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传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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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中，我了解到李白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但他的父亲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对他的教育非常重视。在父亲的影响下，李白从小就对诗词和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展示出了出色的才华。随着年龄的增长，李白的才华逐渐得到了认可，并引起了一些文人的注意。他的才华和独特的创作风格使他在当地小有名气。然而，李白渴望更广阔的舞台和更高的成就，于是他离开了家乡前往长安，希望能够在这个文化中心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才华。在长安，李白广泛涉猎各种学问，结交了许多文人和学者。他与他们的交流和切磋，使他的文学才华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培养和提升。他在长安期间的文学创作活动非常活跃，他的诗词作品涉及了各个方面的主题，包括社会现象、政治事件、自然景物等等。他的作品深受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喜爱，被认为是一位有着独特才华和思想的诗人。除了创作诗词，李白还积极参与文学社交活动，与其他文人互相切磋，交流文学心得。他结识了许多有才华的文人，其中包括他的好友杜甫和王之涣。他们之间的友谊不仅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创作，也为他们提供了互相支持和鼓励的力量。通过第二章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在成长过程中的努力和才华的展示，以及他在长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和交流活动。这一章为后续章节的叙述奠定了基础，展示了李白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成长轨迹和文学才华。

　　与诗结缘，终生不悔。可以说，诗给了李白重楼宫阙，而李白又让诗一醉千年。诗的世界，文化的世界，若是没有李白的名字，必是莫大的缺失。始终相信，诗这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山高水远，月白风清，愿意与之深情对望，心底亦能刹那花开，这大概便是所谓诗性。而有的人，纵然皓首穷经，也未必能为一朵花开而欢喜，那或许便是与诗无缘的。

李白还很小，想象力就已非常丰富，就像那首《夜宿山寺》所写：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这首诗，看似词句浅显，却也颇得才思。多年以后，李白对此诗仍念念不忘，在游览舒州峰顶寺时，作为登高观感，将这首诗题写在了墙壁之上，为了应景，将首句改成了“夜宿峰顶寺”。

学习写诗的同时，少时的李白也学习写作辞赋，对司马相如、江淹颇为欣赏。此时的李白，还在书海中畅游，遇见文字中的美丽与哀愁。

往往是这样，年少时，我们渴望长成想象中的模样，渴望着以成年人的姿态跃马扬鞭。

多年后，蓦然回首才发现，最美的莫过于年少岁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少年时的清朗快乐再难寻回。

我们该庆幸，经过纷扰红尘，李白始终保持着狂放与天真，所以，他的诗才能那般飘逸跳脱。也正因为如此，曲意逢迎的官场，注定不适合李白。

开元三年（715），李白十五岁。意气风发的他，在读书之余，开始学习剑术，并且热衷于求仙问道，他曾写道：“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

他本就生性狂傲，年少时自然免不了轻狂。可以肯定的是，李白的辞赋虽然尚不足以与司马相如比拟，但与同龄人相比，必不可同日而语。十五岁的李白，所读之书已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他开始广泛涉猎，喜好读奇书。

李白因为才华出众，得到不少社会名流的欣赏，开始从事社会干谒活动。十五岁这年，李白受人推荐，在昌明县衙做了一名小吏。工作倒是轻松自在，除了抄写经书，研磨洗笔之外，更多的是跟随县令，外出巡行或者出席各种场合。

清闲的日子中，李白也渐渐明白了县令聘他为县衙小吏的真正意图。原来县令特别爱慕虚荣，他常常邀请本县文人墨客和绅士达人聚会，爱在会上吟诗作对，以显示自己的文雅和不俗。他还常常向人夸耀，是他最早发现李白是位可造之才。

县令的目的很清楚，炫耀自己慧眼识珠，是爱才重才的伯乐。同时还可以向上举荐李白，若李白以后受到重用，身负要职，自己便是李白的恩师，身价自会倍增。

所以，李白很快就厌倦了。他胸怀大志，小吏的身份，甚至是县令之职，他都很不屑；其次，他渐渐明白了，县令之所以用他，不过是为了虚荣炫耀。性情耿直如李白，不久后得罪了县令，便弃职而去。

据说李白是为民主持公道而得罪了县令。某天中午，一位农夫拉着自家被打伤的耕牛来到县衙鸣冤。

正值农耕时节，李白知道耕牛对农夫的重要性，便让农夫将牛牵到了院内。此时，县令与小妾正在午睡，李白陈述事实后，小妾仍是满面怒容，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于是，李白吟诗讽刺道：

若非是织女，何必问耕牛。

李白之所以是李白，除了诗情跌宕，还因为他的侠义之心以及仙风道骨。所以，印象中的他，与许多诗人不大相同。

把酒临风的同时，他也仗剑江湖，他也寻仙求道。酒气与侠气并存，诗意与仙风俱在，加上悲天悯人之心，以及安定乾坤之志，这才是李白。

在唐代，道教盛行。唐高宗乾封元年，正式追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从此成为国教。唐玄宗十分信奉道教，许多有名的道士都曾被他召见和厚待。

李白所在的巴蜀地区，道教也很盛行。耳濡目染之下，加上从小喜读老庄书籍，李白因此热衷求仙问道。他时常出入于道观，与道士交游。他飘逸如风，除了天性不羁，大概还因为受到道风熏染。

李白定然也明白道家清静无为的道理，只是，生于尘世，他更愿意安民济世，在仕途有所作为。他的矛盾也就在于此，这头是飘然尘外，放浪形骸；那头是身居庙堂，心忧天下。

大匡山背后有座山叫戴天山，峰顶林间有座道观，李白曾前往访问其间道士，没想到道士外出未归。直到黄昏，他仍旧倚松等待，不愿离去。

最后带着几分失落下了山，不久，写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

林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总以为，李白最好的诗，基本是歌行体，如《蜀道难》、《将进酒》这样的长诗。但其实，他的短诗亦是清雅凝练，令人叫绝。

这首五律，无论是词句的别致，还是对仗的工整，都可谓律诗范本。只不过，天性旷逸的李白，大多时候不愿拘泥于平仄对仗，他更愿意，肆意挥洒，笔下生风。

李白十八九岁的时候，经常往来于旁郡，先后到过龙州、剑阁、梓州等地。在梓州，李白拜访著名学者赵蕤，从师修业一年有余。

赵蕤是位纵横家，读百家书，博于韬略，长于经世，视功名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坚持“夫妇隐操，不应辟召”的处世态度。唐玄宗多次征召，他都辞而不就，隐于山野。

李白十分仰慕赵蕤的性情和才学，因此前往拜访。赵蕤对这个后生晚辈也很欣赏，因此将自己的文韬武略、治国安邦之策，悉数传给李白。师从赵蕤的这段时间，对李白的思想观念、人生理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人们将赵蕤和李白称为“蜀中二杰”，当时称他们是“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两人的师生情谊亦是十分深厚，李白辞亲远游时曾写诗表达对赵蕤的感恩思念之情。赵蕤晚年，李白也写诗鼓励他坚持报国理想。

不知不觉，李白已到了弱冠之年，有满腹的才情和纵横天下之志。开元八年（720），李白辞别赵蕤，在巴蜀各地游历，后来来到成都。李白在成都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去见了苏颋。

苏颋是朝廷重臣，也是当时文章大家，诗文皆负盛名。开元八年，苏颋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

一次出行时，李白带着自己的两篇诗赋请求谒见。结果，苏颋不仅接见了他，而且对他的名字十分欣赏，称他的文章洋洋洒洒，多加磨炼必能与司马相如比肩。

更让李白欣喜的是，苏颋说，如果有机会一定向朝廷举荐他。不久后，这件事就传开了，李白的名气大增。然后，举荐之事却如泥牛入海，始终不见下文。锦官城里，李白的身影有些落寞，人生百味，他渐渐开始品尝。

开元九年（721），王维进士及第，同龄的李白还在巴蜀游走，不断自荐，以求进入仕途。古代文人，如果不想做闲云野鹤，大都有着出仕为官的理想，李白也不例外。

而且李白的理想更加宏伟。

李白有两个理想，第一个，做宰相。他自信自己有春秋时管仲和晏婴那样的治国才能，也愿意辅佐帝王，缔造太平盛世。

第二个理想，做帝师。他曾自比为当年的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却不见周文王经过。

对古代文人来讲，当宰相，做帝师，算是人生巅峰了。

唐代科举盛行，但李白并不愿意走科举之路，从最低官职开始，经过多年的苦熬才能完成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希望自己实现理想的方式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或许是因为李白的孤傲与骄傲，不愿走凡夫俗子的道路，在独木桥上自领风骚。又或许是他始终闪烁其词的身世，总之，许多年里，李白总是在寻找机会，又总是无法如愿。不管怎样，李白的理想始终在心里，从未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