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曹孟德

逍遥客（翟）

魏武帝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一说本姓夏侯，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东汉末年权相太尉曹嵩之子，曹魏的奠基者。

曹操少年机警，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二十岁时，举孝廉为郎，授洛阳北部尉。后任骑都尉，参与镇压黄巾军。迁济南相，奏免贪吏，禁断淫祀。征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家。

及董卓擅政，乃散家财起兵，与袁绍等共讨董卓。初平三年（192年）据兖州，分化诱降黄巾军三十余万，选其精锐编为青州军，自此兵力大振，先后击败袁术、陶谦、吕布等部。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至许（今河南许昌东），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总揽朝政。

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至许（今河南许昌东），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总揽朝政。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主力，又先后削平袁尚、袁谭等势力。建安十二年（207年），击破乌桓，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丞相。

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丞相。同年进攻荆州，与孙权、刘备联军展开赤壁之战，败归。建安十八年（213年），封魏公。建安二十年（215年），征张鲁，取汉中。次年进爵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病死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儿子曹丕代汉称帝后，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葬于高陵。

曹操善诗文，知兵法，开建安文风。有诗文多篇。另有注《孙子》传世。今人整理其诗文成排印本《曹操集》。同时亦擅长书法，被唐朝张怀瓘《书断》评为“妙品”。

黄淮流域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百姓遭屠，土地荒芜，幸存者被迫离乡背井，流落他方。可谓“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面对这种悲惨景象，曹操在世时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来恢复经济，稳定局面。从曹操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如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

曹操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由于祸在中央，曹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

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所以袁绍虽兵多、钱多、粮多，终为曹所败。曹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司马光说曹“化乱为治”，并非无据。

汉献帝被西凉军争夺，各州郡牧守都在拥兵自强，断绝纳贡。整个中国的局面是群雄割据，军阀混战。汉献帝小朝廷，远远没有控制政治局势的能力，在这危难之际，曹操挟持穷途末路的皇帝，迁都许县，以武力削平北方群雄，力图进而统一中国，起到了稳定东汉朝政局面的作用。

汉时期选拔官吏，被选用人既要有仁义孝悌等方面封建道德品质，也要有高贵的家世出身。

曹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曹操的思想受儒家影响，其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尚仁义礼让，并试图以仁义、道德、礼让教民和行政，即“治定礼为首”。另一方面，曹操重法尚术，严刑峻法，史载甚明，这构成曹操思想的另一重要侧面。此即“拨乱刑为先”。所以，曹操的思想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处于乱世之中的曹操既强调刑法，也没有忘记礼教之用。他始终尚礼重法，两手俱用，并在礼法并举、两手俱用中表现出了特有的谲诈之能。

为维护和发展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不受上述标准限制，强调“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即使缺少封建道德品质、出身下层的人，他也注意提拔。210年到217年，他先后下了三次“求贤令”，选拔和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打破世族门第观念，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

曹操精于兵法，在统一北方起到了积极作用，黄巾起义之后，东汉解体，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历时17年，是曹魏的立国之战，并为后来西晋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曹操继承汉制稳定西域长史府，这就避免如司马懿破坏辽东民族结构的事情发生，为隋唐西域都护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趁公孙度逝世的机会攻取东国的中原飞地登莱后，又与公孙康缔约“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孙，实得有之”，“为其绝域，委以海外之事”取公孙氏政权不再参与中原纷争，名义上是效忠东汉的地方官，实际上割据辽东。曹操曾想留下吕布未必没有重新夺回并州兵骑的养马之地河套的想法。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著作，在习诸家兵法的基础上，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他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

在用兵方面，史称他“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在对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斗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战术，谲敌致胜，转弱为强。李靖的《李卫公问对》、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等著作都赞誉曹操的行军用兵。

在带兵方面，他治军严整，法令严明，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68]《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也反映了他严明的军令。

在御将方面，曹操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曹操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例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不必以东方为念；降将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

汉魏之间，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出现大饥荒。这一时期粮食供应成为各军事集团最大的问题，因军粮不足而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曹操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恢复有一定作用。

建安元年，曹操采纳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短时间内就使地方“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

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

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提倡廉洁。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

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曹操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求。建安五年（200年）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公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还请蔡邕之女蔡文姬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

曹操收编太平道、抚接五斗米道势力，集中控制方士，乃至"挟天子"，目的皆在暗争"天命"。曹操一生所经营之"天命在吾"的魏氏圣化大业，随曹丕黄初元年受禅而得实现。从曹操势力兴起以至汉魏禅代，其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原始道教牵涉至深。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七月，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来朝贺，被扣留在邺城，曹操借机将南匈奴分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加以监督。

东汉末年，乌桓（又称“乌丸”）占据辽西、上谷、右北平三郡，各自称王，常侵扰北方四州、“杀略吏民”。乌桓蹋顿总摄三王部，跟袁绍要好，曾帮袁攻灭了公孙瓒。官渡之战后，袁绍退回冀州不久就病死，而他的儿子袁尚、袁熙又投奔了乌桓。曹操北征乌桓蹋顿，出自战略的需要，即要彻底消灭袁氏势力并统一三郡。白狼山之战，曹军大胜，并把乌桓俘虏去10余万户的汉人和幽、并二州的乌桓万余“落”（乌桓户口的基层单位）迁入内地。促进乌桓人同汉族逐渐融合，这对巩固北方社会秩序、使人民生产与生活安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当今诗歌上，散文也很有特点。曹操的诗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乐府诗体。内容大体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关涉时事的，一类是以表述理想为主的，一类是游仙诗。

与时事有某种关联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门行》等，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

在艺术风格上，曹操诗歌朴实无华、不尚藻饰。它们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在诗歌情调上，则以慷慨悲凉为其特色。慷慨悲凉，这本来是建安文学的共同基调，不过在曹操的诗中，它表现得最为典型，最为突出。在诗歌体裁上，曹操的乐府诗并不照搬汉乐府成规，而是有所发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汉乐府中都是挽歌，他却运用旧题抒写了全新的内容。曹操开创了以乐府写时事的传统，影响深远。

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上，建安文学能够在长期战乱、社会残破的背景下得以勃兴，同他的重视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刘勰在论述建安文学繁荣原因时，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事实上，建安时期的主要作家，无不同他有密切关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儿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荫护。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此外，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让县自明本志令》《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

曹操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有《魏武帝集》30卷录1卷、《兵书》13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145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1959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纪》《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为《曹操集》。

《唐人书评》称：“操书如金花细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若璀粲”。西晋司空张华在《博物志》中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南朝的书法评论家庾肩吾在其《书品》中，把曹操的书法作品列入中中之品，称其“隶墨雄瞻”。唐代书法家兼评论家张怀瓘在书法评论专著《书断》中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将其章草作品评为妙品。由此看来，曹操的书法作品虽不能列为神品、上品，但在全国名书法家中是数得着的。

有史料记载，曹操常与书法家钟繇、梁鹄、邯郸淳等人切磋书艺。他尤其喜爱品味梁鹄的字，还曾将专用的五灵丹拿给因向韦诞借读蔡邕《笔法》遭拒而呕血的钟繇。

曹操他流传于世的墨迹很少。宋郑樵在所著《通志·金石略》中，仅收录曹操书写的一篇《大飨碑》；明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只是说到元朝时还有曹操书写的《贺捷表》；清叶奕苞在《金石录》中说，曹操在武昌“黄鹤楼”侧曾写有特大、凛凛有生气、正书的“涌月台”三字。曹操在征汉中时，写在石门南褒河一块大石上的“衮雪”二字，现已迁入汉中博物馆内。亳州“曹操地下运兵道”处所见到的“衮雪”二字，系依拓本刻写；上边两个隶书小字落款“魏王”，因系直题，又模糊不清，乃后人仿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