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家乡

秋月

　　很想回到乡下，逃也似的。回到阔别多年的乡下老家，尽管变得熟悉而陌生，清晰又模糊。那里有儿时的全部记忆，有外面难得听到的亲切的乡音，有一群看着我长大而正在老去的长辈乡邻，还有再熟悉不过的那些山坡、沟河。

　　23年前的那个夏天，离开家乡开始漂泊，尽量离家只有一千多公里，但回去一趟要花费两天时间，先火车到省城，后大巴到县城，再中巴到乡镇，然后走路回家。因为工作原因，两三年才回去一次，就连很疼我的奶奶去世，也没有回去送别，其他孙子辈都回去了，就差我这个大孙子没有回去，成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心结，尽管我知道当时情况特殊，单位出了大的事情。

13年前，把父母接到小城一起生活，回老家次数少了，也少了思乡之情。但父母却时常惦念老家老宅和那里的姊妹亲朋。每逢春节，父母总是掰起手指计算回家的日子，总以“回家要翻瓦房、清理屋檐滴水沟”等为借口，尽量早回去，晚回来。

　　10年前辗转来到省城，父母也象候鸟一样在老家和城里之间来回穿梭。回家方便了，六七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但因为工作原因，仍然很少回家。和儿时一起长大的六娃、五娃、松娃、军娃、勇娃、三毛等很多都十多二十年没见了，只能偶尔从朋友圈里了解些近况。近来，或许是年轮渐长，加之忙碌引发的孤独，思乡之情更浓，多次梦回故乡。于是，努力给自己找一个回去的理由，比如，哪家侄儿侄女考学、结婚了，哪家长辈办寿宴了，如此等等。

　　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长辈和同龄人都熟悉，但比我们小一二十岁的基本不认识了。遇到对面走来的人，还要悄悄问下旁边的人“那是哪个家的？”，如果不方便问，就点头微笑致意。因为老家同村大多同姓，很多人辈分比我高，小时候出门见人就要喊某爷、某姑，即使现在回去，比我年轻十来岁的都可能和我平辈或高一辈。辈分问题是大事，事关风化、家教，不能马虎。

　　经常回想起儿时的坝坝宴——十大碗，这是川东北的叫法，有些地方叫九大碗，反正菜式都是大同小异。那时最期待的除了过年以外，就是盼着吃酒席，可以吃到平时根本吃不到的美味，比如品碗（盖面菜）、坨子肉、酥肉、蒸肉、芹菜肉丝等。那时条件艰苦，物资匮乏，除了可以享到口福外，还可以看一两场坝坝电影。那时会提前两个小时等着背放映机、柴油发电机的人到来，提前准备起小板凳端端正正坐着等开映。如果放映前司礼人员（老家叫支客司）替主人家致谢话说得多讲得长的话，大家就会齐声说“不讲了，不讲了”，看电影要紧。通常一部电影一个多小时，富裕人家有时会连续放两部，让大家看个够。经常第二部看到半途已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已在自家床铺上了。

　　之前老家很穷，但都很注重孩子教育。深知读书是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最好出路。村子里陆陆续续出了很多大学生，比较早的应该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大多数在城里站稳了脚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村子几年才有一两个大学生。后来大学扩招，大学生多了，尽管不再包分配，自主择业，但注重教育的传统依然不曾改变。

　　与外面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老家的发展显得迟缓一些，主要是离城较远，没有矿，也没有规模化的工业、农业，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出打工收入，其次是少量生猪、银花、梅子、核桃等农副产品收入。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沿海城市大搞基建，老家一批批青壮年闯山东、下福建，遍布广东、深圳等地。每逢一四七赶集天，镇上破旧的邮政局门口有块小黑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取款人的名字，有的是汇款人的老婆孩子，有的是父母，有的是兄妹。汇款金额从开始的几十、一两百，到后来几千上万。经过一两代人接续努力，现在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盖了楼房，家用电器一应齐全，多数家里还买了摩托车、轿车，日子过得都不错。

　　之前，老家是红色革命根据地，至今还保留着很多战斗遗址、标语，流传着很多口口相传的英雄故事。和其他小伙伴一样，打小就喜欢听长辈绘声绘色地讲述发生在本土或邻村的故事。随着长时间的积淀，一家家、一代代深受熏陶，逐渐形成了好的家风和乡约村规，养成了朴实、勤劳、信义和不服输的性格。这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让所有漂泊在外的人无论走到哪里，不管离开多少年，都不敢、也不曾遗忘。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默默牵引着，一个声音时时提醒着，要始终记得来时的路，不忘黄泥地出身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