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能否运用夸张等修辞手法？

沐浴唐风宋雨

对联能否运用夸张等修辞手法？

——兼与陕西王振权老先生商榷

夸张是对联的修辞手法之一。在客观现实生活中，故意对事物作扩大或缩小的强化描述，使之更突出事物的本质特征。比如：“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四川峨眉山山顶宝殿灶房联）。又比如：“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等都是运用了夸张修辞手法的经典之作。恰当地运用夸张艺术手法，可以突出事物的特点，丰富人们的联想。但夸张是以事实为基础的，我们可以说“北京的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如果说“广州的雪花大如席”就成为大笑话了，不切实际。

2023年3月3日《中国楹联报》刊发了陕西省王振权先生《关于“五花肉”单联应对的商榷》，对《楹联博览》2022年21期刊发的本人拙文《名联试对》有关“三斤四两五花肉”出句与“七斛八杯九曲肠”对句进行了质疑和探讨。王先生的观点认为“酒”是不能用“斛”作量词用的，并在文中写道：“试问能有喝下一千多斤酒的人吗？不要说地上的凡人，就是天上的神仙也未必有如此海量。显然，此对句并不切合实际”。本着相互交流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愿与王先生进一步商榷交流。

1、斛、杯均为容量单位，与斤、两不同，并非重量单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计量单位，斛、杯是不能绝对折算成斤、两的，更不能划等号。加上历史上各个朝代对“斛”的重量折算也不尽相同，各品类因密度不同也不尽相同。另外，古代酒的酒精度是非常低的，一般为10多度，不能与当今50多度的白酒类比，相提并论。

2、在古典诗词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诸如“一斛酒、一斗米、十斤肉”的诗句。客观的说，其实古人根本吃不了、喝不下这么多，那为什么又这么说呢？那都是运用了文学中的夸张艺术手法。李白《夜宿山寺》诗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在高楼上手能摘到“星辰”吗？李白这首诗是否太荒唐太荒谬了呢？又比如“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钦一斛，五斗解酲。”传说刘伶曾向一位酿酒大师索要一杯酒，一钦而尽，醉了三年，当时闻到他醉酒酒气的人都跟着醉了三个月，三年后刘伶酒醒，大呼“好酒！好酒！”。“一杯酒，醉了三年”，有谁信？是否太夸张了？是否切合实际呢？其实，这些都是夸张、借代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增强了诗文的感染力、想象力、穿透力、可读性。

3、酒用“斛”是完全可以的，无论古代、现代诗词楹联作品中都随处可见。这个“斛”在诗词楹联里兼具量词、形容词之用，在修辞手法上可以说是“夸张”，也可以说是“借代”。北京大学著名文学史家王瑶教授在他的《文人与酒》中有一个解释，这个“斗”不是容器之“斗”，而是形容那个酒器的形状，像一个带把的那样一个酒器，有点像北斗七星，所以叫做“斗”，因此一斗酒，实际上就相当于今天的一碗酒，那么一“斛”也就是五碗酒。这就是古代文人饮酒时为何频频说到“一斛”、“三斛”、“百斛”、“千斛”、“万斛”之缘故。当然这里面不少运用了比喻、夸张、借代等手法。比如：

报之以微寒，共给酒一斛。

（唐.杜甫）

鲈鱼千头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绿。（唐.李贺）

聊须百斛酒，往醉庾公楼。

（宋.陆游）

共醉百斛酒，千金一笑倾。

（宋.刘过）

西家一斛黄华酒，沈醉吴音贺季真。（宋.贺铸 ）

奉君千斛酒，不尽万古情。

（明.刘崧）

何以消我愁，置酒一斛登高楼。

（清、郑燮）

今古万斛愁得五千觞是奇才欲换莫愁一消遣；

圣贤几杯酒饮三百杯为豪士聊凭此酒共登临。

（南京胜棋楼：秦山高）

笔落五千言，佐函谷蜚声，为世上明心立镜；

酒斟三万斛，是茅台醉月，惹花间弄韵敲诗。

（“品茅台酱香·赏联心诗意”函谷关老子文化诗词楹联大赛楹联类获奖作品。邢伟川 河北曲阳 三等奖）



由此可见，笔者坚持认为，“七斛八杯九曲肠”是完全可以与“三斤四两五花肉”相对的，并非如王先生所理解的是折算为“一千多斤酒”，这里是虚指非实指，是很多很多之意。而且上下联之间相关相联（酒肉），虚实结合，相得益彰。对联，对联，一是要对，二是要联，但绝不能为了对而对，对句内容离题万里，犯“风马牛不相及”之大忌。

除此之外，王先生还在文中开篇后指出我评说纪晓岚的对句并不中肯，因其对句“五”、“两”二字在出句中出现过，属于不规则重字。《联律通则》“避忌问题”中明确指出“忌不规则重字”，因此属于“可否”的问题。在此，笔者有必要为纪晓岚的对句进行辩解。

三斤/四两/五花肉。

五两/六钱/七把葱。

经认真研究分析，这是一个数字嵌入趣味联，对句虽有两个异位重字，但其整体布局是很有规律、规则、整齐、有序的，并无凌乱之感，也无合掌之嫌，“五两”对“三斤”、“六钱”对“四两”、“七把葱”对“五花肉”（虽是宽对），多么顺畅、多么自然！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单个字的人为拆开来看，不能简单、武断地认定纪晓岚的对句为不规则重字。即使退一万步来说，我们不能拿今天制定的《联律通则》去要求200多年前的清朝大臣纪晓岚也必须遵循吧？

附：

关于“五花肉”单联应对的商榷

□陕西/王振权

《楹联博览》2022年第21期49页广东曾令京《名联试对》一文，对于“三斤四两五花肉”单联的有些对句及评说，与笔者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下面且陈拙见，愿与曾先生商榷。

（一）

曾先生说，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有个对联故事，说的是乾隆皇帝留和珅与纪晓岚在皇宫中吃饭，和珅指着桌上的一道五花肉出一上联：

三斤四两五花肉。

乾隆皇帝对和珅的出句很感兴趣，但一时对不出下联来，于是转头看着纪晓岚。纪晓岚会意，随口对出了下联：

五两六钱七把葱。

五两六钱银子买七把葱，这太贵了吧？对句是否有错？纪晓岚见乾隆皇帝愕然了，于是拿出一本账本说，御膳房的葱价就是这样的，自己说得并没有错。和珅听了惊得立即下跪谢罪，因为他是内务总管，是负责御膳房采购的。

曾先生说：“其实纪晓岚对句‘五两六钱七把葱’并非十分完美，严格说来，‘七把葱’不属于专有名词，算是勉强凑合。”曾先生认为纪晓岚对句“并非十分完美”是肯定的，不过他的评说尚有欠缺。因为他只强调对句中的“七把葱”不属于专有名词，而并未指出“五”“两”二字在出句中出现过，属于不规则重字。其实，专有名词与专有名词相对，那是对“严式对”的要求，而在一般对联中通常可以从宽，因为《联律通则》“避忌问题”中并未提出非专有名词与专有名词相对是病忌，显然应该属于“宽严”问题。至于不规则重字就不同了，《联律通则》“避忌问题”中明确指出“忌不规则重字”，因此属于“可否”问题。曾先生的评说并不中肯。

（二）

曾先生为出句“三斤四两五花肉”撰了两比对句：

其一、百户千门万寿灯。

其二、七斛八杯九曲肠。

曾先生说：“三四五与百千万、与七八九皆是由小到大顺序排列。‘斤’‘两’是量词，‘户’‘门’‘斛’‘杯’在这里作量词使用。‘五花肉’是专有名词，‘万寿灯’也属专有名词……‘九曲肠’也是专有名词，喻无限的忧思。‘七斛八杯’酒下肚后，就有可能会‘九曲肠’，陷沉思，诉衷肠。”

曾先生的对句其一尚可，其二则有讨论之必要。和珅出句中的数量词“三斤四两”，乃是中心语专有名词“五花肉”的定语，二者组成的“三斤四两五花肉”，属于名词性偏正词组形成的非主谓句，亦称偏正句。可是曾先生的对句按他自己的阐释，其数量词“七斛八杯”并非专有名词“九曲肠”的定语，其结构与出句并不对应。

曾先生说“‘斛……在这里作量词使用”。那么一斛又是多少呢？查《汉语大字典》：“斛，旧时量器。也作量词。容量单位。旧制：南宋以前，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作五斗为一斛。《说文·斗部》：‘斛，十斗也。’《正字通·斗部》：‘斛，今制：五斗曰斛，十斗曰石。’”以今制每斛五斗计，“七斛”等于三石五斗，再加上八杯，其重量就是一千多斤。按曾先生所说“‘七斛八杯’酒下肚后，就有可能会‘九曲肠’，陷沉思，诉衷肠”。那么，试问能有喝下一千多斤酒的人吗？不要说地上的凡人，就是天上的神仙也未必有如此海量。显然，此对句并不切合实际。

（三）

为了凑趣，笔者不揣冒昧，亦为“三斤四两五花肉”单联试撰了几比对句，供大家评鉴。

其一、六碗七碟八宝糕。

其二、六寸七分八卦图。

其三、七碗八杯九曲香。

其四、八盏九盅十里香。

其五、一打十瓶百岁山。

其六、十岁百天千里驹。

其七、百树千枝万寿山。

拙对中的数字“六七八”“七八九”“八九十”“一十百”“十百千”“百千万”也同出句一样，是由小到大顺序排列。专有名词“八宝糕（年糕）”“八卦图”“九曲香（酒名）”“十里香（酒名）”“百岁山（矿泉水）”“千里驹”“万寿山”皆为中心语；数量词“六碗七碟”“六寸七分”“七碗八杯”“八盏九盅”“一打十瓶”“十岁百天”“百树千枝”（量词有专用的，有借用的）分别是中心语的定语。七比对句皆是名词性偏正词组形成的非主谓句，即偏正句，与出句对应。

应对绝联，要求对句切合实际，合乎逻辑，符合语法，遵守联律。如能做到内容与形式有机契合，则为上乘之作；否则，就会成为下乘之作，或者有病之作。

笔者以上所论及所对，不一定完全正确，欠周到处，欢迎曾先生并联坛高明批评指正。

（刊于《中国楹联报》2023年3月3日第8期3版）

作者简介

王振权（1939—）陕西吴堡人，吴堡中学退休教师。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楹联学会、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等会员，陕西诗词学会原理事，榆林诗词学会原常务理事，榆林国学研究会首席顾问。其诗词、辞赋、楹联、书法等作品及论文曾在《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老年报》《陕西日报》《书法导报》《中国楹联报》《中华诗词》《乾坤诗刊》（台北）《对联》《楹联博览》《榆林日报》《榆林学院学报》等报刊登载；入编《中华诗选》（陆台合编）《全球名家诗词精选》（法国版）《华夏吟友》《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学者墨迹选集》《绍兴历史上的书法》《书学论坛论文集萃》《三秦诗论》《陕西百县赋》《榆林地区志》等。诗赋在“陕西长岭杯诗词大奖赛”“咏榆林全国诗词大奖赛”“第五届华夏诗词奖”等评选中获包括一等奖在内的多项奖励；诗论在全国第16、19、22、23、25、26、34等七届中华诗词研讨会中入选并入编论文集；书法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风采书法大赛”等赛事中多次获奖；另在《中国楹联报》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被评为四十名“优秀撰稿人”之一。发表诗词、楹联、书法等论文近百篇。出版《水竹居吟稿》《片玉联璧——单联续对三百六》《张君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