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化

钟民华

前不久我写过一篇短文“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不知为什么，被某文字平台拒绝了。现在想起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类似的问题，简单说几句，可能比较适合此平台的胃口。
据我所知，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历过两次大冲击：20世纪初“打倒孔家店”运动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经济转型。这两次动荡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在国家及社会发展陷入极端困难的时候发生的。
“打倒孔家店”运动发生在中国积贫积弱的年代，中日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之前还有“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并赔偿几千万银元，“辛丑条约”赔偿几亿银元，“瑷珲条约“割让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等等，受尽了百般屈辱，至今想来还令人难以释怀。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热血国人，竟然变成了无力反抗逆来顺受的羔羊，任人宰割，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因为不富而不强，所以被欺负，这是摆在面上的原因。究其根源，当时的有识之士文化精英们的提出了对“传统”的思考，于是发生了“打倒孔家店”的运动，把一切问题归结到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之劣质性。怎么“打倒”呢，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众矢之的。有人要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还有人要改革文字使用拼音文字替代汉字，革命先驱陈独秀说得很直接，“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大文豪鲁迅先生也说，“汉字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更有甚者，有人认为中国人过于讲究温文儒雅，因此，必先革除大众文雅平和之秉性，换之以兽性，此乃奔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这些言论显然过于极端，现在也少有人去评论了，犹如过眼云烟，被忘却了。平心而论，那时的这番风潮并非空穴来风：人家欧美那么富强，与我们中国相比较，我们不缺乏智慧不少胳膊不缺腿，唯传统文化差异之巨大，由此寻找解决之道，还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无独有偶，美国学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种理论：非西方国家要现代化，只有彻底转变其固有的价值观才可能实现。
换句话说，非西方国家必须摈弃他们各自的传统，全盘西化，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这种观点在我们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被国内许多学者接受了，形成了一股潮流。回想当时的情景：“老外”们把他们先进的产品拿到中国来，令我们普通人眼花缭乱；“老外”住的“涉外”宾馆，中国人进去要登记检查证件，“外宾”们吃穿住行都与我们格格不入，俨然是两个世界的两类人。
现在看当时中国与西方的宏观经济数据，由于当时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和物价水平均不在一个频道上，无法比较中国人与西方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且拿我的一次经历度量之：1985年我到北京饭店拜访一位外商，承蒙他的招待，在饭店的一间小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无意中看到其价格，18元人民币。那时我的月工资大约是50元左右，如果全用来喝北京饭店的咖啡，不够喝三杯的；与之可以对照的，欧美人一天喝一两杯咖啡仅是日常小消遣而已。
当然，历史的进程证明，他们错了。错在以偏概全，以点推面，没把准埋在深处的脉搏，有病乱投医，开错了药方。最近我在网上看了清华大学陈来教授的一次演讲，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理论上的道理，各位不妨去看看，这里就不多聊了。陈来教授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理论界开会，主流观点大体上都主张，向西看，最好全面西化，先革除我们传统文化的弊端，之后再谈现代化，人民才有好日子过；而少数像他这样，认为传统与现代化可以并行不悖（或相互促进）的学者，往往怯于上台发言（底气不足？），可见那时会场上（社会中）舆论氛围之一斑。
理论上的事情我们且不去管它，有句话说得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看看“实践”。中国不用说，四十几年间从一穷二白到“中等发达”，十几亿人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过上了小康及以上的生活，已是人间奇迹了。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脱亚入欧”了，之后有“亚洲四小龙”步其后尘进入发达之列，他们的“传统”几乎完全没有变化，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还都是主要使用汉字的地区。
说到汉字，现在与上世纪初的主流看法又大相径庭了，不但好用管用而且更利于数字化处理。我们读“人间词话”，品唐宋诗词，稍微有点儿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出，方块汉字有字母拼音文字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词话可能有失偏颇，不碍，只要你觉得对就行）。
汉字的影响力还有点儿国际范儿，举一例。韩国（朝鲜）很在意他们的民族意识，费了很大的力气废除了汉字。但是由此带来许多问题，比如历史记录，比如人的名字。早先朝鲜人使用用汉字，朝鲜的历史大多以汉字记载，废除汉字以后，一般民众读不懂他们的历史书籍，以至于前些年有韩国年轻人要把中国的端午文化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此等怪事还有很多，不细表了。韩国朝鲜的人名字，如金正恩/尹锡悦之类的，不要以为是翻译过来的，本就是他们爹妈给他们起的中文名字；韩国朝鲜的地名，如长津湖/上甘岭之类的，都是他们原有的汉字地名。为啥要用中文给人和地方起名字呢名字？据说原因之一就是韩文名字读音易混淆也显得“缺文化”，所以每一位韩国朝鲜人和地方都有一个中文名字。
前面说到当年鄙夷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其实也有反潮流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清华大学有著名的“四大导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这里略微讲讲其中两位大师的的故事。
国学大家王国维，大体上是陈独秀胡适之同一时代的人，在主流舆论反传统要打倒孔家店的时节上，这位“腐儒”陷入了深深的悲哀之中，最终在1927年自杀沉昆明湖而死。后人对此评议不一，有说是对传统文化的殉情，有说为清王朝而死，不管怎样，此君算得上铮铮铁骨的文化巨人，值得我们对他表示敬意。
赵元任，语言学家，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历史文化，曾任教于中国清华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哈弗大学加州大学等中外名校，也曾担任过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赵元任致力于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其首创的中文教学方法至今还被广泛使用。
这两位大师没有参与过“打倒孔家店”运动，相反的，他们都信奉并推崇中国传统文化。
此文写于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