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5：我和我的战友----王贤全

丰源名贤奎

我的黄金搭档

又是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到了，我的老战友王贤全、陈龙贵、夏召勇、丁尔玺都携夫人来到温泉县看望我，他们说：每到这个节日，最想见到的是我们这些老战友了。

在我的战友中，王贤全和我有着一段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他不仅仅是我同年入伍的战友，还是同乡同在一个单位同级别搭班子的共事的黄金搭挡。

2003年初，在乡镇打拼了6年的我，一纸调令，回到了县城，成了县疾控中心的书记。刚刚成立的疾控中心，是国家卫生部主管的实施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技术管理和服务的公益事业单位。有趣的是和我搭班子的正是我的同乡老战友王贤全。

　　单从职能上看，疾控中心不光是从事公益事业，还肩负着很多行政执法职能，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公共卫生相关卫生标准综合管理、组织制定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和卫生处理等等，这些都是卫生执法部门的工作。王贤全向我介绍了疾控中心刚刚组建的经过和重点工作，他说还专门为我订制了一套卫生监督执法穿的制服。我很感谢我的这位老战友为我做的一切。在乡镇当过一把手的我，突然到一个部门工作，多少都有些不习惯，好在我调任了好几个单位，尽快进入角色，调整心态适应工作也不是难事。

我和贤全都是1981年从陕西安康应征入伍的，那时，我们部队一次性拉来了二十几车新兵，有三四百人，分布在各个边防哨所，部队有骑兵营、步兵营、特务连、卫生所、汽车排、机修所......好多单位，这三四百多搞不清都分那儿了。

　　贤全被分到距离团部60公里的哈桑边防站，据说这里的康苏沟哨所离边防站还有几十里地，山高路远，九拐十八弯，条件十分的艰苦。贤全因祖上传有医学秘方，一到部队就当上了卫生员。加上他爱学习，勤钻研，虽不是科班出身，看病拿药轻车熟路，在边防连队很快就小有名气。

卫生员实际上就是连队的医生，上至首长，下至每个士兵，头疼脑热的都得找他看看才算放心。1984年部队开展军地两用人才培养，除了在部队施展医术，一些边境居民得了病也到部队请求他治病。1985年，根据地方人才需要，王贤全被昭苏县阿克达拉乡医院录用为医生。

贤全为人恳直，爱交朋友，部队养成的优良作风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在广大农牧区更加深得民心。在偏僻农牧区，没有太多讲究，农牧民有病都得去治，除了个别疑难杂症受条件制约无法医治外，一般的病症贤全都能手到病除。

在少数民族地区，妇女难产大出血最为常见，由于条件限制，不少难产妇女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丢掉性命。贤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主动承担起为当地产妇接生的任务。一年中他至少为几十个产妇接生，没有出现过差错。贤全出色的医疗技术深得当农牧民认可，方圆百里有口皆碑。1998年被卫生行政部门送石家庄医学院进修学习，获得大学专科医学学历。回来后，他被调到医疗条件相对薄弱的天山牧场卫生院当院长。

　　我真正认识贤全应该是从他在天山牧场工作开始的。那时，我还是电台记者，有一次下乡采访碰到了他。人们常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即是战友又是老乡，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很差，也是很多年没见面了，见面后格外亲切，有说不完的话。贤全用当地少数民族最高礼节，宰羊炖肉接待了我。我俩还喝了一瓶伊犁大曲，三杯下肚，云里雾里，话多的如泉水喷涌，我们从儿时小孩过家家，说到当兵入伍，从打把归来说到战备训练，从紧急集合穿错鞋子裤子到磨破脚跟变成瘸子.....聊到大半夜方才昏昏入睡。

我到疾控中心时，大楼刚开工建设，这个项目是国家投资，规格很高，要按照和国际接轨要求进行施工，政府招标对这个项目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上级对这个项目的监督十分严格，第一次质量检查时就出了问题，墙体开裂，质量不合格。县上领导为了给上级领导和检查组有个交代，反馈会上当场表态，严肃的处理并停止了承包方，重新更换施工单位。

领导的一句话，让我们忙了很长一段时间，工程项目中途换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承包方也是通过政府招标的工程，前期投资很多，总不能白丢吧，要一笔一笔算出来移交给另外一方，这些都要我和王贤全亲自去处理，还不能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疾控中心转型也是重点工作，许多业务都要严格按要求去做，原防疫站的一些设备、管理模式都过失了。我们要从体制管理、制度完善、设备运用等进行过渡完善，可以说是千头万绪。

日本结核病援助基金给中心配备了一辆36万进口丰田车，上级又配备了封箱式尼桑皮卡，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新成立的疾控中心给预了最优厚的待遇，正因如此，我们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

按照现行疾控中心的职能分工，我们的编制严重不足，我和贤全虽然是单位主要领导，但同时也是业务骨干，没有司机，我只能自己开车，贤全没执照，不会开车，配备了一名兼职司机，作为行政主管，贤全拥有掌管全局的权力，但他却对我说：“我是医生出身，搞业务还行，单位的业务骨干少，你做过乡镇的书记，有把控全局的经验，今后中心的大小事务你来把控，财务由你来管”。

贤全的这番表态让我心生敬佩。在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党政一把手相互争权不在少数，有的单位因为财务审批权、人事管理权闹得水火不容，基层的党政领导历来不和是不争的事实。我和贤全都来自部队，在我们的内心仍然保留着红色情怀，谁来审批，我真没当回事。再说，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行政主管审批是顺理成章的。

在乡里工作时，拥有七个站八个所，各单位都有不少资金，想要收回这些审批权，也没什么不行。但手下有正科副科级干部十几人，各个口子都有分管的领导，如果把权力都收归自己，还让手下人乍干工作？所以我从来不亲自签批发票，原则上谁主管谁负责，大家都有点权力，也有一份责任，工作积极性高了很多。而现在也只是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事业单位，能支配的钱并不是很多。

疾控中心是新成立的单位，工作很多，体制转型，技术管理、设备引进，我们都要从头学习。国内也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听说江苏浙江一带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发展很迅速，县上通过和江苏扬州对口支援，建立了友好结对县市，借这个机会，王贤全带着部分骨干到扬州江都市参观学习，一走就是两个月，中心所有的工作都落在了我一人身上。

从业务角度讲，我只是个外行，并不具备业务管理知识，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适应，虚心的向单位的老职工老教授学习，尽量少说出格话，少做出格决定，减少失误。

　　卫生监督执法是一项事关全县人民嘴尖上安全大事，当时卫生监督所还没有分离出去，这职能仍然是由我们管理执法。五一前夕，我带上监督所的人履行节前检查，刚进一家卤肉店，就闻得一股嗅味，打开一个大冰柜，恶嗅刺鼻，呛得我差点吐出来。我当即让工作员对所有生熟食肉品进行分类盘点检验，发现冰柜里一半肉食过期变质。贤全知道后也来到现场，依照卫生食品法，应给予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款，立即停业整顿。但小小县城，罚高了恐怕难以承受。我和贤全商量，作出了罚款五千元、停业整顿3天的处罚决定。即便是这样，仍然有不少关系户和领导打来电话说情，要求以教育为主，不罚款不停业。事关大家的饮食健康，我和贤全都顶着得罪领导的风险全都给了回绝。

我到疾控中心非典疫情还没结束，有一项重要工作是迫在眉捷。上级明文要求，要在全县所有中小学生进行一次体检，这项工作过去没有做过，也没有引起重视，多少年来，从未对中小学进行过全员体检，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直到非典流行后才提到议事日程。王贤全外出学习时，也一再嘱托，这项工作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全县十几个乡镇加上县上几所重点学校，总共有2万多人，这么大规模的体检，需要的医生以及技术人员是可想而知的。对我这个外行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

我制定了详细的方案，向县人民政府卡比努尔县长做了汇报，从时间、地点、人员配置、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学校方面的配合、费用的收取，都做了详细的汇报和说明，也希望县政府主管部门出红头文件安排此事。

开始工作后，才知道困难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刚开始大家都很热情，积极性也很高，几天以后，所有的人都累的吃不消了。每天体检几百人，多的时候上千人，这种工作强度，对我们长期没有从事过这样繁重的工作人员来说是极限。有的同志体力不支病倒在工作岗位上。王贤全在外地学习，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多方协调，人员不足就从乡镇卫生院去抽调，分两班进行。

疫情防控，学校是个重点，有红头文件，各乡镇也很支持。每天我都穿梭在学校、乡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协调相关事宜，中心所有的人员全部成立了若干小组，关键的是内科医生，一个组只能配备一个，血压，抽血必须是专业医生来做，象身高体重视力之类的小活，都安排给办公室以及后勤人员去做。

疾控中心大楼，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建设，终于交付使用了。我和贤全商量，计划在一楼开一个对外接种门诊，再开一家药房挣一点钱，可以弥补一下单位的经费不足。昭苏是个吃饭的财政，没有财政收入，农牧业税连工资都无法保证，根本拿不出钱来给各单位做经费。想法虽然不错，但此事汇报给县上的主要领导被否决，即不让对外开出租，也不让开药房，个中原由我们也不得而知。因为主要领导发的话，谁也无法更改，也没人硬着头皮没事找事儿。

疾控中心大楼十分的壮观，由于是国家投资的专业设施，没有人敢占用，我们自已用绰绰有余。我和王贤全的办公室都是里外套间，足足有四五十平米，里间做办公室，外间做会客厅，这个环境除了县上的主要领导、条管单位和金融部门以外，是没有那个部门能达到的。

贤全说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张扬，但我却认为这是国家对疾控中心重视、条件得到改善的真实体现，如果我们不用，闲着就会被没有办公室的单位垫记，整不好就塞个单位进来，反而不好工作。 我建议给每个科室都配上电脑，让懂电脑的年轻人开个电脑基础培训班，用业余时间授课，让每一个职工都来学习电脑的操作。从发展趋势看，先进的电控设备和无纸化办公是必然的，都要有人来操作。半年多时间，我们基本上达到了无纸化办公，连州上的疾控中心都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超前意识。我自已也学会了电脑操作打字，应用十分得心应手。

疾控中心在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逐步的走向正规，我和贤全的工作量也一天一天的加大。各地疾病防控都在迅速推进，特别是非典疫情爆发后的几年，又一次把我和王贤全推上了风口浪尖。全县的疫情方案，操作程序都要我们亲自去制定，然后再交给行政部门进行审定，再由政府发文执行，这些看似很小的事，需要我们从全县整体的疫情防控去考虑，本来这是政府的事儿，但前提是，要从业务可操作性去考虑，政府只管发文监督执行，具体方案还得由我们这些专业部门来做，所以，我和王贤全考虑问题，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说白了，就是站在政府和主管部门的角度，通盘制定全县的疫情防控方案。

卫生局局长达吾来提是哈萨克族，党组书记罗建华是卫生系统专家级前辈，两人很正直且有远见卓识。他们公开说，制定全县防控方案，只有你们这些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汉族干部才能完成，一般的秘书是做不出来的。要结全县的实际，又不能照抄照搬，方案实际上是全县各行各业疫情防控可操作性指南，一旦出错，罪责难逃。

卫生局将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去做是有原因的。这些年我和王贤全的努力，疾控中心每年的考评都得了满分。贤全评为优秀干部，职工对我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基本上找不到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行为。我和王贤全的工作配合不仅得到全体职工的认可，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认可。都认为我们两个是黄金搭档。在每年的财务审计中，我们的账目清楚，也没有违章签字或违章开支的现象，就连当时时任审计局局长吴志强都是认可的。

王贤全作为行政领导，在卫生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好评度越来越高。2006年他直接被任命为县中医院院长，虽然是平级调动，但中医院是卫生系统的老牌单位，除了县人民医院以外，中医院的规模、人员设备比疾控中心要大的多，能到这个单位任一把手，与这几年在疾控中心出色的成债有直接的关系。

　　王贤全走马上任前，很坦诚的对我说：我能调到县中医院任院长，你这个书记功不可没。也许是大实话，作为他的同乡老战友，我们在一起工作，总是难免决策出错，难题和风险并存，我这个做书记的全部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上面追究下来我从不推责任。我不想让贤全承担太多的责任，一个单位有一个人背黑锅就行了，不要让所有人都受到牵连。在行政事业单位当领导，最害怕的就是责任追究，工作干得再好，一旦有过失，以后的提拔任用机会都会因一点失误而丧失，在卫生系统，贤全的优势比我大，有了过失如其让两个人承受，不如让一个人承担下来。

现在，王贤全要去中医院当一把手，中医院又是老牌单位，人员结构，社会背景都非常复杂，作为他的老战友，又是黄金搭当，我也直言不讳建议他上任后多了解情况，少作决定少表态，常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200多人几十个部门科室，有的是维护大局的，能坚持良好工作状态一定要重用，心怀叵测，说风凉话，是坏事的人，必须要给他换位子。对待上面有人有背景的中层干部，先礼后兵，在得到有关方面谅解后再作出处理，确保万无一失。中医院内的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来源于药品采购，对这些问题职工意见很大，你必须一身正气，清正廉洁，还要抓两个反面典型重罚严处，这叫立威。

贤全似乎默认了我这些建议，我们俩在疾控中心的时候，曾经用过这等招数，对不团结下属的科长进行了降级处理，经过半年改过后再重新恢复职务。对一名长期饮酒不上班、影响非常恶劣的职工，实行了包发生活费，放假回去喝酒，不准到单位上班，想通了、改正了、保证了才让你上班。结果这名职工只坚持了7天就受不了了，主动要求上班接受处罚。人就是这么奇怪，管多了他烦你，不管他了，又觉得空荡荡的失落。所以，没人管没人问的寂寞空虚日子，促以让人内心震憾。这就是我们对待不好管理发财政工资职工的另一种处理办法，还是很起作用的。在行政事业单位对职工的处罚，没有好办法，吃皇粮拿的都是国家工资，没有重大过失，谁都拿他没办法。所以处罚职工既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还是要以疏导攻心为上策，从内心深处让其自身的悔悟。

贤全到中医院后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职能的转变，机构的改革，人员的重组，药品的采购，制度的改革，医疗技术的提高，服务功能的强化等等都大见成效，一个崭新的中医院新形象呈现在全县人民面前。这是他工作能力的大提升，在年底的考评中，他和他领导的中医院在考评中都得了满分，他本人在年底评为优秀干部，工资晋升一级。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王贤全在中医院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县委政府领导的高度信任，第二年他被直接任命为县人民医院的院长。上级组织这样看重他，一个重要原因是:县人民医院是今年大批援疆项目的实施单位，医院的整体搬迁，几个亿的资金需要建设，对全县来说也是个大项目，让王贤全当院长，与医院整体搬迁有直接关系。上级党组织也一直想选拔一个正直能干有魄力的人接管，王贤全是军人出身，在疾控中心和中医院工作都有出色表现和良好的口碑，因此，他成了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不二人选。

　　和上次中医院的上任一样，王贤全笑着对我说：这次你不想给我一点建议吗？我半开玩笑的说：你已经坐上了直升飞机了，还要什么建议？他说：你的建议有90%以上的可信度，还是很管用的。

作为他的同乡老战友，我为他的睿智成熟而高兴。但县医院不同于疾控中心和中医院，县医院是三等甲级医院，职工人多，业务量大，加上整体搬迁这样的大工程，几十年也遇不上一次。所以，千头万绪，各种想不到的事情都得由你这个当院长给他拍板，这并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情。我也诚恳的对他说：干好了，不负众望，皆大欢喜，干砸了，你就掉进火坑里了，想抽身都难，你有心理准备吗？

贤全明白这一点，县医院已接近400人，是全县唯一的一家二甲医院，业务量很大，医疗事故频发。整体搬迁意味着老设备更新换代，钱从哪里来？援江项目直管房屋建筑，人员、技术、设备不在其中，这些都是重中之重的在事。

我和贤全都是农村大山里长大的孩子，如果不是参军入伍到边疆，我们只是一个农民，没有见过大世面，也没有经历过太多、太大、太复杂的事，面对这么庞大的整体搬迁和基建项目，如果一点想不到，都会留下隐患和非议。再说，整体搬迁都是大项目，是援疆资金，医院内部的许多小工程、小项目，还需要医院自身去完成，大的上百万，小的几十万都要有人去干，这是一块肥肉，县上大大小小的领导及关系户很早就盯上了。工程给谁不给谁都是个头疼的事儿。

贤全沉思了良久，对我说：老战友，你看我这么干行不行？一是成立医院整体搬迁领导小组，这个由我亲自来抓。二是成立一个药品采购监督领导小组，由书记来抓，再选名副院长主抓医院业务。整体搬迁虽然是个大事，但该看的病要看，该治的病要治，该动的手术还得照常做。小打小闹的工程外包，看县上领导的意图再说，小项目能过就过，只要手续齐全就行。大点的工程当然是公开招标，哪个领导大哪个人说了算，你看这样行吗？贤全的这种坦诚和施政方案让我刮目相看，他抓住了要害，责任明确，自己的责任也减轻了不少。我很认可他的做法，只提了一些在细节上要注意环节。

我和王贤权同在一个系统工作，局里开会都能在一起见面交流。更重要的是他夫人李永琴是位通情达理，秀外慧中的贤内助，还做了一手好饭菜，我隔三差五去他家籿饭吃，高兴的时候我们俩喝上几盅。贤全的酒量很大，人称王一瓶。但他有很好的酒风，从来不说胡话，关键时候还有逃酒的办法。在疾控中心工作时，大多数的接待应酬都是让我打前站，他来收场，结果大多数场面都是我醉他清醒，我倒他逍遥，我不止一次的骂他，是个贼滑头、王骗子，他总是一笑了之。

我和贤全都是陕西安康籍人，一起到新疆当兵，他成了卫生员，我成了通讯员。到地方后他去了乡镇卫生院工作，我进了电视电台当了记者，他当了乡镇卫生院的院长，我当了电台的台长，后来他晋升为疾控中心的主任，我当上了乡党委书记，他多次到来乡里，要我为他的疾控防疫提供支持，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支持他满足他，毕竟他也是为了工作，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继续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为地方的建设做着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

　　说实话，那时候的我和我的这些战友，混的都春风得意。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发挥的都非常优秀。战友王武德先到羊场当党委书记，凭借军人过硬的作风和左右逢源的处事风格，调任财政局局长，战友陆作权勤勤垦垦，上班一天不拉，工作不过夜，头天的事决不推到第二天去做，他被任命洪那海乡党委书记，战友刘同群原是县委书记的司机，为人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深得领导信任，当上了阿克苏乡党委书记，战友燕永亮在部队就是后勤司务长，到地方后组织上从业务对口，先是出任驻伊办事处主任，两年后当上了建设局长，他为人谨小慎微、想问题总是比别人贴心周到，深得人心，最后又成功竟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战友张德荃文成武就，军校毕业一直在军分区从事组织人事工作，调任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战友秦成元直接到昭苏的邻居县份从两任乡党委书记到县政法委书记.....。可以说，我们这些曾经的军人无论在部队还是退役的，在昭苏县算是出尽了的风头，都说我们这批来自部队的退役军人占领了昭苏的半壁江山。

一个科级领导干部在上层看来，算不上什么官，就是一个普通干部，因这个官的职级实在太小。纵观中国历史，县处级也只能算是个芝麻小官。但在现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社会资源无休止利用，能源无休止的开发，人口的增加，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所支配的资源比古代的一个县都要多。所以，老百姓眼里就是个官。

我和贤全的职权只限于卫生服务行业，在军队我们吃过苦、受过累，接受过红色教育、经受过严格训练，我们都有一颗红心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这种红色情怀。疾控中心的工作量很大，要想干成一件事，经费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我和王贤全决定去找一找当财政局长的老战友王武德。

王武德是我的同乡战友，一起入伍参军，回到地方以后他凭借自己左右逢源做人的本领和骄人工作业绩，，当完羊场书记以后，一步就跨上财政局长座位。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不懂财务也不懂业务，咋就当上财政局长呢？而上及领导给出的解释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才，懂业务的不一定能当好财政局长，不懂业务的并非不能当财政局长，个中原由谁又能说清楚，也没办法再去议论，毕竟这是上级党组织考察后作出的集体决定。

我和贤全直接走进了王武德的办公室，外面排着长长的队，有的人手里捧着红头文件、有的拿着县长批好的条子，都等着拔款。我和贤全单刀直入地说明来意，王武德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面子，表示在年底一定给我们解决10万元的经费。有了这个承诺，我们的心里有了底气。在闲聊中，我们的这位老战友也给我们说了实话，到12月份扎帐的时候，全县各单位预算内没有用完的，没有拨出去的，库存的，多多少少都有些余钱，而这些余钱呢必须在12月份全部拨付用完，否则上级财政就会收回这些钱。也就是说12月扎帐以后，他只需按照规定给我们追加10万元的经费就行了，10万元对我们这样一个单位，完全可以弥补经费的缺口，我和贤全喜出望外，不费吹灰之力。要来10万元经费。

在疾控中心的年月里，虽说经费紧张，政府拿不出钱来，但我和贤全紧打细算，单位的正常开支还是有保障的，不是因为有个财政局长的战友，而是我和贤全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把工作干好干出色点，另一原因就是我俩脸皮厚，放得下身子，敢于创新工作。结核病、艾滋病、各类疫情预防虽然业务量大了，但都做的扎实有效，自治区、自治州、地行业对口部门，因我们工作的出色表现，都给我们追加了不少防治经费，这是其他单位都不具备的。每次拔款，当主管财政的常务县长看到到上级拔款文件，都要情不自禁：你们还真行，能从上面要到经费，好样的。

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领导无论当到哪一级，最终都要退下来，在你完成历史使命以后，都要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去处，正所谓人命天定，各安其位。多少年以后，我的那些战友中，他们有的双规了，有的退居二线，有的提前退休了，也有的选择了继续为党工作，而我就选择了继续工作。

2003年，我先后在任职电视台、察汗乌松乡、县开发办主任、萨尔阔布乡任职后，调到疾控中心，成就了我和老战友王贤全黄金搭档的一段美名。后来我选择在老干局工作，为退休铺路，而王贤全在人民医院搬迁以后，因为工作量太大，血压升高也选择了退休。

我们这样一些从大山上走出来孩子，在经历了军队和地方两个熔炉煅造后，都到了退休年龄。我和贤全在一起搭班子工作算不上很长，五年的风雨同舟，五年的团结协作，五年相互信任，让我们为疾控中心的发展壮大重重的描了一笔。而贤全先后在三个大的医疗机构担任一把手，算是在卫生行业出尽风头。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述的自豪，作为曾今的军人和党和政府培养多年的基层领导干部，何去何从是没有选择的，能选择的就是同心同德把事做好，把人做好。我和我的战友王贤全都有这种认知，正所谓互相补台，好戏连台，互相拆台，一起下台。这个带有朴素哲学的观点，永远地珍藏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终身受益。

图 文: 张贤奎

202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