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凤山大院”参加红军长征的老首长——何云峰、何家产、蒋学道、孟瑜

红军村

毛主席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的红军会师，中国安宁。1936年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这一天，是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 甘肃会宁会师门 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纪念碑

何云峰：拉着马尾巴走长征

开国少将何云峰。何云峰，四川巴中人，1922年生，1933年参加红军，13岁参加长征。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离休前为原福州军区副政委、顾问。
1996年10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红军老战士座谈会在北京召开。第2排右4为何云峰 何云峰将军在五凤山家中接受采访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张公乡。1932年12月的一天，当时10岁的我和几个小伙伴正在山上放牛，忽然从远方传来了噼噼啪啪的枪声，不一会，我们就看见三五成群的国民党兵争先恐后地从山的那边跑了过来，边跑还边喊：“快跑啊!红军来啦!”接着，我们又看到一队队戴着红五星八角帽的红军满脸是汗气喘吁吁地追了过来。这是我家乡的人第一次见到红军。
这支红军队伍属于红四方面军。四方面军原来活动在鄂豫皖边革命根据地，1932年下半年反国民党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失利后，四方面军经陕南进入四川，打算建立以川北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四方面军来后，我家乡的世道就开始变了。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也建立了。长期受残酷剥削的穷苦人纷纷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闹得红红火火。我也参加了张公乡苏维埃的儿童团，后来又升到元山区苏维埃的少先队。
1933年，当人们酝酿参加红军的时候，早想当红军的我第一个抢先报了名。7月的一天，太阳刚刚爬上树梢，我和几个少先队伙伴就迫不及待地跑到红军驻地。连长和指导员对我们自动参军表示热烈的欢迎，但当他们知道我才11岁时，就摇头了。连长对我说：“小鬼，当红军每天要跑50多公里路，你恐怕不行。”
一天走50多公里，当时对于我这个没有出过远门的放牛娃来说，可真是一个不可想像的路程数字。但伙伴们都参加红军了，惟独剩下我一个人回去，那怎么行?情急之下，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了。一见我哭了，指导员赶紧将我拉到怀里，安慰道：“算了，不要哭了，先和大家一起住下吧。”于是，我留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一连连部当了勤务兵。我想当一个“正式”红军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参军的第二天，我就受到了行军的考验。当时，我们连奉命南下追歼逃敌，部队从元山区出发行军一天后就一面战斗一面前进。经过连续十多天的行军打仗，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行军中，我坚持不掉队，因为年纪小，别人走时我得跑，别人跑时我就得快跑，结果“脚上打泡无数个，踏破草鞋好几双”。有一次，指导员还背过我一段路。但经过锻炼的我也渐渐由“不行”到“行”，由走不动到跟上队伍了。
1935年3月，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这次战役从3月28日至4月21日，历时24天，歼敌一万余人，取得很大胜利。但这时张国焘错误地认为，由于中央红军西进，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将很快压到四川来，得出了“与其被敌赶走，不如主动撤走”的逃跑主义结论，于是将后方机关和部队全部移至嘉陵江以西，擅自放弃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这样，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以后不久便开始了长征。
当时，我已调到十一师政治部宣传队工作。长征前夕，部队做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将部队中年龄太大的和年龄太小的挑选出来送到军部，发给路费，打发他们回家。我是被挑选的对象之一。在军部，我又哭又闹，不肯回家，正好另有一两个比我略大一些的小红军也闹着不回家，后来军部没办法，留下了我们，将我安排给四方面军总部粮食局政治委员张广才当勤务兵。1935年5月初，我就跟着张广才政委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参加长征时，因为我在粮食局，性质不同于其他部队，没有参加过打仗。但困难却经历不少。感觉最艰苦的是过雪山和草地。过夹金山和党岭山两座大雪山，都是要翻山越岭整整走一天。尤其是党岭山，那是一座从四川松潘到甘孜必须翻越的雪山，最高山峰的海拔有6000多米，空气稀薄，气候异常寒冷。翻山时，人不能坐下，要不停地走。我当时亲眼看见一位炊事员，背着大锅，坐下休息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毛泽东闹分裂，四方面军多数部队曾三过草地。但我所在的粮食局只过了一次草地。因为粮食局属于后卫部队，行动迟缓，第一次我们准备过草地还没到草地时，大部队就已经回头了，我们是后来跟二方面军一起过草地的。
过草地的困难也很多。水草地，到处是沼泽，干的地方少，四处无人烟。粮食局负责筹粮食，过草地前，我们在甘孜地区的泸州等地待了几个月，用枪支弹药去跟藏民换粮食，但也无法满足所有部队的粮食需要。因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粮食局过草地时稍多带了一些炒面，但即使这样，走到一半多的路程时，粮食也吃完了，最后一两天吃的是野菜，最困难的时候，张广才政委还杀了一匹马。过草地时，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烧开水，泡炒面。过草地前，我弄到一个羊皮风箱，就用它烧水。
比较幸运的是，长征途中我没有生病。只是在甘孜时又差点被留在当地。当时部队将女同志、生病的和年纪小的红军留在当地，我还是采取以前那样又哭又闹的方法，张广才政委没办法，只好把我带着走。
参加长征时我才13岁，在艰难险阻的征途中，我能幸存下来完全得益于当时张广才政委对我的照顾。张广才政委真是我的大恩人。若没有他的照顾，我在长征中是过不来的。长征路上，作为高级干部的张广才政委，除了自己骑的马外，还有一匹驮东西的马，因此，作为勤务兵的我不但可以不用背那么多的东西，过河的时候常常可以骑在驮东西的马背上，实在走不动的时候还可以拉着马的尾巴走。长征途中，很多时候我都是拉着马尾巴走的。　

何家产：一把炒面救了命

何家产将军是原福州军区参谋长。1931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6月由团转党。历任宣传员、技术书记、政治指导员、教导员、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兼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副军长、南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部队前指司令员、新疆部队司令部副参谋长、福州部队参谋长等职。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边疆的剿匪斗争和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60年代初期的何家产 1962年，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图为何家产在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中对部队进行动员 1935年11月，何家产将军随所在的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前夕，将军的夫人傅兆南首次披露了将军在长征中的一段经历。 何家产是江西赣州地区上犹县营前镇石里人，1916年生。由于家境贫寒，他9岁才入私塾，两年后，父亲因病去世，家里无力再供他读书，他便辍学开始从事体力劳动。在跟一位叫邓仲春的裁缝学徒期间，因邓是地下党员，家产在他的引导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何家产先是参加了营前圩手工业赤色工会，1931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他白天跟着师傅学习缝衣手艺，晚上踏着月色从事秘密革命工作。2月，营前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暴动，家产参加暴动大队并担任宣传员。1932年2月，他被选为湘赣省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在永新召开的湘赣省工代会。1933年5月，他被调到湘赣省委党校学习。学习期间，他由团转党。结业后，他先后担任了湘赣省保卫局科员、技术书记兼巡视员。
1934年，何家产由地方调到红军部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保卫局侦察科员。7月下旬，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六军团在党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下，退出湘赣根据地，从江西遂川突围西进。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作出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因此，红六军团西进就带有长征先遣队的性质。经2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冲破国民党军队堵截围追，红六军团于10月间进入黔东。在连续的行军打仗中，常常健步如飞的家产获得了“飞毛腿”的绰号。
此前，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下，挺进川黔边境。大军旄头所向，克黔江，入酉阳，袭彭水，捣沿河，敌军望之披靡，工农随之奋起，已经正式建立了含酉阳南腰界在内的黔东特区游击根据地，红三军领导人贺龙等在南腰界小学从国民党报纸获知萧克部队消息后，立即率部前往寻找、接应。10月15日在沿河水田坝与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所率—部相会，23日在梵净山下找到郭鹏团长所率红六军团五十团，24日在印江木黄与任弼时、萧克、王震所率红六军团主力会合，当晚到松桃石梁宿营，次日向酉阳南腰界进发。27日，两支红军部队齐集南腰界猫洞大田，隆重举行会师大会。
和战友们一样，何家产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这次大聚会。会上，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发来的贺电，宣布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及整编部队等项决定，并阐明红二、六军团会师意义及今后任务。贺龙分析了形势后指出，可靠的根据地还在我们的脚板上，我们要再接再厉，去创造更大更可靠的根据地。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亦相继讲话，两军将士同叙手足之情，共享会师喜悦。至夕阳西下，大会才在雄壮的军号声中胜利结束。
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和继续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直入湘西，两军紧密团结，并肩战斗。这期间，总是冲锋在前的家产却受到了一次警告处分。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侦察战斗中，何家产和战友们缴获了一匹马，有一位首长的夫人看中了，想留下，他因此不满而发了一通牢骚，结果受了处分。1935年3月，家产调任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三营特派干事。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130个团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形式异常严峻。11月，为争取主动，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的率领下，从桑植的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部队出发前一个月，家产的工作又发生变动，他回到红六军团五十二团三连任政治指导员。
1936年1月，何家产随部队进入黔东黄平、镇原地区，由于国民党军队四面紧逼，他们遂向黔西、毕节一带转移。3月到达盘县后，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要他们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是，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7月，与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此后，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
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途经阿坝、包座等地，然后越过雪山草地。途中，家产像许多红军战士一样，克服了雪山草地的艰难险阻，经受住饥寒伤病的无尽折磨。他还遇到了一位让他惦记了一辈子的马夫。过草地时，是那位马夫送他的一把炒面，救了他的命。
红二方面军是后面过的草地，草地本来就是无人区，粮食奇缺，前面的部队把能吃的全都吃光了，曾听说饿的时候皮带可以煮着吃，但到后来，家产他们连皮带都没得吃。在家产饥饿得快走不动的时候，一位脸上有几颗麻子的马夫送给他一把炒面，那把救命的炒面，让他最终走出了茫茫草地。家产当时没来得及询问马夫的名字，后来他一直寻找着这位好心的马夫，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找到。
部队过了雪山草地进入川西时，有一次，何家产奉命外出找粮食，他在一堆牛粪中发现了一箱青稞，尽管当时他饥肠辘辘，想到同样忍受饥饿折磨的战友，他坚持没吃一口，在给青稞的主人留下几块银元后，将那箱珍贵的青稞搬回了驻地。

蒋学道：毛泽东说长征会感动全中国的菩萨

开国将军蒋学道，四川巴中人，1917年10月生，1933年6月参加红军，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5年2月开始长征，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特务连任班长。6月与中央红军会师后调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四师十团任班长。离休前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是福建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作者长征时叫白果。 50年代，蒋学道与家人合影 蒋学道50年代写的长征回忆录《大地的脚印》

毛泽东神情庄重地说：“我们今天长征，是会感动全中国的菩萨。”

翻过夹金山之后，在懋功县的达维村，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了。会师后毛主席决定，川陕省革命法庭随中央保卫局行动。这时一军团走前卫，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总部走本队，三军团走后卫，我们负责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所以一直是跟随本队前进。
我行军在原始森林密布的藏族同胞居住的山区时，战友吴国森同志送给我一件东西很奇怪。这是一幅画在机织细白布上面的菩萨像。虽然像农村过年时贴的门神、灶王一样，画工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但仔细看来，那图案要比门神、灶王复杂得多，似乎别具一番格调呢。居中是一尊坐姿的胖脸秀眼、合掌长指甲、赤脚披伽裟的菩萨像，上面是一对相向而飞的仙鹤般的神鸟，各用一只翅膀拥着一个圆圈子，该是太阳吧？下面是人身牛头、兽身人面的几个奇奇怪怪的东西，被两条粗大的蟒蛇缠绕着，忏悔、呻吟、呼告……种种惨相，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画面上红的、蓝的、黄的、绿的、紫的……各种颜色，十分鲜艳，经久不褪。
这画布有3尺多宽，四五尺长，我几次拿在手里展开来，都品味不透那上面画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吴国森的母亲是藏族人。
我们在黑水、芦花住了几天，不知战友白石从哪里也搞来了一块画布，和吴国森赠我的那块一样一样的。下雨的时候，白石把那画布披在身上，引得不少人嬉笑不止。然而我将吴国森给我的那一块，精心地珍藏着，从不舍得当雨布用。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毛主席亲自率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为右路军，朱德总司令率一方面的五、九军团及四方面军的其余部队，并从四方面军抽调了两个团补充一方面军的缺额。
7月，毛主席在毛儿盖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同张国焘进行了斗争，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以及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错误，并指出了两支红军会师的伟大意义，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内部团结的重要性。
在草地中行军，我们始终和党中央机关走在一起，宿营的时候，就在同一片地面较高、基本上没水的草滩上。我亲眼看到了毛主席那消瘦细长的身躯，他穿着一身灰军装，卷起了高高的裤腿，在这茫茫的水草滩上艰难地跋涉，迈开双脚和广大指战员一同前进。我亲耳听到了毛主席那爽朗的笑声，就像在度过了寒袭大地的严冬之后，听到了响震天空的第一声春雷一样。我似乎听到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周身的血液流动得更快了……
毛主席从中央苏区出发，经过了10个月的行军、作战和劳累、饥饿的折磨，身体消瘦得简直无法形容。一副搭着黄色油布的担架由人抬着就伴随在他的身边，这是警卫营的同志给他特别准备的，并选了4个力壮的人专门抬，可是说什么他也不坐，在水草中整整走了3天。实在走不动了，他才答应坐担架。
看到这个情况，我的心翻腾了很久很久。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猫儿铺的高高的白果树上看到的国民党县太爷换防时的情形来，县太爷戴着那样的帽子乘轿的样子，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还觉得满神气哩。可是，现在我亲眼看到的，不正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最高领袖吗？在这荒凉的草地上，毛主席立在我的面前，我觉得他是那样的高大。
有一天到了宿营地，我离毛主席的担架特别近，说话都能听清。这天刮着西北风，天气特别冷。毛主席的担架上只有一条线毯，警卫班的一个小同志就把自己的被单送到毛主席身边，说：“主席，你盖一条线毯太薄了，你把这条被单盖上吧！”毛主席不肯接，伸出双手拉着警卫员的手说：“小同志，我不冷哪！每人只有一条被单，你给了我，你盖什么呀?”警卫员回答说：“我和别的人合盖一床，你收下吧!”毛主席再三推让，最后还是让警卫员拿回去了，警卫员含着眼泪回到班里。警卫员走后，毛主席就坐在担架上，又全神贯注地看起地图来。
我从侧面看着毛主席那慈祥的饱经风霜的面孔，不觉鼻子一酸，热泪滚落了下来。
我扯扯柴草上的那幅有着菩萨图案的画布。来到草地上，我受白石的启发，睡觉都是把这画布铺在身子底下。画布上浆着厚厚的一层浆，可以像油布一样用来防潮挡寒呢!心里忽然若有所思，又信手把画布叠了起来。我拉了拉白石，举了举画布，往毛主席的担架一指说:
“咱们送去!”白石乐了，连忙三把两把地把他的那张也叠了起来：“对！送这个，毛主席该会收下吧?”
我们两个手拉着手向毛主席的担架走去。因为我们是保卫队的，和警卫班的同志都面熟，便被允许走到了毛主席的身边。白石这家伙平时办什么事都是一个“愣头青”，跑在前面的，这时反而成了脱钩的秤砣，缩在我的背后，往下打滑溜呢。
“小同志，有什么事?”毛主席抬起头来首先给我们搭话了，是一口湖南口音，语气里带着低微的笑声，那般温和劲儿，立刻使白石从拘束中解放了出来。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毛主席的问话，他抢着从我的背后钻出来，打了个立正说：
“毛主席，我们给你送这个！”他把手里的菩萨画布递了上去。
毛主席从担架上站了起来，接到手里展开，扫了一眼就笑了：“菩萨，藏族同胞供的神灵哇！”
“送给你铺在身下防潮避寒吧。”我连忙把我手中的那幅也送上去。毛主席也接在手中，同样展开来。
“哈哈，有意思！让南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呀！”毛主席一手扯着一幅菩萨画布，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笑声更高了。“你们一路还顺利？”
“顺利。”我们两个都没想出别的话，异口同声地重复了毛主席说的两个字。
“好！顺利就好！那是菩萨保佑着你们啰！”毛主席这番风趣的话语把我和白石都引笑了
“以后你们会更顺利，一直走到黄河边，那就更要感谢菩萨显灵了！”
“一个胖女人，什么菩萨不菩萨的！两只长嘴哇子争着在盘子里吃东西，画的个啥子哟!”白石说。我拉了他一把，提醒他不要乱说一通。
“对！什么菩萨不菩萨的，这讲得对，我们共产党人不信菩萨。”毛主席用深沉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我们两个，把两幅画布放到一只手里，另一只手指着白石问：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呀?”
“白石。”
“这个名字好，是块白色的大理石吧?盖最漂亮的大楼少不了你。”毛主席又朗声大笑了
“白石同志，你就是菩萨!”
一句话把白石说得羞答答地，脸刷地一下子红了，低头说不出话来。
“你叫什么名字？”毛主席又指着我问。
“白果。”
“这个名字也好，你是一棵白果树？”毛主席又笑了，“做高级的家具，也少不了你的哩！白果树又叫公孙树，爷爷种树，孙子吃果。知道吧，小伙子?今天我们爬雪山，过草地，都是在做种树的工作。也许我们享不上我们种树的福，可我们的孙子是会享上的。白果同志，你也是菩萨。”
我也被说得低下了头，不知回答什么好。
毛主席又一手拿着一张菩萨画布，接着说：“我们都是菩萨，全中国的劳苦大众都是菩萨！活菩萨！”
“我们今天长征，是会感动全中国的菩萨。”毛主席收拢了笑容，神情庄重地说。
当我们往回走时，毛主席又把我们叫住了：“小伙子，你们的菩萨图，是件很好的艺术品，我只要一个做纪念。”
白石不收，撒腿就跑了。
毛主席把一幅交到了我的手中。回去一看，毛主席送回的竟是白石的那一幅！

毛主席一挥手说：“把胡宗南就当虱子挤掉算啦！如果人多了，就把他们引开，不要大打，我们不能停止走路。”

过草地，本来计划用半个月到20天，结果7天就走出来了。我几次看见毛主席吃饭的情景，那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中午，天气稍微好一些，太阳从云朵里少有地露出脸来，照到身上感到暖一些。毛主席坐在担架上，就着草地上较清一点的水，大口大口地吃着炒青稞，好像十分香甜的样子。经过草地的艰苦跋涉，毛主席那清癯的面孔又消瘦了不少，但是他谈话的声音却依然还是那样的洪亮和爽朗，自然地给人增添了力量、勇气和信心。
“明天就可以到达巴西啦？右路军走班佑、阿西一线，是选了草地的边缘，所以快啊。”毛主席对身边一个瘦高个儿、戴眼镜的首长说。
“包座河一带发现敌军活动，估计是胡宗南的部队。”戴眼镜的首长说。
“出草地就欢迎我们哪?我们不能一点表示也没有啊！”毛主席又笑了，“多少兵力？”
“一个师。”
“把胡宗南就当只虱子挤掉算啦！”毛主席一挥手说：“如果人多了，就把他们引开。不要大打，我们不能停止走路。”
不远就是甘肃省边境的天险要隘——腊子口。这山口仅有30米宽，中间一条湍急的河流，两边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周围是树木茂密的崇山峻岭，无路可通。甘肃军阀毛炳文用3个团的重兵把守，妄想凭借天险堵截红军前进之路。
腊子口突破得很顺利。事后我才听到毛主席对攻打腊子口的指示：“我们走出草地，敌人在救济寺开门欢迎，在腊子口变成了拦路抢劫，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可是不能摆下阵势和敌人比武，只要让我们借道而过就可以。”
我们通过腊子口时，看到河对岸的两侧，未爆炸的手榴弹堆积如山。我想，这些都是红军投过去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不爆炸的呢？大概是红军经过10个月的长途跋涉，日日夜夜在风里、雨里、泥里、水里行军、战斗和野外露营，手榴弹受了潮湿，因而不能发火。
我们从5月份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直到突破腊子口，整整走了半年。在这半年中，我们未见到一个老百姓，未吃到一粒盐，未吃到一滴油，更没有看到猪肉是什么样的。人们面黄肌瘦，皮包骨头，走起路来风都可吹倒。我们翻过一座大山，上到山垭口上，正前方是无边无际的平原，那是甘肃边界的大草滩。
下山时，突然发现国民党两架双翼飞机向我们行军的队列袭来。我说：“我们走了半年的无人区，你们的军队不敢来，飞机也不敢来，今天我们刚要走出少数民族地区了，你们的飞机却来了！”军团部的防空号响了，指挥员发出“疏散防空”的口令。炊事员们担着反光的火油桶，丁丁当当地满山跑。这一下可被飞机发觉了，两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不多时，轮翻俯冲扫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小型炸弹投下来，有的人受了伤，有的人被炸死了。飞机在这里与我们纠缠了十几分钟，便向西北飞去了，大约是从兰州机场起飞的。
在甘肃行军经过的第一座县城是岷县。岷县城是土围子城墙，里面住着几百人的民团，他们看到红军过路也不敢出城，只是在城墙上乒乓乒乓地放枪。我们急着赶路，谁也不去睬他，他们也不敢朝我们身上打，只听头顶上的子弹吱吱地叫。
来到陇西地区，又遇到毛炳文、许大昌的部队和张学良的骑兵第六师。他们是奉蒋介石之命，采取前堵后追、左右夹击的老战法，阻挠我红军北上，妄图把红军消灭在六盘山下。
我四师十团担任后卫掩护任务，二连又是后卫连，从渭水河以西就开始阻击。敌人追得很紧，我们利用沿途的小高地边打边撤。全连只有4挺勃郎宁式机枪，不仅子弹少，而且机枪又不打连发，打一个短点射就卡了壳。敌人3路进攻，正面一路攻山头，侧翼两路向我们包围夹攻。有几次都是眼看敌人包围上来，连长才带着我们往下撤。因为不这样的话，就不能很好地掩护前面行进中的部队。我们在公路上跑，还要涉过一条条河流，敌人的轻、重机枪像雨点般地从我们头顶上，脚底下飞过去，我们累得气都喘不过来。每天从早上至黄昏，敌人都在不停地追击着我们。
有一天晚上，我们涉过渭水河，刚进到宿营地，炊事员把小米下到锅里还未煮熟，敌人的机枪又响了。保卫队队长张雷命令赶快出发，炊事员只好把未煮熟的小米饭倒在地上，背起行军锅就跑。连长命令二排在后面掩护，主力迅速向前转移。走不多远，管理排长气呼呼地跑上来报告张雷，敌人机枪打破了行军锅，打伤了一名伙夫。张雷问；“伤重不重?”管理排长说：“子弹从背上穿过去，流血很多。”张雷又说：“用担架抬上走。”
这天从拂晓出发，一天打了6仗，晚上又走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拂晓才到达六盘山东侧的大湾，一昼夜我们走了120公里。我的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一双脚板都变了形，脚脖子歪向了一边去，只能用脚的外侧走路了，因为脚底板上起满了血泡。但脚的一侧走不久也起了泡，真是受活罪！张雷幸亏脚上的伤好了，居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行军无论怎样苦，我们也不停下来和敌人大打。因为我们每个指战员的心里都记着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走路，而不是打仗，走路是为了打仗，我们要尽量甩开敌人。蒋介石企图把我们消灭在六盘山脚下，但英勇的红军，在毛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连续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于10月7日浩浩荡荡地登上六盘山高峰。
越过六盘山，敌人又追击上来了。我们且战且走，连续强行军，速度比向六盘山挺进时有增无减，经过固原、环县、曲子镇，直向陕北苏区的吴起镇开拔。
强行军把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练成了铁脚板。我们都学会了防止脚上起泡的本领。宿营以后，用马尾丝或头发丝穿进脚上的水泡，不要取出来，泡里的粘液会慢慢流出，而皮并不脱落和裂开，一夜就与肌肉贴合在一起，第二天行军并不怎么疼痛。
“毛主席命令我们四师十团停止前进，就地构筑工事。”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以前主要是走，现在要改变一个字，主要是打！我们要在吴起镇这个地方，和敌人决一死战，制止敌人的追击，把敌人关在陕北苏区的西大门之外。坚决不能把敌人引进苏区，给陕北红军增加困难！”
我们连受领任务后，立即在道路东侧高地一线构筑工事。黄昏前共击退敌人7次冲锋，但我们连伤亡很大，指导员、3个排长及30多个战士都牺牲了。第二天拂晓，我们向仍未退却的敌人发起反击，我们十团攻击正面，十一团从右翼，十二团从左翼，分别向敌侧后插去。敌人见势不妙，狼狈逃窜。我军在追击中，歼敌一个团，至此，吴起镇战斗宣告胜利结束。敌人被关在陕北苏区的西大门之外了。

孟瑜：长征路上藏胞情

孟瑜，女，四川阆中人，1920年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征中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战士、班长、红军剧团宣传员等职。孟瑜是龙飞虎将军夫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写过回忆录《参加长征前后》。1983年在福州军区后勤部按正师级待遇离休。 1978年，康克清（右）在福州与孟瑜合影 邓颖超（中）在北京与龙飞虎、孟瑜亲切交谈 孟瑜与家人合影 2006年老红军孟瑜在福州总院高干病房接受采访 1935年年底，在中央红军继续北上之后，我们红四方面军突然转过身子，挥师南下，翻过了长年积雪的夹金山，部队经宝兴向芦山、天全一带进发，二次进入藏族区。
不久，我们剧团又随部队往西到了杂谷脑喇嘛寺。这是藏族区里比较大的一个寺庙。有一天，我们刚走到一座山下，前面传来消息说，当地的大喇嘛不准我们前进，我们已派出通司组交涉去了，部队原地休息，没有得到命令，不许随便行动。当天我们没有进寨子，就在寨外岩边树下宿营。下午，又在山下开了个会，队长对我们说：“同志们，我们又回到藏族区了。我们学过民族政策，上次进入藏族区时，留给藏胞很好的印象，希望同志们这次更好地执行政策，严守纪律。” 他还吩咐我们把服装整理整齐，待会儿要进行宣传，要拿出最好的戏，演给藏胞们看。
队长讲完，我们就讨论开了。同志们纷纷订计划，提保证，一定要遵守纪律，执行政策。有的同志还说一定拿出最大的力量，做好宣传工作。到吃晚饭时，会还没有开完，炊事员老王一连来了几趟，不住地催我们说：“饭都凉了，吃完后再开会吧。”我心想：“老王这样三催四请，一定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到吃饭时，我约着小地牛跑到灶旁，猛地把锅盖一揭，啊！里面煮着满满一大锅豌豆叶，隐隐约约还有几颗青稞。原来炊事员同志知道我们要给藏胞演戏，想尽办法弄来了一些豌豆叶，而且例外地加进了点青稞，好让我们吃得饱，演得好。虽然只是些豌豆叶，在当时可算丰美的饭食了。那天晚上，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说实在话，打从离开中央红军南下以后，整整几个月没有吃过这样饱的一餐。肚子饱了，精力也充足了，晚上就开始了紧张的排练。
第二天下午，演出开始了。参加这次演出的，不仅有我们剧团，还有宣传组和部队等许多单位，这样节目就更多了。有大合唱，藏民舞，糌粑舞……我们剧团编的一个反映藏族同胞受苦的活报剧，这次也演出了。节目演完，我们剧团的李班长就扮成藏族妇女，走上台去诉苦，说她的丈夫被头领抓去当“乌拉”（民夫），以后又给头领杀死，现在她们生活没有依靠，日子过不下去了。她刚诉完，一个男同志又扮成藏族老大爷，也出来诉苦。李班长他们扮演得很逼真，诉苦也很真切，我们听了，都被感动了。开始，很少藏胞来看我们演戏，以后越来越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来了，周围的山坡上，站满了人。他们一边看，一边举着手“呵，呵！”大叫，显得非常激愤，很多妇女和老人还不时地用手揩着眼泪。
我们演完戏回到宿营地，后面跟着许多藏胞，他们用一种惊奇的但又是和气的眼光望着我们，吚吚呀呀地不知道说些什么。正好，通司过来了，于是就和他们谈起来。这时，过去学的藏语“耶莫耶莫”（好）就起作用了。我们都翘起大拇指，指着他们连声地说：“藏胞耶莫耶莫。”他们听了都高兴地笑起来，也跟着说我们是“耶莫耶莫”。有几个藏胞还向通司说，要我们住到寨子上去，住到他们家里去。听着这些真挚热情的话语，我们深受感动，同时，也知道通过这次演出，我们与藏胞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虽然我们演的戏他们不一定懂，但是，有一点他们却清楚地知道：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受苦受难的穷弟兄；我们是穷人的军队。穷人与穷人，心和心是连在一起的啊！
傍晚，上山交涉的通司回来了，他说，大剌嘛已经答应我们到山上寨子去住。我们知道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临上山前，队长宣布了几条纪律：喇嘛寺和经堂不准进去；群众的东西不能随便乱用，损坏了要照价赔偿，注意卫生，不能随地大小便等等。说完我们就整队出发，同志们个个昂首挺胸，精神饱满，走得非常整齐。
住进寨子后，用水，我们自己到山沟里去抬；烧柴，自己到林子里去捡。烧饭也不用藏胞的锅灶，在房外用大石头搭个灶洞，把锅子支在上面，就烧起饭来。藏胞见了非常感动，一再争着要我们用他们瓦罐里的水，烧他们檐下的干柴，还要我们和他们在一个锅里煮饭，我们都一一谢绝了。但是，藏胞又给我们送来许多棒子面，并且说再不收下他们就要生气了。
我们和藏胞的关系一天比一天亲密了，当时除了演戏和宣传外，每人还分工负责做一两户藏胞的工作。我负责的那一家有两口人，一个是老大娘，另一个是她的女儿。老大娘有四五十岁了，长年苦难，把她折磨得非常瘦弱，干削的面庞上满是皱纹，显得非常苍老。小女孩跟我差不多，身材不高，也很瘦弱，黑红的脸膛上，闪动着两颗乌亮的眼珠，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伶俐的姑娘。我天天到她家里，帮着扫地、背水，有时也帮着她们到寨子外边的山坡上去烧生荒。开始，她们对我还有一些生疏，日子久了，就混熟了，跟自家人差不多。每天，我都要跟那个小女孩学一些藏语，她也跟我学一会汉语。有时，我同她用半汉半藏的语言说起话来，说着说着，我们抱在一起笑开了，老大娘也高兴得呵呵笑起来。
由于粮食困难，部队在这里挖了很多野菜，晒干后储存起来。阿妈和阿姑听说后都跑来帮我们挖野菜。阿妈真会挖，一会儿就挖了一箩，并且叫阿姑帮着我们将绑带结成一根长绳，把野菜晒干。我跟阿姑讲，叫阿妈歇歇，阿姑说：“阿妈劳动惯了。”后来，从大娘的嘴里我才知道她们家里的身世。这一家原先有4口人，老大娘的丈夫不久前病死了，还有一个儿子，在喇嘛寺里当小喇嘛。我还从她们那里知道，有钱有势的是大喇嘛，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可以随便派乌拉，抽捐税。谁家的“阿姑”（姑娘）要是长的好看一些，在一个规定的节日里，大喇嘛还可以随便叫她去服侍30天到70天。去的人，都被糟蹋了，有的就永远不能回来。她们还说，这里的男人，都要当一个时期的喇嘛。穷人当喇嘛同样是受苦受罪，在喇嘛寺里成天打水、扫地、干杂工，还要服侍大喇嘛。听了这些话，我又难过又气愤。我们苦，她们也苦，天下穷人一样苦，特别是妇女们，更是受着双重的压迫。
有一天晚上，老大娘忽然问我：“你的阿爸阿妈在哪里？”我心里一阵难过，就把家庭受地主压迫，爹爹躲债出走没有音讯，妈妈被逼上吊，落得家破人亡的情况讲给她们听。老大娘和阿姑听了直流泪，跟我一起哭出声来。此后，老大娘待我更好了，跟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一样，我也把老大娘叫做阿妈。有时我去迟了，阿妈就站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虽然她们每天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糌粑和酥油糊口，但每天总会留一份给我，一定要我吃。我知道这是她们母女俩从自己口粮中挤出来的，因此，起初不管她们怎么说，我也不吃。后来，阿妈生气了，她说：“你不把我们当成一家人，以后你就别来了。”我给吓住了，赶紧向她解释，说我们红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阿妈家里生活又很困难。阿妈不等我说完，就摇头说：“你是我的娃子呀，怎么不能吃呢？”我没有办法说服阿妈，跑回去向队长讲了。队长说：“老大娘既然要你吃，那你就吃吧，以后还是要算钱给她。”以后，阿妈叫我吃时，我就吃了。阿妈一边看着我吃，一边慈祥地笑着，阿姑也乐得直拍手。
在藏区，每一个同志都交了一些藏胞好朋友，连喇嘛寺的小喇嘛都非常亲热地跟我们接近了。他们常常偷偷跑到我们这里来玩，有时不愿意回去，闹着要参加红军。每到夜晚，我们驻地简直成了寨子里最热闹的地方。阿爸、阿妈、阿外（大嫂）、阿姑都到这里来，团团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
党的民族政策不仅团结了群众，也影响了这里的大喇嘛。起初他们不准我们进入喇嘛寺，以后就自动地取消了这个禁令，允许我们到寺里去玩。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寺里的小喇嘛，也都乐于充当我们的向导。
这里的喇嘛寺又大又漂亮，金黄色的屋顶，碧绿的墙牒，一层一层像是披着霞光的小山似的。里面有几百个房间，住了几千个喇嘛也不觉得拥挤。寺内大经堂、小经堂不知有多少，每个经堂都整整齐齐地排着许多蒲团，据说喇嘛们每天都在这里念经。经堂里大大小小的金菩萨数也数不清，神态各异，非常好看。寺内还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塔，每一层都是经堂，大幅的红布从上面直挂下来。
3月份，上级来了命令，要我们继续向西，进到道孚、炉霍一带。队长交待，为了不惊动群众，不要把消息告诉群众。但是，群众到底还是知道了。藏胞们跑到我们驻地来，个个哭得眼睛红肿，特别是一些年轻妇女哭得最厉害，坚决叫我们不要走。
临走前的晚上，我跑到阿妈家里，阿妈和阿姑立即端出早准备好的酥油和奶茶，要我全部吃下去。当我笑着端起奶茶正想喝的时候，瞥见她们两人的脸色突然变了，坐在地上一句话也不说，呆呆地望着我出神，一串串的眼泪滚落下来。我心里刹时像压上了一块石头，异常沉重，香喷喷的奶茶，说什么也喝不下去。过了一会儿，只听得阿妈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们明天真的要走？”
我克制住盈眶的眼泪，强打着笑脸说：“是，明天就要走了。阿妈，你不是常常说要是穷人都翻了身，都有饭吃，那就好了。我们就是为了解救那边受苦受难的人民啦！”
“这个，阿妈当然高兴。”说着她伸手摸着我的头发，爱怜地说：“你这样小的年纪，走那么远，还要打仗，阿妈实在不放心。”
我不愿再使阿妈难过，就说：“阿妈，你放心。我年纪虽小，队长和同志们都会照顾我。我不是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了吗？”
时间不早了，我就向阿妈、阿姑辞别。阿妈赶忙从衣兜里拿出一个荷包来，说：“你拿去吧！”又拿出一包糌粑来，塞在我的衣袋里，说：“这个，你就留着路上吃！以后打了胜仗回来时，一定要到阿妈这里来，阿妈做最好的酥油给你吃！”这时，我克制不住了，眼泪终于扑簌簌地滚了下来。
回到驻地，许多同志都回来了，屋里却静得出奇，连最会吵闹的小地牛这时也特别安静，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我把阿妈给我的荷包默默地打开来，里面装着指甲和一双骨雕的筷子，我再看看其他同志的手里，几乎每人都有一个荷包，里面放着菩萨的指甲，骨雕的玩具和红色的小花，还有火石、火刀……这里面，藏着多少藏族同胞的深情厚谊。 红军村采编（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