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院的记忆（四）

蓝天白云

　　文/ 郑 云霞

想起过去的日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那时候的生活真是艰难，但也是苦中有乐，乐中有难。不是说哪一家生活的苦，家家日子都不容易。那时的小孩穷怕了，总盼着过年。俗话说，牛驴巴秋天，小孩盼过年。过年可以吃香喷喷的白面馍，吃朝思梦想的饺子，穿一年才做一身的新衣服，过年让不谙世事的孩子们真心高兴！提到郑家院过年，又是一番热闹景象。进了腊月二十开始，家家就着手蒸馍，打扫卫生（那时叫扫刮），买年货。按传统习俗，腊月二十三前蒸馍。蒸馍首先要做好前期准备工作。过年蒸的是泡麦面馍，小麦要经过泡水发芽亮干等过程，然后在石磨上磨面。工序复杂，但蒸出来的馍甘甜，麦香味浓。我的记忆里，干这些活以母亲为主，父亲技术指导。姊妹们能干的不能干的，也是撸起袖在旁帮忙。第一天晚上把酵母调好，面发上，凌晨四五点就起床动手干活了。母亲把面分成一团一团，我们揉，揉光滑后，大人做成枣花或点心。看的多了，我们大一点的几个索性也自己做。从早上开始，一直干到晚上八点，蒸馍这项艰巨任务，才在一家人疲惫不堪中结束。当大家累的东倒西歪歇息时，我最乐意去数数，看看一天的收获。对数字不敏感的我，每次都没有数准。实际就是200来个馍，可想我的数学有多悲催。馍蒸好凉上一夜，第二天放到大缸里，用干净的布盖上几层，主要怕风吹裂了。等到大年初一献了老爷，才可吃用。

腊月二十三祭灶后，灶爷上天言好事了。院子里各家抽这个空闲，开始打扫卫生。今天东家，明天西家，后天南屋…也许院子里两三家撞一天了，这没关系，反正是各扫各的。扫除前先把东西搬到院，床上铺的盖的，亮在楼杆上，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存放米面的缸缸钵钵，放在院子花池旁，还有些小东碎西，为省劲，直接塞进衣柜里。扫除从房梁开始，墙壁窗户门框床下，平时够不着探不到的死角，乘着过年扫刮，一点点慢慢的细细扫干净。一年沉积的灰尘，扬起来把人呛的气都喘不过来。我家从姐姐开始，就像接力赛一样，几个大点的姐妹都担当过扫刮的重任。扫是力气活，扫完糊窗户纸可就要讲些技术了。过去都是小空窗户。腊月天，天寒地冻，扫除时开窗敞门，手冻的僵硬不听使换，加上小北风呼呼吹，没有三二年糊窗纸的功夫，半天你连一张纸也糊不好。我们姐妹几个，经过父亲严格训导，手把手示范，也算将就过关。扫除过后，置办年货，做些小吃，过年就进入了倒计时。郑家院过年时，年年烧棉柴。按照老者说法，烧棉柴意味着年年红火。郑家院过年烧棉柴都是三叔一手包揽。

三叔是小屋爷爷奶奶的三儿子，比我长一岁。因为是同龄人，住房又相邻，我家住正北大堂房，他们家住东北耳房，院子里的人俗称小屋。说起来郑家院数他们家住房困难。那个年代，爷爷奶奶已有一个儿子和俩个姑娘成家另住，还有俩个儿子和俩个姑娘未成家，全家六口人，住两间小屋，房子里一个石炕，一个木板单人床，我无法想象，他们晚上怎么睡觉。每到冬季，我似乎才有时间玩耍。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东屋住的平姐端着饭到三叔家，一边吃饭一边打扑克牌，当时玩推火车或者绝牌，每次仨人总是玩到快要上学时才匆匆结束，然后撒腿儿往学校跑。晚上吃过饭的时候，我习惯去三叔家遛一圈。我很纳闷，他们家五六口人，可大部分时间，只有三叔一个人在家，偶尔小屋爷爷在，也是中午喝多了，躺在床上打着鼾声呼呼大睡。三叔喜欢音乐，那时十多岁，笛子吹的很动听，他家方桌上，时常放一本歌曲本，当时流行的歌，那个歌本里都有。我到他家玩的时候，时不时抓住他的笛子也吹两声。吹的时间长了，像巜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航手》，这些当时流行的歌曲我也会吹了。三叔很有音乐天赋，平时人们唱的歌，他听一遍，拿起笛子就吹下来了。初中毕业后，他回村参加了劳动，但在音乐方面，他通过自学发展很好，虽说没有成什么大器，但在村里的音乐队里，他也是高手。村里搞什么大型活动，周边村庄婚丧大事，请他们乐队去吹吹拉拉，也能赚些零花钱。

三十晚上，三叔在院子花池边，先把棉柴架起来。绵柴实际是柏树圪枝和桑树干两部分组成，桑树干劈成两尺多长两三公方厚，搭成小山状，上面用柏圪枝盖上，下面放一大把豆杆枝。大年初一凌晨，各家开始陆陆续续放鞭炮。嗵！嗵！嗵！三声雷炮响过，跟着就是噼哩啪啦的鞭声。大人们举着鞭绕院子中心转一圈，到自家门前的台阶上，将剩余的鞭扔向高空，示意着鞭炮是驱邪的神气，鞭炮是喜庆的乐章。新的一年喜气洋洋，诸事顺畅。

三叔在鞭炮未响之前，就着手干活了。他在自家火炉里夹几块火炭，把火炭放在搭好的柴垛下面。先把豆杆枝燃着，慢慢将火烧旺，当火焰窜起来时，柏圪枝借着火势，火苗“腾”的一下子升的很高，同时还伴随着噼啪辟啪的响声。凑热闹的小孩们围着燃烧正旺的柴火，尽情的跳跃。院子里的大人忙着干自己的事情，献老爷，放鞭炮。有的小孩还在院子里拣未炸响的炮仗，拣到有捻的拿香头点燃重新放，没有捻的一扳两截，用香头一燃放驱驱。过了一阵，各家端着白面馍，在已烧成木炭的棉柴上烤馍，烤出的馍金黄松软，既有馍香味，又有柏圪枝燃烧后散发的烟熏味。手捧白面馍馍，我这个小馋猫，口水已不知往肚里咽下多少次了。身上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嘴里嚼着香喷喷的白面馍，心里好像喝了蜜一样甜滋滋的。

大年初一有个风俗，一天不拿笤帚扫地，不干杂七杂八的活儿。一年复始，万象更新。母亲对我说，大年初一头一天，拿笤帚扫地不吉利，把新年聚集的财扫走了。说到干活嘛，母亲又说，大年初一干活，意味着一年四季你都不停的要干活，劳碌的命。那时候还小，一心只想摆脱苦难的日子，母亲的话虽将信将疑，但内心企盼好日子来临，驱使我信服遵从。所以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全家大小都很忙乎，我们要把第二天该干的活全都干完。厨房煤洞里调好的煤，能用三五天，添火的炭砸成适当的小块拣上一大筐，火炉坑里的灰掏干净，屋子的地是用方砖铺的，临睡之前把它细细扫干净。做饺子的萝卜丝用水焯出来，把饺子馅剁好…

大年初一中午，郑家院上空，飘浮着一年难得的肉香味，家家都包饺子了。说是肉饺子，其实就是萝卜馅里有点肉星儿。我家包饺子是强项，姐姐妹妹齐动手。小不点们擀面皮，几个大的动手包，母亲负责煮饺子，另指定一个拨蒜皮捣蒜。人多手艺杂，包出的饺子千奇百怪。姐妹们还风趣地说，包的样子不好看，没有啥，吃到肚子里效果都一样。爸爸对厨房生活是很讲究的，他不时指点示范。全家人围着锅台，有说有笑，非常开心。饺子是边包边煮，头锅头碗属于爸爸。妈妈事先把包的饱满，模样周正的饺子拣出来，先给爸爸煮上。爸爸吃过饺子后，小不点在一旁已经等得口水直流，接着从小妹开始，包饺子的姐妹随后。煮熟的饺子胖乎乎的，晶莹剔透，看着都让我嘴馋，我急切的咬了一口，那味道顿时在嘴里化开美味极了。母亲在所有人都吃过后，看着我们吃饱后愉悦的情景，才坐下来慢慢细嚼。

过年有喜也有忧。说到过年，勾起我难以忘却的一件事。我十三岁那一年过大年，家里实在没钱买年货，临近过年前几天，没有其它办法，父亲只能把家养的一头猪宰了，部分肉卖给了左邻右舍，还剩些许没卖完。晚上，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这是两块肉，我称过了，每块3斤，你明天拿到城里去把它卖了，每块3元。父亲的话就是命令，我从来不敢违抗，但心里很不情愿。大家可知道，那个时代并不像现在，一街两行都是做生意的，人们习以为常。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谁要是把自己家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到集市换个零花钱，也有人给你扣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何况我一个小姑娘家，正值花季少年，提着肉在大街上吆喝，我真是抹不开这个脸。想归想，第二天一早，我还是进城了，躲在当时城关公社门前剧院的台阶旁，头上围着围巾只露了一双眼，蹲在那把头埋在怀里，生怕遇见熟人和同学。快到中午时，一位大叔走过来问我，小姑娘，你这肉怎么卖？我怯怯地回答，三元钱一块。他又问我这一块有多少斤，我喃喃回答：3斤。不知是他不相信，还是想跟我讨价还价，他把肉拿在别人的称上称了一下，当时我也看到，溜溜的3斤。大叔说，小姑娘你看不足3斤，我给你2元5角行吗？第一次做买卖，父亲吩咐我每块3元，少了5角，我不敢答应那人。一直熬到傍晚，虽也有仨俩人走过来问问，但没有一个诚心买家。我只能把两块肉原封不动提回了家。吃过晚饭，我把白天的事跟父亲说了一遍，父亲说，咱家的肉已经放两天了，许多水份蒸发了，才使得份量不足。出去做买卖要灵活，少个三五毛卖了就算了。第二天，我又提着两块肉进城，还是在昨天那个地蹲着，临近中午，那个大叔又走了过来，一见面他就说，小姑娘，你这肉已经不新鲜了，2元一块我拿走吧？我不知哪来的胆子，也许是父亲的开导，或许是不想再熬下去。我说，5元两块肉一起拿走。他说，我一家过年买6斤肉太多了吧。正说着，一直在我身旁站着的一位阿姨说话了，我也要一块。然后转身对着那位大叔说，咱俩买了吧，每人2元5角。大叔还想说什么，只听阿姨说，不要再砍价了，咱们就当帮小姑娘了，让她早点回家过年。我朝着他俩笑了笑，以表谢意，然后长长出了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人只有在穷的时候，落魄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才能看清楚人性。往往打动你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阿姨的善举，我很感激。但这件事也深深挫伤了我的自尊心。贫穷不仅是生活拮据，可怕的是使人失去自信，导致内心极度自卑。而艰难困苦的磨练，也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最好课程。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本该是无忧无虑，时不时抱着父母撒撒娇，偶尔发发小脾气。但时代的不幸和家境的困顿，抹去了我体验宠和娇的滋味。反而在生活中平添了几多苦闷和忧愁。无奈的挣扎，磨砺了强大的抗压力。人就是这样，环境越是困难，精神越能发奋努力。我不甘心永远被贫穷捆绑，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走出艰难困境，谋求新的生活。

（图片来源于网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