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东风发电厂勘址

追梦东风

陈树清，男，河南淇县人，1922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电系，1958年调入东风工作，1982年离休。2020年12月去世。 1958年3月，我随勘察组到戈壁滩出差，进行东风电厂勘选。从北京到酒泉，坐的是飞机。到酒泉后，再坐汽车进入戈壁滩。当时坐的是货运飞机，飞机货舱的中间堆放着货物，我们勘察组的人就坐在周围几个座位上。货机一遇到气流就颠簸得厉害，下了飞机一点儿胃口都没有。与其说我们坐的是飞机，不如说是“押运”飞机的。苏联人没有与我们乘坐同一架飞机，他们是单独到达的。



从杭州到西北，从最繁华的城市到最荒凉的戈壁滩，并将长期在戈壁滩工作，生活环境的变化，一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有些捉摸不定。勘察组中一位女同志在途中一直嘀咕：“参加勘察组还可以，但是千万别在这里工作，如果那样就太惨了。”



进入戈壁滩后，没有路，地面起伏较大，车子颠簸得厉害。勘点时坐的是拉水的车子，车子在沙漠上奔跑扬起层层沙土，连鼻子里都进了好多，一天下来很是疲惫。住的地方，是当时额济纳旗旗政府盖的房子，勘察组的人就借住在这里。



由于生活区还未选定，勘察组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主要是进入附近的山区选点。一开始打算在山里边建设电厂，看了几处，比如西山里，但周边条件不怎么好，关键的问题是距离水源太远，以后送水成本太高，也不方便。



随着生活区选定建设，电厂厂址就定在生活区附近。这个位置距离弱水河很近，引水方便，并且处于生活区的下风口，电厂排放的废气不会扩散到生活区。当时规划的电厂容量为双机组1.2万千瓦，而我国具有机组的生产能力，所以使用国产的设备。勘选工作结束后，我回到了北京。



转眼之间到了1959年下半年，东风的房子部分已经盖好，各点号之间的道路已修通，电厂开始发电，机场也可以起降飞机。火车从清水通到了生活区，大批人员进驻的条件已经具备。



我于1961年离开了北京，进入戈壁滩，当时叫“进场”，颇有点演戏上场的味道。的确，一种全新的艰苦创业生活在召唤着、在等待着。戈壁滩以其宽广无边的胸怀、炙热无比的豪情，吸引着人们燃烧激情、奉献青春。



东风初建时期，工作比较辛苦，抽烟算是一种放松的方式。那时抽最普通的卷烟“大前门”，一盒3角6分钱。当时每个月抽三条烟，烟钱就十来元，挺贵的。单位抽烟的人很多，不抽烟的人很少。抽烟抽多了，咳嗽得厉害，尤其是晚上容易咳嗽。进场后，工作比以前更累，抽烟也比以前更多了。时常因为肺炎住院，医生经常劝我一定要戒烟。 一次，我回家后，发现爱人在哭，就问道:“你为什么哭呀？”爱人答道:“你老是抽烟，把身体都抽坏了，我受不了。”我听后马上从口袋里掏出烟，然后撕成碎片，发誓说:“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从此以后，我便戒了烟。戒烟后，身体慢慢变好，咳嗽也少多了，肺炎等呼吸道疾病也不经常犯了。不过，有时需要熬夜加班，不抽烟确实难受，但还是依靠毅力控制自己不抽烟。



我爱人在东风没有工作，孩子又多，老家还有老人需要照顾，每个月发下来的工资根本存不下来，所以家里经济条件很差。



东风成立基建办公室，组织让我担任办公室主任。我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规矩：不沾不占，即不沾染任何恶习，比如吃请、请吃问题，不占公家一点儿便宜。我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办公室里的下属也没有收受钱物的情况。我盖的楼房质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也是筹建小组全体人员有目共睹的。 完成筹建工作后，我的表现也在东风传开了。当时，领导听说此事后，到家中慰问。看到家中陈设非常简陋，没有椅子，只有两个破旧的包装箱。领导来后只能坐到床上，与我简单寒暄几句，四处看看，就匆忙离开了。他回到办公室，马上叫人给家里搬来两把椅子。他后来说，“从陈树清这个人身上，我真正看到了什么叫两袖清风和一尘不染。”



回首过往，在东风工作的生涯中留下了一段值得回忆、引以为荣的经历，虽无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之举，但有尽职尽责、本分做人之实。 作者：陈树清

整理：钱美雪

编辑：杨桂锦 吴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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