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喜旺/登华街往事

叮叮

叮叮按：2023年1月，身居北京的昆明人喜旺，读到我的美篇《我小时候的昆明》，被其中记叙的登华街触动，通过各种寻找，联系上了我。原来是，他曾居于此街若干年，我们竟然是街坊！之后，看了他写的《登华街往事》一文，我顿觉，这岂止于小小登华街，这是特定年代老昆明的深度版本啊！那些街坊，那些居民老奶，那位仗义伙子，那个“小破孩”.......都太有趣味，也太具文化生态意味了。由于喜旺专心治学，不玩美篇，征得本人同意，特由本人在此隆重推荐，希望大家喜欢。

叮叮2023.7.29

登华街（1990年代）

喜旺小贴示：叮叮和我可谓不曾相识的“老街坊”了，虽然曾生活在同一条街上，但各自的具体生活场域有所不同，她的竹子巷是一个单位宿舍（看到“叮文”后才知道是妇幼保健院的宿舍），居民们相对单纯，有点类似“大院“文学作品中的场景，我的2号院则是一个典型的大杂院，鱼龙混杂，更像“72家房客”中的市井。因此，我对登华街感受更深的是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而非街道这个物理载体。在昆明大街小巷中登华街普普通通，记忆中无更多名人故居（编者注：仅有张天放、白晓松宅院），也没有光荣事迹，能有曾经的居民用文字记下她昔日的“容貌”和故事，为她在昆明方志中留下一笔，是登华街的荣幸。笔者能有登华街那一段人生经历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生活阅历。

登华街往事

《我小时候的昆明》（以下简称“叮文”）似一幅城市与童年的素描，自幼生长于登华街的作者叮叮细腻而朴实地描述了那条普普通通的小街及周边地区，叙述了童年的人生和城市的童年。虽不是登华街的“原住民”，但登华街伴我走过了中学、知青、工人和考大学等重要的从前。 四十余年的峥嵘岁月，天翻地覆，城市巨变，登华街连同青春岁月渐行渐远，日渐模糊，“叮文”犹如远山的晨钟暮鼓，唤起了我对登华街的记忆重拾，往事又渐渐映入脑海…… 

登华街的石板路

我曾住登华街2号（紧邻那个公厕），进门后有一个4-5米的狭长通道，然后拐进天井，是一个四合大杂院，主房是临街一面，一层大半部分是登华街居委会办公地（门是里外都可开），余下一小部分住有一户人家，二层楼上住有四户人家，主房两个侧面有两个两层的小阁楼（分别住有两户人家，其中一户是本人），主房的天井对面是一层的厢房，住有两户人家。别小看我们这个大杂院，可是当时登华街的行政中心哦（即“鸡皮老奶”们的办公地点）。

六七十年代昆明的公厕

登华街的记忆之于我，排序第一的就是那个公厕，它仅是一个女厕，不知当年昆明的公共设施建设秉持的是什么理念，造物主创世开始就是男女共存，为什么登华街没有男厕？至今想起来仍不得其解。在此情况之下，男士们方便大小都得出门，走过妇幼保健院大门去往青云街坡上那个公厕解决问题，大号去那是必须的，每逢小号都往那跑就好比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天天做好事，于是一进门那条4-5米长的通道不时（主要在晚上）就成了解决小号问题的“胡志明小道”（院子里绝非我一个人使用胡志明小道，从那浓郁的味道中就可嗅到集体的力量），这逐渐就衍生出一出“猫捉老鼠”的综艺节目。

院子里有一个老奶紧盯此事，一次我正准备方便，不知她从哪冲了出来，大喊“你这个小挨刀呢”，吓得我夺门窜逃，到一个中学同学家借住了两日。“胡志明小道”这事最后闹成阶级斗争新动向，居委会的鸡皮老奶们邀约派出所的“老猫”把我和院子里其他几个“嫌疑犯”召集在一起，进行了很斗私心一闪念的教育，“嫌疑犯”们个个在那装佯，一脸无辜、并表示若发现不良行为一定向组织报告，装得像在拍那个年代的“谍中谍”。

保健院保健科医生与登华街居委会老奶（1960年代）

登华街虽名为“街”，但那时基本没有什么公共服务或商业服务设施（铺面）（除了华山西路这头的街口有个小杂货店，以及“叮文”提及的那个煤店），也就是一条胡同或里弄而已，与农村里的一条街类似。我住的2号院里连自来水管都没有，煮饭烧水和洗衣服用水都要到隔壁3号院（煤店斜对面）的一眼水井去提水。

公厕不远，那水井的水可饮用吗？多少年后想起来是个大问题，但当年我们确实就饮用了，不也茁壮成人了吗？或许本来就“粪水不犯井水”，或许含点粪水的井水维生素更丰富，总比现今饱含化学元素的地下水有机一些吧！？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们的“矫情”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有时不想生火烧开水，就得提着热水瓶途径铁局巷去五一电影院旁一个茶馆打开水（两分钱一壶）。上厕所要往一头走，打开水又要往另一外头走，充满青春活力的双腿，在登华街的石板路上来来回回，从少年步入了青年……

清静的登华街（1990年代 杨红文）

在我印象中，那个时代的登华街非常清静，从我的2号院出门往左走到煤店附近，再往左一点就进入铁局巷，一直走有一个岔口可岔到五一电影院及劝业场，开始热闹起来，如果不岔直走出去就是武成路。整个铁局巷几乎都是关门闭户的，鲜见有人出入活动；从煤店往右一点一路下坡就可到翠湖，这一路的有些门户比铁局巷的门户大，而且有三角梅爬出墙来，但似乎也总是关门闭户的。

比较有人气的就是煤店和公厕，但那是有特定时间段的人气。街和人是相伴而生，人到哪里去了？那条街似乎没给我留下什么街谈巷议和逸闻趣事的深刻印象？在那条街上除2号院外，我不认识任何街坊邻居和老少爷们，包括2号院我也没有任何好朋友，这是为什么？可能还得回到我的2号院来琢磨其原由。

登华街比较有人气的煤店（刘建华 1990年代）

69年父母去了五七干校，为了留在昆明上中学，我就被安排住进了登华街2号的一个小阁楼，那是一个亲戚的房子（租屋），但亲戚也不在昆明市区工作，而是远在西山区的一所小学教书，周末或节假日才回来，平时就我一个人住，楼上楼下两间各自五或六平米的小屋，这在当时也是算住房宽裕了，更重要的是我一人被放生在此，“自由诚可贵”。 

雪后登华街（1983 刘建华）

这个院子的真正主人是住在一层居委会旁边那个小屋的苏老师（在那个学校任教不清楚），苏老师一脸富贵相，与他人很少讲话，以微笑点头示意为主，她那屋就像一个永远看不清的“暗室”，总是拉着窗帘和门帘，她进出时恨不得门只开一条缝钻出来即可，也鲜见什么访客。据说，她先生去了台湾，子女呢？据说者也说不清。这个院子49年前就是她家的私产。 

楼上从楼梯口往后数，第一家是老两口，一看就是知书达理人家出身，其衣着和神态明显不属于当时的鸡皮老奶类型，说话轻声细语，与人无争，也不多说话，我偶尔从他们家门路过快速瞟一眼，能看到他们屋里是有些家当的，但不见子女身影。

登华街连着铁局巷（1990年代 杨红文）

第二家是一个典型的无产阶级家庭，女主人人称郭嬢嬢，在附近一家单位食堂工作，不时从食堂捎带点东西回来补贴家用，带回来的东西常被她女儿充满优越感地广而告知。郭嬢嬢性格开朗，无坏心也无头脑，每每下班回来总要在院子里发表下当天的生活感言，然后再上楼进家。她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在此，不知为何她的儿子和丈夫在江川老家乡下，那个儿子几个月会来一次看妈妈和妹妹们，住一两天又走了，但她丈夫我就没见过，也许来过我不在（因为后来我下乡知青后，也不是天天住那了）。

第三家也是一个女主人带着四个儿子，绝对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女主人一脸阴沉，沉默寡言，不时卷烟在手，据说其老公曾是国军不大不小的官员，正在某地服刑劳教。她的大儿子、二儿子都在昆明远郊工作（不知干啥），偶尔回来一下也不与院子里人啰嗦什么，老三与我同龄，有时会站在楼道里与我聊几句，交流下诸如“方口鞋”款式之类的当年时尚问题，老四还在打得罗的人生初级阶段，与我没什么可交流的共同话题。 

登华街（苏新宏）

这个第三家的对门就是我在楼上的小阁楼房子，是放张双人床就基本满了的小房间，就我这寒舍，当年个别铁哥们级别的中学同学、知青朋友或工友偶尔来借宿下榻一晚，他们的到来总是引起鸡皮老奶警惕的目光，甚至上门过问盘查。当然，这与他们有时夜里也情不自禁地走上“胡志明小道”不无关系（我交代过他们必须走大道找公厕，但我也不可能半夜鸡叫似地盯着他们）。

登华街上抱着孙孙的老人（1990年代 杨红文）

话说一楼厢房那两户才是重量级房客，其中一户是一个老奶带着一个外孙的家庭，老奶裹小脚抽水烟筒，一口浓重的通海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隔代家庭组合呢？据说老奶在土改时从家乡带着外孙跑上昆明（估计家里其他人“全军覆没”了）来的，老奶能识几个字但没工作（可能靠着当年卷出来的细软，与当铺进行贸易交流来维持生计。），但她这个外孙就是一号响当当的“伙子”了（那一带的江湖人士，当时称舵把），人称三哥。三哥梳一个大奔头，脚蹬方口鞋，骑一辆飞鸽全链壳的单车，在五华区手电筒厂工作（铁局巷出去的武成路上），也是工人阶级一员，从穿着行头到工作单位、地点，都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成功人士。

我进驻2号院时，正值三哥血气方刚的巅峰时期，虽早几年曾因打架斗殴到西山脚下采石场短暂实习过几天（少管），但靠双拳顶天立地的豪气丝毫不减。在我刚进院子那天，我的亲戚让我叫他三哥，并请他平时他多多关照我，三哥满脸笑容地对我说，这条街上有哪个狗日的敢欺负你，告诉三哥，三哥一定帮你“爪”（找不到昆明方言这个字，就是打他的意思）他，这豪爽之言当即似一股暖流涌入我的心田，给了我面对独立生活和陌生环境的勇气。此后，三哥的确隔三差五地就关怀我几句，当然我也从未劳驾过他为我出征克敌，但他一直似我心中的保护神。

抢购菠萝牌汽酒的年轻人（1970年代 刘建明）

三哥在院子里对邻居们都很客气，有时遇到哪家搬媒他还主动搭把手，还从他厂里拿点机油回来教我修单车（那个年代，男孩们都喜欢学着拆装保养单车），完全看不出他在外的江湖形象。尤其是他对外婆非常孝顺和温和，有时外婆骂他一顿他都不敢回嘴，也许这是那“大江大海”岁月里他们祖孙相依为命的特殊情感使然。据说，文革初期通海老家的红卫兵来要揪他外婆回去批斗，“罪名”是漏网地主婆，三哥操着一根棍子高喊“老子是工人阶级，你们敢动我外婆，老子工人阶级就要专你们的政”，这真是革命碰上更革命的了，结果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逻辑下，通海的贫下中农同志们知难而退，不了了之。三哥也非常仗义直言，对院子里不公不义的一些“鸡毛蒜皮”之事常常大加挞伐，而且基本没人敢回嘴。当然，当年三哥毕竟也就二十出头（69年），胡志明小道上也出现过他的深夜魅影，但他有实力让我们闭口。随后几年他娶了个媳妇进门，有了孩子的他就逐渐“退火”了，这就是生命周期的转换规律吧。多少年后，当我接触到意大利“黑手党”（maffia）的文艺作品时，很奇怪地会联想起“三哥”，他完全符合黑手党人物特质：对家人和亲友充满温柔和友爱，但对争斗者充满暴力和血腥。

整个厢房的三分之二面积住着根正苗红的一家四口，户主是一鸡皮老奶，女儿在北郊啤酒厂工作，每天骑着一辆凤凰牌单车早出晚归。女婿是一位转业军人，戴一副眼镜，身材与表情很像“刁得一”，据说在部队上是一文书，而且是在北京军区服役，在当年他是令我们院子蓬荜生辉的人物。退役回来后的他在一家工厂工作，骑的是飞鸽双保险杠的单车，经常身着一件草绿色四个兜的确良面料军衣。小两口有一个儿子。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言，这个革命军人+工人阶级的家庭在尽是“歪瓜裂枣”的2号院简直是鹤立鸡群，革命的自豪感和主人翁的态度却主要体现在鸡皮老奶的身上。这老奶虽说叫“老奶”主要是那年代的行头把她整的像老奶，估计也就五十岁上下，放在现今正是活力四射的“中国大妈”。由于那些年代没有广场舞的娱乐消遣，也不允许麻将扑克的怡情小赌，老奶把剩余精力全放在阶级斗争的消遣上，紧盯院里一切阶级斗争新动向，除了抓不规范尿尿者上瘾外，盘查他人也是她的一项爱好，例如哪家来个陌生人她总要前来盘查几句，我从农村回来休息几天时，她总要关心问道“什么时候回去”，而不是说点“在农村辛苦了，去劝业场整点小锅米线补补”等应有人情之话。

昆明街坊聊天“盘是非”（1990年代 杨红文）

与此同时，她总是没完没了地搞“小磨小擦”（阶级斗争的升斗小民模式），今天把衣服晾到几乎公共走廊上让人不便，明天又指桑骂槐地对哪家“不良”行为进行攻击，大凡遇到这种时候，三哥是唯一能挺身而出的抗争者或辩驳者，其他人家似乎早已被阶级斗争阉割了，只能退避三舍。说来也怪，每每三哥与老奶斗嘴时，三哥的外婆总会出屋来拿个草墩坐在一旁，咕噜咕噜地吸着她的水烟筒“观战”，另一方呢，老奶的女儿从不卷入她妈的斗争场景中，有时还劝说她妈几句，女婿也在一旁也不吱声，只是当双方言语太激烈时出来说“够了”，俨然像维和部队。双方亲友团的助阵対“战事”仿佛有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影响，形成了一种防止事态扩大的机制，大家始终斗而不破，坚持住了一地鸡毛类型的斗争性质，但老奶那个小孙子（五岁左右）就有点有样学样的了，经常不知所云地帮他奶“吵架”，毕竟是不懂事的小孩，留给人的只有可笑而非可恨。 

我在2号院基本是一个置身其外的住户，因为我在昆一中上学常是早出晚归，不生火做饭，附近又没有同学来串门，后来下乡知青、当工人就基本只是周末或节假日才回来住，因此也远离了很多“一地鸡毛”的矛盾冲突，与他们始终都具有某种距离感，很大程度上我对2号院发生的一切是观察者而非参与者。从2号院我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市井生活及其喜怒哀乐，一个深刻的体悟是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与隔阂，我们2号院中除了院子一楼的老奶家外，其余住户都是不完整的家庭，其家庭成员都因这样那样原因而不能团聚，昏暗的灯光下，宁静的夜晚中，各家都在念各自难念的“经”是可想而知的，阶级斗争使人们噤若寒蝉，相互间不能坦诚而自由的交流，因而从未见过院里各家一起坐在天井里喝个茶聊聊天等轻松的邻里互动场面。一叶知秋，那时清静的登华街上，在一个个紧闭或半掩的大门小门里，有多少不完整的家庭、又有着多少不能分享或不愿显露的内心世界呢！？

昆一中教学楼（文革时期）

1978年考上大学，我离开了登华街，1979年父母回到昆明工作，我就再也未回去看望过2号院的邻居们。时代变迁，斗转星移，登华街变了，2号院邻居们的命运肯定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具体变成什么样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有人欢乐有人愁，这就是百姓生活。不论他们身处何处，在天堂还是人间，我真诚地祝福他们——我们一起走过从前的登华街2号院的邻居们！ 

华山西路与登华街交叉口妇幼保健院大门外（1990年代 杨红文）

三十（载）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与登华街的时空距离渐行渐远，千里之外，天各一方，不思量，自难忘，登华街不仅留有我的青春年华，也是我生命启航的港湾，我母亲说我出生于登华街口的妇幼保健院。

登华街一丘田（1990年代 杨红文）

登华街白晓松故居 （1990年代）

登华街石板路

被用水泥封盖住的登华街石板路（胡浩）

（非商业用途，未开通打赏。仅限于个人叙事，使用照片尽量注明出处，如发现有错漏，敬请留言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