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性 青少年与危机（引论）

杨红霞

人对个人同一性的需要是如何进化的呢？在达尔文以前，答案是清楚的。因为上帝用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作为它的统一性的副本，从而为所有人的个性化和信仰留下了荣耀和失望。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以后，伊甸园当然经历了许多乌托邦式的变革——这种逐出把人的统一性和他的劳动、他和别人合作的方式以及于技术的和集体的自豪紧密的联系起来了。

有一次，一个新英格兰人在他的花园里劳动，一个牧师走过去并庆贺上帝与他共同劳动才有这样好的收成。他回答说:“是啊，但是你应该看到，到时候上帝却把它全部拿走了。”在这个故事中，上帝并没有死，而是被放在他固有的位置上。

凡是“有偏见”的人们，不论他们在哪里都做殊死之战:而上升的民族和那些甚至是古老的，但却受到了“年轻的”民族统一性危害的民族将会延缓其发展并且危及世界性的统一性。

埃里克森通过对“同一性危机”的梳理，与弗洛伊德进行对话，他认为一个儿童的人格发展是否健康应该从弗洛伊德所关注的生理层面的健康与否，提升到关注心理层面的、人格发展的健康与否。潜在的机制，也就是说要从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性压抑、用力比多来解释一切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提升到人格发展是否健康，主体能否与环境良性互动层面，而不是只关注生命内在的因为潜意识的、本能的、力比多的压抑所导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埃里克森在跟弗洛伊德对话的过程中同时在给自己的学术划界，他的创造性的梳理给大家启发。一个儿童的人格发展是否健康，仅仅关注人格的健康是不够的，或者说仅仅关注个体与环境怎么样良性互动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健康与否，只提心理是否健康是不够的，还要提精神上的健康与否。就是要关注生而为人的价值、意义，人之为人的潜在的可能性，关注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和谐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