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干事二三事（节选）

阿德(林建德)

一、 1976年9月，我由南昌警备区独立营的一个排级干部直接选调到江西省军区政治部群工处当干事。 　　笔杆子是当一名干事的基本功。在老处长、老干事的传帮带下，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练，我终于较快上手，一两年后已能独立完成重要材料的起草工作。79年江西省军区召开民兵代表大会，从司政后机关抽调文笔较好的参谋干事加入材料组，我分到两个任务，大会《倡议书》和张力雄政委的《闭幕词》，完稿后，我反复诵读几遍，自我感觉良好，果真材料组顺利通过，张政委看了一个字也没改就付印了。 其实，请示、报告、指示、决定之类的公文写作，在整个材料工作中的比重并不大，较多的还是调研报告、经验总结、先进事迹宣传推广之类的文章，而对我来说写的最多的是讲话稿。有时我很纳闷，省军区的主要职责是征兵和预备役建设，即民兵工作，下属有十来个军分区、八十几个县区武装部，而现役部队呢，只有一个独立团和几个直属分队。但机关的工作重点总是围着那点部队转，把民兵工作作为主业的只有司令部的动员处和政治部的群工处，不起眼的我居然成了首长们的“香饽饽”。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七十年代末，江西省军区司令、政委，副司令、副政委竟达到29个。首长们靠边站已久，出来工作积极性很高，除了开会，就是跑基层，好在一个省的地盘足够大。地方政府也从“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搞“第二武装”的教训中开始重视民兵工作，尤其是基干民兵的组织、军事、政治“三落实”。省军区首长当时的配备只有一名警卫员、一名司机，没有配秘书，于是下乡就临时从机关抽调人员随同，当然最佳人选就是会记录会写材料的，还有就是年纪较轻好使唤的，而我恰好符合这些条件。首长们参加革命早，大多是老红军、开国的将校，文化水平不高。他们经历过战争的考验，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挺生动，但就是经常跑题。会上随便说说不要紧，要命的是各级召开代表大会、表彰大会、经验交流会等正规的合，首长的讲话就是重要指示，要印发材料学习的，这个时候，干事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跟首长跑了几趟，我摸到规律，写起材料来顺理成章，还是“快手”。首长们参加下面的大会，是不会有功夫去听大会发言的，要么是头天大会开幕去说几句，要么是大会结束去作作指示，后者居多。一般情况下，头天跟首长到达目的地，放下行李我就去找会务组要材料，尽快消化，挑出那些重要的有用的领导讲话和典型事迹或经验材料做标注、划杠杠。晚饭后开始动笔，此时已经打好腹稿，一般是老三段：第一段，会议在什么形势下召开的，有什么重要意义；第二段，肯定成绩和经验，扬好人好事，稍带点一下有哪些不足；第三段，上级方针政策、下步工作要点，最后说些鼓励的话。第一段和第三段是套路，换个地方讲也差不多，加一点地方特色就可以了，当然第三段不能写的太满，要留一点给首长发挥的空间，这就要事先做功课，大致了解首长的简历、兴趣和爱好。重头的较难写的是第二段，要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这也是我下车伊始就急着找会务组的原因。 讲话稿一般在4000到5000字，让首长能讲个把小时。我写材料的速度很快，但有个缺点，手写赶不上思路，只好潦潦草草，写下只有自己能看懂的文字。上半夜一般能完成初稿，下半夜就惨了，要对草稿进行整理抄正，让首长看得懂看得清，得用大稿纸带小方块格子那种来抄正，耗时耗力。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一个晚上连写带抄，好家伙，一万字啊！幸亏那时年轻，熬个夜问题不大。第二天早饭后交到首长手里审阅修改，应付下午开会讲话。小修小改就在稿纸上完成了，需要大的修改的话则要重新抄正，所幸这种遭遇并不多，记得只有跟着李副政委的时候发生过，他号称是他们那一代的秀才，对文字自然挑剔些。不过对我并没坏印象，在汽车上还调侃我毛没长齐就找对象。那时机关大院作兴为子女物色对象，年轻未婚的参谋干事助理员很容易成为“猎物”，后来我才知道，他女儿找了宣传处的刘干事，一个帅哥。 　　跟首长下乡是个苦差事，我却乐此不疲，一来年轻人好动，整天坐机关枯燥无味，二来那时首长们不像现在有些人，官不大架子却很大，动不动发脾气训人。有些首长脾气也不好，骂起人来脏话粗话劈头盖脸，但不记仇，过后就忘，而且只跟大点官生气，不太跟我们这些小参谋小干事计较。有时我们还能沾点光，捞点小“油水”，所谓的油水实际就是一些当地的土特产，按现在叫作“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特别当年从赣南、吉安走出来的老红军故土重游，当地政府和乡村免不了在车屁股后面塞点东西，不值几个钱，说是一点心意。回家后首长们知道我是单身汉，吃食堂，并不在意，叫我帮警卫员把东西直接搬进家。当然，下面人也有特意给每个随车人员捎一小份的，我就泰然受之了。77年我结婚了，细心的首长回家后就会拿一些叫我带回家。记得有一次我跟傅副司令下乡，民兵营长冒雨打了一网鱼，把车后箱塞得满满的。回去后傅副司令叫警卫员拿了一个装米的麻袋，装了小半袋，叫我送回丈母娘家，我掂量着有二十来斤。剩下的鱼警卫员全拿给司令部食堂了。傅副司令是从总参下来的，家没搬，老婆孩子没跟来，吃饭由警卫员从食堂打。我丈母娘看到这么多鱼，喜出望外，除留几条现煮外，其余的都腌起来晒干，过年吃。 有的首长喜欢打猎，下乡总带把双管猎枪，打个野鸡野兔什么的，不时过过“枪瘾”，我和警卫员的任务就是寻找猎物和捡回猎物。有一次我跟柳副司令下乡，在一片湖边发现野鸭飞，柳副司令一枪便命中两只，警卫员冲出去，捡起一只，是死的，我的目标是另外一只，没打死，在芦苇上扑腾扑腾着，我不顾深浅扑上去，死死捉住野鸭，这才发现自己半个身子已泡在水里，好在出差带着换洗的衣服。中午我们在乡政府食堂吃饭，柳副司令命人把野鸭杀了炖汤，谁知炖了一个多小时，肉还是梆硬梆硬咬不动，汤倒是挺鲜的。 当然也有走多夜路碰见鬼的。杨副司令是将军县兴国的老红军，平时最喜欢往赣南跑，县县乡乡都熟悉。偏偏有一天，在一个偏僻的村口，突然飞出几只鸡，路边树很密，村里瓦房被大树挡住，司令员人老眼花，以为那是树丛中飞出的野鸡，赶紧拿出猎枪连着开了几枪，打中几只，正咧嘴笑着，却见大树后面冲出几个人，这才知道把老百姓家养的鸡打死了！老百姓不干了，随车参谋又是赔礼又是扛出军区首长的牌子，人家照样不依不饶，最后只有赔钱了事。末了，警卫员要把死鸡带上车，却给老大娘拦住了，说这是一只很会下蛋的鸡，只赔鸡钱已经便宜你们了，损失的鸡蛋还没找你们算呢！说什么也不让带走，司令员躲在车上一脸无奈。这件事很快在军区机关传开了，被当做茶余饭后的笑谈。 　　1981年小平同志当中央军委主席，他从国内国外形势变化和经济建设的大局出发，决定让老同志退下来，机关开始精简整编，政治部群工处首当其冲被撤销了，职能移交到秘书处。我则被调整到组织处，也许是我年纪最小、文字水平还可以的原因吧。我有些落寞。这四年，群工处就像一个家，凝聚力之强，关系之融洽在部里是有口皆碑的。管处长就像慈父般爱护着我们，功劳归大家，责任自己扛，要知道他可是一位劳苦功高的抗战老兵啊！尤其把我当成自己的小字辈那样看待，我也没有任何顾忌，时不时跑到他家蹭饭（饺子）吃，他老伴老孙是农村妇女没工作，一副热心肠，我老婆坐月子吃的老母鸡都是她帮养的。如今，四十多年过去，管处长去世多年，老孙已九十多岁，卧病在床，每次我去南昌都要去看望她。 二、 从群工处到组织处，工作对象变了，由民兵变成正规军；工作面窄了，由跑全省变成部队驻地少数几个地方蹲点跑面。组织处工作主要是两大块：团以上党委和基层党建、团建。我分在基层组，又干了四年。组织处是个大处，工作繁杂，对比在群工处，我觉得自己乏善可陈。如果要说有一点作为的话，有三件事记忆尤深： 一件是筹备福州军区第一次精神文明表彰会。政治部提前半年发通知，布置下面推荐先进单位、先进个人，报送先进事迹材料，部里再根据名额、事迹是否突出进行筛选，然后派出工作组前往考核。我的分工主要是典型材料的搜集整理。报送福州军区的材料要求很高，百里挑一，既要扣住主题，又要有地方部队的特色，区别于野战部队。对先进人物的介绍，要求思想境界高，语言生动，能感染人。这个对我倒不是难事，我写记叙文的水平远高于公文写作，还在上初中时我参照课文选中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写作技巧，结合下乡帮助农民秋收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贫下中农是我们最可爱的人》的作文，讲述贫下中农在湍急的洪水中抢修加固独木桥的事，被当成范文，在年段各班讲评。这种写法用在先进事迹的搜集整理上自然驾轻就熟，概括起来就是以事实为基础，抓住人物的闪光点，深挖思想根源，顺应现在形势，适当拔高。最后，经省军区党委研究报送了四份典型材料，都出自我的整理和润色，其中萍乡市武装部（高配正师级）吕政委的材料是我亲自执笔的，他很感激，后来我再次去萍乡时，他送了很多当地特产烟花给我。过年我回老家，在空地上一股脑把烟花全打掉，乐的儿子与小伙伴直拍手大喊大叫，是过得最痛快一个春节。接着，我就奉命去福州军区设在梅峰宾馆的材料组报到，按照军区组织部的要求，对报送的典型材料作进一步的整理、加工，可谓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不到开会就不会定稿。 大机关做事就是不一样，筹备工作整整一个月。大会开幕，我以为没我什么事，听会就可以了，哪知处长又给我布置任务了，他说，新来的宋政委要处里给他准备一份大会的传达提纲，你情况比较熟，这几天辛苦一下，大会结束交给我。我的头顿时大了，传达提纲是那么容易写的？大会的进程必须了解，领导的讲话精神要吃透，兄弟单位的先进事迹先进经验也要了解归纳，我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白天要参会，我只得晚上加班，拟好提纲、大标题、小标题，然后开始东拼西凑。因为有一个月筹备工作打底，我笔下洋洋洒洒，居然凑成12000字，宋政委看了很满意，我如释重负。 大会开幕时，闽赣两省省委领导前来祝贺，江西是省委第二书记讲话，照本宣科语气平缓，没有多少波澜。接着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讲话，他没有稿子，站着讲。先是讲了几句祝贺、感谢子弟兵的话，然后话锋一转，从福建历史开始讲起，讲述朝代变迁，例数风流人物、英雄豪杰、苏区红军，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滔滔不绝，记忆力超强。后面讲到改革开放福建面临的机遇，更是豪情万丈，语调抑扬顿挫，富有煽动性、感染力，让人顿觉热血沸腾。可以说这是我一辈子聆听到的最好的最有激情的一场报告，给人启迪，给人力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件事是参加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基层组的刘干事调去担任党委秘书，我接任了青年干事一职。非常幸运，82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时隔多年后召开新形势下的部队青年工作会议，名额给到军以上组织处。这次会议规格很高，总政余秋里主任、梁必业副主任接见并作指示。会议安排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及经验交流，福州军区同空军编在一组，组长是宋德福，他那时只是空军的一名青年科长，讲话很有水平，跟央视播音员似的，不带一点磕巴。我在小组会上谈了如何发扬井冈山艰苦奋斗光荣传统、推动部队开展学习“硬骨头六连”活动的体会，受到组长的好评，会后我们还单独聊了一会儿。大会日程安排较宽松，活动丰富多彩，特地组织我们上天安门、游中南海，都是些未开放的地方。有一天晚上还包专场请我们去怀仁堂看话剧《九·一三》，演的是林彪折戟沉沙的事。会议结束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晚宴招待我们，着实让人大开眼界，增长不少见识。 　　第三件事是当选江西省九届团省委常委。按照惯例，团省委要有一名军队成员进常委班子，青年干事是唯一人选。于是我小才大用当上了“常委”，惹得机关干部见面林常委、林常委的叫，怪不好意思。那届常委有一个书记、四个副书记，其他常委由几个部长担任。当时比较注意各行各业的代表性，常委们出身有机关干部、有劳模、有工人、有教师，加上我一个军人组成。例会我一般不参加，研究全省性工作部署内容的才通知我出席。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对我很关照。我在常委会上不轻易发言，附和的比较多，但对工作决议没有二话，回来后向处长汇报，结合部队实际不折不扣贯彻落实。部队青年工作情况我也主动向书记们通报，他们比较满意。这段经历算是白捡到的经历，过后发生的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人生中的每一次经历都是一种成长、一种财富，至少在团省委的经历让我增加了对地方的了解，扩充了人脉。 三、 说到当时的政治部机关，两栋楼，一新一旧，除了干部处比较神秘外，其他处室之间经常串门，说是收集素材，实是找朋友聊天。政治部有个小农场，秘书处定期不定期安排人员去帮忙，有一期是我和干部处的李干事搭档，我们俩从省军区拉着一整车大粪从三经路到朝阳洲农场来回十几公里，中间要穿过二经路、八一大道、沿江路，招摇过市，路人纷纷捂鼻躲闪。这事讲给后人听，他们准不信。一到插秧、双抢、秋收季节，部里一齐出动，不分老少、不分职务高低，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大家边干活边开玩笑，叫着外号，什么“肚子”、“肥子”、“鼻子”、“甘蔗”、“羊羔”、“西哈努克”等等不一而足，大多以体形、相貌、姓氏取号，搞笑的是保卫处的汤干事叫“五分钱”，我问别人才知道由来：汤干事高度近视眼，太阳底下看到一团圆圆的发亮的东西，他一边叫着，谁丢了钱，一边弯腰去拾，哪知摸到的是一口痰！有没有瞎编，我不知道，反正是这么叫的。干活很累，那个年代肚子没油水，我一顿午餐可以吃八个肉包！后来独立二团解散，政治部从二团在新建县甘家山的农场拿了几亩地种花生，收获季节怕花生被偷，就在地里搭个帐篷派人值守，天气热得像蒸笼似的，无处躲藏，中午待在帐篷里，蜡烛热得弯下腰。因为有了农场，管后勤的秘书处腰杆子硬了，食堂时不时给大家发点福利，过年杀几头猪，一个人分几斤肉，发两瓶四特酒（市面上是凭票供应的），偶尔还做做豆腐，整板发给大家，我丈母娘拿去做霉豆腐，经常端到外面向邻居炫耀。 　　那个时候，人的思想单纯，我刚成家，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两口子工资比老百姓高，从没想到要出人头地，平平淡淡容易满足。没想到，期间无意中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名扬司政后机关，可谓惊天动地，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昌，中国四大火炉之一，78年8月最热的一天，没有风，地面热浪滚滚，到傍晚依然没有退烧迹象，树梢纹丝不动。我老婆已怀孕九个月，她在洪都机械厂上班，与省军区一南一北，相距十几公里，行动不便，就住在娘家，我成了快乐的单身汉。在食堂吃完晚饭后，天还大亮着，我寻思，这么热，不如去赣江游游泳，于是捡了几件衣服，与毛巾肥皂一起放在网兜里就出发了。赣江就在军区大院后面，游泳的地方叫下沙窝，以前是泥船挖沙的地方，赣江在这里稍有转弯，水流不是很急，水质清澈，不熟悉水性的人以为江面风平浪静没什么危险，实际上是陷阱密布，“窝”的意思很形象，窝边较浅，窝底却深不可测。每年夏天都淹死过人。艺高人胆大，我仗着有点游泳的功底，就没有叫伙伴。一回生两回熟，对水下地形摸得一清二楚，独往独来已习以为常。大概游了个把小时上岸，换上背心，穿件短裤头，提着小网兜，趿拉着拖鞋，晃荡晃荡往回走。 路过军区首长的小别墅区，我一看天色尚早，突然想起上次跟傅副司令出差下棋，我一比二输了，很不服气，总想找机会扳回来，我自信棋艺还可以，当年在营部，号称象棋高手的营长都是我的手下败将。我毫不犹豫敲开了傅副司令家的门，警卫员小杨已经很熟，把我让进家，随即上二楼请司令员，老头子听说要下棋，是来打擂的，一下子来了精神，笑眯眯地拿出一副牙刻的象棋摆好，开盘杀起来，前两盘我有些急躁，很快败下阵来。第三盘我冷静许多，采取先布阵，稳扎稳打，不主动进攻，这一招果然奏效，老头子皱着眉头，落子的速度明显慢下来，一步棋常思索许久，我急了，嘴里不停地催促他快下，一不留神让他摆成连环马，我怎么都破不了，一步被动处处被动，第三盘又输了，这盘棋下了足足一个小时。我脸涨得通红，不甘心地说，“再来一盘”！老头子不置可否，手上却没停歇，麻利地摆好棋子。我抢先起子，打中头炮，想以猛烈进攻打乱对方阵脚，但这时我头脑已懵懵的，顾此失彼，让老头子以一炮换我仕相，没了城防，他的双车就发挥出威力，我无力回天，输得比前三盘还要惨！老头子收起棋盘，微笑着说：“小同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我嘟囔着下次报仇，抬头一看墙上挂钟，已经十一点半了，赶紧起身告辞。 回去路上我懊恼极了，想的尽是在哪一盘哪一步下的臭棋。快到家了，马路边树影婆娑，围墙的出入口围着黑压压的一群人，我很是诧异，忽听得“回来了，回来了”一阵欢呼声。我呆呆地望着众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管处长挤出人群，板着脸说：“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喃喃地把过程说了一遍。处长回头对围观的人群说道，人回来就好，大家回去休息吧！我这时扫了众人一眼，好家伙！本栋楼的干部、家属几乎都出动了，秘书处也来了人，政治部吕协理员接着又问了我几句，转过头对管处长说：“我得赶快回去，主任还等着报告呢！” 众人都散了，我犹站在原地不知所措，隔壁邻居刘干事陪着我，一五一十讲起前面发生的事。我住的房子是一栋四层筒子楼，我和刘干事年龄相仿，刚成家不久，住单间，两家共用一间厨房。我穿着短裤去游泳，刘干事是看到的，十点钟他见我没回来就告诉了再隔壁的王干事，大家开始紧张起来，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大家不约而同聚在围墙出入口议论纷纷，各种猜测都有，是不是到哪里玩去了？是不是去他老婆家了？还是出意外了？大家有种不祥的感觉，但没直接说出来。有人提议，先派人去他老婆家看看，熟悉我的人说不可能，穿着短裤能跑多远？但总不能傻等吧，有人叫来我的初中同学小连，他在司令部管理处当管理员，去过我老婆家。他二话不说，马上开车赶去洪都。我岳父岳母因为天气炎热，无法入睡，还在屋外乘凉，见小连半夜来家，很是惊奇，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小连说，“没有没有，可能是躲在哪个地方加班吧，领导要找他”，说着转身要走。我老婆挺着大肚子，说什么也要跟车回来看看，小连拗不过，就让她跟来了。这段插曲是我后面听说的。刘干事还说，管处长与吕协理员碰了头，如果你12点不回来，就准备叫独立二团船运大队出动，沿赣江打捞了。我听了如五雷轰顶，游个泳竟然整出这么大一桩事来！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小连车开到我面前，我老婆推开车门费力地挪步下车，脸阴沉着，瞪了我一眼没说话，径直上二楼去了。我与小连握了握手，赶紧跟上楼。进屋后我简单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估计她也从小连嘴里打听到一些消息，洗漱上床后呜呜地哭起来，也难怪，站在她的角度想一想，万一有个好歹，孤儿寡母的------，我一边责备着自己，一边不停地安慰着妻子，直到她昏昏睡去。我翻来覆去，一点睡意都没有，自责、担心、害怕，明天会不会挨个处分，或者来个通报批评？ 第二天上班，谁也没有在我面前提起昨晚的事，毕竟是件糗事，但我觉得大家看我的眼光总是怪怪的。第三天星期六机关出早操，队伍整理完毕，吕协理员讲话，对我擅自去游泳的事只是轻描淡写说了说，但末了加重语气说：“我们不要求机关像部队那样外出都要请销假，但是安全防事故绝不能放松，以后谁都不能未经集体组织单独去江、湖、水库游泳！”没宣布什么处分决定，我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下来。 一个月后，我老婆生下个男孩，六斤重，可能受过惊吓。 　　1984年10月，我在政治部已经呆了八年，小干事混成了老干事。政治部让我下到九四医院政治处担任副主任，一年后转正。 四、 今年是我光荣在党五十年。夜深人静，当我回顾人生历程依然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入睡。我当过兵，从过政，经过商，这时才发现，我从26岁到34岁当干事的经历，竟然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黄金八年！那是风华正茂的八年，无忧无虑快乐成长的八年！ 我深深地怀念那个清廉的年代，怀念部队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良好风尚！ 八一前夕，我写下这篇文字，以此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6周年，并以此献给当年我的同事、战友，祝大家节日快乐，有朝一日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