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是母校

栀子

　 近些年关于八九十年代中师生和中专生的话题常常见诸报端，每每看到此类报道就想起自己的师范岁月。前段时间在学妹的朋友圈看到她们班毕业三十年的聚会合照，看到许多熟悉的师长和学弟学妹，思绪又回到母校。三十多年前，我和学妹一样，也是宁德师范学校一名普通的中师生；三十年后，我们已是资深老教师，职业生涯步入尾声，开始聚会，开始追忆往昔，所谓“弹指一挥间”不过如此。

母校不再是昔日的母校，更名为“宁德市高级中学”，有校友戏言：“母校不见，只剩下公校了。”虽是玩笑话，却多少有些伤感，每一个从宁德师范毕业的校友都对母校的更名有些遗憾，更何况，母校的变化不仅仅是更名这么简单。

但是有一点没变，无论母校怎样变化，怎样从一所师范学校变成一所普通高中，她在我们心中始终是母校，始终是承载我们青春记忆的地方，这一次学妹她们三十年聚会，仍然回到母校寻找当年的足迹，合影留念。

　　于我而言，就读师范是个分水岭，读师范前，是无知少女，虽然偶尔也伤春悲秋，但更多的是少不更事、没心没肺。读师范后，骨子里自由、散漫的气质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大约是遇到了合适的土壤。第一次在学校的宣传栏、校报发表自己的诗歌、文章；加入了学校小记者协会虽然没多久它就解散了；成了文学社的社员却很少去听课，但成了同学们眼中的“文艺少女”，虽然我自己并不认可这个标签，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师范三年奠定了我对文字的热爱。

　 我常常想，像我这样没有什么远大理想的人上师范学校没有去读普高是明智之举，否则我可能会适应不了那种高强度的学习和严格、刻板的管理。师范学校管理也很严格，学风浓厚，但它也有兼容并包的精神，像我这样学业上不是很努力的学生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

　　对我来说师范三年最幸福的就是可以肆无忌惮地看书，初中时看书得偷偷摸摸，经常把书藏在枕头底下，以防姐姐突袭检查。而在师范学校，看书名正言顺，是师范生的日常功课，老师也很鼓励阅读，图书馆、阅览室有大量藏书与杂志，我就好比鱼儿游到海里一样，终日与书为伴。课余时间看，甚至上课时间也看，老师们知道我喜欢看书也常常是睁只眼闭只眼，很是宽容。晚上时间不喜在班级自习，经常在阅览室度过，阅览室里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看书，里边大概有上百种的杂志，我最爱读的应该是《读者文摘》《读书》《随笔》这几种，其他的也杂七杂八地看，苦恼的是杂志固定在阅览架上，中间部分被装订，内容看不清楚，脑袋瓜得歪来歪去看，感觉颇累。那三年一定是我人生中读书最多的时光，但其实也还是井底之蛙，有一回和一个老师聊天。我说：“今天读了一本，写得太好了！”他问：“什么书？”我说了书名。他说：“你如果觉得这本书写得太好说明你读的书太少。”我不解，但事实证明老师说的没错，我书的确读得太少，当然这是后来才明白的。

师范学校和我一样爱读书的同学为数不少，学长刘同学，他的死党林同学都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他俩嗜书成瘾，在我印象中他们比较爱读外国文学，这两人后来一个成为媒体从业者，一个成为心理咨询师。成为媒体从业者我能理解，毕竟是与文字打交道。成为心理咨询师，我感觉有些奇怪，但仔细一想也属正常，对文学的热爱使他窥见人性的幽微与复杂，这是心理咨询师的必备修养。只是那位学长在我印象中，是一个不靠谱的文学青年，满头卷发胡乱不羁地长在头上，没有打理，很像乡下野小孩。他比我早一年毕业，有一回返校，我向他取经，请教他当老师的体会。他说：“本来想去改造那群驴，结果自己被改造成了驴。”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我印象尤深。去年，在刘学长家里遇见他，模样还在，多了几分中年人的沉稳，但他和刘同学一来一往玩笑的时候，我又看到他们年轻时的影子，旧时光终究是留在记忆中的。

　　幸运的是在师范学校，我不仅与“文字”结缘还与“声音”结缘，成为了同学们口中的“播音员”，我成为播音员纯属阴差阳错。初中，我从农村小学进入城区中学就读，一口“乡普”还偶尔被班上调皮的男生调笑。进师范校的第一学期我和班级其他同学组队参加学校朗诵比赛，感觉就是赶鸭子上架，团队没获奖，我不知被哪个伯乐相中就成了学校广播室播音员，现在想来估计是我音色比较好，这一点倒是在初中时就有人夸过。普一下学期原准备和两个师姐一起代表学校参加全省中师生普通话比赛，又因为我的任性，临赛前退赛，由一个师哥接替我和另外两个师姐参加省赛，他们仨都取得了好成绩，师哥后来成了市电视台的第一任男播音员，两个师姐也都取得了一乙的普通话等级证，成了省普通话测试员，而我的普通话一直是二甲，这或许就是我和师哥师姐的差距，但我永远感谢宁德师范学校让我练就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还爱上了“朗读”，为从教打下坚实的基础。

　　师范学校那时流传一句话——“师范多才子，才子多病。”后半句不知真假，前半句倒是真的，母校那时聚集了一批有学识、有才华、有个性的老师。我因为常住广播室，广播室就在教师宿舍对面，因此偶尔会到教室宿舍楼串门。后来想起，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不是课堂上老师的授课其实是私底下和老师们的交往。当时老师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但他们的思想却非常活跃、自由，饭后经常聚在谈天说地、指点江山，他们谈论的话题很广，从国家大事到理论思潮再到校园趣事皆有涉猎，颇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味道，在我印象中，那些老师都是理想主义者，那是一个浪漫、人文情怀盛行的时代。

　　老师们也都各有特点。W老师，我们班的美术老师，绘画水平特别高，留着一头长发，颇具艺术家的气质，但他特别宽容随和，上他的美术课，我说：“老师，我不想画画。”他问：“你想干嘛？”我说：“想睡觉。”他说：“那就睡吧。”考试监考的时候他经常搬一张椅子坐在教室后面拿着一张报纸很认真地看，等我们考完，他说：“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哪位同学偷看，其实我看得一清二楚，因为这报纸是戳了个洞的。”然后很得意地“嘿嘿”笑两声。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不会为难我们，因为他真的是最好说话的老师。有美术特长的同学遇到他真是件幸事，而我历来音、美皆差，真是辜负了老师的调教。他偶尔还会说一些美术之外的话题，他曾说：“婚姻就是合作关系，不要对婚姻有太多的幻想”。青春年少的我对爱情充满无限的憧憬与想象，他这话就直接粉碎了我的梦想，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惆怅、失落与不解。

说到师范生涯，Y老师是我们绕不过去的记忆，Y老师在当时全国小语界颇有名气，在学校的的地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顶流”，据说校长也敬他三分。我们当时读的《小学语文教学理论》一书似乎就是他撰写的，只是我们没有教学实践经验，他的理论我们其实并不懂，但他的“训话”水平之高，我们印象颇深。他经常上大课，整个年段同学集中在礼堂上课，也许是爱之深责之切，他上课常常是讲一些教学理论之后就开始“训话”，两个小时，滔滔不绝，没有一句重复的话。我常常很好奇地看着他的嘴巴一张一合，因为长期抽烟，满口黑牙，我看着那个黑洞心里想，他怎么这么厉害，训话水平这么高这么有创意？只要他不是点名训我，我其实很享受他的课堂，因为我觉得他的语言之生动、辛辣、犀利无人能出其右。他有很多自创的名言，比如说我们是东湖塘的馒头兵“左手扛馒头，右手握肉包。”说那些早恋的同学晚上在学校操场“站树下，晒月亮”，这些都成了我们历届同学聚会时回忆的经典语录。只不过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遗憾，当年没有认真地向老师学习，以至出校门上讲台在语文教学理论素养上仍然是一张白纸。

L老师，也是特立独行。隔壁班的历史老师，现在的书法名家，颇具仙风道骨，经常趿拉着一双拖鞋，裤腿挽着一边高、一边低松松垮垮行走在校园里，他个子比较高，神似王小波。我有一段时间常去他家玩，有一回他请我欣赏他的草书，我这“书盲”没有一个字能看懂，但我凭直觉感觉他真的是字如其人，古朴不羁，雄健老辣。

M老师，文学社指导老师，我们同学心目中文学造诣最高的老师，男神一般的存在，粉丝众多，我也是其中一个。那时的他戴着金丝眼镜，斯文帅气，西装革履，和 L老师形成鲜明的对比。下课时间他喜欢搬一张椅子坐在教室走廊似笑非笑地看着同学们，偶尔叫住一个同学问一两句话，每每从他身边经过，我都有粉丝遇见偶像的惊喜。毕业后，我们偶有通信，他对我的思想影响甚大，但现在他已是世外高人，远离尘世，而我仍在红尘中浮沉，想必他对我多少是有些失望。

　　时光总是匆匆，不知不觉三年的时光一晃而过。没毕业的时候总是羡慕毕业的学长，期盼自己也能早日踏上工作岗位，领一份薪水。真的到了毕业的时候，才知道时光一去不复返，无论你伤感也罢，兴奋也罢。毕业晚宴那天晚上，大家一杯接一杯地干，忙着话别，我一个人在平时经常走的通往图书馆的那条石头小路上徘徊流泪，或许潜意识中，我就已经知道未来深不可测，离开校园，没有人会像校园里的师长一样包容你所有一切，从此你不再是“学生”而是一个成年人……而成年人的世界和学生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天，洒泪送别外地的同学后，我们本地同学是最后一拨离开校园的，此后，大家各奔东西，宁德师范三年生活永远定格在记忆中了。

　　三十多年后，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回首往昔，无限感慨！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会读师范吗？师范毕业后，我或者我的同学还会重走原来的人生道路吗？这个问题至今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