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膏（一）茶膏的历史由来

茶山上的野鹤

　　前几天发了有关茶膏的朋友圈，由于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茶膏，所以这几天收集整理了一些有关茶膏的历史由来、制作工艺、产品功效等资料，和朋友们进行分享。

茶膏是一种固态速溶茶叶深加工产品，在现有市场上，大多是将云南特有的乔木大叶种茶叶经过加工与发酵后，通过低温（40度左右）方式将茶叶中的纤维物质与茶汁分离，将获得的茶汁进行浓缩精炼而成，制成固态速溶茶，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茶膏。

在市场上的茶膏主要指普洱茶膏，其他茶类的茶膏大多数比较苦涩、汤色浑浊，基本上没什么饮用价值。普洱茶膏采用低温工艺制作而成，能保持茶的活性，营养价值高，而且口感也比较好，随着市场的发展，现在有生普洱茶膏和熟普洱茶膏之分。

　　茶膏是中国独有的养生产品，茶膏的制作历史已经有上千年，从茶膏的诞生伊始，它就以皇家贡品的身份成为了皇室的养生御用产品。茶膏也是中国古人发明的世界第一款“速溶茶”，也是中国古老而庞大的茶产业中的一朵奇葩，茶膏始于唐、成于宋、兴于清。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清朝的时候更是成为皇室养生的专享品进贡皇室。南唐时的《十国春秋》、宋徽宗《大观茶论》、清朝医学家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等文献上均有茶膏的相关记载。

　　一、茶膏初次出现在唐代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唐代是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陆羽作《茶经》、建立茶政收税、茶马贸易、民贡与官贡茶品的出现，都标志着茶业在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期间，茶膏也做为贡品悄然出现，所不同的只是以民贡方式出现。

唐代的贡茶分为民贡与官焙两种；所谓民贡是由地方官吏将上等的好茶主动向朝廷进献，属于土贡性质，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也是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向朝廷进贡茶叶，这在唐代尚属首次；而官焙是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官营督造，专业制作贡茶。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长兴与常州宜兴交界的顾渚山建立顾渚贡茶院。

茶膏则是沿着民贡这条线浮上水面的。陆羽在《茶经》中多次提及这种“膏”，在唐朝茶饼含膏量的多少也是检验茶叶质量的重要标准。“茶膏”一词真正出现是在陆羽之后一百多年后的南唐时期。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建州就曾将茶膏进贡皇室，关于这一事件清朝文人吴任臣经过详查史料后在其所著《十国春秋》中有详细记载，即“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第一，“茶膏”字样正式出现；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扮，显示贵重；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它贡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珍贵。因此，茶膏一亮相，就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是其它贡茶所不能比拟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那么，唐代的茶膏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我们在仔细研究陆羽的《茶经》及唐代的制茶工艺后，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茶膏的出现与唐代作饼制茶工艺有直接的关系。

蒸青作饼的制茶工艺在唐代已经逐渐完善，这种陈茶制作方法是唐代乃至以后的宋代茶叶加工的主流。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制茶工艺归纳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这里的“蒸、捣、拍”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作用下，出现膏化现象。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如“畏流其膏”、“出膏者光”、“含膏者皱”等文字。而且陆羽认为，真正的好茶一定是“含膏者皱”的外形，这里指的“皱”，是含膏的表现，即外形褶皱，茶汁流失少、茶味浓。《茶经》中列为第一位的好茶——“胡靴”，就是“含膏者皱”的代表。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陆羽从制作饼茶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出现民贡的“茶膏”，都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都属于“含膏”的性质。唐代《国史补》记载唐代官贡茶品有十几个品目，其中“岳州邕湖含膏”就列其中。

　　二、茶膏形成在宋代

宋代是中国茶业发展史上一个有较大改革和建设的时代。很多学者认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朝野“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盛，宋徽宗赵佶更是爱茶痴迷，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赵佶在其所著的《大观茶论》中首次提出了茶膏的鉴别方法：“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这句话的意思大概是说茶饼的表面如人的面目，如果表面含的膏状物质较多、表面纹理不明显，这样的茶饼才是好茶。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举国上下对茶品的热衷，自然形成了制茶业在宋代的空前繁荣，从茶叶的采摘、焙制、造形、包装、递运、进贡等诸方面相比唐代制茶更上一层楼，且规定更加细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制茶者对茶叶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先将茶蒸熟，再“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成功地将茶膏从茶叶中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产品。宋代将此方法获得的茶膏，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做为独立的茶品纳入宋代的茶品名录。如北宋陶谷(公元907——960年)在撰写《茗荈录》时,就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种是“玉蝉膏”，另一种是“缕金耐重儿”。虽然《茗荈录》主要记述茶事的十八个趣闻，但我们从这些描述中看到这两款茶膏的名称，标志茶膏做为独立产品的存在。二是在饼茶制作过程中，有意识将饼茶表面用茶膏涂层，以增加饼茶表面的光亮度及色泽。这与唐代制茶中“含膏”工艺有明显不同。或者说相比唐代而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年)曾做过宋仁宗的贡茶使(负责造茶进贡的官吏)，在他著述的《茶录》中对此有专门的描述：“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这里的“珍膏”就是茶膏。

当到了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公元1082——1135年)时，对“珍膏油其面”则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好坏做为鉴茶标准。他在其撰写的著名的《大观茶论》一书中，就如何从外观鉴别饼茶时指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意思是说：看茶的表面，就如看人的脸面，膏稀者，饼茶表面多皱纹；膏稠者，饼茶表面纹理不明显，光亮凝聚，质地坚实。显然，膏稠者，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公元1186年，宋代赵汝砺所著的《北苑别录》中就第一次详细的记载了茶膏的制作工艺（原文节选）：“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

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制茶工艺却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罢造龙团凤饼，全部改为“散形茶”。我们姑且不对这种变革妄加评论——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但有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变革使延续近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包括茶膏在内，从此不见踪迹。

　　三、普洱茶膏形成在清代

虽然明朝废止龙团凤饼，但处在边疆地带的云南，或许由于远离京城的原因，借助“茶马古道”的交易继续着团茶与饼茶的生产。云南的团茶与饼茶尽管没有宋代茶品精致，也可说是唐宋茶品的简单模仿，但这一保留却为后来清朝普洱茶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清代，伴随着云南普洱茶的繁荣，茶膏的制作再次悄然出现。它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初创另一种制膏工艺。这种方法显然是借鉴唐宋制作饼茶工艺，只是将“蒸”干脆改成了“煮”。而且这种用大锅熬膏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对大锅熬膏情有独钟。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实际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从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中仍能看到这种熬茶间及自制的茶膏，证明大锅熬制茶膏的方法一直在延续。

不知是宋代制膏工艺保密性太强，还是古时的云南茶人不知晓，还是大锅熬制工序简单，相比宋代制膏工艺来得更快、更直接，这已成了不解的谜。因为，从科学的角度看，大锅熬制茶膏确实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二是茶叶在高温的状态下，大量营养物质会随水蒸汽一并挥发。必然造成产品的某种缺失。或许是当时科技的落后，人们并不了解这些，甚至误认为此种工艺简便可行，而忽视内在品质。

因此，直到现在，很多人也误认为普洱茶膏就是大锅熬制而成，因为毕竟在清朝初年，雍正皇帝也将这种茶膏调入皇宫做为贡品。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膏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第一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土方法)，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差别。

清代的茶叶发展是继中国唐宋之后的又一个顶峰。清雍正七年，清朝政府在云南普洱设立普洱府，管理六大茶山等地，云南的普洱茶膏也开始进贡朝廷。但当时云南普洱茶膏还采用大锅熬制的方式制作，存在口味、营养上的各种缺陷。为了提高茶膏品质，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开始在宫内设立“御茶房”在借鉴宋代茶膏制作工艺基础上，以名贵的花梨木为碳，玉泉山山泉水为介质，经过186道工序72天制作茶膏。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采取了一套近似我们低温提取、低温干燥的工艺，使其生产出的“普洱茶膏”跃上了新的台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普洱茶膏”也由此正式定名。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当时的药学家赵学敏(公元1719——1805年)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所著的《本草纲目拾遗》中，将“普洱茶膏”纳入其中。这是从官方的文献中看到的第一个正式称谓：普洱茶膏。这里指的“普洱茶膏”就是指清朝皇宫御茶房制作出的茶膏，而非民间大锅熬制茶膏。因为《本草纲目拾遗》是一部非常严谨的著作，它是继《本草纲目》之后另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作者赵学敏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药物学家，从他对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着非常深刻的了解。他不可能将大锅熬制的茶膏——这么简单、且又丧失药效的物品纳入药学名单中。

1792年(乾隆57年)，普洱茶膏首次做为国家礼品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嗄尔尼馈赠，并就此流入海外。1925年，清朝皇室解体，普洱茶膏的制作也随之终止。

　　四、近代茶膏制作

历史沉浮，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覆灭清宫普洱茶膏制作工艺也随之失散民间。茶膏的发展一波三折，直到2004年鲁迅收藏的三克清宫普洱茶膏在广州获拍，普洱茶膏才重新引起社会关注。

茶膏制作工艺在中国一脉相承，虽然经历了明代和民国的数百年断代，但最终还是留下了重要的制作工艺。

建国初期，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茶公司接受国家任务，要求勐海、下关等几个企业赶制一批茶膏，供给援藏干部，大约三千斤左右，但这几个企业仅生产了一千多公斤后，就停产了。原因是这种质量较差的茶膏不被援藏干部接受，自然也就没有了下文。初步分析，是因为仍然沿用大锅熬制方法所致，茶膏自此又一次销声匿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现代茶膏制作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进。在清代宫廷制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出常温仿生浸提工艺这一现代科学茶膏制作工艺。这种工艺模仿了清代茶膏制作的气候、温度、环境，在更加繁复、细致的工序下，根据清代以花梨木为炭的思路，把茶汤的提取和浓缩，控制在常温35~42摄氏度之间。这里所说的常温与宋代工艺中的常温是有所区别的，宋代工艺的常温是指日常温度，而清代工艺的常温是指相对恒定的温度。这一工艺利用了芳香物质和活性成分必须在一定温度下挥发和析出的特性，最大限度的将这些茶叶的原有物质有效的溶解到茶汤再收敛成膏。中间避免了过高的温度造成芳香物质挥发和活性成分被破坏和过低温度的析出不足，所以制作的茶膏香味十足，陈化后的口感滋味也更好。茶膏是普洱茶有益物质高度浓缩的精华，所以制作普洱茶膏的目的就在于如何更好的保存和提炼普洱茶的香气、色泽、口感，如果制作的茶膏反而不如普洱茶本身，那么这样的茶膏在品饮价值上就不如普洱茶本身了。现代茶膏制作的三种主要工艺，在符合品饮价值这一要求上，与普洱茶原始价值贴合的应该说是常温仿生浸提工艺。

现代普洱茶膏的研究应该说始于2002年，到2005年基本完成了对清朝宫廷御茶膏的破译与复原。同时，科研部门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生物科技手段，成功地从云南临沧地区的晒青毛料中分离了普洱茶后发酵所独有的菌群，采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初步实现了普通级普洱茶膏的规模化生产。2006年，科研部门又成功分离了原云南思茅地区(现为普洱市)普洱茶独有的菌种，自此，标志现代普洱茶膏工作的基本完成，也预示着现代普洱茶膏开始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