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改大潮浪淘沙一一纪念“百万大裁军”38周年

胡 文

前 言

《军改大潮浪淘沙》是我在美篇平台发表的系列军旅回忆文章新续篇。

自2017年至今，我已在美篇平台先后发表过《梦圆参军》、《印象新兵连》、《当兵重机连》、《刺杀比赛争峰激》、《匆匆走过基建兵》五篇军旅回忆文章，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反响强烈，尤其是当过兵的伙计们更加垂青厚爱。在此，我表示衷心感谢！当然，我自深知，不是文章写的好，是我们这代人尤其是当过兵的人，共同的经历激发起相同的思想感情引起的强烈共鸣。

《军改大潮浪淘沙》按编年顺序，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军“百万大裁军”中我及我所在部队经历的历史变迁一一光阴似箭，发生在40年前史无前例的军改大潮，波及到全军所有部队和所有官兵，其行动及影响，令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过去已成历史，历史不可重现一一当年的老部队早就撤销；当年的师首长大多已作古；当年的团首长健在者也都近耄耋之年；当年我们这些参谋、干事、助理员们亦是几近或已过古稀之人矣……将当年老部队在轰轰烈烈军改大潮中的历史沿革，趁当下还能记得的人或事给写下来，弄个平面流水帐，是我退休后一直在捣鼓的事，从中赚个锻练脑力防痴呆，自找事做图充实，分享战友乐其中。

《军改大潮浪淘沙》拙文因文化水平所限且年代久远，文字及史实错误在所难免，恭请读者不吝教正。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原老部队老首长老战友为我提供了诸多详实史料，在此，衷心感谢孟宪卿、王虎成、安留长、王春荣、武俊杰、雷廷国、王稳智、江开友、曹步芝、魏家华、王金宝、陈国俊、张绍武、王振勇、刘伟、刘守峰、王魁、雷祖坤、金建国、姚锐通、王瑞文、等老首长老战友们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 胡文

2023.7.29于南京





军改大潮浪淘沙



一、部队“分家”重回工程兵

上个世纪，我的老部队自五十年代中期组建至七十年代中期，一直隶属于军委工程兵序列。

当历史钟摆走到上世纪的1975年12月18日，根据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需要，我的老部队奉命改编成了国家基本建设工程兵第八支队（正师级编制）所辖第72大队（正团级编制）。

成为基建工程兵后，部队从山西临汾移防至浙江杭州，拟建工程代号为“七·二八”的核电站，该工程后经国家环境重新评估决定改址停建；部队紧接着又奉命移防安徽马鞍山，支援马鞍山钢铁厂扩建工程。

正当部队逐步适应使命转型，卯足干劲，准备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中大显身手时，部队却再度奉命重新改回原军委工程兵序列……三年一轮回，历史跟我们老部队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军令如山，部队的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军队建设的全局需要一一1979年3月，安徽省马鞍山市，我所在部队基建工程兵第八支队暨所属第72大队奉命一分为二，紧锣密鼓地展开分家行动：

部队一部分，继续保留在基建工程兵序列一一仍使用第八支队及第72大队的部队番号、代号不变（第八支队代号00089；第72大队代号00082部队），留驻原地，担负马鞍山钢铁厂扩建任务；

另一部分，重新划归军委工程兵序列一一恢复原第二工区及第116团建制，移防至河南洛阳地区，受领新的国防工程施工任务。

1979年3月，“分家”后归建军委工程兵的部队，迅速建立健全了领导班子。

二工区首长及司、政、后机关主要领导组成：

主 任：高树叶（正师职）；

政 委：任瑞海（正师职）；

参谋长：徐克传（原是116团团长）；

政治部主任：王荣贵（原是116团政委）；

后勤部部长：褚庆谟兼政委。

116团首长及司、政、后机关主要领导组成：

团 长：徐克传（任职时间不长即赴任二工区参谋长）；

副团长：王江、王文俊、王凤仪（长期分管临汾留守处）；

政 委：张玉发；

副政委：魏湖北、胡昌德；

司令部参 谋 长： 潘延年；

司令部副参谋长：王福祥；

政治处主 任：王世民；

政治处副主任：李清庭；

后勤处处 长：张传德。

我在这次“分家”中被划分给了军委工程兵部队，编制在116团作训股任见习参谋。

作训股新编制人员还有：

股长： 王虎成；

参谋： 聂泽美（68年湖南兵）

葛恒金（71年江苏兵）

刘 伟（74年山西兵）

统计员：李祖荣（76年湖北兵）。

1979年年初开始至5月底，归建部队全部撤离马鞍山，移防至山西临汾、河南孟津两地。

二工区机关暨直属部队驻山西省临汾市（即1975年改基建工程兵之前的驻地）；

116团机关暨部队移防至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其实，孟津县也不是部队首选驻地，驻地选址历经数次变更，设营先后考察过洛阳市、新安县等地，这些地方房源紧张，且找不到大型机械、车辆停放场地，最终才选定在孟津县城及周边乡镇作为我部驻地，选定孟津驻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距拟开建的国防施工点不远。

1979年初，为部队移防作先遣设营准备，团机关成立以王文俊副团长为组长、王虎成股长、葛恒金参谋、我以及后勤机关人员组成的设营组。

我最先到达孟津县，与孟津县委一位年纪较大的李副书记共同负责为部队落实驻房事项，经过反复协商调配，确定下了团机关及直属部队的具体驻地位置（当年我记录下了部队分驻地方各单位的详细安排）：

司令部携作训股一部驻孟津银行；

作训股驻人武部；

工程股驻农业生产资料公司；

军务股驻长华供销社；

通信股驻教育局；

管理股驻粮食局；

特务连驻电机厂；

轮训队驻缠阳大队；

政治处暨干部股驻食品公司；

宣传股暨电影组驻“县革委”；

组织股驻公安局；

保卫股驻建筑公司；

后勤处驻车辆监理站；

装备股驻长华供销社孟庄门市部；

器材股驻煤建公司；

财务股、服务社驻木材公司；

军需股驻医药公司；

照相馆驻交通局；

卫生队驻变电所。

作训股我和统计员李祖荣随潘延年参谋长驻在孟津银行临街的一座三层小楼的二楼上。

部队驻扎孟津县后，原本准备承担“国家战备小组”拟建的黄河小浪底开掘国防施工任务。后因该工程与国家规划小浪底水库选址重叠以及工程造价2个亿的庞大费用等因素，遂决定停止建设。

没有新的施工任务，部队较长时间处于训练休整状态一一这段时间，由我组织训练，在洛阳炼油厂搞了一次部队阅兵，程守业团长检阅部队，这次阅兵训练成效突出，影响大，在我团历史上尚属首次。

1979年9月下旬，团机关及部队从孟津县向洛阳市靠近移防，团机关于10月1日驻进洛阳市纱厂南路总参干休所院内，在这里一驻就是一年多。

1981年8月1日，团机关又搬迁到洛阳火车站附近金谷园生产大队的一座“迎宾旅社”大楼上。

1979年初至1981年底，部队驻洛阳这段时间，团首长及司、政、后机关领导又有了较大的变动：

团 长：刘相尧（二工区机关调来接徐克传任团长，任职时间不长即去军校学习）；程守业（原二工区司令部作训科科长接刘相尧任团长）、刘相尧（1981年下半年军校学习归来，再接程守业任团长）；

副团长：王 江、王文俊、王凤仪（长期主管临汾留守处工作）；

政 委：魏湖北；

副政委：胡昌德、李清廷；

司令部参谋长：潘延年；

司令部副参谋长：王福祥（1981年转业）、孙克虎（原是二工区军务科副科长）；

政治处主任：张天虎（舟桥91团调来）；

政治处副主任：范广仁、安留长；

后勤处处 长： 张传德；

后勤处副处长：王坤峰。

　王荣贵，二工区政治部主任，原是116团政委。1981年调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任系政委。

　徐克传，二工区司令部参谋长，原是116团团长。1981年调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院务部正师职顾问。

　程守业，1979年至1980年任116团团长，原是二工区司令部作训科科长。后调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任院务部部长。

　潘延年（照片前排居中者），116团司令部参谋长。

这是1977年，时任基建工程兵72大队司令部副参谋长潘延年，带领机关人员到辽宁省鞍山市基建工程兵第一支队参观学习，其间，游览鞍山千山风景区合影留念。

照片前排从左至右：团后勤处器材股股长王稳智、副参谋长潘延年、装备股蔡正全；后排左起：团司令部工程股股长陈永涛、作训股副股长张海旺。

二、再度移防返临汾故地

我部归建军委工程兵仅一年时间，我军历史上著名的“百万大裁军”就拉开了序幕，我部的领导机关第二工区首当其冲于1980年7月被裁撤。

第二工区裁撤后，1981年4月17日，军委工程兵根据1980年11月22日总参谋部批复，将我团的隶属关系划归为工程兵建筑第52师管辖。

1981年11月，我团奉命由洛阳移防重返山西省临汾市，驻原二工区营房。

部队往临汾移防的设营打前站工作，实际上于10月间就开始了，根据王江副团长指示，我于10月12日先行到达临汾，参与迎接年度新兵及部队移防设营工作，我在当年的日记中清晰记下了行程安排“……于昨晚在洛阳乘131次火车（晚9点多发车）至次日凌晨3:35到达孟塬（车站），在孟塬由于列车新改点，要等到今天（13日）下午3点钟才能乘上北去的列车。住‘孟塬半坡国营旅社’休息，在旅社和江西警校消防系统的几名学员同住一室。”

11月16日，从洛阳移防过来的第一趟军列到达临汾，19日、24日后续军列陆续抵达，至11月底，部队全部移防完毕。

我在部队移防这段时间，忙的不亦乐乎，新干部责任心强，好使唤，大小领导叫干啥就干啥，丝毫不敢懈怠，因此受到团首长的表扬，日记这样写到“11月21日，晚上，团长（刘相尧）在已过来的军人大会上点名讲事，表扬了胡某……”，亦是在这期间，52师下达调职命令，晋升我为作训股副连职参谋。

团机关到达临汾后，先是在原二工区医院门诊楼暂住了一段时间，大约半年时间，原二工区机关人员调整撤离后，团机关驻进了原二工区机关办公大楼。

　原二工区（359部队）驻地营房平面图。

三、裁撤部队情难舍。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服役过的部队一个叫“建筑第二工区”，听起来像是个项目工程部，还有一个是“基本建设工程兵”，它是“不吃国防费自负盈亏”的兵种，这两个民不民兵不兵的部队，都让我“有幸”赶上了，记得当年跟亲友们说起当的是这种兵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的……1980年7月，当“百万大裁军”裁到我们部队时，我的感情上又是依依不舍难以接受，它毕竟是我迈入人生的第一道门坎，它是培养我成长的大熔炉，它是我所在团的隶属领导机关。

二工区，自1969年组建到1980年撤销，在工程兵历史上存在了11年时间。其间，两度易改兵种，四次更换部队代号。

“工区”大名虽不够威风，功绩却不同凡响一一

第二工区在工程兵和基建工程兵两个兵种中为国防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

这支部队在三晋大地无人不晓，沾光老八路“359旅”传统美名，“359”部队让老百姓爱戴有加。

这支部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军事体育和群众体育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响誉全兵种；蓝球、乒乓球队在全国都小有名气；在工程兵和基建工程兵运动会上蓝球、乒乓球、武装越野、武装泅渡、射击、刺杀比赛都是名列前茅。

这支部队光荣圆满地完成了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工程。23名战士为之壮烈牺牲。

这支部队拿起枪杆会打仗，使上瓦刀就能“高筑墙”一一上世七十年代，隶属国家基本建设工程兵时期，为马鞍山钢铁厂扩建工程立下汗马功劳。它留给基建工程兵的技术骨干还参与了深圳特区的开发建设。

这支部队，军政首长中先后走出过李恩宝、舒适、苏志光、高树叶、任瑞海等响当当的工程兵骨干人物。

军改大潮波涛激荡，二工区裁撒后，接下来就是开始针对我团的精简整编，从1982年起，在“百万大裁军”大潮中渐行渐远地走进了历史一一

（一）团首长暨机关人事持续压缩减员。

1982年底，原司令部参谋长潘延年转业；

1982年，司令部工程股清华大学毕业生工程师龚银廉调到师部工作；

1983年，苏百忍副参谋长调夏县武警学院工作；

1984年6月，司令部工程股武汉华中工学院毕业生工程师武俊杰调到师部工作；

1983年，原团政委魏湖北不再主持工作，待命任用；

1983年，原团副政委胡昌德调52师后勤部任政委；

1983年，霍廷武副政委（二工区制药厂调团过渡）调夏县武警学院工作；

1983年，原副团长张传德调到合肥电子工程学院工作；

1983年，原后勤处王坤峰处长转业；

1984年，团长刘相尧转业。

1984年上半年，孙克虎参谋长调郑州武警指挥学校校务处工作；

在精简整编人事调整过程中，参谋长潘延年被安排转业，在官兵中还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些出乎意料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潘参谋长是吉林长春人。他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高等军事学府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的毕业生。1979年至1982年任参谋长，1982年底确定转业，1983年1月16日返乡。

我第一次认识潘参谋长还是在上世纪1973年，我们重机连在一线施工现场扎钢筋，当时他还是技术员（或是机关参谋）穿着工作服活脱脱的农民工大哥形象，在现场认真地教战士们如何扎钢筋……。

潘参谋长这个人文化人的清高较真特点突出，性格比较孤僻，嗜烟如命，几乎烟不离嘴，长期吸烟将嘴唇烫出大片的白斑，当你到他办公室请示报告工作，第一眼见到的一定是坐在椅子上吸着烟望着窗户作沉思状。凭心而论潘参谋长要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放在院校搞教学，或者让其居身科研机构攻专业，说不准就是个杰出人才，1981年，部队从洛阳搬到山西临汾驻进二工区办公大楼，我帮他整理办公室，他打开一个木箱让我看，里面全是红红绿绿各式各样的奖状、奖章、证书，他跟说“我的数学最好……”命运，不可能随人所愿，机遇偏偏将他推到搞指挥，做协调，统领司令机关的参谋长位置上来，能力上的短板就显现出来了。 工作上事无巨细，身心疲惫，简单问题处理复杂化，限制了下级执行力能动性的发挥，譬如布置部队移防行动，干部战士坐什么地方，大小便怎么处理，一些非原则性鸡毛蒜皮的事，要求苛刻，让人反感；行政例会上竟然提出限制干部家属来队探亲使用电风扇这种触犯众怒的要求。

他对待工作认真能吃苦，这是不争事实，同样一件事情，他要比别人在精神上体力上超负荷消耗。1979年3月，部队刚移防到河南孟津县，一天，他指示司令部全体人员到我管的的孟津银行楼上作训股仓库开部门大会，时间到了，人员齐了，参谋长本人却迟迟没有出现，他的房间就在我们开会大房间的旁边，负责主持会议的管理股协理员黄心义让公务员去请参谋长，敲了一阵子门也没有动静，大家心里犯嘀咕有点紧张，唯恐参谋长出意外，于是派人从我仓库窗户攀爬进入隔壁参谋长的房间，发现参谋长在床上正酣睡打呼噜呢……一会儿，他睡眼惺忪，踢拉着鞋，没穿袜子，露着脚跟，急怱怱地赶到会场，跟大家歉意地说道“不好意思噢，有点累，睡过头了……”。

他不善处人际交往，上下关系弄的比较紧张。机关驻临汾大院，有一天，他与王x副团长因派车问题发生矛盾，王x副团长站在小车前面两手拦车“你不能用这个车！”参谋长反问“我怎么不能用这个车？”“你就是不能用”双方彊持了许久，弄的影响很不好。我在1982年8月6日写下一篇日记，说得是晚上都10点半钟了，他还找我到他办公室，进门就问我“你们那个刘伟怎么回事啊？”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参谋长怎么回事？他说“我看他这个人不太懂道理”，接着说道“有几次，我刚过你们那个门口，他就‘哐’地把门给关上了（我和刘伟参谋同一办公室），这样不行吗，还是年轻干部吗，像这样的干部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呢？”事后，我没有跟刘伟直接讲这个事，只是以一个老兵谈心方式婉转提醒刘伟今后遇首长来检查工作，多注意礼节礼貌。这个事，给我提出了警示，我在日记中感言“参谋长最近喜怒无常，情绪不好，当心别踩地雷了。”

潘参谋长被确定转业，是出乎他意料的，他多次跟我谈到“感到遗憾”，要说他的遗憾也不无道理，当时全社会正值崇尚学历尊重知识蔚然成风的年代，他本应受到重用迎来人生巅峰时期，而他却迎来了个人生急转弯，所幸的是在他转业后，部队还是重新公正地给予他新的评价，并亡羊补牢地做了些善后工作，也算弥补了些他的遗憾，1983年，52师刘师长在我部驻河南卢氏部队干部会议上公开宣称“这个人正直正派，是个纯技术型干部，可惜可惜，师党委要给他的新单位去函为他正名……。”

1983年1月16日，他跟我讲“胡参谋，我今天晚上10点走，你有时间送一送我。”是夜，临汾车站若大冷清的月台上，我和政治处岳建国干事等几个机关干部，还有公务班的两个兵为他送行，他上车前挨个跟我们握手告别，也不说话，偶尔摇两下头……看着渐行渐远的列车，依依惜别之情还是油然而生。

我与潘参谋长分别后，还有过两次书信住来。2017年，我请在一个原先是我带的“南工”毕业学员张洪林帮忙寻找转业到长春“吉林建筑工程学院”的潘参谋长，几经打听，得知他就在这一年罹患肺癌不治已去世了。没想到40年前临汾站一别竟成永别，祈愿老首长一路走好！天堂里永无疾患烦恼。

　　武俊杰，1968年入伍，河南禹县人。1976年6月在116团10连代理一排长；1973年8月从二工区工程科上学武汉华中工学院；1976年毕业回二工区工程科任技术员；1979年初调116团司令部工程股工作；1984年6月调52师司令部工程科工作；2008年授文职二级职称（相当于技术少将，享受正军待遇）；2013年退休前任职总参某办公室主任兼高级工程师。

（二）我团代52师行使接收二工区的善后工作。

接收营房。116团机关驻地山西临汾，52师机关远在河北涞水，为方便善后接收工作，师部指令我团代为接收原二工区机关办公楼及部队营房，这项工作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

接收物资。团机关与二工区机关各部门对口进行相关装备物资移交。我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交接细节“1981年12月21日，晚上看电影《奴里》，看完电影后，作训科马副科长（马树美）来移交照相机、计算机各一部”，后来陆续移交给我们还有照片冲印放大设备以及工兵专业训练器材等，有些训练教学器材随即被师部调拨给了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和北京昌平技校。

接收人员。二工区机关一部分干部相继调配调出，如参谋长徐克传、政治部主任王荣贵、作训科参谋王家强、保卫科干事朱明吉等都是此时调到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工作的；还有一部分干部按照科室对口充实到我们团机关，1981年10月29日，我们接到通知说工区政治部组织科赵淮、司令部作训科徐义兵，要调来团政治处组织股、司令部作训股工作。

（三）“编外”干部多安置管理难度大。

“百万大裁军”重点是“裁官”，管理安置被“裁”的官更是重中之重。1983年精简整编，仅我们团机关就有三分之一干部被列为“编外”待命，我也在其中，当年的日记是这样记下的消息“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晚上八时零四分，原我们股长，现任团副参谋长王虎成，正式告诉我属这次精简整编的编外人员……”。

编外干部人数多，思想活跃，相互调侃称编外干部是“员外”（古代正员以外的官员），当时我就被称作“胡员外”。编外干部由于去留前途未卜，有人想调出，有人要转业，平时除了集体组织学习传达文件，大多时间清闲无事可做，不少人就盘算起小家庭的建设了，当时流行到山区去购买廉价木料拉回来烘干后做家具，当时，流行做“三十六条腿”的成套家具，大概是餐桌（4条腿）、椅子（4x4=16条腿）、五斗厨柜（4条腿）、大衣柜（4条腿）、双人床（4条腿）沙发（4条腿）。我在这期间参照上面标准做了一套家具（没有椅子和沙发），给木工师傅工钱共计96元。家具做好后，打好包装经铁路托运回家，有几件家具至今还被老人使用着呢。当时有些“能干”的干部，家具做了好几套，转业搬家时，部队派上几辆车帮助送回老家。

精简整编期间，还有个别干部不能自律，利用职务之便干起了违法勾当，当时一起监守自盗乌龙案的警示教育在部队引起了强烈反响。孙s家，69年四川兵，担任团仓库管理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与地方不法分子勾结，将其经管的铜材、电缆等工程物资弄出来倒卖中饱私囊。导致此案东窗事发的过程，说来令人啼笑皆非，是他自己在宾馆收钱后收藏不慎，误以为“被盗”，自个报案，致导真相暴露的。事情大概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他与内外勾结倒卖仓库物资的地方不法分子约定在临汾火车站前的一个宾馆内“结帐”，对方将包装齐整的几万元现金交给了他，他也没开包清点，接过就往其所坐床铺的床头柜里一放，关上柜门，继续与对方聊天，对方起身告辞，他还客客气气地“送客”至宾馆大门口，待“客人”离去后，他迫不急待地返回房间取钱，不知是紧张是兴奋还是心虚，当他打开柜门时，第一眼没看到那包钱，也没再仔细往床头柜隔层里面看，随即气急败坏的甩上柜门，喳喳呼呼地找来服务员，斥问谁到他的房间偷走了钱？服务员听说几万块钱被偷了，都吓傻了，这样一闹腾，宾馆领导即刻也到了现场，还是领导经验老道，立马要求“不要破坏现场，马上报警！”几万元现金丢失，在当时绝对是“重大案件”了，这期间，大家只顾听孙s家说“案情”，全过程，竟无一人上前把床头柜的柜门打开再仔细看看……就这样，孙s家违法犯罪后，又自己报警的“乌龙”盗窃案发生了。一会功夫，公安员赶到现场，简单询问情况后，开始堪验现场，公安员蹲下身子打开床头柜，这是个两层的床头柜，柜体进深尺寸较大，只见一个包扎齐整的物品，就放在床头柜下一层的最里边，将物品取出开包检验，是整齐的大量现金，大家见状，惊诧不已，宾馆领导和服务员因还以清白而神情轻松，开始训斥起“客人”孙s家来了，此时，公安人员进一步询问孙是哪个单位的？哪来这么多钱？孙不得不交代是我们部队的干部，至于这么钱是怎么回事，孙拒不回答，公安员只好将孙带回派出所，经查实情况后，通知我部将人领回处理。

孙s家监守自盗，罪证确凿，后由河北省军区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开除党籍、开除军籍。

（四）116团重新整编与127团合并。

1983年6月，我部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重大整编，原工程兵建筑第52师127团率2个营与我们116团合并，合并后的团机关设在山西临汾我团机关驻地（1985年2月9日，团机关为了便于组织指挥部队执行国防程施工任务，经铁路军列移防至山西晋城工地一线），合并后部队番号、代号仍沿用我团原有不变。

根据师部指令，机关合并工作于1983年6月20前完成。

合并后，116团首长及司、政、后领导组成：

团 长：刘相尧（116团，1984年就地转业）；胡玉彪（1984年从118团调入）；

副团长；孟宪卿（116团）、李成斌（52师师部调来）；

政 委：夏宗南（127团）；

副政委：田长才（127团）；

总工程师：王春荣

司令部参谋长：王虎成（116团）；

司令部副参谋长：赵甫新（127团）、曹步芝（116团，1985年5月提拔）；

政治处主 任：张天虎（116团）；

政治处副主任：饶兴玉（127团）；

后勤处处 长：刘占文（127团，任职不长调北京总参管理局帮助工作）、宋志杰（116团，接刘占文任处长）；

后勤处副处长：宋志杰（116团）、戚士平（116团）。

我们作训股组成人员也有重大变化：

股长：李学斌（127团，任职至1983年底）；

参谋：葛恒金（116团）；

徐义兵（116团，后任命为农场场长）；

武益民（116团）；

成月桃（116团）；

胡 文（116团）；

刘 伟（116团）；

李祖荣（116团）；

马德民（127团）。

1984年10月又调入王魁（116团）；另借调2名战士谢荣潮、贾贵君在股帮助工作。

此后，作训股至1986年裁撒，又经历两任股长更迭：

1984年一1985年初，葛恒金（71年江苏兵）接任作训股长。

1985年7月，师作训科参谋陈春友调来任股长（77年四川兵，任职不长，即去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上学），他成为116团作训股最后一任股长。

　　王虎成，1964年入伍，河南伊川县人。1979年至1983年任116团作训股股长；1983年4月任副参谋长、1983年7月任参谋长；他也是116团历史上最后一任参谋长。

　葛恒金，1971年入伍，江苏沭阳县人。1984年任116团作训股股长，1985年转业。

　王魁，1979年入伍，江苏洪泽县人，作训股参谋。1986年部队裁撤后，调入工程兵晋城仓库任职。1986年调入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外训系工作。

（五）别了一一光荣的116团

1981年12月28日晚间，116团机关众多干部前往临汾车站欢送转业的王福祥副参谋长（山东人），此后，接任副参谋长位置者是从裁撤的二工区调配来的军务科副科长孙克虎，标志着压缩整编已经开始；

1979年，马鞍山部队分家，我部从基建工程兵带回工程兵4个营；1981年至1982年，一营和三营合并，称一营；同年，四营一部分调110团；1983年9月，二营调归52师118团建制，随同调动的还有机关部分干部，司令部工程股技术员张绍武就是此时随二营调走的； 1984年，一营撤销；1984年至1989年，我部剩余部队成立工兵二营隶属于41旅所辖（营长江开友率二营部和两个连队，继续留在晋城施工）；1989年，工兵二营调一个连队给晋城仓库；同年，二营部率一个连队，正式归建41旅；二营营长江开友调入晋城仓库任；1985年9月3日， 116团最后一任团长胡玉彪出任以52师机关为基础成立的41旅副旅长；

1986年1月1日，“工程兵建筑第116团”番号正式撒销。

1986年3月，116团最后一任副团长孟宪卿携一部分司、政、后人员参于重新组建工程兵晋城仓库并任主任。

至此，光荣的116团完成了历史使命。

回顾116团这支老部队走过的历程，我为它自豪骄傲！

它从战火中走来。我团前身是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的一支部队，新中国建立后，进驻北京编成公安军内卫三团，担负守护首都安宁的重任。

它坚决听党指挥，服从使命转型。1956年我团改编为工程兵，隶属工程兵建筑第51师建制；1969年改隶属于工程兵建筑第二工区建制；1975年12月改编成基建工程兵第72大队；1979年再次改归恢复为工程兵建筑第116团。转隶两个兵种先后使用过8326、4785、88710、建字962、00082部队代号。

它为国家建功立业南征北战。数十年间，辗转京、陕、晋、新、浙、皖、豫多地，先后完成十多项国防战备工程施工任务。

七十年代初，我部作为主力，圆满完成了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工程。14名战士为之壮烈牺牲。

千里戈壁CS保障工程施工立下汗马功劳。1975年9月27日，我部一营加强编制率五个连800余人从山西临汾开进新疆，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圆满完成了保障工程任务。英雄不问出处，史册当以留名，该营的主要军政主官是：

营 长：張继海（56年浙江兵）

付营长：陈光国（55年河北兵）

付营长：牟金荣（59年山东兵）

教导员：魏湖北（56年江苏兵）

副教导员：季永富（河北兵）

一连连 长：任德贤（65年河南兵）

一连副连长：南根旺（63年河北兵）

一连副连长：蒋文美（69年四川兵）

一连指导员：安留长（65年河南兵）

一连副政指：雷廷国（69年四川兵）

二连连 长：王振富（62年河南兵）

二连副连长：王万清（65年河南兵）

二连指导员：房清海（65年河南兵）

二连副政指：杨进才 （65年河南兵）

三连连 长：宋其星（59年山东兵）

三连副连长：石银堂（65年河南兵）

三连副连长：刘明双（66年四川兵）

三连指导员：黄西周（64年湖北兵）

三连副政指：朱明吉（71年宿迁兵）

四连连 长：陈开金（63年安徽兵）

四连副连长：赵建明（65年河南兵）

四连指导员：杨学堂（65年河南兵）

四连副政指：李遂堂（65年河南兵）

一机连连 长：夏同绿（59年山东兵）

一机连副连长：任廷民（65年河南兵）

一机连指导员：李殿仁（65年辽宁兵）

一机连副政指：龚方伦（68年湖南兵）

1976年至1979年，隶属基建工程兵期间，为国家重点钢铁企业马鞍山钢铁厂扩建工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百万大裁军”过去近40年了，尽管老部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血脉还在，留下的部队正以新的雄姿战斗在人民解放军序列里。从老部队走出来的团、师、军职（包括相当于职级的文职）干部数十人，退役到地方干的出类拔萃者更是数不胜数，老部队为军队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可谓逝水有痕，116团名垂青史。

　 孟宪卿，1964入伍，河南许昌人。

1983年5月至1986年任116团副团长，是116团最后一任副团长。

1986年5月至1991年6月，任总参工程兵部工厂管理处付师职助理员兼晋城仓库主任；1996年11月至1999年5月任总参兵种部企业局付局长（副师职）；1999年5月任总参兵种部工厂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正师职）。2003年5月在京退休。

四、个人经历轶事多

（一）提干后第一照

1979年“五·一”节前后某个周末，我到孟津县城的澡堂洗完澡后回寝室，臭美着照镜子呢，一头浓密油亮乌黑的头发衬托出脸皮更加白皙，嘴唇传承遗传基因，红的像抹了口红似的，突然想到何不去照像馆拍个照片呢，自从年初提拔干部以后，一直忙于部队移防，亲朋好友给我提亲介绍对象要照片，拿的都还是两年前在东北学习时拍的照片。事不宜迟，我把新军装缀上新领章，还将一个望远镜盒和一副空手枪套作为道具带到了照相馆，穿戴整齐后，正襟危坐在聚光灯下，摄影师不断地折腾示意我看这里看那里的反复拿捏摆Pose，前后拍了两张，一张是免冠照，咧着嘴挺不自然的皮笑肉没笑，另一张是“全副武装”面容严肃，虽然拘谨了点，却也与军人的特点浑然天成。

　 1979年5月，拍摄于河南省孟津县。

　　1979年5月的我，部队归建工程兵移防河南省孟津县，作训股驻孟津银行期间留影。

（二）改军装挨批评

我军“六五式”军服大一统，干部和战士的服装区分仅在于上衣口袋兜数的多少以及口袋上有无明钮扣，战士服上衣上胸处有两个带明钮扣的口袋；干部服则有4个不带明钮扣的口袋。

1979年2月26号，基建工程兵第72大队正式下命令，我被提拔为作训股见习参谋（正排职）。

部队那时夏、冬军服发放标准为两年一套，分别在每年的五月、十月发放。因为我在提干的前一年度换发过夏常服，所以提干的本年度五月就无夏季军服装可领了。

当年，新提拔的干部在干部服发放滞后的情况下，时兴把战士服改成干部服（很简单，添加两个兜的事），我利用休探亲假期间，让我妈用家里的缝纫机把一套新战士服改成了4个口袋的干部服，我妈是个老裁缝了，活做的绝对精细。假期结束后，我把改好的军装带回到部队，但是没敢穿。

1979年5月，部队夏季服装发放完毕，机关工程股技术员张绍武（我们是同年入伍的老乡战友）与我同期提干，率先穿上了四个兜的干部服，我故意问他“你怎么领到的干部服？”他很直率地说“在街上改的”，我问“多少钱？”他说“两块钱”，我顺势说“那我也去改”……过了几天，我看“风平浪静”的很自然，我也穿上了从家中带来的干部服，谁知“感觉挺好”的兴头还没过呢，就招来了批评声，团政委魏湖北在一次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批评说我们新提拔的干部穿着改制的干部服是“小资产阶级虚荣心”一盆冷水泼来，心情当然不快活……。同样一件事，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就有不同的价值观解读，这个事情在现在来看谁还能说算个问题呢，现役军官职衔级别一经晋升，相应配套的军衔、资历牌等服饰马上就得更换，否则就是违规着装，但是，我们所处在那个年代，人们受极端思想方式影响，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吹毛求疵地放大思想斗争外延，不是问题的问题，却非要人为制造成问题，激化矛盾，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人性的一种伤害。

　　张绍武战友，1971年入伍，江苏淮阴县人。曾任116团司令部工程股技术员，2003年技术6级（正师职）在京退休。

（三）跟张绍武学“功夫”抓树皮

1980年夏天，团机关从河南孟津县城移防驻进洛阳市胜利路上的总参干休所，机关各部门就驻在干休所内的6幢“将军楼”内。

　一天，我和张绍武（前面讲到过的老乡战友）漫步在干休所院内路上，路两旁的行道树有大有小，有粗有细，他指着道旁的白杨树跟我讲，小时候他在家里练过“鹰爪功”，能够一巴掌把树皮给拍下来，我说“那你拍看看，让我也学两下子”，他装腔作势吸气又呼气地摆好架子，然后“嗨”的一声，用右手拍向树身，结果树皮完整无损，他不服气地又重复来了一遍，树皮还是没被弄下来，我在边上戏谑挖苦他“怎没下来呢，尽吹牛逼”，他看了看树说“不对不对，这个树太嫩了。”他跟我解释说树龄小，树皮和树干结合的紧密，不好抓，他不服气，又选了一颗粗一点的树，树干上有裂隙的“老树”开始试招，口中念念有词，呵哈地运了几下气，又是“嗨”的一声，一掌向树上打去，这次总算有点成效，还真的让他抓下来几块老树皮疙瘩，“怎么样怎么样……”得意之形溢于言表，这下可有吹牛的资本了，当即他给我“传经送宝”说要学功夫，先要会运气，还有“丹田”什么的给我理论了一番……我照他教的狠劲憋气，脸憋的通红，然后一掌拍向树身，结果连毛也没掉一根，手掌反被老树皮咯的痛死了。

2009年，我们分别几十年，难得在南京相逢见面，绍武兄还兴致勃勃地说起当年“鹰爪功”抓树皮的事呢。

（四）学“聂高参”保养皮鞋使妙招

聂泽美，作训股里的老参谋了，上世纪1968年入伍，湖南常德人。此人是性情中人，满脸络腮胡子很重，说话大嗓门，不管到哪里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因为老兵老资格又是分管部队计划施工的参谋，常与营连干部打交道，大家习惯尊称他“聂高参”。这样一个粗犷豪爽之人，一个生活小细节却被他做的细腻实用且老道，这事情还得从我军1978年恢复给干部配发皮鞋说起，在那个年代，红色领章帽徽绿军装配上黑皮鞋，绝对是引领着装超级穿搭！干部对皮鞋很爱惜，舍不得穿，穿上了也是打油擦拭保养的非常用心，北方气候干燥且风沙大，擦拭得光亮干净的皮鞋，穿上一会功夫就会落上一层灰尘。一次会议间，偶然发现“聂高参”的皮鞋比其他干部的皮鞋都干净，联想到他平时穿皮鞋始终能保持光亮如新，我心里就纳闷“他的皮鞋怎么就能经常保持整洁光亮的呢？”我向他讨教，他是笑而不答……有一天，他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跟我说事，无意间发现他的一个动作，终于揭开了他穿皮鞋保养整洁光亮照人的秘密，他边跟我说话，边抬起一只穿皮鞋的脚，将鞋背面放到另一条腿肚部位上下蹭蹭，然后，再换另一只脚，如法炮制，蹭完后的一双皮鞋顿时灰尘全无，光亮照人，见此情景，我茅塞顿开，“聂高参”穿着皮鞋能穿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原来是这个样子搞的，小小妙招，实在是高！此后，我也学着他的招，悄悄地保持着皮鞋经常性的光亮整洁，尽管将鞋上灰尘蹭到裤腿上是不卫生的，但与皮鞋的光鲜比较，还是解决了面子大于里子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问题。

　　116团司令部作训股参谋聂泽美，1968年入伍，湖南常德人。

（五）下象棋忽悠对手老乡

　 1984年冬至1985年春节前，团机关陆续搬迁到了山西晋城国防施工工地。

平时工作紧张繁忙，到了周末节假日，机关干部休闲娱乐，会会老乡，聚聚餐，打打球，下下棋。我对下象棋小有爱好，在司令部小圈子里还算小有“名气”……有一天，已提升为机关股长的晁可知（化名）找到我要切磋两盘，我们就摆开棋盘开始对弈，下棋过程中，我发现他在走棋之前常会指着某棋子问我“这是我的棋吧？”他这样问，提醒我想起一个往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同在一个军体集训队里相处过近一年时间，曾经听他讲过他的视觉对有些颜色有色盲，因为这个问题，参军时体检还险些没过关。他的色盲特征是对红、绿两色没有色感。我跟他下的橡棋字的颜色正好是红绿两色，他执绿色棋子，我执红色棋子，开局布棋，你攻我杀，一阵下来，棋阵中的棋子，红绿相间纵横交错，这时，我实发奇想逗他试一试看他到底能不能分清棋子，我就在棋盘上用他的马吃他的炮，他犹豫了一下，说“不对呀”我说“怎么不对?”他说“这个马是我的呀”，我说是“什么你的马？”他说“不对，你看看奥”一一接下来，他将他的马和炮是怎么走的路线，从头开始一步一步的推演给我看，他那一丝不苟的较真劲，验证了他真的分不清红绿颜色，而他的记忆力绝佳，原来他跟你下棋，完全是靠棋路记性在博弈，其过程中他不会错拿对方的棋，你也别想忽悠他，确实厉害，令我折服。当时看着他那不甘被我忽悠执着自信的神态，我实在不忍心再逗下去“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的肚子痛，当然少不了挨他一顿训斥溪落“尼玛，小胡文你那两下子还想糊弄我……”。

　　曹步芝（右一），老乡战友，1971年入伍，江苏沭阳县人。1985年5月任116团司令部副参谋长，也是116最后一任副参谋长。

（六）痛惜老同学被“双开”

“八月十七号，今天上午全团排以上干部在安装连食堂开批判大会，批判原三营助理员黄x富，给以黄开除党藉、撤销干部级别的处分，作复员处理。”这段文字，是我1981年的日记摘录。

黄x富，76年湖北兵。与我还有过一段“同学”经历，那是1980年8月，我们一起参加52师在河北涞水师教导队举办的“军事体育集训班”，其间，我在日记中对他还有过特别的记载，曾经还想牵线把我的一个表妹介绍给他，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感觉黄这个人为人处事不够实在而作罢。

黄x富受到党纪军纪处理，主要原因是与未婚妻的关系破裂，导致未婚妻自杀身亡。黄x富与未婚妻的关系比较特殊，女方是他舅舅的女儿张x芳，算是亲上亲，他们的恋爱关系是在黄兴富没有提拔干部之前就确定下的，后又借故提出解除婚约，未婚妻坚决不同意，亲人长辈也一再规劝黄兴富回心转意，但是，黄兴富执迷不悔，提拔干部后，甩掉女方的决心愈加坚定，未婚妻万念俱灰，选择极端做法要轻生，同时给部队写来了一封控诉黄兴富的绝笔信，部队收到信后觉察情况危急，立即派政治处干事陈金华赶往湖北女方家庭做思想工作，遗憾的是，就在陈金华干事到达湖北女方家的前一天，悲剧已经发生，张x芳已投河身亡。陈金华干事将情况立即将向部队作了汇报，部队随即将黄兴富予以控制隔离审查。经过缜密调查，确认黄x富未婚妻张x芳自杀身亡，黄x富负有直接责任，依据党纪军纪提出了对黄x富的处理意见并报上级批准：决定开除党藉、开除军籍，作战士复员处理押送回乡。同时在部队公开批判开展警示教育，因而就有了本文开头的情况。

（七）学打麻将赌吃牛肉

干部们被列为“编外”，无所事事，“人以群分”，不同年度的老乡们，会聚集到一起开展一些娱乐活动，打打牌下下棋，还有打麻将的，我会玩麻将的“功夫”就是这个时候学会的。我们团机关办公楼西侧是家属区，二工区部队撤销后，空出了许多房子，我跟一帮老乡王斯强、赵淮、王金宝凑到一起打麻将，大家打麻将的水平都不咋地，来的就是最简单那种带风头“十三不靠”的“大乱推倒胡”，玩麻将我是一窍不通的，硬是在几个老乡传、帮、带下逐渐入门，学会了基本玩法，接下来就开始带彩头地玩，输了掏两毛钱，这玩艺刺激性强，一玩就上瘾，输赢先记帐，最后结算，输赢一般也就几块钱的事，君子有约在先：赢了钱，不能装腰包（都是干部，显得“吃像”难看），赢家请客，买牛肉买酒，下次再玩牌时大家共享，那段时间玩麻将，牛肉没少吃，我的贡献最大，因为输的最多。麻将这东西，还真是蛮有吸引力的，团机关从临汾搬到晋城后，每逢节假日，老乡战友还会坐下来搓几把，翻看本人日记有据可查的就有倪绍苏、宋成倜、刘永生、陈金华等铁杆“麻友”。

（八）命悬一线三经历

我在工程兵部队16年，真正投入到一线施工并不多，从士兵到干部从事的工作大都是与军训器械、武器弹药打交道，当兵时参加刺杀比赛打打杀杀，提干后在司令部作训股分管部队训练及器材、弹药的管理发放。

由于训练管理需要，我接触武器弹药比较频繁，比如部队训练实弹射击前校验枪支性能，销毁过期弹药等都得亲力亲为，这些高危品接触多了，安全风险就大，“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脚的”的俗话确实是有道理的经验之说，前后三次命悬一线的惊险经历让我铭记一生。

第一次，销毁爆破筒，臀部被土块击中。

那是1976年，我在团轮训队担任教员排副排长。队里弹药库有一批爆破筒已过储存安全期，经请示批准，郭增富队长让我带人负责销毁，我们选择驻地通往襄汾县城团部途中一处废弃的破窑洞作为销毁点。这个破窑洞在一个小山坡上，窑洞口被坍塌的土方堵塞了三分二，按操作规程：应该将被销毁物捆绑固定在一起，安装好起爆装置，拉出引线，人员撒离至安全距离，然后实施引爆，我没有按照这个操作规程实施，贪图省事，将爆破筒（每节0.8米）两节结合成一节，然后用力拉下引信绳，却没看见明显冒烟，我楞了一下，以为是故障，还看了一眼，这时才看到从爆破筒内冒出烟来了，这样就耽误掉了一秒多的时间（爆破筒拉下拉引信绳到爆炸的时间是三秒钟），我迅即将爆破筒从窑洞口投入洞内，人刚转身还没隐蔽到窑洞侧旁，“轰”的一声，爆破筒已经爆炸，人一下子就被气浪冲翻在地，屁股上还被炸塌冲出的硬土块重重地砸中，幸好土块只有拳头大小，有惊险无大碍。“吃一堑，长一智”，接下来，老老实实地按操作规程将剩舍的爆破筒顺利销毁了。

第二次，脑袋差点被手榴弹片击中。

1984年，我在临汾轮训队训练新兵，训练进入到最后阶段是手榴弹实弹投掷。一天，我带上各连抽上来的试投员（都是干部或班长）扛上几箱手榴弹去投弹场设置场地并试投，我们选的场地是一个山沟冲刷成的小平川，一面临坡，我持望远镜在坡上找了一处自然形成的小土堆作掩体，这个小土堆掩体后面是像墙壁一样的垂直土山壁，这个位置到投弹最远点60计算也不到100米，投弹者是在我所处在位置下方向前投弹，我居高临下正好能观察到弹落点并给投弹者报告投出的距离米数，前边几位试投者都很顺利，偏偏遇到一个紧张过度，投掷动作变形的投弹手，投出的手榴弹没向前却偏到他自己左边十几米的地方爆炸了，“嗖”的一声，一枚弹片从我的右耳边擦过，击中了后面的土山壁“哗啦”掉下一块土，这是因为我的位置在投弹者的右后上方，他投弹投偏向左边且距离很近，这样爆炸后的弹片成放射性散开，我正好处在了手榴弹爆炸有效杀伤范围内了，好险！令人乍舌。

第三次，机枪走火差点丧命。

1980年，年度新兵驻地在洛阳临汝县团轮训队，我负责新兵训练。进入到实弹射击阶段，需要将用于实弹射击的枪支，进行性能校验。一天下午，我带上新兵团的通讯员钱振祥，还有几个班长，携带数支“五六式”班用轻机枪、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到打靶场进行实弹校验。校枪过程中，有一个班长用 “五六式”班用轻机枪进行点射时，发生了卡壳，中止射击后，我上前帮助他处理故障，我用右手向后拉枪机退弹退不动，因为弹膛经射击后高温膨胀，试了几次还是拉不动，接下来我按照处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卡壳的方法进行处理，谁知危险伴随着违规操作发生了一一我站立着将机枪枪身立起（还带着弹盒），枪口朝天，身体微向前倾，左手扶住机枪上护木，用右脚向下猛力踩枪机，这样操作就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半自动步枪按这个办法处理卡壳故障没问题，因为枪机被踩踏向后运动的同时，子弹会被带出，脚底松开后，枪机带动复进机系统再次推子弹上膛，子弹不会被撞击底火射击出膛，而机枪的原理就不一样了，它是联动装置，当脚用力将枪机向下踩踏使卡弹退出后，枪机带动复进机将第二发子弹送上膛并同时完成撞击底火使子弹射击出膛一一当时“呯”的一声，只觉得左侧脸像被鞕了抽打一样，火辣辣的，子弹出瞠的啸叫声，瞬间震的脑袋一片空白，两耳嗡嗡作响……稍顿，听到钱振祥“哎呀呀，哎呀呀”的惊诧声，这时才发现，戴的军帽被子弹出膛时的冲击波吹歪了，左半边脸被子弹出膛的硝烟薰的黑不溜秋的，当意识恢复后，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三次危及生命的事故都是违反武器弹药使用操作规程所造成的，责任完全是自己，虽未致命，教训深刻，一生难忘。

（九）军服换装“”八五式”

1985年“五·一”节，我军正式停止着装“六五式”军服，换装“八五式”新军服。此事在我国乃至世界都是一件重要事件，它反映的不仅仅是服装改变的问题，而是我军真正意义上走上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我军着装“六五式”军服，在军服史上时间最长，从1965年开始到1985年结束，历时20年。

军队实行军衔等级制，本来是天经地义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我国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变革过程，新中国建立后，1955年，我军学习苏联模式实行军衔制，宣传其“好处”多多；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一度被批判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东西，认为不符合“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精神……。1964年夏，贺龙请示毛泽东主席“是不是要取消军衔”时，毛泽东立即同意“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1965年5月1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自此，我军取消军衔制，陆海空三军换装“六五式”大一统军服，一穿就是20年。

1976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以军队整顿为抓手，开始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在1980年3月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恢复军衔制”。

1985年5月1日，全军正式换装“八五式”新军服。这次军服改革是为实行军衔制作准备，属于过渡性的一一陆军服装颜色仍沿用“六五式”草绿色未变；海军为上白下蓝；空军为上绿下蓝，干部战士佩戴新式带八一军徽的大檐帽，干部战士在领章或肩章上还添加了军种区别的标志，换装后，部队军容焕然一新。

换装“八五式”军服期间，我正带队团里十几名干部，在河北涞水县52师师部教导队参加“文化补习班”，为了保证“五·一”准时更换服装，团机关派人将我们一行十几人的服装在四月下旬就送到了教导队。

1985年的“五·一”节放假三天（4月29日至5月2日），52师机关于4月29日统一换穿“八五式”新军服，教导队在29日这天，特地请来了照像师傅，大家兴高采烈争相拍照留念，我拍下的是扎着腰带挎着手枪，右手抚枪站立的全身照。

换装后的5月15日，教导队还把我们全体干部学员用军车拉到河北易县的清西陵，游览了一天。

我们“文化补习班”的驻地离北京很近，早出晚归，很方便。那段时间每逢节假日，战友们经常结伴从高碑店火车站乘火车去北京购物游玩，1985年7月13日，我在北京照相馆还“正儿八经”地拍过一张着“八五式”的戎装照，是年，三十岁。记得清这一天，是因为这天我有机会随总参“计算机学习班”一起参观了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菊香书屋。

　　换装“八五式”新军服，我的第一照。1985年4月29日拍摄于河北涞水52师教导队。

　 1985年7月13日，我在北京拍摄“八五式”戎装照，时年30岁。

（十）白云苍狗八五年

1985年，这一年对我来说，可谓是时乖运拙白云苍狗叠加的一年。

这一年在“百万大裁军”军改大潮中，部队将我从“编外干部”行列里又给“光荣”地拉回编内来了。

年初，我休假在家，忽接部队电报要我“立即归队”，回部队后得知上级要对部分职务偏低的干部“按比例微调”，当时，我在同年度兵中提干属于比较晚的（因士兵阶段被保送出去学习两年有所耽误），职务上与同年度干部老乡相比，人家大多已是正连有的已经是副营职了，我还在副连职位置上，因此也获得了机关大部分官兵的同情和支持，机关在酝酿人选时，僧多粥少，难为平衡，只好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来确定人选，投票结果，大家捧场，让我成为本次“按比例微调”晋升人选之一，接下来是按部就班地走程序，呈报待批……谁知等了一段时间，等来的结果却令人沮丧，总参政治部认为我们这批次职级调整是在“精简整编期间突击提干”，属于违规操作，因而予以否定。此事弄的单位和个人都挺窝囊憋屈，怨声载道在所难免。

1985年5月，又开始了新一轮干部职级的调整，这次，我还是“榜上有名”，终于修得“正果”由副连职晋升为正连职参谋。

　1985年初，我在日记中记录下的机关调职工作进度概况。

　　

1985年下半年，我们部队领导机关52师也被确定裁撤。成立了一个善后办公室（简称“善后办”）负责处理原部队的相关事宜。

52师裁撤后，紧接着就是我们团进行精减整编。干部面临四个去向：一部分参与重新组建工程兵晋城仓库（团级单位）；一部分调出充实其他单位；一部分继续坚持在116团工作；一部分列入编外待命。我于9月底10月初从晋城团部调到52师“善后办”政工组当参谋。工作没几天，我就休假回家了。

1985年的10月底，我休假结束，返回师部，晚饭后无聊，就到政治部干部科找刘全福干事聊天，刘全福是从我们团干部股调上来的，我俩在团里就相处的比较好，在他办公室，我无意间发现他办公桌上放着一份《52师编余干部交流名单》，我问他“这是干嘛？”他说“明天兵种部在我们这里开干部交流大会”，我拿起名单浏览了一下，上面是全师的编余干部名单，能上名单的人，都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年轻干部，我随即想到我的条件不也符合吗?!（因我1977一一1979年曾在“七.二一战士大学”学习，后经工程兵干部部确认为“中专”学历。）我问刘全福“参加交流的干部需要什么条件啊？”他照本宣科地跟我说了一遍，我说“我不也可以试试啊？”他说“可以呀，你想走啊？”我说“我想走”，他略加思索后说“你想走，恐怕师首长不见得放呢”，我说“那你给问问看呗”，他说“那先请示席主任看看（师政治部主任席儒奇）”他拿起电话，第一次没打通，隔一会又打，接通了，他就向席主任汇报了我想走的这个情况，电话里声音很大，我听得很清楚，席主任讲“他刚调来就想走？”刘全福跟席主任讲“现在干部不都是处于待命状态吗，能走一个，不就多安排一个了吗？”电话那头席主任略顿了一下说“那行吧，想走就让他走吧。”就这样，在已经打印好的花名册最后一页的表格外，用钢笔新添加上了我的简历。我将花名册拿起来又详细的看了一遍，突然发现扉页上有各单位参会选人的干部名单，其中长沙工程兵学院来开会的干部是贺大友，“贺大友？这个人会不会是我们团机关1980年驻洛阳干休所时从工程股上学去的那个贺大友呢？”我心里在想，经与刘全福核对，证实就是他。我随即到招待所找到了贺大友，都是熟人了，我开门见山地表明想让他帮忙调入长沙工程兵学院，他说“胡文啊，这个不行，我们是选拔教员，不需要行政干部。”一下说的我心里凉了半截，稍后，他跟我讲“这样，你去找一找“南工”（即南京工程兵工程学院）来的李如亮，看看他们需不需要行政干部？”我说“我也不认识人家，说不上话啊”，他说“我认识，我来问问看，就这样，在贺大友的引荐下，我第一次见到了“南工”干部处干事李如亮。李如亮，江苏兴化人，73年兵，当时已经是副营职干部，其人稳重厚道，办事严谨，寒暄几句后，我向李如亮表明来意，他跟我交底说，这次他来是要选拔一名政工干部，南京工院警通连缺一个指导员，他问我“你做过政工工作吗”，我顺口答到“做过”，他“噢”了一声说“这样吧，你可以作为我们的后选人员，等明天开完会再说”，当晚就谈到此。那时候的人都很实诚，人家说第二天会后再说，我就老老实实地等到第二天会议结束，迫不及待地去招待所找李如亮打探结果，他告诉我“人选就是你了，不过，要等我回南京向学院党委汇报后才能确定，你在这里安心工作，听通知。”这话让我的心情喜忧参半，喜得是选中了我，忧得是那个看不见底的“听通知”……至此，我以为这个事希望不大，也就不当回事了，11月下旬，我找了个理由又休假回家了。

12月10日上午，我正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我爱人拿着一份加急电报急怱怱地送回家来，我一看是干部科刘全福发来的电报，内容是“速归队12月12日到南工报到”，事情没想到来的如此突然，当天下午，我就从许昌乘火车返回部队。11日，我拿到刘全福给我“工程兵工程学院商调函”，抓紧准备行装，说来也巧，我从山西晋城团机关调来师部经铁路托运的包裹也刚好到达，我连拆都没拆，换了个标签，直接又给发往南京了。

1985年12月11日晚，我别离了52师师部，别离了16年的部队生活，别离了北方驻地环境，从高碑店乘坐上南下的列车，开启了军旅人生的新征程。

　　1985年10月，我和刘全福战友（左）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