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年

Pheonix

拜年，顾名思义，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当面叩拜长者，恭贺新年，问候生活安好。拜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后来发展到遇见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叩拜，即晚辈向长辈跪下来磕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传统的拜年习俗，又不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形式。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陆续出现了电报拜年 、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网络拜年等，拜年的形式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还是磕头拜年最为庄重，尤其在农村。

在老家，我们每年正月初一早饭后，在族长的带领下，到本族每一户人家里拜年，这个习俗一直沿袭到今天。在我们村，罗姓人口最多，尚姓是第二，大约120余户人家，也算是大户族。户族拜年时，参加拜年的大人孩子百人，一干人马走在街上，浩浩荡荡，颇有阵势。小时候，我们走在拜年的队伍里，看到队伍如此壮大，心里有些“小傲娇”，尤其在看到其他姓氏的拜年队伍只有七八个人的时候。此时，孩子们常常争论，到底“尚”和“罗”谁是第一大姓。

农村的院子都很大，主人听到街上嘈杂的声音，来到院子门口，敞开门迎接我们，并向族长和长者分别打招呼道“你老儿家年过的好么？”，得到的响应一般是“好，你也年过的好！”在老家话里面，“老儿家”发音是“lao'er jie”，意思相当于“老人家”，是一种敬称。同时，主人手里拿着香烟和火柴，招呼大家吃烟（即抽烟，山东方言也是吃烟）。记得那时候，老家的人都抽“大前门”、“黄金叶”、后来是“金丝猴”，当时最上档次的香烟是“兰州”，但是资源稀缺，价格也贵一些，很少见到。族长说，先给先人磕头拜年，然后再吃烟，但是抽烟的人会把烟先接过来，别在耳朵上，因为他们这时候手里已经点着的香烟了。于是，主人把族长、年长者和辈分高的人让进上房（上房，即堂屋；让，是方言，类似于“请”），其他人则站在院子里。

上房屋靠墙正对门摆着一张方桌（方言称“先人桌子”），都是年代很久远的桌子，一般是松木的，油漆脱落后露出木纹，古色古香的。在桌子上摆着香烛、黄纸（俗称“黄钱”，尺寸是16开）和贡品，还有长明的煤油灯或蜡烛。小时候，各家条件都很有限，说是贡品，其实就是12个大白馒头（方言称“一付盘”），下面摆两排，每排4个，上面摆4个。正面墙上供着先人牌位，是用16开黄纸折叠而成的，上面用毛笔正楷字写着“供奉 尚门先远三代宗亲 之神位”，其中“供奉”两个字在最上面写，按照古人的习惯，“供”字在右，“奉”字在左，间距非常大，其他字则竖写在下方的中央位置，一般都用繁体字书写。父亲健在的时候，能写能画，每年在腊月给乡亲们写春联，包括贴在灶王爷神龛的对联——上天言善事，下凡降吉祥，横批“一家之主”。写完对联之后，父亲还给人家折叠黄纸写先人牌位。在农村，我们称之为“帮忙”，都是免费的，最多是到了饭点吃个便饭而已。而且父亲从嫌贫爱富，不论大人小孩来请他写对联，都是随叫随到。当然活多的时候，乡亲们需要排队，父亲答应下来后，让他们先回家各忙各的，然后按先来后到的顺序，依次到人家里写对联，常常要到亮半夜才能回家睡觉，父亲也因此在老家也收获了好名声，好口碑。

接着，拜年仪式正式开始。族长开始发号，长长地吆喝一声——“跪下”，听到号令后，除了热炕上行动不便的老人，所有人都跪在地上。原来站在院子里的人，不分大人小孩，早已经按各自的辈分，分好几排依次排开了，听到族长声如洪钟的口令，也齐刷刷的跪倒。随后，族长代表族人，在方桌前点燃三柱香，插在香炉里，再点燃几张黄纸，拖长音喊 “给老先人磕头”，所有人磕两次。接着，给这户家里的长者拜年，族长根据自己的辈分，再次拖长音喊“给二爷（奶）磕头”，大家磕一下。给长者磕头时，晚辈和年龄小的平辈人会一起磕头，同时，按照自己的辈分，口中念 “给二爷（奶）磕头”（如果和族长同辈）”，或者 “给二爹（妈）磕头”（如果比族长低一辈），或者 “给二哥（嫂）磕头”(适用于平辈)。在我们的方言里，哥要读作“锅”。受拜者中有名为“尚某帅”的，在给他们夫妇磕头时，需要念“给帅爸（妈）磕头”，“给帅锅（嫂）磕头”，是非常自然的——可惜那个年代的语言环境里，还没有“帅哥”之类的新名词。在颜值就是一切的今天，拜年磕头时如此年年有词，还是十分有一些喜剧效果的。当然，拜年磕头之后，兄弟之间免不了要相互揶揄一下,“你越来越帅了”,“你也很帅”，大家都很受用。

我们的族谱是“德有可伦天”，我属于“可”字辈，辈分居中，在给祖父辈（尚德某）和父辈（尚有某）以及比我年长的平辈（尚可某）磕头后，我就可以站起来了。也就是说，相比“伦”字辈和“天”字辈而言，我磕头次数要少一些，心里还是美滋滋的，甚至颇有几分自豪感。轮到户族人员来我们家拜年时，晚辈不用给我磕头，毕竟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受用不起。但是，当时也想过，什么时候拜年时才能有人给我磕头呢？几十年后，为人夫人父的我，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过年，族人来到家里拜年，所有“伦”字辈以下的，不论年龄大小，也会给我磕头，这是规矩，一直没有变。

那时候，我有些蔫坏，喜欢捣乱、恶作剧。有一年大年初一，（大概我10岁的时候），我们户族拜年的队伍，来到我到发小“包军”家里。发小属“天”字辈，“包军”是乳名。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在上学之前还没有大名，只唤乳名。因为他爷爷在年轻时闯荡过包头，颇有些传奇经历——毕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能够走州跨县闯江湖的人寥若星辰（被抓壮丁的除外）。为了纪念这段光辉经历，他爷爷给他就取乳名叫“包军”。当时，“天”字辈是最小的，发小是“天”字辈第1个男丁——贵为1号，奈何辈分最低，磕头次数太多，任务艰巨。那天，我突发奇想，在大家按程序磕头礼毕后，我插空也学着族长的强调，拖长音吆喝了一嗓子——“给包军磕头”，没醒过神来的大人孩子，稀里糊涂的给这个小字辈把头磕下了！而且，大多是包军的爷爷、叔叔辈和老哥，当然我除外……然后，他们明白上当了。族长问，就追问刚才谁喊的“给包军磕头”，大家哄堂大笑，我憋着笑，笑的肚子疼，但没有吱声。大家都聚精会神的，也没有人注意到是我喊的呀。要说这个包军，也真是个狠角色，爷爷叔叔辈给他磕的头，他也能接得住，受得起。这不，人家长大去北京当兵后，一路开挂，提干升职，40岁就当上了北京卫戍区的上校团长，以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很好的阐释了“包军”两个字的寓意，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对了，团长大人前几年转业，竟然放弃了政府安置的体制内工作，现在北京开公司当老板呢，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真是才放下枪杆子，又端起秤杆子，我们只有羡慕的份。我上个月和他通电话，称他是一个有想法有魄力的爷们儿！

对当时的孩子们来说，和族人一起拜年，一是图个热闹，二是能吃到好吃的。拜年仪式结束后，大人们扯家常，孩子们能够分到主人家的糖果。条件好一些的人家，还会准备花生、瓜子、饼干之类的零食。那时候，物资匮乏，鲜有零嘴可吃，孩子们贪个零嘴，再正常不过了。实际上，我长到5岁，才第一次吃到花生、核桃和柿饼子。按理说，老家土地肥沃，不缺水，也能种植这些宝贝，但是，人多地少，赖以糊口的小麦、糜子还不够种的呢，甚至生产队的菜园子里都没有西红柿和黄瓜，只有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分给社员吃（社员，即生产队的农户）。

现在大家都知道，花生是山东的好吃，核桃是新疆的好吃，柿子是陕西的好吃……土特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金贵了，即便大冬天也能不出门就能网购到这些深加工的产品。但是，在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资匮乏，一些东西需要凭票购买，流通受限，本地又不出产这些东西，因此就格外稀罕，只在春节前后作为年货供应，可以在村里的供销社商店买到。那时候，每个村庄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小商店或小超市，只有属于供销社的综合商店，只此一家，别无他选。大家的吃穿用度，包括烟酒糖茶，煤油布匹，日杂农资，头疼感冒的药片（安乃近，去痛片），消暑用的人丹，等等，在供销社的商店能买得到。儿时的我，最喜欢闻供销社商店特有的味道，有些清新，也有些香甜。现在想来，那应该是煤油挥发的气味和糖果食盐的味道混合后的效果。七十年代之前在农村生活，偌大的庄子有一个供销社商店足矣，这里一应俱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现在看来，当时需求少，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从小年腊月二十三之后，商店里人挤人，里三层外三层，真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所以说在当时购年货是个体力活，不仅要看票子，还要看块头，否则，有钱也抢不到好吃的。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条件越来越好，物资日益丰富，我们户族的“德”字辈已经全部驾鹤归去了，“有”字也多在古稀之年，虽然每年族人也挨家进行拜年，可惜年味越来越淡了。远离家乡蜗居于钢筋水泥的我，只能在梦里咂摸一下当年供销社商店特有的味道，回想当年户族拜年的盛大场景，追忆供销社抢购年货的热闹场面，还有追着猪尿泡疯跑的童年……所有的所有，都已尘封在儿时的记忆中，越来越模糊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