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陂五中的那些事儿

中国人寿王秋明

​ 团陂五中的那些事儿…

王如生

1965年7月至1966年7月，学校基本处于正常状态。1966年9月至1968年10月，处于文化大革命动荡时期。这三年，在我的记忆里有几件事，难以忘怀，挥之不去。

后勤保障

学校后勤总务处，设在进校门第二栋房子的西头，东头是餐厅。（也作会堂用）总务处由高式老师负责。他是从我的母校松山寺小学调来的。矮个子，大眼睛，声音响亮。学生周日下午返校，到总务处交米，他很忙碌，没空隙。先把米一称，然后发餐证。那时是定量的，每餐四两。高式老师很负责任，对学生又亲和。李春应，三十多岁，瘦高个儿，很精灵，是后勤总管，是“满场”跑的人。学校有农场，专门种菜，保障师生有青菜，腌菜食用。农场由李春应划分到各班，指导施肥，拔草，浇水…学校维修大小工安排，材料供给也是他，还要帮大食堂做些事。

陈工友，矮个儿，四十多岁，脸上起了皱纹。他是学生食堂的主厨。每日上罐，出罐，收罐，洗菜，炒菜…循环而作，够累的。

姚老头，矮个子，背有点驼，话语少，他是“火头军”，主要职责伏在炉口。那时是烧煤，姚老头办足柴煤，拌好烟煤。（封炉火用）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炎天暑月要站在火炉口，所以他肩上总搭着一条旧毛巾，湿漉漉的。

洪老头，五十多岁。好高的个子，光着头，也叫“洪光头。” 他是正式工，是老师食堂（也叫小食堂）的厨师。小食堂在进校门的左边。伙食花样多，做工精致些，洪老头技艺也略胜一筹。

学生用餐是罐饭，主要用木篑子蒸。木篑子是圆形的，下口大，上口小，半人高，一个篑子要装两百多个饭罐。其流程：先把米洗干净，淘尽砂，捞起来盛在米筐里。上米上篑时需三个人。一个用竹筒臼米倒在罐里，一个加水后转给第三个放入篑内，一层一层地码好。整个流程花一两个小时，累得腰酸背痛。每餐开饭前，厨师们的准备工作都到了位，各班饭罐抬到固定位置，桌上放好了木盆盛的菜。出篑时，雾气喷发，热气散发。一位厨师冒着热浪，从篑里一个一个地拿出灼烫的饭罐，另一个接过来放在木栅栏里，按班人数装好后再抬到餐厅。每一次出篑，厨师们的脸像红虾子。

菜，是学校农场自己种的，什么季节出什么菜，基本自足。

食堂还有热水供应，男女澡堂。澡堂里放十几个大木脚盆。打完篮球，拿着毛巾，走进澡堂抹抺洗洗。

在那个年代，乡村的初级中学，后勤设施虽然简陋土气，还是算不错的。

夜奔浠水

1966年春季，校园仍旧沉浸在“按部就班”的常态，只是偶尔出现批判邓拓，吳唅，廖沫沙《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等一些大字报，我们还是糊涂虫，对此淡然漠之。

1966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常常有一股风悄悄吹进校园：“毛主席已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好几次，你们怎么还不上北京？” 同学们议论纷纷，不知怎样出去。如何上北京？又有风吹来：“到县委去，讨批文。

一天晚饭后，不知谁喊了声：“走，到县委去。” 不说不打紧，一说就有同学出发了。我莫名其妙地和南仲林，姜生明…几位同学糊里糊涂地上路了，紧接着“大部队”陆续跨出校门。

团陂到浠水33公里，开通了初级公路，我们一路说说笑笑。走过蔡井，杨祠，三店…累了歇一会，谁也不知“先遣部队”哪些人，几多人；“后续部队”来了多少？只看见前有去者，后有来人。经过一路急行军，大约十一点多到达县委大院，那里早聚满了人群。

夜深沉，大院内梧桐树下，隐约有微弱的灯光。过了一会儿，有十几位学生代表进入县委会议室，负责接见的是县委负责人夏龙翔，黄凤姣，经过协商，最后，下了批文：每批30人，分批分期上北京。不知谁拿着批文走出会议室，“批了，可以上北京。” 同学们欢声雀跃，有的鼓掌，有的跳起来…拿着批文的同学又带头往回跑。“批文在哪里？” 有人问。“在王可那儿，” 有人回话。其实，所有的同学又饥又渴，脚上起泡，不知什么力量催唤着一路飞奔，最迟返校是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一通宵，一百多里路程，往返徒步，创造了人生第一纪录。

得到批文后，学校革委会将30名名额分到各班投票，择优录取。不过有一个前提：必须是“红五类”。（即个人及家庭社会关系没有一点污点）我是班上最高票数，政审时因有污点（伯父是国民党炮兵团长）而取消资格。蔡国文是30名中的一个，不久随团上京，参加了毛主席第五次检阅红卫兵壮阔场景，下面摘录他的回忆：“我们是10月18日被接受检阅的，那天很早到达现场整理队伍。秋季天气晴朗，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里长安街道两侧，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待领袖乘车检阅。解放军警戒，摩托车来回巡视，大喇叭反复播放毛主席语录歌。时不时传来车声，引起一阵阵的骚动，大家翘首等待。车队真的来了，顿时沸腾起来，只见毛主席挥动着手中的军帽驶过沸腾的人群，等待许久的时刻一扫而过。何望初去了，其它不记得。”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团陂五中：三十名农村的孩子上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参观水校

三十名参加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同学返校后，不仅介绍了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还传递了外地学生上北京，去北大，清华取经；北大，清华学生到各省市大中院校，煽动学生走出校园闹革命的消息，大家蠢蠢欲动。学校已觉察到这个苗头，想出“参观水校”的高招，安抚人心，稳定秩序。十一月下旬，全校师生出动，浩浩荡荡向白莲河进发。我们这儿到白莲河有六七十里，全是小路。白莲河水库是黄冈地区最大的水库，由地区管理，还有大型铝厂，机械厂。白莲河水库下还建起黄冈地区水利中等学校（简称水校），是大家早已慕名的地方，所以大家兴趣很高，不畏艰难跋涉，一路前行，下午三点多钟就到达了水校。

一到水校，我们傻眼了，偌大的学校一个学生影子也没有，在校的老师告诉我们，全都出外串联去了。既来之则安之，住宿一切都安排好了。第二天，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白莲河水库，大坝，电厂，溢洪道，铝厂，也算见了大广。

参观白莲河水校大大逆反了学校“安抚稳定”的原定目标，受水校影响，外出串联的动机更加迫切，步伐更加加快，不几天，学校全面失控，学生自动出门，走向武汉。我们班大部分学生出动了。记得一天晚上，一部分同学到达水果湖，我们在汉口解放公园那儿。从没出过门，在水果湖的同学连夜去看武汉长江大桥，我们在江汉关一带。第二天，我们会合水果湖，直进省委大院，接待的同志很客气。我们提出要见中南局书记王任重，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要求。他说：“很抱歉，王任重被广州的红卫兵揪去了，张体学被湖南的红卫兵揪去了。”

　　在武汉碰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凡是串联的学生须有学校开具的介绍信，每人国家发15元雨具费，买雨衣和胶鞋。第二天，大家推荐我回校，办好上述两件事。我回到学校，在高式老师那儿按在汉人数领取了雨具费，又开出了多份介绍信。至今，我还记得介绍信的内容。

介绍信

兹有我校二（3）班王如生等五名同学外出串联，望贵地接待为盼。 浠水县第五中学革命委员会。 自此正式拉开了我校全国大串联的序幕。

大串联

有了介绍信和雨具费，大串联就有底气了。十二月中旬，学校只有老师，没有学生，空荡荡的。全校学生基本上自愿组合，或多或少，奔向全国四面八方。

我的介绍信是五个名额，结果只有我，姜生明，姚升安一同前往上海。当时选择去上海，是受了地理课的影响，上海是大都市，有外滩，国际饭店。南京路，大世界，苏州河，龙华…最繁华，心里庠庠的。12月27日，我们背着被褥，戴上红卫兵袖章，在黄石乘上去上海的大轮。31日上午，船行入吳淞口，江海汇合，波涛汹涌，无边无际。我们巨大的轮船像一片树叶在水面飘荡，心里寒怯怯的。船慢慢驶入黄浦江，已是黄昏时分，离上海市区越来越近。夜幕降临，江岸西边的天空全是红彤彤的，霞光万道。船舷上站满了嘹望的人群，有人说：那光辉是上海市区的灯光。十点多钟，几声长笛，船上的人们涌动起来，拎起行李，看样子是船靠岸了。我们心里犯嘀咕：“这么晚了，去哪儿住宿呢？” 随着人潮，踏着台阶，忽听喇叭声在喊：“来自湖北的红卫兵到这里集中。” 原来这是上海市总接待站安排的，对各省市来沪的派专人接待。我们惊喜万分，来到那位接待的女子面前，放下行李，等待全部到齐。这位女士四十多岁，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们跟着她沿着外滩转入市内，大约一个钟头到了一家普通小旅馆。我们登记完毕，住进一间三人房间。女士给我们一张上海市区交通图，一周的餐票，并嘱咐我们，出门往左200米就是食堂。由于第一次来到大上海，如此顺利，格外兴奋，难以入眠，铺开地图，细细察看：我们住在中华路，是环形的，是上海的重要地段。

第二天，也是1967年的元旦。我们吃完早餐，乘上有轨电车，第一站到了人民广场，我们急匆匆地来到国际饭店。一睹它的雄姿。在当时它是全国最高层（24层），最豪华建筑，专门接待外宾的，我们站在那里觉得好风光。随后，我们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进入上海市最大的百货商场。是那么大，是那么稀奇的，我们转了好几层，层层都是川流不息的顾客。在第八楼，我们每人买个望远镜，准备春天串联上北京见毛主席。出了商场，漫步南京路上“大世界”跃入眼帘，不禁想起《南京路上好八连》那篇课文，才真正领略到南京路的繁华与壮观！

　　出南京路就是上海滩，全是各式洋楼。黄浦江面，从北到南，全是码头和船只。对面是浦东，除了江堤上摇拽的杨柳外，就是天空。后来几天，还游了苏州河两岸，旖旎的风光美不胜收。

第七天的下午，我们赶到火车站，晚上乘去杭州的火车，由于司机闹革命耽误了时间，第二下午才到达杭州，住在西湖附近。呆了三天，游了宝淑山，西湖封闭，无缘入内。还去了钱塘江边的六和塔，受“破四旧，立四新”的冲击，六和古塔一片狼藉。

第四天，我们乘上去广州的火车，原本是南下。此时已到了腊月十六，晚上做一梦，母亲问我，年来了怎么还没回？所以车到株洲换乘，没去广州，转到湘潭。停宿一天，学红军长征，途步往韶山。一百多里路，每隔十里就有接待站，走到哪里，吃住哪里。第二天下午赶到韶山。天啦，从展览馆，韶山中学到毛主席故居，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红卫兵，人山人海。想买点饼干充饥，站队一公里多路，撑不住，只好忍饥挨饿，吐着口水，心里发慌。第二天中午，好不容易领到五罐饭（介绍信上是五人），我们三人狼吞虎咽，吃完就扛起行李，又长途跋涉直奔长沙，住在林业厅。次日：游了五一大道，爱晚亭，第三天，启程返乡，已是腊月廿二。

什么串联取经，与外地学校交流？我们是乡下孩子，到了城里根本不知道学校在哪里。所谓串联，实际上享受着国家的洪福，吃饭，住宿，乘车全免费。走到哪儿，成了太上皇。谁也不敢怠慢！父亲见人就炫耀，吹我跑了好多省，到过好多大城市，见过大世面。

派性斗争

1967年春，中央突发文件，停止全国大串联，原准备过了春节继续大串联，上北京见毛主席的计划嘎然淹灭了，我们怏怏地回到了校园。

大串联给我们观光旅游的机会，也间接地看到了大城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为后来回校闹革命提供了借鉴。学生们再也不进课堂上课，自发成立红卫兵组织，什么“钢造总部”，“东风荡”，“追穷寇”，“云水怒”…应运而生。我成立的是“九人连”。（只有九位同学）什么自我任命的“司令，”“部长，” 堂而皇之的“官衔”呼啸而出。成立什么组织没限制，但要上报区革委会批复，再制作大红旗，上面印上组织名称，还刻公章。各个组织大旗扬，佩戴红卫兵袖章，耀武扬威，神气十足。组织成立后，有的开始冲击区委会，揪斗区委书记张文亚，区长汪凤元，学校领导也不例外。当时主要是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而另一部分组织认为某某领导是好干部，不是走资派，奋起保护，不准揪斗。一个要斗，一个要保，造反派，保皇派就这样诞生了。一山不藏二虎，一个鸡笼容不下两个公鸡，派性斗争就这样形成了。

　　派性斗争的对象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最初是党政一二把手，发展到各企事业单位，厂矿，医院，学校的头头，随着局势纵深，对象延伸到地富反坏右，臭老九，甚至扩大到普通人群。

派性斗争的方式不断更换。开始是大字报，大鸣大放。毛主席在中南海“炮打司令部”第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从食堂到教室，到宿舍的墙壁，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纸张，墨汁和笔任你所用。继而开展大辩论，各派持有不同的观点。面对面辩理争论，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争得脸红耳赤，甚至怒发冲冠，不可开交。当时造成人际关系大撕裂，一个班，一家人分几派，互相怒怼。老师，同学，同事，战友，朋友，父子，兄弟，夫妻…争来吵去，反目成仇。在派性斗争中，学校酿出两件惨案。

徐钰惨案

徐钰惨案 徐钰老师高高个子，身体瘦弱，两眼凹陷。他是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板书的粉笔字别拘一格，且一向胆小怕事。他当时住在操场西头一栋小瓦房，很简陋。大字报贴满了内外，连门也封了，要钻着出进。一天，校园闹轰轰的，说是徐老师用剪刀刺喉咙，鲜血淋淋，送到医院抢救去了。原来有人揭发他有历史问题，曾在国民党当过文书，他很害怕，起了自寻短见之念。幸亏抢救及时，捡回一条性命。是谁发现的，谁送他到医院不得而知。不过，事件发生后，校园空气更加紧张和恐惧。

王胜和惨案

 王胜和惨案因我而起。当时王仁舟成立的“巴河一司“，声势浩大，轰动黄冈，震动武汉，形成与“浠水革联”对峙的最大势力，在团陂成立了以袁瑞应，丁大麻子为首的分部～“团二司”。听说王仁舟在巴河搞“共产主义，” 我怀着好奇的心，邀约姜生明，王胜和一同到巴河考察。我记得是夏天，我们到达巴河是下午三点多钟，被安排在巴河三中住宿。第二天上午，我们三人来到巴一司总部，副司令张新民和秘书长严启智（松山人，同学高文光的舅舅，原任巴河区教育干事）接待。第三天，我回到学校，却掀起轩然大波，说我们是巴一司的，参加了“敢死队”，发了手枪。总务处门口还贴了“逐令”：“王如生及其死党滚出学校”。傍晚，我和高文光，南仲林上街散步，走到苏医官上坡处，夏仕之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革联派正在开会，要将你们三人游行。获此消息，当晚我就离开学校，过几天跑到东西湖搞付业去了。（现在叫打工）一直到年底没有归校，躲过一劫。后来听说，姜生明感冒了，没有来校，兔遭一劫。王胜和，县城人，似猴相，故同学叫他“王猴子”。他一来到学校就遭“飞机式“游行，脊椎打断了，手胳膊架成骨折，花很长时间治疗才痊愈，以后也一直没来学校。毕业后几十年，我总感愧疚，打听他的下落。直到2017年冬，在黄石新下陆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相会，旧事重提，伤感揪心。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视察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派性斗争由文攻转入武斗，且逐步升级。全国很多地方“打砸抢”乌烟瘴气。据王月言回忆：一天深夜，区武装部长陈曙环通知我到区公所领枪，用以防卫，我不同意。而陈部长再三强必须来，而且要来早些。第二天清早，到区武装部，发给我们二十一支步枪，二挺轻机枪，一千发子弹，都是最好的。正当武斗一发不可收拾之际，中央发布命令，回收所有武器，我们第一个原封不动上交了。

回想起当时武斗的状况，是触目惊心，处于最严峻的白色恐怖之中。值得庆幸的是，团陂五中基本平稳，没有出现械斗和流血事件。

复课闹革命

复课闹革命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巜全国大中专院校，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68年春重回校园。按常规学制，我们应是初三，可仍然坐在二（3）班的教室。因文革发生，升级，毕业停摆。至于谁的班主任，哪些科任老师，上什么课，回班哪些同学，一直回忆不起来，大脑一块空白。不过，有与以往不同的三点感觉：一是返校的学生接近半数。自文革开始后，有的一直没有参与，自动弃学。有的应征入伍，步入军营。 二是学校景况清冷，萧条，大不如先前火热。领导不敢大胆抓，老师不敢大胆教，都是提心吊胆，谨小慎微。

　　三是人际关系淡然，老师互相之间少有交往，情绪低落；师生关系疏远，默默无言；同学见面淡定，似是面和意不和。

不知道是怎么挨到10月份，学校统一宣布在校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学校发了毕业证书，没有毕业集体照，没举行仪式，学生卷起行李自动离校。

由于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 有的大队干部亲自到校门口迎接，帮着扛行李。回到村里。

回忆到这里，我的心情依然是十分的沉重。团陂五中三年的学生生活，百感交集。一个甲子的光阴，完全准确地回现当年的那些事儿…不现实，人，地点，时间，经过，只有模糊提及。三年中团陂五中那些事儿…很多很多，本文只限一己之见，不可强牵附和。三年中团陂五中那些事儿…包含着激情和酸楚。在我的审世观中，“激情”是我人生的浪花，永远感恩和怀念！“酸楚”无非是有些疤痕，并非学校所为那是大势所趋，“不应有恨”，更要看到那股浪潮。 这是团陂五中的历史重大转折，晋级团陂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