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阿姨的故事

虹蜻蜓

蒋阿姨走了，听到她去逝的消息，已经是她走了一年多以后了。世界上有无数的人，身处的国家、年代、家庭等等不同，就会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蒋阿姨出生在19世纪20年代的中国香港，受教育于民国。据说1949年大陆解放后，她向往新生活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参加了工作，结婚生子，直到文革结束前都没有回过香港。

蒋阿姨这一代人与我们建国初期出生的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曾经历了两个时代既旧中国与新中国，他们这代人身上有着新旧两个时代的特征，既有旧的传统生活留下的印记，又有新中国不同时期思潮的影响和烙印。她的一生极其普通，只是与我有着不解之缘，让我难以忘怀！ 

与蒋阿姨认识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66年初我们家搬到虎坊路，她家就住虎坊路，因是我母亲的同事，住近了呢，走动自然多了起来。她比我母亲整整大十岁，那年大约40出头，我呢，刚满12岁。

记得那是文革初期正是红卫兵打砸抢到处乱抓人的八月。有一天一位个子高高，脸盘丰腴，体态优雅，说话嗓音好听的阿姨来到我家，她和我妈妈谈论着她家的情况。-----她就是蒋阿姨。那次她来我家，是因为她与爱人（当时是北京市文化局长的秘书）闹分居，想跟我母亲说说。她说他爱人是走资派的秘书，她要与他划清界限。可搬出去住不可能，于是在家里只有两间屋子的情况下，她让孩子（一儿一女）与她同住，让她爱人自己住。

这样在家里搞阶级斗争大约持续了不到一年，她爱人便下放到了北京郊区。在此期间我和我母亲去过她家几次。有一次我去时见到了她的爱人，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带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就是一介书生，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这次遇见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后来她爱人在下放期间认识了一位女教师对他很好，他便正式向蒋阿姨提出离婚。那时最激烈的批斗趋于缓和，蒋阿姨开始对原来与他划清界限的行为有些后悔，但受到伤害的一方认为已无挽回余地，最终与她分手，两个孩子归蒋阿姨。

从那时起蒋阿姨便一个人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六九年她大儿子插队，她与我母亲一起去了外文局的河南五七干校，因小女儿还未成年，建立了新家庭的父亲又不管，她便带女儿一起下放。当时所有带家属的或是夫妇两人的，一律下到当地的村里，她女儿那时大约十四岁，多年后她女儿对我说：亏得外文局当时在干校组织了一些有能力的干部给他们这些插队的孩子上文化课，她才没有荒废了学业，后来考上了人民大学走读班，最终成为了一名记者。

她们在河南农村插队期间，我到干校去探望母亲，在此期间我和母亲还到她们下放的村子里去看望了她们。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农村，并且是穷的叮当响的处在河南黄泛区的农村。干打垒的房子屋里连个炕都没有，只是拿树枝拦出一个地方放上草。不置办多余的家具，反正是大水来了说跑就跑。蒋阿姨住的屋里到是有个土炕。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蒋阿姨还是把屋子打扫的干干净净的，人也很乐观。

蒋阿姨离婚后再未婚。纵观她的婚姻，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把本来美满的婚姻给毁了，还是有些悔意的。可能就是这些悔意，在她爱人得癌症，不久于人世时，她去医院见了他离婚后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后来听说她还有百年后能与他同葬的愿望。当然这件事我并没有详问，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按理说，蒋阿姨是我母亲的同事和朋友，我这个晚辈应该与她没什么交际，可实际上我还真受了她不小的影响。

她是旧中国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女性，人很有才气，文笔和绘画极好，文革中我见她画的毛主席像特别入神。

她离婚后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不宽裕，可她不管怎样，穿衣打扮都非常精致，孩子穿戴的也是利利落落。她还做得一手好菜，每次到我们家都带上一两样，还时不时的教我母亲做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做的西红柿肉沫酱就是跟她学的，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酱一直是我做饭的保留节目。

我是1954出生，青少年时期又在文革中度过。有关女孩子应该有怎样的言谈举止、怎样处理一些对付男孩子的事很多都是蒋阿姨教的。特别是女孩外出的防身术：就是随身带一包粉末，遇上坏人就将粉末甩在他脸上，在他拍打时逃脱。您别说想想还真管用。

蒋阿姨极富同情心，她家刚搬到和平里时，她见她对门时常有两个半大小子进出，从没见着他家大人。后来才知道他们的父亲被关。这两个孩子不会做饭，总是饥一顿饱一顿，她便经常多做些给他们送去，有时就叫到家里吃饭，对他们给与了很多的照顾，使这小哥俩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当我到了外企准备去某地去跑业务时，蒋阿姨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个人的名字和电话，她告诉我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找他。我本人是个既不依附某种势力，也从不高攀求人的人。蒋阿姨条子上写的人名是什么身份我根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没留意，只是把纸条接过来，顺手塞进我的小电话本里了。

又过了一些年，社会上对某人进行了批判，我留意了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才想起蒋阿姨给我的纸条，立即翻了出来看，当一个名字出现在我眼前，顿时惊到了那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那名字不就是现在所批的人嘛！他就是蒋阿姨曾经关心过的小男孩。

文革后我对政治冷漠，对政治人物的上上下下也早已看淡。我只知道这个风光一时的人，始终没有忘了蒋阿姨对他们曾经的照顾。不管后来他们地位多高，工作多忙，只要是蒋阿姨的事都帮。在蒋阿姨住香港期间，他出访时还在百忙之中去看望了阿姨。

一个女人单身抚养两个孩子，如何照顾好他们，如何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教育，有一个好的前程，一直是蒋阿姨考虑的事情。而她在此方面非常精明，她凭着自己的安排筹划，先后将自己的儿女都送到了美国。

她在儿女都出国后，来我家的次数就比较多了。她比我母亲大十岁，巧的是生日月份一样日子只差一天。因此就有了一同过生日的经历，她们两个人共同庆生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她七十岁、我母亲六十岁。一次是她以九十岁高龄回国，与我八十岁的母亲一同庆生。那次庆生极为隆重，八年过去了回想起l来，还是那么的温馨。

在她有了小孙女后，便让儿子将孙女送回国，带在自己身边。小孙女自然也成了我们家的常客，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年国庆，她带小孙女到我家，小孙女和我儿子一起在我们家阳台上看烟花的情景。后来她的小孙女长大，嫁给了一个韩国人，据说是孔子的后裔。他们来北京我们还在一起欢聚了一次。

她在移民美国前，将家里的家具进行了整理。最后将她家祖传下来的一个樟木箱子送给了我。这只箱子在我们整修一番后，放在了我自己的家。至今仍保持放衣服的功能并兼做卧室的电视柜。

蒋阿姨移民去了美国后，先住在纽约，1999年我到美国出差，我和已在美国定居的妹妹一起到她家探望，我记得那天傍晚，她带我们姐俩来到一个美丽的河畔，在晚霞的映照下，吃了一顿丰盛的中餐。

2010年我退休后，她已住进旧金山的一家养老院，我和在美国留学的孩子一起到旧金山玩儿，去养老院看望她，这家养老院有为探望老人的客房，我们就在那住了几天。蒋阿姨在养老院是一个人单住，房间布置的就像家一样。这家养老院应该是教会办的，里面的工作人员全是嬷嬷和修女。养老院里也住了几位中国人，蒋阿姨说她特别反感的是一个中国上海的老太太，住在人家这，还老说人家的不好。是啊您在异国享受异国的养老待遇是应该心怀感恩的。在养老院住的老人只要是有能力，就会做一些义工，当然这全凭自愿。

在旧金山玩儿的这几天，我们还和她与她的女儿一起外出吃了一顿越南餐。那家越南餐最有名的是他们家做的大螃蟹。听说开此餐馆的人原来是南越的一名将军，南北统一后他来到了美国开了这家餐馆，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为了我们在旧金山能玩儿好，蒋阿姨还特地给了我两百元美金，我知道老人家并不富裕，可又不好拒绝，内心十分感动。在养老院免费客房住了几天后，临走的那天，蒋阿姨说你们可自愿的向养老院捐些钱。我们知道在美国的这种慈善机构是靠捐助的。我按该国的做法，郑重的走向捐款箱献上了我的爱心。

2011年我们授蒋阿姨和她女儿的委托，帮她装修了在北京的房子，我们还将她留在北京的唯一件老家具——一个五屉柜进行了修缮，后来她回了一次国，见到我们帮她装修的房子和这件老家具十分激动。

2019年6月5日，她以94岁高龄在美国仙逝，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她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是我生命中一直与我和我母亲有交往的长者。我永远都忘不了她的音容笑貌，忘不了我们的一世情！

2023年夏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