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湾塔影水流春

关东石头

一湾塔影水流春

                                 王中才

在我26年的军旅生涯中，和塔湾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记得2017年，我69周岁的时候，和老伴儿在美国的二女儿家小住。八一前夕，孩子们得空儿，领我俩参观白宫、国会山，正好从微信上看到组织处的战友们在塔湾前聚会，自己很激动。但又去不了，很着急。就诌了一首打油诗：

站在白宫望塔湾，
往事历历心潮翻。
遥祝战友大聚会，
心情欢乐身康健。

诗功平平。但那心意、那对塔湾、对塔湾的战友的感情，确是真真切切的。

塔湾，有我青春的足迹，青春的情感，青春的故事。

                                庭院森森深几许

那是公元1978年，我当时是炮兵第62师第604团指挥连的指导员。那一年，团里在前甸山里搞营建，全团开工前，指挥连负责为团机关寻找水源、挖井，解决生活和施工中的用水。后来，又奉命建木材加工厂，搞带锯房，两台带锯、一台圆盘锯安装下来，要保证全团的施工用材。全连一百多号人，时时和“金、木、水、火、土”打交道，任务要完成，安全要保证，我和连长整天像个“工头儿”，忙的不亦乐乎。

俗话说，你投入多少精力，就会有多少回报。指挥连指战员全身心的投入，换来了丰硕的成果：施工任务完成出色，被评为优秀；行管安全继承了连队的传统，保证了十年安全，军区给连队荣记二等功；上级给了指挥连领导一个三等功的名额，我理所当然地让给了连长；自己被师政治部评委模范指导员、优秀党支部书记，在师里三级书记集训班上介绍了经验。

年底，连队和团机关一起从帐篷里搬到了自己亲手建成的新营房，正高高兴兴带领大家准备越冬的各项工作时，接到了到军区炮兵政治部组织处报道的通知。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天，飘起那个冬天的第一场轻雪。团里派来了一台吉普车，在全连的夹道欢送下，我挥泪告别了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来到了塔湾炮司大院。

我从基层连队迈进的这个高级军事机关大院，坐落在省城的北部，熙熙攘攘的都市到了这里突然间一座小山拔地而起，因此，它成了战时控制市区的制高点。

据资料，原张作霖的东北军就曾有兵营在这里。日军侵华时，在这里也建了兵营和军需仓库。全国解放后，这里自然也就成了兵营比较集中的地方。因为在山岗的阳坡屹立一座古塔，这里的人们都习惯地叫它“后塔湾”。

这座古塔，与省城其他的东、西、南、北四座宝瓶式宝塔造型迥然不同：八角十三级，甚为壮观。

相传当年乾隆东巡，见此塔异常奇伟，曾口占一绝：“塔湾晚照夕阳霞，路暗堤深树集鸦。烟带远岗村处处，户照明月夜家家。”

塔湾这名字是不是由此就这么叫开了，无从考证，但诗中确实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塔湾”这一地域概念。

等到我去的时候，塔湾已经融入了山下的市区，乾隆笔下的那种田园景象已经面目全非。摆在山下的，就是烟囱林立的冶炼厂、重型机械厂、机床厂、变压器厂-------

团里的车子把我送进了这个森严而神秘的大院之后，就回去了。我一个人望着松柏掩映之间的楼台亭阁，充满了迷茫：刚才还在热火朝天的连队，怎么忽然间竟然出现在这静得连松涛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大院------

不一会儿，我被炮兵政治部派来接我的人领到了一个叫做“四宿舍”红楼的一个房间，被告知：你就住在这，先休息休息，一会有人来领你熟悉熟悉这里的情况。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东北大汉”，他豪爽地对我说：“咱俩住一个屋，我晚上回家，你就住单间。我姓张。”

我们聊的时间长了，也就慢慢地熟悉了。这个“东北大汉”是从某地炮团调上来的一个组织股长，现在与我在一个处，有着比较丰富的基层经验和机关经验。他的家就在省城，中午吃完饭在这里休息一下，没事就慢慢地开始给我介绍这个大院的林林总总、沟沟壑壑-----

他反复提醒我：“高级机关与基层连队是决然不同的世界，这一点，咱们基层带兵的上来后一定要千万注意。表面上这么安静的森森庭院，深流处却也是波涛汹涌！像我等这样平头百姓、草根树叶到了这里，确实如同林黛玉进了荣国府时所想的那样：不能多说一句话、不能多走一步路------“

晚上，“东北大汉”回家了，我一个人打开指挥连战士们定制的书箱子，整理书籍，也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我又不是自己愿意来这里当什么‘劳什子’干事的！我就是我。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始这里的工作和生活。伺候不好首长，大不了在返回基层，重新带兵------“

第二天，到政治部组织处报道。

政治部的大楼是一座典型的欧洲风格建筑。正面的廊柱、拱门和三角式压顶，明显的带有欧罗巴的巴洛克风格，与《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尔尼宫十分相似。古色古香，端庄典雅。

组织处在大楼的三楼。处长、副处长还有四位同事，加上我一共七个人，分别在三间办公室。经过介绍，都慢慢的熟悉起来，情况也慢慢地清晰起来。

应该说，这是一个素质较高的团队。他们看中我，把我从东北数百个炮兵连队的指导员中挑选出来，是因为处里的主要领导经过对各师推荐的人选综合比较，觉得我的机关工作经验（主要是在各级新闻单位刊登的稿件和各级领导机关采用的材料）、基层工作经验（主要是指挥连建设的状况、在全师“三级书记”集训班上介绍的经验、连队集体二等功的荣誉）、特别是师首长的推荐，都符合他们所要人选的要求：“要一个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机关工作经验的基层连队优秀党支部书记来这里，主管基层建设工作。“

此外，政治部领导根据我的学历状况，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又给我增加了一个任务：政治部的“文化教员”。

那时，各级都搞“两用人才”培训，机关开设了“夜校”补习高中的各门课程。而那时在部队能辅导高中课程的，除了我们这些“老三届”出身的之外，还真的没有更多的人选。所以，他们让我负责数学教学，也在情理之中。

很快，我发现了机关的一个突出特点：谨慎。

这个机关从处长到干事、秘书，参加晚上文化学习的认真程度，远远超过了我在基层时所能够看到的。无论是到课时间、听讲程度，还是作业完成，都是规规矩矩，认认真真。

记得在基层的时候，也给干部战士上文化课，但劳累了一天的干部战士到了课堂上，有的听了进去，有的如坐针毡，有的干脆就“呼呼”地睡上了。

而在这里却是别一番天地：每次上课（都是在晚饭后的时间），无论是已经随军回家吃饭的、还是在食堂就餐的“单干户”，大家到的都很齐，听课也都很认真，他们似乎一方面是在给自己增加知识，另一方面，也似乎都在彼此比着、看着。

静静课堂的表面下，似乎涌动着十分严肃的比较和竞争的激流。

                                

    北国鏖兵

1979年的2月17日，“南线”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当天晚上12时，我刚刚熟悉了的四宿舍走廊里响起了警报声。所有熟睡的楼内人员迅速感到了浓烈的火药味，因为这个大院已经许久没有响起这样的警报声了。

大家迅速起床，赶往各部的会议室。很快，司令部、政治部的会议室都传出来宣布命令的声音，所有机关人员分别被编入了战区基本指挥所、前线机动指挥所。

我是个家不在省城的“单干户”。所以，理所当然地被编到了前线机动指挥所，并当即领取了只有在北部前线才能享用的“四皮”：皮大衣、皮大头鞋、皮帽子、皮手套，还有一个行军打仗专用装行李的绿帆布“马褡子”。

回到宿舍，“马褡子”里装好“一类战备物资”，立即陪首长出发。

在家的基本指挥所的同志们与他们一一握手话别，他们说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话：“希望你们都活着回来------”

那情景，那心情，真是终生难忘。

因为那时谁都不知道战况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我与司令部、政治部和后检处的几名同志一起，陪同一名副司令员和一名政治部副主任赶往即将启程开赴北疆某高炮团。

在赶往部队的路上，我听首长们在车上说：这次作战，“南线”不过是“用牛刀杀鸡”，没有什么悬念；真正让军委首长们放心不下的还是“北线”。南方的“狼”并不可怕，最大的危险和变数是“北极熊”。

北边的“那位朋友”一旦上手，就是大规模的机械化摩托兵团、坦克集群、空中火力------而我军在北线基本上无险可守，战争一旦打响，后果不堪设想。

据说这次军委首长打电话问战区首长：“你能顶多长时间？”战区首长壮了壮胆子说：“三个月吧？”

军委首长说：“你能顶三天就不错了！”

看来，军委还是老办法：先顶一下，然后放进来，打持久战-----

根据这样的方针，这次战区的决心是：以十万之众，筑三道防线。在这十万之众中，除各集团军的队属炮兵外，就有我们军区炮兵所属的十个高炮团、十个地面炮兵团。

在战区，没有一个现成的炮兵掩体可以使用。这么多年，天天喊“备战备荒为人民”，真正落到实处的，不过如此而已。

到现在为止，战区指挥部的首长才感到当初精简部队把炮31师和33师减掉了实为可惜。因为现在前线部队到处都要求加强反坦克炮兵，但战区已没有更多的反坦克炮兵部队可派，真是兵到用时方恨少啊------

赶到即将随行的高炮团时，部队已经整装待发。

我和司政后联合工作组的同志们陪同副司令员一个连一个连地检查作战的准备情况。而战士们则争分夺秒地作着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大家都默默无语、表情严肃、行动有序，悄无声响------

首长下达命令：全团按一号作战方案实施铁路输送装载！紧接着，汽车发动机声和各级干部的口令声、战士们的“号子”声，划破了雪夜的寂静和沉闷。

在这个司政后联合工作组中，我和其他两位（一位是秘书处的副处长，一位是后勤检查处副处长）是属于机动指挥所的。我们三个要与这支部队的梯队同行。

在我们登上团机关的第一梯队列车之前，工作组留下来的其余同志又与我们三个一一拥抱，握别------

这种情况，在那个长期和平的年代，已经多年不见了。记得我们处留下来的那位同志和我拥抱时贴在耳朵边说：“希望能够再相见----”

我傻傻地、蛮有信心地告诉他：“没问题，吉人自有天相！”

现在想起来，这话既像是安慰别人，也像是给他自己壮胆。

说句心里话，那个时候，上自最高统帅部、下至一个普通的士兵，对北线的战事，究竟能发展到什么地步，谁也吃不准。只知道邓小平访问美国，转达了中国要保留“教训”一下南边那位朋友的“权力”的信息，似乎得到了美方的“默许”。并且，美方还答应通过卫星，提供有关北方“那位熊朋友”在欧洲部队调动情况的情报。

其实，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北方的那位朋友如果为了他们亚洲的这位“小兄弟”而大动干戈，仅仅靠他们在远东的兵力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他们必须把在欧洲的精锐部队往远东调动一部分。换句话说，如果北方的朋友驻欧洲的部队有往亚洲调动的迹象，那么，就宣告北线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始运转----   -

中国人历来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道理。所以，不管北方的这位朋友如何动作，自己是毫不犹豫地先把部队开上去了，以备不测。

我们的军列一路绿灯，按预定计划准时到达海伦地区的一个小车站卸载。适逢大雪，天寒地冻，当地气温摄氏零下四十多度。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的真正的严寒。

应该说，当地的“支前”工作无可挑剔：村中的老幼妇女已经基本撤离干净，他们都远走内地，有亲的投亲，有友的靠友。

剩下的都是青壮年民兵，他们把主要道路上的积雪打扫的干干净净，而且，我亲眼看到，虽然已是深夜，但当地的主要道路上，还仍然有人在雪中“随下随扫”。主要公路的两侧，还设立了哨兵，战争气氛，相当浓烈。

尽管部队在过去的拉练演习中认真研究过冰雪条件下的部队摩托化行军课题，但到了这里，所有的以往经验统统不好使了。空前的严寒，几乎使法兰西按照欧洲气温生产的大、小“戴高乐”牵引车都难以发动。部队出发前搞的“电瓶强行启动器”，到了这里似乎也不大灵光。

没有办法，还得靠最原始的办法：拴上大绳，干部战士前拉后推，总算是一辆一辆地发动起来-----

部队一进驻地，村里的干部就拿着一大把钥匙跑过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屋子主人都不在，钥匙给你们，你们就是主人。每家外屋地的缸里，都有冻猪肉柈子，粉条子，你们可以随便用-----”

老乡的热情可嘉，但部队还是有纪律的。所有北上的部队都还是发扬了我军的老传统：不仅没动老乡们的一针一线，而且都做到了一进院子、先做到的还是“缸满院净”，尽管这院子里老乡已经到别处“避难”了。

我们到达了该部队的“预设”阵地，只见一片冰雪覆盖下的平坦坦的大地。面对此情此景，我情不自禁的想起了《红楼梦》中的一句曲子：“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毋庸讳言，这是我们的对手大规模坦克集群十分理想的战场和通道。而我方的防御阵地，必须从零开始。三九严寒，零下40多度的气温，构筑工事，谈何容易！

开始，战士们钢镐刨。但是，一镐下去，只在地面上留下一个白点，根本啃不动。毕竟，战士的智慧是不可预测的。有的战士开始想到往冻土上倒柴油，点着以后再刨；有的战士则想到用雷管炸，逐渐地攻破了冻土层-----

然后，把那些刨下来的冻土块堆积起来，形成掩体形状；浇上水，第二天，就冻成了一个亮晶晶的“冻土掩体”。

我用脚踹了踹这种世界上罕见的掩体，觉得用来对付传统步兵的轻武器进攻，还马马虎虎；若是用来对付现代化的装甲集群，我的嘴上没说，但心里还是说了一句：真是形同儿戏！

但在那个条件下，你让战士还能创造出什么工事？这也就算相当不错了。他们在这个基础上，用各种灌木棵子把武器、装备、车辆，全部都“伪装”起来，做到“天上看不见，地上难发现”。

有时我想，战争这东西真是智力、意志、勇气当然还有武器技术的竞赛。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部队上去了，把十万大军摆在那里了，至少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勇气。至于你敢不敢来，想不想来，那就看你的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北面的对手果然没有出手。

是他们觉得不值得为小兄弟出手，还是他们看到了我方的决心而没敢出手，人们可以做种种猜想；如果我们不把十万大军压上去，那后果，人们也可以做种种猜想；但最后的结果是千真万确的：一场预想的恶战避免了——当然，这是后话。

过去常说：狭路相逢勇者胜。现在看来，就是在现代广阔的战场上，勇气，仍然是取胜的要义。

我们所在的这个高炮团，按要求迅速展开、构工、伪装，旋即转入临战状态。我们三人工作组连夜把这里的情况整理成报告上报战区。至此，我们在这里的调查第一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

之后，按照战区首长的要求，我们转赴海伦镇，了解部署在这里的一个高炮师（也就是我的母部）的全部情况。

我们三人到达海伦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师的作战会议。会议由师长主持。

这个师长胖胖的，在援越抗美战场上，他是师里的副参谋长，打仗很勇敢。他首先传达了敌我目前态势。敌方可能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据各方面的情报和敌方一贯的战术，他们很可能重温二战时的旧梦：以其主力，越过兴安岭，前出辽阔的松嫩平原，以达成他们一贯强调的在战争初期的突然性、快速性、压制性、主动性。

我方则以三个集团军配属若干坦克部队、地面炮兵部队和高炮部队，构成了御敌进攻的三道防线；在第一道防线之前沿，部署了100个警戒连队，以为预警。

这个师及其所属的四个高炮团，配属第三道防线，是口袋底、最后的屏障。他们的后边不远，就是赫赫有名大庆油田。一旦开战，这个油田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个师的防御地位，十分险要------

从援越抗美战场上下来的胖师长，可能是由于缺乏运动，身上的疾病逐渐地多了起来。尤其是肥胖，低血糖，不时地折磨他。平时在营区，他为了减肥，有时骑着辆小自行车，战士背后说他“像个杂技团的熊猫”。

但遇到连续“作战”，吃不好睡不好，胖师长的身体就有些吃不消了。这不，就在师作战会议上，身为全师的一号首长，说着说着，突然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两额滚落下来，在场的其他常委们急忙叫人：“师长的低血糖犯了，快找医生-----”

胖师长摆了摆手，示意公务班找来了两包巧克力花生米，他吃力地吃了两颗，病情似乎缓解了不少，作战会议继续进行-----

各团和师后汇报了到目前为止的战役展开情况。总的印象是战役展开已经完毕，只等战役打响。全师士气很高，各级指挥员和战士摩拳擦掌，写了很多的血书、请战书、决心书-----

最后，师长请三人联合工作组作“指示”。我们推举秘书处副处长作为全权代表，谈了几点意见。

作战会议结束后，师长告诉三人工作组：“今天用五粮液招待你们，等到仗打胜了，咱们再喝茅台！”

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政府和人民給部队送慰问品，有不少好酒，他们称之为“壮行酒”。

我被逼干了两杯。因为自己就是这个师出去的，这里应该说是自己的“老家”。所以，我的身份很特别，既要敬师团首长，又要敬工作组的同事们。酒果然是好酒，但在那个时候，餐桌上的气氛，总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

南线的战事进展很快。从战术和国际关系的角度上看，都不允许这一仗久拖不决。

不久，从战报上就可以渐渐“读出”出国作战部队即将班师回国的信息。这无论是对南线、还是对北线、还是对全国人民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

那时还有几分“虎气”的我，听到这一信息时，心中也不觉暗暗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从出发那天就悬起来的心，到现在，稍许放了下来。

高兴之余，回想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并由此上溯，想到了“北极熊”强占我国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愤然填了一阕长短句《水调歌头·海伦》：

南天风云变，
兄弟动干戈。
自恃有人撑腰，
忘却天高地阔。
驱赶万千难民，
铁蹄践踏金边，
边境燃战火。
神州雄狮怒，
反击卫家国。

打南狼，
防北熊，
军情迫。
金戈铁马，
星夜驰骋踏冰河。
欲令漫天飞雪，
化作倚天长剑，
挟风斩胡虏。
净扫北边陲，
还我好山河！

                                    

班师回营

不久，三人联合工作组接到通知：速回省城，直接向战区首长汇报整个部队从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到装载、行军、展开以来的所有情况。

根据我们的职业经验，可以得出结论：行动接近尾声了。

不过，返回的路上，情况可远没有《水调歌头·海伦》那么豪迈，我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从海伦车站一上车，我们就发现车上挤满了妇女、老人、儿童。原来这些人都是边境纵深方向的群众，他们并不知道战事的发展情况，只看到家乡遍地是兵，任当地的村干部再怎么动员，也是遏制不住继续疏散的人流。

战争，给人民造成的心理压力，是无法阻挡、无法排遣的------

这些疏散的人群，给往关内的列车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据列车服务人员说，这一个多月，车上的人就没少过。

我们一行三人好不容易挤上了列车，却找不到立足之地。列车的坐席上、行李架上、坐席下面，都是人。

我们几乎是悬空在车厢的过道上，用手把着行李架上的一根横杆，踮着脚，因为一旦把脚放实，就有可能踩着坐席下面躺着熟睡的孩子。

就这样，我们好歹坚持到长春，实在挺不住了。特别是后检处那位副处长，体态肥胖，呼吸已经十分困难，我们商量：“咱们先下去吧，换换车，也换换空气，也许能好一些------”

于是，三人工作组在长春火车站下了车。一到站台上，我发现，自己的腿都不好使唤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好不容易算是到了候车室，疲倦的身体和大脑已经顾不了许多，下意识地把皮大衣往候车室的大理石地板上一铺，就进入了梦乡------

等我们一觉醒来，天已发亮。正好有一辆从这里始发到沈阳的列车，我们搭上车，总算是返回了后塔湾。

两位副处长都有家可回，而我还要为他们明天向首长汇报秉笔夜书------

3月16日，南线战事基本结束，北线的防御自然也随之宣告收兵。

那些日子，炮司大院机关的人员几乎天天都到火车站，欢迎从前线撤回的部队。这些在冰天雪地里摔打了一个月的干部战士，经历了一场没有打响的战争考验。

他们虽然没有像南线进攻部队那样和对手经历了生死厮杀，但能够眼望到对面“北极熊”边防部队的坦克集群频繁演习。

执行实力威慑的部队在心理上承受的战争压力，或许比真打起来更为沉重。

所以，当南线部队凯旋归来，接受人民的鲜花和慰问时；北线归来的他们，也理应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礼遇------

现在，他们回来了，战争压力暂时解除了，那种心理上的快感是可以想象的。

当我在站台上看到一起开赴北疆的高炮团干部战士时，我们彼此都伸出双手紧紧相握，脸上洋溢着兴奋、友谊和激动的光芒。

我深深地理解这种感情——真正的战友情，那是在战争环境中结成的生死之情。

关于南线的战事，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已经有了大量的文字、电影、电视剧，在那场战争中的英雄事迹和故事，已经在人们的视听之中。

但是，关于北线的战事，关于在冰天雪地中时刻准备阻击更强大对手的十万官兵，人们却不甚了了。他们为了这场捍卫祖国尊严的战争所付出的努力，至少在公众场合无人提起。

后来，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位外国人的这样评论：“当中国的最高统帅部专注南线战事的时候，北线如果没有那样大的动作，那只‘熊’说不定真的要制造些麻烦------”

明摆着的国际战略博弈。连“老外”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补课

还是在我们北上之前，《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时，周围相当一部分有头脑的人看了文章，都觉得这不过是重复几十年前“老人家”《实践论》中的观点，没有什么新意。

不久，部队就北上了。

当我们正在北国的大雪中秣马厉兵的时候，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席卷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各大军区各总部的领导相继纷纷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其声势和来头绝不亚于粉碎“四人帮”那会儿的大表态。

人们本能地感到，这是由高层人士策划的一场政治斗争的序幕；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是由一篇批判文章开始的吗------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据后来的资料介绍，这篇文章开始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老师所作。这个人，叫做胡福明。

写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简称《实》)一文前，胡福明每天固定上下班，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基本“不费什么脑子”。

“不是我们没想法，是现实不允许我们有所想法。”南大商学院退休教授姚诚当时和胡一起在哲学系任教。据姚介绍，“文革”以前，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改造，思想禁锢得非常厉害。老师讲课，讲稿上很少用自己的话，它被要求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尽管小心谨慎，但“文革”开始后，这帮年轻教师还是被卷入到是非之中。

1966年6月，胡福明被打成“匡亚明黑帮”的一分子(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被指犯修正主义错误)。批斗、游街、扫厕所等，胡福明吃尽苦头。其他老师也未能幸免。相关资料显示，当年，该校先后有1500多名教职工被打倒。

对于胡福明等而言，肉体上的折磨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疑惑和摧残更让人心痛。

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性情温和的胡福明一反常态，积极投入到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

在南大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会上，胡福明率先激情演讲；在江苏省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次万人大会上，胡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言。从1977年12月起，胡更是在《南京大学学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诸如《评张春桥的“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对“四人帮”一阵穷追猛打。

但是这波热潮很快降温。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台，胡福明心中再蒙阴影。

“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本性，让他想得更多。”姚诚这样评价彼时的好友胡福明。

“‘两个凡是’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维护‘文革’路线，”胡福明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党、国家和民族，已处在一个十分危急的关口。胡福明选择向“两个凡是”“开火”。“批判是我的职责所在，‘两个凡是’是唯心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为此坐几天牢也不要紧，历史会为我平反的。”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的社论主题，很明显就是当时中央的方针，要直接批它，危险性显而易见。已是“不惑”之年的胡福明“绕了个弯子”，为“两个凡是”找了一个“替身”，选择当时流行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谬论作为靶子。

方法上，胡福明也选择了打“语录战”——文章主要论点，都引用马列著作的原文。胡引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和《实践论》的一段话，来阐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主要论点；并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说明，他们都是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

到1977年7月上旬，文章的主题、观点、布局已基本形成。正要动手收集研究材料、拟定提纲时，胡福明妻子检查出肿瘤，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要住院手术。

那段时间刚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晚上，胡福明在医院，高温酷暑，难以入睡，脑子里又记挂着写文章。于是，他把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等书拿到医院，借走廊上的灯阅读，挑选语录、资料，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写出每一部分的论点、语录、论证材料，记下引文的出处等。
就这样，胡福明写得很细，改了又改。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经过了五六天，提纲写成了，妻子也出院了。几经修改，当年8月，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见报时，题目被光明日报编辑加了“唯一”二字)的8000字长文写成。胡福明想起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编辑王强华的约稿，于是9月初将文章寄到了北京。

对照当时严峻的社会背景，文章寄出后，胡福明自感：“此生不得安宁了。”

其实，如果没有上边强有力人物的“支持”，仅凭一个老师的一篇文章，是没有什么“不得安宁”的。整整四个月，胡福明没有收到关于文章的一点消息。似乎安宁得很！

可是，直至1978年1月19日，胡福明突然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寄信者正是王强华。王在信中说：《实》一文，“已粗粗编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胡福明感觉还有戏，便将文章再次修改后寄出。光明日报新任总编放到第一版去，作为重要文章发表。“

但是，文章还要修改，要加强联系实际，以更有战斗性。”
胡介绍，为了《实》一文，胡福明和杨西光有一次深谈。杨西光说：不久前，他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时，胡耀邦同志找到了他，要其到光明日报工作(此前杨是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胡耀邦对杨西光说，北京四大报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工作，就是要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显然，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杨西光告诉胡福明，“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杨还告知了文章的发表计划：“先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内部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

“这时我才知道，围绕真理标准这篇文章，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已远远超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的范围。”胡福明回忆说。

杨西光还给胡福明提了个要求。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放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你看行不行?”  胡福明爽快地表示：“行。”

高手就是高手。进过这样的策划和包装，文章的分量显然就不一样了。收到的结果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被视为当年度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对于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于丢下一枚“核弹”。

“凡是派”强势反弹，批判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不仅一些领导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较为保守的省市，讨伐之声也是隆隆四起。

得知上述反馈，胡福明表面平静，回到家中他告诉妻子：“我有思想准备了，要准备坐牢。”作为胡福明的好友，姚诚也感受到这种压力，两人走在南大哲学系楼前的台阶上，姚宽慰胡福明道：“你现在是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

究竟将面临怎样的风雨？未知的恐惧感笼罩在胡福明一家。重要关头，邓小平“发声”了。

在准备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内容时，邓小平声色俱厉地表示：“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后来在会上，邓小平以《实》为题，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如此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一个学者也因此走上了仕途。

1982年11月，胡福明就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从此走上仕途。

其后，胡福明历任江苏省委党校校长、省委常委、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这，就是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在部队从前线回来之后，被告知的第一项政治任务就是“部队要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

于是，关于那场大讨论的“补课”运动就在各个部队中展开了。

说真的，那时部队的干部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真理标准本身的讨论。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是再清楚不过了，实践第一，讲了几十年了，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有的老首长干脆说：“讨论什么？《实践论》讲的就是真理标准问题，那是最有权威的结论。”

其实，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所以关心的不过是讨论后面的政治背景而已。

对于这场讨论的背景，大家似乎也是明明白白的。都知道这不过是要实行“新政”的舆论准备。有的理论造诣非常高的首长直率地说：“有人就是看毛泽东的旗帜不顺眼。他腰里别着斧子，千方百计找理由，瞅准机会就想砍上‘两斧子’-----”

上边也好像知道这些情况，也知道单凭理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没有多长时间，“补课”的气氛就紧张起来。

到了最后，庄严、阔大的会议室里响起了邓大人那深沉、坚定、机敏的声音：“不换脑筋就换人！”

这一下，至少，在会议室里，除了这个声音，别的声音都烟消云散；即便是发言，也都是同样的深沉、坚定、机敏-----都如此迅速地转移到了“保持高度的一致”的轨道上来。

眼前急剧转变的气氛令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们茅塞顿开。晚上，我一边围着古塔漫步，一边仰望眼前这饱经风霜古塔：它阅读过多少兴衰风云啊，只是在这变幻的激流冲击中，古塔保持了它的深沉、坚定、机敏，任你八面来风------

谨慎、深沉、坚定、机敏，这是我在塔湾读到的最多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机关、特别是高级机关给他上的又一堂人生大课。正如在指挥连，我读到的最多的东西是青春、热情、责任。

想想刚刚离去的南北前线的战事和眼前会议室的情景，我深深地惊叹那句名言：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此时，我所在的政治部组织处的工作更是忙得不得了。按照首长的指示，我们要在搞好“补课”的同时，配合干部调整，全力计划、指导和筹备好各师和直属单位“党代会”的召开------

全处人员分兵把口，负责各师和直属队的党代会的筹备事项和组织实施，我与政治部主任负责我的老高炮师。

这个部队是我的老家，情况自然比较熟悉。组织筹备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我要做的不过是定期的把一些情况写成《情况反映》，送给主任和其他首长阅知。

到该师党代会正式召开之前，我陪同主任到了这个部队。

到了那里，我们的主任阁下自然要找人谈话、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等等；我则作陪，认真听，认真记。等回到宿舍，除了接待一些来访的老战友，我则把随身带来的一本《左传》拿出来翻翻。

我的举动引起了主任阁下的注意：“别人陪首长下部队，不离左右；此人一有时间，就跑回屋子看书，他看什么呢？”

一次，我一个人半倚在床上，看到《左传》中关于吴王夫差北向争霸的出色描写，正看得起劲，主任突然来到了我的房间。高声问道：“看----什么——书？”（他说话有些口吃）。

还没等我回答他的问话，他说着说着，就把我手中的书拿了过去。

我心想，这下子坏了。肯定是首长有事，找不到自己，这才屈尊来到自己的房间，找茬来了-----

出乎我的预料，他翻了翻，说：“你这个版本是新的，不错-----”。

然后，主任告诉我：“晚饭后，你哪-----都不要去，师长----要设宴招待我们。”说完，他就走了。

我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原来如此！明明是师长招待他，让我作陪，他却如此道来，可见此公非比寻常；特别是他对《左传》的版本都熟悉于心，更见其造诣之深。在这样的首长面前，一定要处处谨慎、虚心学习，千万不可造次。

后来听别人说，此公说话虽然口吃，但满腹经纶，在文化大革命“三结合”的时候，曾主管过一个工业大省的“科教文卫口”（主管全省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工作），绝非等闲之辈。有一次，一个日本体育代表团来省里访问，他负责接待。日本的领队看他体态臃肿，行动缓慢，可能想难为他一下，问他：“阁下负责体育事宜，不知阁下有什么体育爱好？”

这位体态臃肿的体育负责人毫不含糊地回答：“象棋！要——不要下一盘？”反倒把那位日本人搞得挺尴尬。

晚上，其他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人员都到俱乐部去看电影，片子是日本的，叫《望乡》。我则按照主任的指示，陪着他去参加师长的晚宴。

酒过三巡，才知道主任和师长都是河北的，算是老乡，每次相见，公事之余，总要小聚，一诉乡情。这种场合，应邀参加的都是主任和师长的故旧，主任让我相陪，的确是不小的面子。

在场的人员之中，我的年龄最小，官职也最卑微，原以为只有倒酒的份儿，所以，席间一直比较沉默。谁知主任几杯之后，竟然开始煽动我进攻：“这次——你回到了———娘家，该谢谢各位首长的培育之恩啊-----”

他这一说，师里的几位接踵而来：“他能到首长身边，是他的造化，也是咱们的福分，该感谢首长才是----”

我原来是准备在座的首长敬完酒再起来的，现在看，他们这紧锣密鼓的战术显然是对着主任的，到了自己应该挡驾的时候了。所以，站了起来，给师里的几位敬酒。好让主任有个喘息之机。

谁知道半路又杀出程咬金——师政治部主任是北京人，大嗓门，也是炮兵机关下来的，他不依不饶：“在座的，炮兵机关的也好，师里的也好，都是你的首长，你要敬，就一个一个敬；你要保，就一个一个保------”

真是老谋深算！没办法，我只好打了一个“通关”：在座的十几个人，每个人都陪饮一杯，他们方才罢休。

回到宿舍，我已经无力照顾首长，倒头就睡。第二天早晨起来，心想：陪着首长出来前，首长的家属还特意嘱咐，让首长少喝酒。这可好，不仅没有阻止住首长喝酒，连自己差点都搭进去了，等着挨批吧！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主任过来了，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同志，喜书----善酒，性情太过方正----”

听了这种富有乐感的鉴定式语言，我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

但有一点我是十分清楚了：陪首长出行，时刻都处在被“考核”状态。

这又是高级机关给他补的一课。“补”的真是十分要紧、及时。

事后，我竭力地回忆在这次外出活动中自己有什么失误的地方。他的一个河南籍的同事说：“你大可不必如此谨慎。咱们的主任在军区宣传部任职时，组织战斗英雄报告团到各部队作巡回报告。有一次，他在报告活动结束后喝多了，把那些战斗英雄折腾得哭笑不得，他还能计较你吗------”

但我以为，当年是当年，现在是现在。当年自己有过“过失”的人，当了首长之后，却不一定都能原谅部署的类似过失。
恰恰相反，有的首长对自己经历过的反而相当“敏感”，甚至不希望别人提及。正如朱元璋当过和尚，当了皇帝之后就不允许人们提及秃子一样。

所以，还是谨慎为好。尤其是在高级机关，面对的都是高级首长，平时不大接触，偶尔外出，一旦形成负面印象，很不容易消除。

这一点，又是和连队的明显区别。在连队，干部战士的差别不大，而且朝夕相处，摸爬滚打，彼此的优点、缺点都充分暴露，充分了解，很少因为一次偶然的事件，对某一人就形成成见。

生活和经验告诉人们，越是在高层次的竞争，越是“细节决定成败”。

                                

锥在囊中

不管怎么说，各师和直属队的党代会算是忙完了，接下来该筹备军区炮兵自己的党代会了。这是我们组织处四、五年才能一遇的大事，不能怠慢。

全处的人员全力以赴，迅速投入了会议的准备工作。

按照《党章》和组织工作程序，对上请示报告，对下下发通知，代表名额分配，资格名单审查，起草会议文件，安排会务事项-----

我被安排在材料组，主要任务是协助领导和主管这项工作的同事起草、打印、校对会议文件。五年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的提炼、今后任务的部署，需要耗费大量的脑力；查阅资料、落实到文字上，需要耗费全处领导和干事大量的时间；加上文印、校对、送审、一遍又一遍地讨论、一遍又一遍地修改，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

真是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办法，连文印室、机要处的女同志都发动起来了，她们年轻心细、手脚伶俐，干起校对、装订等活儿来，比我们快多了。

这次党代会会议的筹备，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机关大课堂”。

整个会议的筹备过程使我进一步了解了高级机关的文秘工作、人际关系；也进一步了解了所谓“会议”的奥秘：那是领导者的舞台，是操办者的战场，是聆听者的课堂-----

会议筹备的事务性工作虽然很重，但只要认真、卖力，总还能干完；难办的是各种关系的处理。

“关系难摆”。越是高层，越是如此。

在炮兵党代会的筹备过程中，再多的具体工作，我们都可以加班加点来完成。

但有些事他们实在是无可奈何。就是有些细节，只要涉及到首长，这事就难办了。

在我们组织处的上头，常委中有一个副职具体分管这件事情，算是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此公是我们老高炮师的原政委，身材魁梧，大眼隆鼻，相貌堂堂，手里经常端个硕大的烟斗，因为在常委中平时分管干部工作，所以说话办事很有威仪。

而我们组织处的领导都是性格鲠直，文字高手，多少材料在他们那里都不成问题，说实在的，我后来口授文件的那点本事就是从领导那里学到的。但与首长的协调，则止于工作，并不像有的处的领导那样善于突破工作层面，联络感情，左右逢源。

而这一点，在中国官场实在是太重要了！只要首长高兴，好多事可以迎刃而解；而一旦首长不爽，好多事则难上加难。

因此，组织处的干事们在工作中饱尝个中滋味。往往是他们干了好长时间的一件事，等领导送到首长那里，只要人家一句话，下面就得推倒重来。

特别是《工作报告》，首长们真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合在一起吹，调子真乱套。”他们是你一言、我一语，信口而出，谁都怕把自己主管的工作写少了。

把首长他们说的要原封不动地写进去，就很难避免重复、累赘、甚至文理不通。但是，如果不把他们的话写进去，他们就有意见，通不过，甚至会引起一些首长的“感觉”。

就这样，一份工作报告，竟然五易其稿，搞得文印室的打字员都感到厌倦不堪，也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打印纸张。

面对此情此景，我深有感触：民主，真是一件奢侈的东西------

文字材料的背后，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会务工作的后面，又何尝不是如此？就是一个主席团的座次，就会让你颇费脑筋。

完全按姓氏笔画排列，显然不行，因为那样突出不了主要首长，甚至可能就把首长搞到一边去了。按行政职务排列，不符合党的会议的规矩。按党内职务排列，本来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一个班子，一般都是一个书记，也就是“班长”；一个副书记，通常是由军事主管兼任；若干常委，通常是部队的副职和各部门的首长。如果是这样，也好办，把书记摆在中间，其余两边排列-----

可我们那个机关很有意思，司令员、政委都是书记，而且他们又不分第一、第二书记。在主席台的座次上，你怎么安排这二位？

就是这样一个细节，我们都要设计几个方案，画成座位示意图，送给筹备小组组长审阅。

有时我想，这就是“机关”吧？这就是“官场”吧？这就是“政治”吧？

想想在连队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谁有事谁讲，哪有地方就坐哪，哪有这么多的讲究？看来，连队干部到了大机关，要“补课”的地方还真不少。

就这样，经过精心筹备和反复酝酿，炮兵党代会终于隆重召开、胜利闭幕。全处的同志们也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而我又在这个时候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党代会后，各项工作迅速展开。排到第一项日程的，就是炮兵干部工作会议。牵头筹备的负责人还是那位仪表堂堂、威仪赫赫的副政委。

虽说这次会议的规格没有党代会高，但主题是干部工作，承办单位是干部处，再加上主管首长那么有权威，这一切，都使这次会议十分引人注目。

会议文件除一份工作报告外，还要交流一批各师团的经验材料和典型事迹材料。干部处的几个人负责工作报告、会务安排；而经验材料和典型事迹材料的把关、修改、落实，任务繁重，时间紧急，主任则把组织处的我给调了过来，指示我“务必保证所有经验和事迹材料都能高标准地按时上会交流”。并责成干部处在招待所给我安排一个房间，作为“战场”。

这场“战斗”虽无硝烟，但确实是紧张得很：不分昼夜、连续作战：一个师一个师地调材料、听试讲、炼主题、侃路子、变角度、提意见------早年的“编辑”经验、多年的“记者”生涯、到机关后的文字“历练”都派上了用场。经过近一周多的折腾，这一块任务总算提前完成了。

会议如期召开、顺利结束。经验介绍和事迹报告反映良好。首长和干部处都很满意。会议结束会餐时，干部处长满满地筛了一杯酒，操着带有“上海味”的普通话，对我说了一些“谢谢”之类。

通过这次会议，我非常惊异于人事、干部部门的协调能力。他们可能在学识、知识、见识方面不见得比组织、宣传部门的同志强，但在常识方面，在人际关系、特别是和首长的关系协调方面，他们确实是高人一头，因此，他们在官场上总是春风得意。

也就是这一年，组织处调到上级组织部的一位同志，把他在塔湾大院家搬走了（此公后来也成了一名将军，曾任大军区副职）。他把倒出来的一间宿舍交给了我。从此，我在这个森严的大院里，也算有一个独立的住所了。

说来很怪，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窝”，似乎对自己所在的“世界”就增加了许多认同感------

                              

机关大下的日子 
　　
“时而抓基层，时而抓机关”，这是那位“战争之神”的治军经验之一。

虽然，他的好多话似乎成了“禁区”，但不管后人演化出多少新提法，其实，古往今来治军的经验表明，最基本的也就是“那么几条”。

炮兵机关的两个大型会议之后，开始组织“大下”：组成了若干工作组，分头下到基层，结合中心工作抓好各自业务的落实。

我与政治部的另外两名同事，陪同一位副司令、一位副政委来到了锦州的某英雄部队。同行的除政治部的随员外，还有司令部作训、通讯、侦查以及后检处的几位参谋和助理。

工作组长、副司令员是一位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他们的车子一进入黑山地区，他就开始讲起当年的辽沈战役------

讲着讲着，他让车子在一个不起眼的山包旁停了下来，回过头来，对几个随员说：“你们下来看看，不要以为这个山包不起眼，这就是当年著名的黑山阻击战中的101高地。在这里，当年倒下的尸体何止一层------”

一群随员在他的带领下，沿着山包转了一圈。当年的硝烟已经远去了，现在它的上面长满了荒草，在离它不远的地方，黑山人搞了一个养鸡场，从那里面，传出了一阵阵唧唧的鸡雏声。

最后，战斗英雄站在高地的顶上，目光向他的前方望着，沉静了许久。他是在回忆当年的激战，还是缅怀牺牲的战友，还是叹息倒在他们面前的那些对手------他没说，大家也是不得而知。

我和大家静静地站在一旁，对这位副司令似乎多了一份敬意。直到驻防在黑山城里的炮团政委的前来迎接，才打破了这近乎凝固的气氛。他们随着这位团政委，进入了黑山县城。

在车上，我一直回忆刚才的场面，一直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都是中国人，都要面对生活，也都是为了生活，非要打得你死我活吗？这就是战争与和平？这就是政治与生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团机关旁边，就是黑山县城一个相当有名的天主教堂。团长、政委招待我们用过餐之后，问副司令和副政委，要不要去看看教堂？他们对此似乎兴趣不大，就指着随员们随口说道：“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

我想都没想，急忙说：“机会难得，要看要看------”心情之急切，引来大家一片笑声。

教堂的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哥特式，尖尖的塔楼在当时并没有高层建筑的黑山城里，十分引人注目。墙体材料全部是磨光的青砖。教堂里面，虽然看得出已经许久未用，但还是完好如初。我真是十分惊异：当年枪林弹雨、春秋冬夏，它是怎么挺过来的？

团政委好像看出了我的疑虑，讲：“不要小看这青砖教堂。这些砖，都是用人工两两相对、磨制而成，所以，砌起墙来，严实合缝；再加上粘结材料是用鸡蛋清混合粘黄米熬的米汤、白灰而成，一旦凝固，浑如一体；所以，虽经战火和岁月考验，教堂还是非常硬朗-----”

听了团政委的介绍，我真叹服当年那些教徒的虔诚，叹服当年那些建设者们的敬业，也叹服眼前这位山东大汉、这位团政治委员的学识和细心（此公后来到军区联勤部供职，也成了一位和平时期的将军），当然，更叹服历史的无情。

这样的教堂终于没能阻止血与火的厮杀；而血与火的厮杀，居然也没有摧毁这座普通的教堂。

人们的信仰和渴望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却是那么坚固，坚固得可以经得起战火的考验和岁月的洗礼；而人们之间的冲突则是激烈的、紧张的，激烈得竟然非要刀枪相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血和火渐渐淡漠了，激战的双方有时不得不握手言欢！

信仰和渴望、血和火，哪个更坚强、更永久------

当天夜里，辗转难眠，哼小诗一首，以为纪念：

黑山城外旧战场，
翠柏青松伴草长。
山下葱葱果树林，
山坡唧唧雏鸡唱。

当年遗垒今尚在，
英雄阵前忆以往。
战壕前沿血飞溅，
锦州城头凯歌唱。

从这个黑山炮团出来，接下来是到驻防在锦州的某炮兵师。

这个炮兵师一直是军区的先进单位，师党委领导班子是军区的先进党委，部队建设和以教育训练为中心的各方面工作搞得都不错。到这样的部队去检查，不过是从党委、机关到各团，一一走一遍、推动布置下去的各项任务进一步落实而已。

检查工作进展顺利，师长、政委也很好客，本来心情都很愉快。但正像通常人们所说的：愉快之后必有烦恼。

一次饭后，大家都在招待所饭厅门前的一棵水杉树旁闲聊。同行的政治部副主任是个老陕，到机关之前在某炮群和某高炮师先后担任过10多年的政委，天性健谈，喜欢辩论。

可能是他最近看了有关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有关资料，所以他先谈了现代战争的巨大消耗问题：“越是现代战争，成本越高------”。

接着这个话题，通讯处的一位参谋发表了“直言”感慨：“反击战实际上打的是政治战。从军事学术的角度看，我们打‘小兄弟’，不过是想‘围魏救赵’，减轻‘小兄弟’对柬埔寨战场的压力而已。但‘小兄弟’似乎看穿了我们的用意，并没有从柬埔寨撤出其精锐部队。所以，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我们达成预期目的是有限的。至于从政治角度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管他的观点是对是错，因为大家都是在议论，所以，从学术探讨的角度谈谈个人的看法，在我看来，原是无可厚非的。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嘛！

谁知道，高级机关的“潜规则”并不是像普通人想像得那么简单。通讯参谋的一番议论捅到首长那去了。这下子，这位老弟的麻烦大了。

在“大下”回来后，机关召开了总结大会。在会上，那位主管干部工作的副政委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天天讲要‘保持一致’，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就是信口开河。你以为是在进行学术探讨，但你想过吗？你是上级机关的代表，你在部队发表的言论并不仅仅是你个人的观点，怎么就不考虑自己的影响？”

一番饭后的议论，竟然遭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这确实是始料不及的。

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这位参谋在年底就被安排转业了。

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太大了。它让我懂得了，作为一个军人、特别是高级机关的军人，讲话时如果稍不注意，将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从锦州回来，机关开始贯彻总政《关于评定行政职务等级工作的通知》。对机关行政职务不明确的参谋、干事、助理员、秘书、协理员等评定行政职务等级。

开始，我对这项工作并没有放在心里。总觉得几年前就是连队的指导员、师党委确定的100炮营营教导员预备人选，这次评定怎么也能评个营职，哪怕是副营也行。

其实，正营副营对我都是无所谓的。只要进入营级就可以批准家属随军，把他们娘几个搬到身边来，结束这种已经快十年的“牛郎织女”生活，这才是我所希望的。

谁知，评定结果却是令他大失所望——正连。领导的答复十分明确：知道你们这批60年代末入伍的兵表现都很好，调机关前的经历也都很丰富，职务也都不低，原师团都把你们列入了预提人选名单，一句话，定为副营、正营都够条件。但是，上级给的名额有限，机关定职的团、营、连职比例不能突破，所以，政治部在你们9个同年兵中，只能有一个晋副营。

评定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个宝贵的名额给了宣传处。大家都知道主任大人毕竟是“老宣传”出身，而现任的宣传处长也毕竟是主任门上的常客。矛盾集中，这样的结果也无可厚非。

这个幸运者、我的同年战友，在这一次抢占了先机，在以后的岁月里，就一路领先，后来也成为人民解放军序列中的一名“和平将军”。

而其余的八位（干部处有三位、组织处有两位、文化处两位、保卫处一位）中，除我之外的七位虽然这次行政职务没有评上营级，但他们的家庭都早已经都通过种种“门路”在省城安营扎寨。所以，最惨的，当然是不会走门路的我。我首先为“老同学”、老伴儿和孩子们感到悲哀。看来，“牛郎织女”的日子还要继续下去。

其次，也为自己不平。机关评定工作中，有一个环节是了解原来所在单位党委的使用意见。我原来所在师的党委书记、政委亲自告诉组织处长：“该同志临走前的使用方案师政治部和师首长就已经研究过了，是准备到100炮营任教导员的。师里还没来得及开常委会，自然没来得及正式下命令，就被你们调走了”。

可是到了今天，不仅正营没评上，连个副营也没评上，这个理，你找谁说？

“失望”使我忘记了高级机关的“言行禁忌”，在处里的小型会议上，自己把闷在心里的委屈和牢骚统统甩了出来。我当时心想：“反正怎么干也是这样了，把委屈憋在心里伤身，太傻，容易得病。干脆，豁出去了，讲个痛快，谁愿意汇报到哪就去汇报好了，我才不管那么许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的是太幼稚、太莽撞了些。

世界上不平的事多着呢，不平的人也更多，但像我那时那么不顾一切发泄出来的，并不多。因为人家懂得，发泄是人们面对残酷的现实时，最没办法的办法。

多少年后有一次组织处战友八一聚会，机关干部定职时的干部处长（此公后为省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离休）也来了。我借着三分酒意，在给他敬酒时说起了当年炮兵政治部定职的事。

我说：“当时九个69年兵就定一个副营，太少了。”我是想说，那时的指标给的太少了，对这批在部队时都很优秀、调到炮兵机关后也都很积极的69年兵，有点严格的过于苛刻。

他说：“只能给特别优秀的。”言下之意就是没评上的那八个都不是“特别优秀”。

我真不知他所谓的特别优秀是指什么说的？有没有客观标准？如果说，特别优秀的那位是因为有一个三等功，那么，我要问：“是立功的优秀，还是在评功时推功给别人的优秀？”如果说，那位特别优秀的因为后来杠上了将星，因而证明他特别优秀，那么我要问：“那些扛上了上将军衔的落马者也是特别优秀吗？而只有列兵军衔的雷锋，算不算特别优秀？”

时过境迁了。到了这个时候，说点实在的，还有人爱听。还说那些“官话”，不免令人乏味。但因为是八一聚会，我也就没有把这个话题进行到底。这时的我，已经75岁、不再是那个“太过方正”干事了。

回到前面的话题，好在那时我们处的同志都是好人。我的那一通发泄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反倒帮助我渡过了即将来临的另一场危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整天忙于工作的我，在“北上”边关、准备抗击“北极熊”之前，得知了“老同学”怀孕的消息，这离我上次休假已经是五、六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按照当时“计划生育”的政策，“一对夫妻一对孩儿，不能再生小老三”。看来，第三个孩子是不允许的“出生”的。所以，在得知消息之后，我的思想压力很大：不执行政策，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执行政策，时间已经很晚了，老同学当时还患有神经性痉挛的毛病，真的手术，大人遭罪不说，那已经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了。

就在我思前想后的时候，“南线”的仗打起来了，我和整个部队也投入了“北防”的紧急行动。而远在家乡的“老同学”偏偏又遇到了“好人”：负责给她们做计划生育检查的是省城某野战医院的部队医生。这些军人对军人的家属有一种天生的同情感，他们看了“老同学”的状态，就给她出了一个主意：把自己有神经性痉挛的病说出来，让医生定夺。

于是，在检查时军医做出了如下的结论：“已属大月份，又患有神经性痉挛症，不宜手术”。

就这样，在我“北上”即将返回的时候，我的三女儿就诞生了。这下子我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遭致了四面八方的问罪之师：小组会、支部会作检讨自然不用说了，在马上要进行的工资调整中，还面临被批评、被惩罚危险（后来果然在职务晋升、授衔时，我生三女儿的事成为“官场”激烈竞争中的“短板”）。

而家里更是“危机”四伏，提心吊胆。首先是“老同学”的父母。老人们之所以坚持要女儿生，本来是“希望要一个男丁，结果又来了一个丫头，这怎么向孩子的爸爸交代？”

所以，当我回到家里之前，“老同学”的父亲给我写信时只说：孩子大人“都挺好“，就没有说生男生女的事。其实，我接到这封信后，心里就十分明白了。本来，我对生男生女就没那么在意，男的女的都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在我回到“老同学”家里（因为我北上不在家，她是回到娘家生的孩子），刚进门的时候，“老同学”和她的父母把眼光都集中到我的脸上，好像他们做错了什么事似的。

但此时的我已经顾不了这许多，急着要看小女儿。只见她正熟睡在襁褓之中，胖胖的脸，红红的嘴唇，十分安详，这使他心花怒放：“太好了！我喜欢女儿！马克思不是生了三个女儿吗？看来，只有我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是马克思最忠实的学生了------”

一幅高兴的表情，一番高兴的表白，把屋里的紧张气氛赶走了。但是，接下来的麻烦却是我一个人很难赶走的了。

好在我在小组会上的一番“陈述”，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同情，都说：这事情在职务等级评定上已经收到了影响，人家有诊断、有医生结论，这次工资调整是这么多年才进行的，就不要再受影响了。

                               

蓝色的 海湾

工资调整一结束，我立即奉命代表组织处赴大连，筹办基层党支部书记集训班。

参加这次集训的是各师和直属单位的基层连队指导员和组织科、股的负责人。我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组织实施、计划审定、教学检查、结果验收。具体的教学任务由炮兵教导大队承担。

这样一来，只要这个班的开学典礼结束、教学运转起来，我就可以轻松一下了。

在和学员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某师的一位组工干部偷偷地阅读一套四卷本的《基督山恩仇记》。这本书我虽然早就听说过，但在那个时候还是稀罕物，很难看到。

见到没读过的书不读，我心里痒痒的。得想个办法，把它搞到手。于是，我在检查中以“影响培训”为由，把它收了上来。告诉那位组工干部：“书暂时由我‘监管’，结业考试后奉还。”

那位组工干部笑了：“领导想看就直接说，何必还吓唬我们-----”

就这样，每天他们上课的铃声一响，我就回到招待所，“突击“式地读起来。

大仲马笔下的浪漫世界和栩栩如生的人物深深地感染了我。有时连吃午饭的事都忘了。那时招待所走廊的另一头是一个卫生所，每当我忘记吃饭时，卫生所的医生护士总要敲我的房门：“开饭了！这样没完没了的看书，眼睛会出问题的！”

可能是这些女同胞把他的情况泄露出去了。各师、团的组工干部开始轮流抽空跑到我的房间闲聊。到了周末，他们还要拉上他去大连闹市区“改善改善”。

其实，教导大队的伙食在他看来是蛮不错的，他们所谓“改善”，不过是借机“小酌两杯”。

本来，日子过的挺轻松、惬意，但不久，一声爆炸，把我从“伊夫堡的坟场”的描写中拉了出来------

那天，正当我捧着《基督山恩仇记》沉醉其中的时候，只听得窗外“轰隆“一声巨响。我赶紧放下书，跑了出来。只见教学楼前的人行道上已经围了一群人。

到了现场一看，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教导大队的一名政治教官倒在血泊之中，一只脚连同皮鞋已不知去向。

在这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的脑筋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救护车很快就到了。当我到医院看他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之中。医生说，为了防止感染，必须做截肢手术，截面要在他的断脚处再往上一些。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次爆炸，一时间成了一团迷雾。炮兵保卫处的专业人员、当地公安局的人员都先后赶来，现场勘查，化验，找当地老乡调查，忙的不亦乐乎。最后，他们得出结论：是“黑索金”爆炸所致。

原来，教导大队的原址在日伪时期曾经是生产雷管的厂子，在生产过程中散落了一些“黑索金”炸药。在后来的营建中，人们没有认真清理，就在这些留有“黑索金”的地面上铺上了石板，修成了甬路。几十年过去了，虽然人们千踏万踩，但这里一直安安定定，并没有发生过爆炸。

大连那个地方夏天的中午，骄阳似火。那天，这位政治教官中午休息了一会，想起下午的课，就提前赶往教学楼。他穿的皮鞋跟上打了铁钉，走到石板上，打起来火星，火星又点燃了“黑索金”，由此酿成了这次悲剧。

消息传到了炮兵首长那里。政委亲自带领一大群随员来到了教大。在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和结论之后，这位老首长两手一摊：“怎么搞的嘛？几十年都过去了，怎没就偏偏碰上他了？好在只是一条腿，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陪这位老首长吃饭的时候，我想他说过的话，还真是有些道理：“几十年来，在这条甬路上来来往往的人不计其数。本人到教大后就在这条路上往返，已经记不得多少次了。可是，偏偏是这位教官赶上了。那些不计其数的人，包括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就在和危险同行。“

在这个意义上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灾难和死亡，离每个人都不远。

送走了政委一行之后，我自己在海滩上徘徊，继续着自己的思考：由那位教官，想到自己，想到在那条小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想到世界上每天在大路小道上行走的人们，不禁感慨：从某种意义上说，活在世上的人都是幸存者。有谁会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飞来横祸？

人啊人！千万不要过于张扬得意，危险也许就在你的身边！好好珍惜自己眼前拥有的生活吧！

大连的基层干部培训班临结业前，我的老部队来的学员组组长、师组织科副科长非要拉我到炮兵教导大队政委家去拜访。

说真的，我这个人腿懒腰硬，宁愿躲在房间里看书，也不愿拜访“地方豪绅”。

但这位副科长实在是太能“花言巧语”了：“你去了，就名正言顺了。第一，你是这个班的组织者，理应到教学保证单位的首长家拜访，以示上级机关的关心；第二，这位政委原来也是组织处的老处长，也是你的‘娘家’人；第三，这位老处长是山西人，做得一手好面，你去了，还可以饱饱口福-----”

他说了那么多理由，你还能不去吗？其实，后来我才明白，这位副科长在“文革”后期曾经在炮兵机关“三支两军”办公室帮助过工作。而那时这个办公室的头儿，就是这位政委先生。不仅如此，这位副科长与这位政委家的大小姐还有过一段罗曼史，用副科长自己的话说：“政委差点成为我的老丈人------”。

这些，才是他一定要去的真正理由，而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当了一把“电灯泡”。

到了政委家，寒暄之后，他们都唠了些什么，我并不十分关心。

倒是政委为他们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地地道道的山西面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这件事，我对这位副科长的交际能力，确实有了初步的领教。难怪师里边好多人背后都戏称韩光为上层“活动家”。

有趣的是，在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这位上层“活动家”，竟然成了我命中注定的“冤家”。他多次运用了他的“交际能力”和权术，不仅屡屡给我制造障碍，还几次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但，也就是这位朋友，成了磨练我太过方正性格的磨刀石，成了我在人生路上的长鸣的警钟，这也是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吧？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想深问一句：“什么决定性格”？

对照这位“上层活动家”，我曾认真地解剖过自己的性格，深感自己不如这位“上层活动家”对“官场的潜规则”那么心安理得，究其原因，与其说是性格的不同，不如说是家族史和后天教育及文化的差异。

我自己的家族史的宏观部分，众所周知。五千多年以来，这个家族的先人们无不为自己有这样的家族史而感到骄傲。而我自己上学之后，又一直是老师的好学生，受到大家的尊重，逐渐养成了清傲的性格趋向。再加上自己喜欢读书，常常为书中那些正直耿介的傲骨所激动，所有这些都一点一点地强化了他自己本来就具有的“太过方正”的性格。

我回想自己自懂事以来的经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很少低三下四地区迎合别人：“白专”学生、小报主编、下乡知识青年、新闻工作者、指导员、机关“独行侠”------学习、审稿、排版、出工干活、采访写稿、带兵、执行任务，都是很个性化的过程：自己出思路、自己想点子、自己用苦工------

因为道路是自己跌跟头、打把式走过来的，很少拄过别人的拐棍。平素也就很少投别人、特别是首长的所想、所盼、所需。和别人、特别是首长的接触，也绝大部分都是因为工作，因此，平素里交往也就很少突破工作这层“窗户纸”而进入到“个人感情”的圈子。这种经历所强化的性格特征，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致命伤”。

而“上层活动家”则刚好相反。他的出身是非常不幸的。自幼丧父，家庭残缺不全，生活没有着落，据他自己讲，念书念到高小，就念不下去了。那时在黑龙江的他，身上穿的棉袄一颗扣子都没有，用一条绳子扎着，根本挡不住上学路上的冷风，所以，刚到初二，干脆就不念书了，在社会上“度日”。

这样的生活环境使他失去了接受良好、系统教育的机会。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却使他过早地接受了社会上各种风气的影响，很早就学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走门路、搞关系这一套“社会学”。这些，反倒使他在日后的“官场”中，往往“剑走偏锋，出奇制胜“。

大连基层书记培训班结束后，一位炮兵副司令员要到辽南地区视察，处里通知我待首长到教大后，就陪同视察，一直到返回省城为止。

就这样，我又在海湾多逗留了几天。陪着这位副司令从营城子、西小磨子、黄龙尾、大连、旅顺，到普兰店、亮甲店、海城、辽阳，整整把辽南的炮兵部队、教导队、靶场、干休所转了个遍。

所到之处，大同小异。看望部队、听取汇报、个别谈话、召开座谈会，最后，首长作指示------

这些程序性的动作，实在是乏善可陈；但在这些程序性的动作背后，却着实有“戏“可看。

因为这位老首长曾在辽南的一个地面炮兵师任过多年的师长，所以，他的门生故吏遍布辽南。

那天，我们到了营城子靶场，靶场主任大人亲自出迎到大门以外。见了副司令员，这位德高望重的靶场主任毕恭毕敬地给老首长敬了一个礼，然后，嘿嘿一笑：“首长到家了，这里满院子都是您的兵-----”  

一个动作、一个微笑、一句体己话，使老首长浑身舒舒服服。

再加上相继而来的水蜜桃、玫瑰香葡萄、雪花梨；海鲜；自己酿造的葡萄酒。副司令的高兴溢于言表。

我品着甜甜的葡萄汁，回想在教导大队时那位上层“活动家”的“那一套”，再看看眼前正在上演的好戏，不禁对“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又有人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难道人的性格都是可以随便扭曲的吗？如果人们都是一味地逢迎、讨好，那么，还有真情、真话、真意吗？个性突出、太过方正可能是弱点，那么，没有个性、没有方正呢？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了个性、没有了方正，到处是一片点头哈腰的景象，还有灵性吗？

官场如此，性格如此，怎么办？又一个挑战命运的想法开始在我的心中露头，我想起了抗日时期活不下去的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找八路！”

                                 

艰难的决择

要改变自己目前的命运。这念头在我头脑中的产生，既是基于自己对自己性格的分析，也是基于对“老同学”和女儿们命运的考虑。随着大小环境的演变，这种念头竟越来越强烈。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治舞台戏剧不断：

1980年元旦，总设计师在政协茶话会上说：八十年代是实现四化的重要年代。国内最重要的事情是把经济搞好。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根本一条。

紧接着，中纪委二次会议通过了提交中央全会讨论的三个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

到了中央五中全会，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常委，设立书记处，由胡耀邦为“总书记”，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要求”，为刘少奇平反。

从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以后，到了五中全会，人们感到的上层活动，始终还在在围绕政治开展，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上层的精力在始终围绕权力斗争，距离真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还需时日------

为了紧跟中央的步伐，中央军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集中讨论了“精简整编”问题。总设计师到会，主要讲“消肿”，讲体制，讲训练，讲思想政治工作。

3月15日，《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通过后，部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认真学习贯彻。

4月18日，全军政工会召开，华国锋到会讲话，肯定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在军队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战斗力问题，是抓住了当前军队政治工作的关键。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以加强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整顿活动，在部队逐步展开。

为了搞好整顿活动，机关组成了工作组，下到部队摸索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提出整改方案。

军区炮兵政治部组织处由一名副处长牵头，带领我和另一名同志组成工作组赶赴四平炮兵团，深入连队，搞好调查研究。

我们要去的这个炮兵团驻扎在四平市中心，离四平的解放广场不远。该团的政委原来也曾经是炮兵机关政治部宣传处的干事。我们要调查的问题，这个炮团政委的心里非常清楚。因此，就团里面上的情况来说，几乎用不着工作组太费脑筋，他就可以给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情况。

工作组的任务就是亲自到连队去，一个连一个连地去跑，去摸情况，掌握更为深入的第一手材料。

早饭前和晚饭后，是工作组自由活动时间。

有意思的是，这次我们出行的工作组三个人，都是晨练的爱好者。早晨，我们起得都很早，跑步到四平的公园。当时，我们的那位副处长打得一套杨氏八十八式太极拳，我和另一位同事自然也就成了副处长的徒弟。

就这样，每天早晚，我们学拳不止。

副处长为人和善，一招一式，耐心地教；我们两个如影随形，虚心地学。记得为了熟悉套路，体会要领，我一边把他教的动作，按顺序编成顺口溜，熟记、背诵；一边从分解动作、到连贯动作，反复练习、体会，在反复的揣摩中，理解太极拳因势而动、得势而变、顺势而作的奥妙，感悟眼前正在发生的、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切------

由拳开始，我们的自由活动范围又进入了探讨少林和佛学的范围。这时，我才了解到，平时，在机关生活中一贯谨慎小心的副处长，在私下个人活动的领域中，对气功、禅、佛经，都有相当的造诣。

我虽不及他的功夫精到，但也是这方面的爱好者。所以，每有谈锋，则若合一契。逐渐地，两个人便由于共同的兴趣成为要好的同事、朋友、兄弟。

副处长年长几岁，我自然拿他以兄相待，无所不谈，于是，我就把自己正在滋生的念头和他谈了：“我觉得我这个人不适合在高级机关久呆。太过方正的性格在这种地方呆久了，既侍奉不好首长，也委屈自己，更委屈了家人。所以，我想离开机关，到部队去带兵------”

副处长听了我的话，瞅了我好长时间，然后，抛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想成为中国的朱可夫？”

这一次，轮到我瞅他了。

说实在的，这次下部队之前，我正看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因为没舍得放下，所以，下部队时，就把它带来了，没事时翻翻。

副处长显然认为我要求下部队是看书“中毒了”。因为书中确实有一段，说的是朱可夫在军校毕业后，不愿意到机关，宁愿下部队带兵打仗的事，在他看来，我是受了朱可夫的影响。

原来，在1924年到1930年间，朱可夫进入著名的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进修班深造。他的同学，著名的军事家、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巴格拉米扬回忆道：“朱可夫在我们中间是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他不仅果敢顽强，而且足智多谋，有见地，学习期间，他常常提出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观点，令人拍案叫绝。他的见解总会引起很大的争论，但他又总能运用新奇的逻辑加以论证......”

在军事学院毕业后，朱可夫本来可以进入当时苏联最高军事机关供职，但他却决心到部队去带兵，于1931年2月晋升为骑兵第2旅旅长，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军旅生涯。

副处长大概是看了这段故事，联想到我想法，有感而发。

实际上，副处长哪里知道，我的想法早在行政职务评定和工资调整时，就已经萌芽了，与朱可夫毫无关系。

于是， 接过副处长的话题：“我可没有朱可夫那样的宏图大志和勃勃雄心，也没有赶上朱可夫那样的时代，我下部队绝不是想成为中国的朱可夫。说的没出息一点，我是想尽一个女人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责任！这大机关的条件确实好，不仅同部队比要优越得多，就是与军区机关的各个部门比，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说，那个时候无论是军区的哪个部，也没有炮兵机关所直辖的部队多，所以，当时炮兵机关的生活条件和干部使用机会，在军区八大部中，是众所周知的佼佼者。这是事实。但这些，不是我所追求的，至少不是我当前所盼望的。”

副处长听得很认真，他闭着眼睛听着听着，突然睁开眼睛，说了一句：“此话怎讲？”

我接着说：“其一，从我的性格讲，不适合长期服侍首长。咱们主任也说了，我性格‘太过方正’，这种人我行我素惯了，放到基层独立工作，说不定是个长处，放在机关，绝对是个悲剧；其二，从我的家庭讲，家属在农村领着三个孩子苦熬苦斗已经八年，我一个人在大城市优哉游哉，情何以堪？于心何忍？其三，我自认为自己有过长期新闻工作经验，善于扑捉新问题、回答新问题，应该说是个有分析综合能力、又能形成自己观点的人；后来，又取得了基层工作的经验和锻炼，指导员当得各级认为还不错，干活卖力气，对兵有感情，主持一方面工作有能力；再后来，在你们的帮助下，又有了这几年大机关工作的体会，补上了很珍贵的一课。这些经历和经验的取得，是各级组织精心安排培育的结果，组织上花了这么大的本钱，现在不放到最需要的地方，而让他在大机关闲着，岂不是亏本的买卖？”

副处长听了我的一番议论，点了点头儿，说道：“不管你说多少条，但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解决家属随军问题。”

我想了想，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还真差不多。

副处长接着说：“是啊，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去就是离开大院，下部队去。因为那样损到家也能定个付营。这样，家属随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你，这个大院，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里钻都钻不进来，你却要自己离开，这算‘顺势’而为吗？”

他知道我也爱好老庄，故意拿这样的话来激我。

之后，他好像觉得这样还不够劲，接着道：“我的老弟，你知道不知道，你前脚迈出这个大院，后脚不知有多少人就要挤进这个大院，你再想进这个大院，就难喽！”

我很能理解他的一番好意。就点了点头，说道：“你说的这些，我都仔细想过了。但‘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古人如是说，我亦如是想。道理很简单，如果是事关民族国家的兴衰，那咱没的说。但如果不是那样的关键需要，我就不能仅仅从自己的感觉出发来考虑问题，我还有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

看我把话说到这儿了，副处长哈哈大笑起来：“既然你已经考虑了这么许多，我一切都明白了！回去后， 我向处长汇报。不瞒你说，不仅你有这种想法，就是本人，又何尝没有下部队的念头？”

说真的，副处长作为我的直接领导，能把自己的深层想法和自己说出来，真让我十分感动，也让我十分吃惊。

让我感动的是，副处长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朋友、兄弟；吃惊的是，他的妻儿老小都已经在大院里边团聚，可谓衣食无忧了，而他平时兢兢业业、谨慎出名，怎么也会有这种想法？

他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自己的大哥、师傅，他不往深里说，自己是不能再往深里问了。

四平调查回来，我们就忙于整理调查报告，向政治部和常委会汇报。

在此期间，副处长把我跟他讲的想法，向处长进行了汇报。

处长听了，也感到惊讶。他立即找到我：“工作好好的，去年年终还获得了政治部的通令嘉奖，怎么突然间就想离开了？”

我沉默了好长时间没说话。处长看了看我的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自己用毛笔写得一小幅书法作品：“云无心以出岫，鸟卷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好像悟到了什么，就接着说：“当兵的四海为家，在哪里还不一样啊！”

我十分理解处长的心思。当初，他执意要把自己从指导员的位置上直接调入军区机关，那是做了不少调查的，也费了很大的气力，做政治部首长们的工作，做师团首长的工作------

后来，机关行政职务评定，处里两位年轻一些的同志都没能如愿，他做处长的心里也一直不太舒服。再加上我们去了之后，工作都很卖力气，与全处的同志通力合作，打了几个漂亮仗，他做处长的，脸上也有了光彩。

在这种情况下， 我突然要求离去，处长心里自然有些不快。但我家庭困难他心里十分清楚，所以，又不好直接说不同意。

想到这些，我镇静地对处长说：“我很欣赏陶渊明的豁达和潇洒，但我现在还不打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还打算在我所钟爱的国防事业中奋斗一段时间。我之所以选择离开机关，是因为我理智地分析了自己的性格特点。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选择环境。到机关以后工作做得好，那是应该的，也是对处长知遇之恩的报答。但做得好并不是不能离开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才足以说明我是一个在军队提供的有限自由空间内，想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我把自己的心里话都抖了出来了。处长无奈的叹了口气：“嗨，那好吧。既然你的决心已下， 我知道留也是留不住的。但这件事的实施，恐怕还要到机关统一调整时才能成行。眼下，你还是要安心工作。”

我点了点头，说：“工作的事，请处长放心。我从来都不是拿工作开玩笑的人。这件事就拜托处长了，我以后绝不再提此事。”

                                     

风雪九台

我这个人历来说话算数。

在我和处长就自己的今后命运做了长谈之后，我就再也绝口不谈此事。第二天，便与副处长又踏上了赶往吉林省九台的征途------

那是一个政治风云变化急剧的历史时期。虽然报纸上不断地宣传“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的轨道上来------”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向六中全会建议由胡耀邦担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紧接着，按照总设计师的部署，高法的“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等进行“审判”。

这真是一次特殊的“审判”。审判的对象原本都是原来的党政要员，但是，从逮捕到审判，程序都很“特别”。

这些急剧的重大变化，在部队的各级干部、战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给他们的调查，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我们一行继续运用“四平模式”进行工作和生活：正课时间，到各个连队召开座谈会、找人个别谈话、问卷调查、当面提出问题倾听反映等等；业余时间，我们的太极拳“师傅”继续教打太极。

还别说，到了九台，我照猫画虎，还真能把杨氏八十八式从头打到尾了，虽然动作还不很规范，但套路不差，这使我很兴奋。从此以后，我就拳不离手了。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到地方；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无论是三九严寒、还是酷暑盛夏，这套拳一直陪伴他，直到现在。

在九台，工作和业余生活都按计划进展得很顺利。就在我们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一场空前的大雪从天而降，九台的交通中断了。团里的首长说：“这是天意，要留你们多住几天。否则，我们就是说尽了好话，也留不住你们”。

时间从容了，除了工作、打拳，还可以聊天，无所不谈。副处长自然就把话题再一次转到了我的身上。

他先是询问我的家里情况，接着又谈到了下部队问题。笑着说说：“我可是不想再唠叨这件事了！”

副处长说：“这不算你唠叨，是我想替你分析一下可能出现的情况，免得到时候你缺乏思想准备。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你将来大概有两种选择。一是辽南的某高炮师。他们那里现在组织科副科长的位子空缺，科长就是咱们处下去的，到那里去，我还可以为你说上一两句话，尽管不一定管用。我认为，这应该是你的第一选择。再有就是回到你的老高炮师，情况熟悉，但没有空缺的位置，职务上恐怕要受一点影响-----”

等到副处长把话说完，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如果事情真的像你分析的那样，我将接受第二个选择：打回老家去------”

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下部队，并不完全是出于职务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他想一方面立即尽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责任，正营也好，副营也罢，都符合家属随军的职务要求；另一方面想要一个更适合自己性格的发展环境，相对来说，我对自己的老部队还是情有独钟。

所以，我下部队所要达到的这两个目标，回老家——老高炮师，都可以满足。

等风雪过后，我们回到了省城，好多的同事、战友，听说我下决心要离开这森森大院，都跑到四宿舍来看我。他们当中，有的人为我打抱不平，为我的离去而惋惜；有的则鼓励我下去后要“大展宏图”、“干一番事业”；也有的半开玩笑的说：“下去好！将来带上一个团、一个师，我们下部队也有了定点-----”

总之，他们都是我的好战友，他们所表示的留恋之情，使我很感动；但他们说的都不准确，很少有人能理解我这次决心下部队真正原因，这又使我很茫然。茫茫人海，真正能懂你的人真的太少了-----

此刻， 我想起了贝多芬，想起了他的《命运交响曲》-----

摆脱命运的控制，做命运的主人，这大概是人的最高追求吧？但是，真正能“扼住命运喉咙”的人有几个？

我的这次选择，与上一次离开团政治机关下连队，其实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想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左右一把自己。

想左右自己，这本身就挺刺激。尤其是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队。其目的无非是想尽快地照顾好家属和孩子们，想找到一个更合自己胃口的环境，并没有更多的功利考虑，也没有什么改天换地的“宏图大志”。

至于下去以后的结果，是福是祸，是吉是凶，是苦是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经历了这个选择的过程，做了一把“自己”！

人生是一个过程。从生理学的角度，是自己机体中蛋白质自我更新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是自己的主观选择和客观机会博弈的过程。

不是说大机关就不是干事业的地方。据我这么多年对各级机关的感受，炮兵机关是一个素质相当不错的机关。人才济济，条件很好，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去处。

也不是说基层部队就一定是干事业的地方。据我这么多年对基层部队的感受，那里环境艰苦，任务繁重，也有不少人“躲之而唯恐不及”。也有不少在那里“翻身落马”者。

所以，是机关、还是基层，是成功、还是失败，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都不能丧失自我的人格。

当我真的离开塔湾大院的时候，望着远处矗立的的古塔，又想起了乾隆的那首诗：“塔湾晚照夕阳霞，路暗堤深树集鸦------”  

                                        

重归山林

一切如副处长在九台分析的那样：在我这次下来的时候，部里果真提出了两个可供他选择的方案，去辽南的那个高炮师，可任组织科副科长，正营职，但先要以副营职代之；去我出来时的那个师，目前只有一个营副教导员空位，副营职。

一切也如我预先想定的那样：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我的选择，又一次让塔湾的所有同僚感到惊讶：“一个副科长，一个副教导员；一个正营，一个付营；一个在海边，一个在深山；一个在机关，一个在基层，傻子都知道选择前者，可你偏偏选择后者。别的都不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些道理是谁都懂得的，偏偏你不懂。你可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其实，我的选择自有自己的一番道理：除了前边他从大的方面，有两点考虑之外，我还有一些自己的理由：我一当兵就在这个团，那是我军旅生涯的起点，我喜欢重回起点的感觉——“而今迈步从头越”；二营的营长和教导员都是参加过援越抗美作战的老兵，都是“老陕”，我从新兵连一下到老五连，就与他们在一起摸爬滚打，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并且，营长就是他在指挥连的老搭档，那时，他是连长，我指导员。回到这些熟悉的人中间，有一种回到老根据地的感觉——这么熟悉的部队，这么好的战友，不正是他所希望的小环境吗？

至于正营还是付营，我那时还真没往心里去。反正不影响家属随军，那时也不影响薪金数额。不就是正副之分吗？这和环境的意义相比，要次要多了！

我看重的是人，是由人组成的环境。不是说辽南那个师的环境不好，但是组织科和组织处都是机关，虽然职务变了，但环境没变，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要去的二营，单独坐落在深山老林之中，当地的人们都叫那个地方为“二道沟”。沟口，有一个典型的朝鲜族小村子。我在指挥连那会儿，因为越冬前连队做“高丽咸白菜”，经常去村里请村民帮忙；也曾带连队到村里搞过助民劳动，所以，和这个小村的人很熟。他们几年不见我，一看我又回来了，都很亲切地上来搭话。知道我这回到二营任职，就更高兴了。

小村和前几年相比，瓦房多了。我记得自己离开的时候，村子还是清一色的稻草房。房子屋脊上两端的草把子往下垂，高高的烟囱，干净的小院，整齐的葡萄架，很有朝鲜族特色。

沿着小村，顺着山沟往山里走，迎面而来的就是东山，它赫然拔地而起，因此，走到这里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山穷水复疑无路”的诗句；山路顺着东山突然向北折去，进入又一个很大很大的山沟，然后，你就会发现，在山沟西面的山坡上，整整齐齐地坐落着一排排的红砖瓦房、干干净净的黄土路面和路两旁碗口粗细的柳树和杨树，这就是二营的营区，这时，你又会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

可惜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正在残冬，杨柳虽在，但全无绿叶。当然，也就没有绿荫，更谈不上“柳暗”；花圃犹存，但已无鲜花，自然也没有“花明”之景。

但山沟东边的菜地里，却一字摆开了四座塑料大棚，它们分别属于营部、四连、五连、六连。这似乎在告诉我：“弟兄们的日子过的还不错”。

在二营的三个连队之中，五连对我、我对五连都有特殊的感情。它不仅是我的“老家”，而且，现在营里的四个头儿中，营长、教导员、我都是这个连队出来的。说来也挺有意思，剩下的那个副营长又是我的老乡，是从家乡一个车皮拉来当兵的。这些知根知底的兄弟碰到一起，自然是十分亲热。

当时，在这四个人当中，除我以外的其他三个，家属都已经随军，有的住在市内的家属楼，有的住在团部的家属大院。按照当时的规定，营里晚上要留一名营首长值班。我去之前，他们三个轮流值班。我去之后，就告诉他们：“值班的事我包了，你们都回家团聚去吧-----”

当然，他们也还没有那么“心狠”，都争着抢着留下来陪我。到了晚上，查铺查哨完毕，老哥们儿就聊起来，无非是陈谷子、烂稗子。聊高兴了，他们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瓶酒，从大棚里弄两根黄瓜，再跑到厨房，打扫打扫“战场”，就边饮边聊，有时可通宵达旦。

遇到星期天，他们几个也轮着班地在家里设宴。那时的家属楼虽然不及现在的水平，但营职干部，两室一厅，也算宽绰。到了他们家中，有兄嫂照顾，自然深感温馨。每每酒过三巡，当嫂子的就该说我了：“还等什么，赶快把家属孩子接过来，合家团聚过日子是真。这么多年都浪费过去了，现在还不抓紧，牛郎织女的日子还没过够啊-----”

听着嫂子们的唠叨，我心里说：“哪是我不着急啊！我不着急，干嘛还要离开大城市、离开大机关？随军是要经过一系列手续的，你们哪里知道，我心里比你们还急------”

我下来后，在团首长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就正式向他们提出了办理家属随军问题。接下来，又亲自跑到政治处，催促手续的办理。毕竟都是老熟人，在我的催促下，随军报告师政治部很快就批下来了。

我把这一消息迅速告诉了“老同学”，我完全能够想象她当时的高兴心情，漫长而艰辛的“牛郎织女”生活该结束了！一家五口盼望团聚的日子就要开始了！

这，也是对我忍痛割爱、离开塔湾的精神安慰吧？

对于我为了老同学、三个孩子的生活和前途，在部队职务选择上所的牺牲，塔湾和古塔都给予光亮的余晖和丰泽：老同学随军后努力工作，在抚顺市实验小学入了党、当上了教导处副主任、还评上了小学中的中学高级教师（相当于大学副教授）。在我和老同学的支持下，三个孩子经过自己的努力拼搏，工作和生活都很积极顺利。大女儿取得大学计算机和财政学双专业后，在省税务局税收大数据和风险控制管理局任副局长，她的夫君是沈阳公安局的一位忠诚的人民警察，她的儿子已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二女儿夫妇俩都在国内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共同创建了北京环信公司，嗣后，又去美国攻读选定的专业和博士学位，他们的两个儿子也都在美国读到了中学和小学，非常壮实可爱；三女儿在欧洲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先后在麦德龙、马士基、麦肯锡公司任经理、高级经理，她的夫君已任（香港）摩根斯丹利投资银行的MD(董事总经理），连续两年在伦敦《金融时报》和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榜上有名，他们的小女儿在国际学校也发展的很好。这些，都离不开塔湾古塔的恩泽。

自那以后，我做过炮兵学院的优秀青年干部班的学员、师组织科副科长、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技术侦查部队政委、旅政治部主任、旅副政委，也担任过市税务局的副处长、处长、文明办主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市局副局级调研员，去过宣化，去过抚顺，去过旅顺；转业之后去过国内的好多都市、乡村，也到过港澳、日本、欧洲、澳洲、美洲，最后又回到沈阳。无论我干什么工作、走到哪里，我似乎都能望到后塔湾的那座古塔，它就像一座矗立在大海之滨、高山之颠的灯塔，永远照耀和指引着我的人生和家人。

而映衬古塔倩影的那一湾运河，象一条长长的飘带，萦绕在古塔的下边，倒映着古塔那垂柳映掩的春色。如今的人们，在运河的两岸，又建立起公园和碑林，描绘着古塔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每当我再次抬头仰望那高高矗立的古塔，俯瞰运河中的塔影，回想起那充满生机、又有些青涩的青春岁月，我的脑际便闪现出乾隆朝的诗人张百龄的《沈阳道中作》——

一湾塔影水流春，寒食烟生树树新。
好似雨余青到眼，十三山色欲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