循善诱，欲罢不能”。

从陌生反感到欲罢不能，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差呢？这是从长期处于现象世界升进到本体世界之反差，这是从习惯于形式逻辑和形式辩证法升进到存在辩证法之反差，这是从经验智慧升进到般若智慧之反差，这是从下学升进到上达之反差，这是从浸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升进到生命科学之反差，这是从长期濡染于西方文化升进到东方文明之反差，这是从感性与知性升进到理性之反差，这是从自我与有为化状态升进到无我与无为化状态之反差。存在辩证法是生命觉醒后呈现出来的法则，而形式辩证法是知性逻辑推演出来的法则，一为先天，一为后天。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这句诗文的要点在“其则不远”。“则”指法则，延伸为“妙用”。“其则不远”指妙用能力达到后的一种自发的、自然的、熟能生巧的运用。《诗经》里的这句“其则不远”与《庄子》里的“得心应手”，完全同义，与《中庸》第一章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之“发而皆中节”，亦为同理同义，皆在表达那个对常人而言、对陷溺于后天经验智慧和形式逻辑或曰形式辩证法的人们而言，十分难以表达的洞察与体悟，那个难以表达的生命觉醒后呈现出来的存在辩证法法则和“得心应手”“发而皆中节”的妙用。

简而言之，存在辩证法（或曰生命辩证法，再或曰心性辩证法）的最主要特性就是“相即”与“超越”：佛陀即众生，众生即佛陀；后其身即先其身，外其身即身得存；方死即方生，方生即方死；如来实无说法，即有说法……这一切貌似相反和矛盾的双方，在存在辩证法那里，统统成了“相即”的关系。“相即”又曰“超越”：凡是矛盾和二元（多元）的关系，在生命里、在心性里、在道里、在良知里、在本体里，统统被融通和超越，且此融通与超越并非后天人为所致，乃这些矛盾与二元于心性中、于生命中、于本体中，本就不成立、不存在。既然不成立、不存在，何来融通与超越？故曰：无需融通而自融通，无需超越而自超越，无需解脱而自解脱，无需圆满而自圆满，无需……而自……

学者在入东方传统文明之初，需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语言关，需对东方各家圣贤经典里的存在辩证法，努力地习惯之、适应之，进一步地喜爱之、融入之，如是方能得东方圣贤体道之三昧，如是才能对圣贤之教化与开示心领神会、默而识之。道家曰“吊诡”，佛家曰“相即”，儒家曰“中庸”，现在统称为“存在辩证法”或曰“生命辩证法”，更为妥帖而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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