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和妈妈插队

澈朗

　　写下这段略带伤感、怀旧性的文字，非关忆苦，亦非自矜。仅是怀念，怀念的是那段时光，而不是那个时代。怀念我那未曾尽情绽放，便匆匆凋谢的青春，怀念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与母亲相依为命，共同度过的苦涩、美好时光，怀念那一片土地上淳朴、勤劳、善良的人们。

——题记

春耕平地

　　公元一九六九年冬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最后一个冬天，要比往年的冬天冷了许多。进入农历腊月，快要过年的时候，终于有一股暖风吹来，妈妈获得自由了，我和姐姐欢欣雀跃，全家终于可以团圆了。虽然妈妈离开我们才一年多，但我却觉得有十年之久的漫长，在这一年中，我曾多次在梦里梦见与妈妈重逢，但到了真正相见的那一刻，我和她却是那么陌生、疏离，慌乱中，我竟不知要和她说什么。总之，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可以过正常的日子了。但是，好日子并不长久。紧接着，妈妈又接到了通知，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插队落户。在当时，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更没有商量的余地。那个时代，个人的抗争，就如以卵击石，屁用没有。人，只只是宇宙中一粒尘埃，大海中一滴水，随风飘扬、随波逐流。而和那些还没有“解放”，获得真正自由的人相比，我们理应“谢主隆恩”了。

春耕翻地

　　接下来，家里人开始讨论，我是否和妈妈下放插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还没有结案，没有完全获得“解放”，暂时不能走。我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已经是下乡知青了，二姐刚刚被招进工厂。妈妈考虑，我已经和她分开很久了。这一次，说什么再也不能分开了。另外，她独自一人，去荒凉僻壤的农村，生活也不方便。当我听到要跟妈妈下乡的消息，心中暗自喜悦，甚至有些小激动，那时候年龄毕竟还小，只要和妈妈在一起，就是件幸福、快乐的事。还有一点，我也想立刻摆脱那苦不言堪的日子，脱离那让我窒息、厌恶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乡，并不是我有多么高的励志境界，但至少在那里，能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情再也不会那么的压抑。随着文哥，那一场红色风暴席卷而来，我快乐的金色童年，嘎然而止。一夜间，父母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我的人生一下子落入了完全意料不到的境遇中。妈妈，”文革”前，是在市委做文教系统的党务工作。“文革”的到来，她首当其冲，天天戴高帽，挂大牌子，批斗游街，更有甚者，革命小将们还将她押送到首都，说是接受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的巡回批斗。我呢？也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狗崽子”，被堂而皇之的称为“可以教育好子女”。在学校，时不时，放学后被留下来学习、表态，要与父母划清界线。回到家中，经常能看到，屋中被人翻箱倒柜，搞的一片狼藉，就知道，这不是父亲的单位，就是母亲的单位“造反派”来过，搜查、抄家。他们检查的认真程度，倒是令我肃然起敬。哪怕是一张碎纸片、一张残缺的旧照片，也要反反复复研究一气，绝不放过一丝的线索。甚至，父亲早年送给我大姑的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收音机，他们也要跑到几千里之外的南方老家，拆开认真检查，看是不是“敌台”。记得，父亲单位“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天，他们加大了宣传力度，竟然，把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停靠在家门口一整天，高音喇叭里，不间断，声嘶力竭，高分贝地播放着声讨父亲的文章，不定时，呼喊着打倒父亲的口号，震耳欲聋。那天我放学回家，见此景，恨不得地上有条缝，立马钻进去。现在，虽然母亲暂时获得了自由，但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风云诡谲多变，说不上哪一天，再来个回潮，我在劫难逃，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1966年的我

　　经过家里人认真考虑，最后决定让我跟妈妈先走。这时，眼瞅着就要过年了，上面追的紧，必须在年前走，原因是中苏边境战事趋紧，副统帅又下达了“一号命令”，准备打仗，城市人口要尽快地疏散，而我们所在的是重工业城市，又是“苏修”的重点打击目标。于是，家里人，开始紧锣密鼓地为我们下乡的物质做准备了。诸如水缸，扁担、水桶，地炉，大小的铁锅，炕席等等。还要去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城转农）。在此后的三年，我从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少爷”，投胎换骨，俨然成了一个家务、农活娴熟，偶尔还冒出一两句脏话，憨憨的农村小伙子。这是后话。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终于等到了出发的日子。这一天，全家都起的很早，简单吃了口饭，在父亲的带领下，来到了事先定好的集合地点。头一天，已经将搬家的物品捆绑装好了车，出发时，也没有手忙脚乱。父亲一百个不放心，特意向单位请了一天假，要亲自送我们到目的地。

我们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盘锦垦区（后更名为盘锦地区）坝墙子农场，东风大队，我们是以大队为单位，集结在一块出发，我们只是全市“五七”大军中，一小股“部队”。为何，称为“五七大军”呢，当时，我并不知甚解，只是多年之后，我才查找到，原来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伟大领袖在看了副统帅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一份报告，其中牛田洋被树为典型，他便欣然命笔，给副统帅写了一封信，“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小工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如果只局限于军队，倒还罢了，指示的最末一段如此行文:＂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就是伟大领袖笔走龙蛇抒发的杰作，具有划时代意义、光辉的“五.七”指示，也是后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 “五.七大军”下乡的理论根据，我也有幸成为了“随军”家属。

春季插秧

　　这天，晴空如洗，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出发了，我们去东风大队落户的共有八户人家，出行则是九辆解放牌大卡车，每辆车后面还挂着拖斗，满载着家中的全部家当，另外，还有一辆车是专门是载人的，在卡车上简单地扣上帆布蓬，能稍微挡一下风寒。车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目的地不算太远，一百多公里，但道路非常难走，中间还要经过两条河，过两段浮桥。

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从小到大，没去过农村，更不知道农村生活的艰苦。也不清楚这一走，是否还能回来。其实，我们也没有置身于凄云惨雾中，至少没有那种被抛弃、“流放”的凄凉流露在外。或许，他们在那场恶风暴雨中，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到如今，一种被裹挟的忙乱，他们还没来得及去想，是不舍的迷茫，还是如释重负的解脱……或许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对于未来，命运多舛也是无奈，只得笑脸相迎。

出了城，道路越来越颠簸，周边的环境越来越荒凉，有些路面严重“翻浆”，车上的人被颠的东倒西歪 。十冬腊月，朔风凛冽，寒气逼人，大家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煎熬着……车上的一位叔叔，风趣幽默，异常的活跃，一路上，他不停的调侃，开着玩笑，刻意去调节车上沉闷的气氛，大家也算是捧场，有一句，没一句，跟着附和、搭讪，强颜欢笑。

　　经过几小时的颠簸路程，终于来到了我们要插队落户的村庄，在村口，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村干部，非常热情接待了我们，简短的寒暄后，就带领我们前往安排好的住所，我们家的房子是在村外，离村庄大概有几百米远，在车上村干部简单介绍了房屋的情况，原来这房子是前几年，政府为朝鲜侨民回国而建的，共有两套，一套是两室，已经有人住了。另一套是个单室，不知什么原因，住进的人后来又搬走了。现在分配给了我们住。当车开到了房子前面，我惊呆了、傻眼了……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房子么？这里是村外一块没有开垦的荒地，算上我们，一共有三户，地势比较洼，为了盖这房子，每一户房子用土方垫起了一米多高的地基，户与户之间隔几十米，房子的前后一览无余，一眼望去，一片白芒芒，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再看看，我们的房子，是一间干打垒的简易平房，整座房子，找不到一块砖、瓦、石块，甚至连一滴水泥的痕迹都没有，除了门窗，房梁使用了木材外，房顶则是用芦苇打成捆堆积、处理后，在上面再覆盖厚厚一层盐碱土，夯实后完成。推开被大风吹刮地呼扇呼扇外门（门上的玻璃，已经脱落，用塑料薄膜重新钉上），进门，是用土坯砌的炉灶，做饭，捎带着烧炕。旁边有一块地方，可以水缸和烧柴，地方不大，再进一道门就是正房了，大概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一铺火炕占据了房间的三分之一左右，屋里的地面其实和外面大地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踩踏的比较实整。厕所，在外面的东大山侧，说是厕所，其实就是挖个坑，上面横放上一块木板，再用芦苇捆绑简单围上，遮挡一下。

春耕插秧

　　大人们抓紧时间卸车，父亲指挥着大家将比较重的物品尽量一步到位，免得他们走后，我们母子折腾不动，东西全部搬进来后，屋里被塞的满满的，人能活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好在，就我们娘俩住，也不用太大的地方。

趁着大家忙着卸车，我悄悄跑到妈妈身边，带着疑惑、不安的心情问妈妈：“这房子我们能住吗”？妈妈看看我，只是微微一笑，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没做回答。霎时间，妈妈就像定海神针，稳住了六神无主的我。妈妈出生于名门望族，家境殷实，生活优渥。“七七事变”后，还不满十六岁的她，就离开了家，参加了革命，做地下工作者、政治交通员、游击队女战士……新中国成立时，她已经是有着十年党龄，独当一面的女区委书记了。妈妈淡淡的一个微笑，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卸完车，差不多到下午二点多钟了，司机师傅说：路不好走，要在天黑前赶回市内。车就要回去了。父亲有些依依不舍，对我们还是不大放心，反复叮嘱着物品要如何整理、摆放。但他的处境，也不可能留下来，只是爱莫能助。母亲带着微笑向大家挥了挥手，算是对大家表示感谢，同时也是同父亲做一个暂时的告别。

兴建水利工程

　　看着急驶而去，渐渐消失在茫茫的雪地中的卡车，我和妈妈重新回到那间冰冷、凌乱的新家，看着散放在地上、炕上的杂乱物品，我有点恍惚，好似一下从高峰跌入了谷底，几十天来的激昂、亢进、期待……瞬间化为了泡影。这时候，妈妈问我是不是饿了，我这才觉得饥肠辘辘，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妈妈说我们先做饭吃吧，“一语惊醒梦中人”，我重新又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中，是啊，我来乡下，除了想摆脱，那边的政治生态环境外，最主要的还是要和妈妈在一起， 并对她的生活有所帮助。我马上说，我去挑点水，再和邻居借点柴火回来。妈妈说：还是我俩用扁担抬一桶水吧，我说不用，我能行！我出门去了东边的邻居家，那位朝鲜族大嫂，十分实在、厚道，说你们做饭，烧炕用柴火，直接拿就行了，不用和我说。并指给我去挑水的地方。原来，当地基本上没有水井，盘锦是退海之地，井打出来的水又苦又咸，所以，冬天只能喝水泡子（东北话，即水塘）里夏天下雨水存下的水，水泡子大约有五十多远，冬天水塘已经封冻了，当地人，在水塘的中间冰上，打开一个冰洞，从那里打水用。我一呲一滑，战战兢兢地走到冰窟窿旁边，又不知道如何打水，不敢离的太近，怕一呲溜掉到冰窟窿里。这功夫，正好赶上有人来挑水，看见我畏畏缩缩的样子，他笑了，说，你是不是刚从城里来，我来教你吧，只见他将扁担沟挂到水桶提沟上，抖一下，一桶水就打上来了。于是，我也学着试了几次，成功了。尽管我踉踉跄跄，颤颤巍巍地把水挑回来了，妈妈很高兴，说我们可以做饭吃了。妈妈也不会做饭，平时忙于工作，家里一直有保姆，现在，还是用这种农村的大锅做饭，真是“大姑娘上轿子，头一回”。我们娘俩经过一顿折腾，总算是把饭做熟了，至于青菜，那是奢饰品了，把来之前就准备好的咸菜疙瘩，切几片，就着饭吃，饿了吃什么都香。做饭的同时火炕也烧热了，屋里有暖和气了。来的第一天，能自食其力，吃上第一顿饭，我和妈妈都很高兴，颇有成就感。

秋收

　　第二天早上，醒的很早，不知是新换了地方，还是屋里太冷，房子，久无人居，昨天炕也没有烧透，有潮气，睡的很不舒服。幸好，爸爸在我们来之前，在寄卖行，为我们买了狗皮褥子，垫在下面，解决了大问题。

晨曦，天色微明，推开那吱吱嘎嘎破旧的门，外面，格外的寂静凄清，凛冽的寒风吹来，顿时，清醒了许多。放眼望去，满目均是连绵不断白茫茫的大地，浑然置身于原始的雪原之中，一种荒凉之中的凄美……只是远处的村庄，袅袅炊烟、时不时传来远方的狗吠声，才让我清醒，这是有人烟的地方。

一大早，我们插队的生产队的赵指导员（那时队称为连）来看望我们，并送来一车柴草（稻草）。赵指导员是名转业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入朝没几个月，就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后转回国内疗伤，但最终还是留下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外号叫“赵瘸子”。他为人亲和，见人，笑脸相迎。正直、刚硬 、沧桑，刻写在他的脸上，身上有着挥之不去的军人痕迹。百姓们背后叫他“笑面虎”。母亲谢后，就开门见山对他说：我的组织关系，从今天就落在你们队上，今后我就归你领导了，有什么工作，就安排我做去。或许，赵指导从没有见过市里的“大领导”，对他这样客气的说话。竟然，一时语塞，不知所措。母亲紧接着说：我是来这里接受教育、改造的，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赵指导这才微微一笑，点点头。

盘锦的农村进入腊月后，除了少数青壮年劳力，参加农场的一些水力工程建设和去苇场割芦苇。基本就没有多少农活了，大多数的人，猫冬，孩子老婆热炕头，打个小牌，喝个小酒，准备过年。我和妈妈也是“在家猫着”，时不时，去同来的五七大军家，窜窜门，互相交流一下生活方面的经验。其实，别的都好对付，就是上茅房，到外面如厕，是件触及灵魂的“大事”，冬天，赶上北风烟雪，凛冽的寒风，就跟刀子一样，疯狂地肆虐着你外露的身体，这就要速战速决。夏天，成群结队的红头绿蝇不断地朝你的脸上、嘴边、屁股上扑来，耳边蝇声嗡嗡震耳，还有蹲坑的四周蠕动着毛骨悚然，看完只想呕吐的大白蛆……只有你家那条狗，静静地、耐着性子等候在那里，时刻准备着，你昨天晚上就开始制做，今早隆重出炉的“美味佳肴”，对它来说，则是全天最丰盛的大餐。这时候，你就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了，原先在城里住的是小洋楼，如厕用的是水冲坐便（当时家里已用坐便了）如厕，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哪像现在如厕，如此的震撼，是一件痛苦且快乐的大事。难怪伟大领袖要发动那场“大革命”，城里面一些官老爷高高在上，并不了解下面老百姓的艰辛苦楚。

2020年重返曾经念书的学校，当年的一排土坯房教室，已经变成了一座四层的教学楼。

　　时间过得真好快，冬去春来，生产队开始忙了，平整土地， 做育苗床、再扣上塑料薄膜，育秧苗。拖拉机也大面积的耕地。妈妈要开始下地干活了，我也要去上学了。本来我是不想去上学，直接下地干活，要不然，三年之后初中毕业，还是去干活。妈妈坚决不同意，说你在这，要不上学，就回城去上学，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我还是服从了妈妈。说心里话，我是不可能丢下妈妈，让她自己在农村生活。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妈妈和爸爸商量，找关系，想办法给我买一台自行车，因为我要上初中了，村里没有初中，我要到六、七公里以外，农场的初中上学，这就面临着我要走路上学，一天要搭在道上三个多小时。而且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差，教师大部分是临时抽调上来的。这也是我不想上学的原因之一。不久，自行车买到了，是一台上海产的28凤凰牌自行车，它和一般的车不一样，是台加重型自行车，无论车架，车圈，车胎都要大一号，而且车子的前叉还加了一个保险叉，后面的货架也是加长加宽的。家里原来没有自行车，我也不会骑。其实，学车并不难。而且农村地广人稀，摔几个回合，也就会了。几天之后，便能看到我骑着那辆凤凰车，驰骋在乡间田野的阡陌上……

一切按部就班，我起早上学，妈妈下地干活，晚上我回来早，就点火做饭，等妈妈收工回来一起吃饭。时不时，我会在场部的小卖店，买些罐头回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们插队的地方是水田，农活相对比较累，妈妈当时虽然才48周岁，但当地人都叫她老×太太，妈妈年轻的时候，有较重的关节炎，腿脚不太灵便，下地干活，穿上厚厚的胶靴子，走在水田里，田埂上，一不小心，就会个坐个大屁股墩，搞得衣服上连泥带水，不得不回家换衣裤，换衣服后，继续来干活。每当我放学回来，看见盆里泡着衣服，我就知道妈妈又摔倒了，我看着她很心疼，就劝她隔三差五，去田地里走走就行了，不要太认真。乡亲们和队干部也说，你挣的是工资，又不是队上的工分，没事来，看看我们就行了。每当妈妈听到这样的话，只是微微笑笑而已，依然如故。

七十年代农村的集市

　　在那个懵懂的年代，裹腹是件十分重要的事。古人也说道：哪怕多么孤单、落魄，也要好好吃饭。那时，城市里是每人每个月三两豆油，每人每月发半斤肉票（记不太清楚了）。可你在农村，平时想吃肉，“门都没有”，除非人家办事情或过年，人家杀猪，才能买到几斤肉。偶然，听当地人说，在我们附近，沙岭，有个大集市，掌握了这条重要的信息后，我们“五.七大军”的小伙伴儿，开始筹划行动了，沙岭是我们农场东邻的公社，离我们的住处，约有十七，八里地，骑自行车去也不算远。我们做足了功课，什么筐、袋子、绑绳，样样准备齐全。起大早，我们出发了，那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正在向纵深发展，打击“投机倒把”，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还在进行之中。但是，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为了生活，把自家种的，养的，拿到集市换点零花钱，而当地的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才有了这个集市。到了集市，各种农副产品，玲琅满目。这种场面，好久没见到了。我们迅速搜寻，寻找各自所需的“猎物”，也顾不上，去讨价还价了。鸡、鸭、鸡蛋、猪肉、萝卜干，豆角干……立马收入囊中。在回去的路上，大家满载而归，兴奋不已，有一个哥们，高兴之余唱起，当时较为流行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那一曲段。马上就要进村了。一位大哥突然记起，父母临来时，特意叮嘱，赶集回来，要注意影响，不要太张扬、太“嚣张”。于是，我们停下来商量，最后决定，要像当年小鬼子进村扫荡那样，“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每个人要拉开一定的距离，或者是绕道进村，千万不要鱼贯而入。

有了几次赶集的经验，大家又在想，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养些鸡、养鸭呢？于是，在我们下放户中，掀起了饲养家禽的热潮，有的家甚至抓小猪崽，养起了年猪。我们家里也学着养鸡、鸭。说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并不简单。首先，养鸡，要有鸡窝，不然的话，母鸡下蛋，都没有地方下。家里原来的房子，在窗前留有一个泥栅栏，我就学着别人家，自己脱制土坯。其实，和泥、拖坯，真是件重体力活，也是东北人所说的“三大累”之一。先把和好的泥倒进木制的模子里捣实成型，脱模后晒干，就可当作砖用，这样，我在栅栏里盖起了鸡窝。有了鸡，鸡有了窝，就不愁没有鸡蛋吃了。但是，养鸭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鸭子离不开水，每天它们都要去水塘，晚上会自己回来。后来，也许是“贪玩”，有时候就在外面过夜了，结果，渐渐地一个个都失踪了。我们住在村外，地方非常偏。于是，大家都劝我们养只狗。终于有一天，我们抱养了一只灰色的小狗，长长的毛，挺温顺，很可爱，但是有生人来，也会吼上两嗓子。我管小狗叫“灰灰”。“灰灰”和妈妈特别亲近，妈妈从外面回来，它会离的很远就跑过去，扑上去和妈妈亲热。妈妈出门，它会紧跟其后，妈妈下地干活，它会在田埂爬着，等上几个小时。晚上，妈妈到生产队开会，它会在院子门口等着。“灰灰”和我则是不冷不热，一直是保持着一般友好的关系，见我回来，只是轻轻地摇几下它的尾巴，算是打招呼了。终于有一天，妈妈到十几里地外的场部开会，“灰灰”非要跟着去不可，妈妈开完会出来，却不见了“灰灰”，天快黑了，妈妈要赶路回去，没有时间去找了。第二天，我骑着凤凰车到处寻找，但还是不见踪影，为此，我们娘俩伤心了好多日子。但还是在想，某一天，它自己会摇着尾巴跑回来，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一个生命个体充满了你生活空间，突然间，它不在了，给你的生命跟世界带来了无可填补的沟壑。这时，我才体会到“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1976年底返城后的我

　　大家总结归纳到，来到盘锦，你要过“三关”，只有过了这“三关”，你才能说，我曾经来过这片土地。第一关，大风关。盘锦是退海盐碱地，也被称为湿地之都。在六、七十年代，树木非常少，一眼望去，均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可以想象出刮起大风，是什么景象，当地人调侃的说道：“盘锦，一年就刮两次风，一次六个月”。冬天，呼啸的寒风猛烈刮着泥土地上仅有的几根枯草，被刮起的枯草屑在风中打着转。大风来了，你想站住都难。走路，你不能顺着风走，你必须半顶着风，前行。第二关，饮水关。冬天没有办法，只能喝水泡子里（水塘）的水。夏日，白天鸭子在上面游荡，猪也在水塘边上打滚。晚上，则是孩子们的戏水乐园。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选择水渠里的灌溉用水。这水是从辽河引入的，黄黄的，满是沙泥，挑一缸水，让你一眼看都不到底，要等着慢慢沉淀。不过，还是城里人讲究，他们买了明矾，按照比例放进去，这样泥沙很快就沉淀了。如果你是在地里干活，渴了，那可顾不上那么多了，趴在田埂上，直接就喝水渠里的水了。第三关，虫子关，这对一些人，也是最难度过的一关，盘锦的虫虫种类繁多，但主要的还是蚊子、小咬、跳蚤、蚂蟥。先说蚂蟥（水蛭），下水田，你不可能总穿着胶靴子，一是夏天太热，二是干起活来不方便，这时候，蚂蟥会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吸附在你的腿上，尽情地吸食你的血，大的蚂蟥有10多厘米长，缩起来像栗子一般，即使是小的蚂蟥也有1-2厘米，叮在你的腿上，有时你很难扯它下来，要用力拍打它才能下来，被蚂蟥咬破的伤口血流不止，要流到抗凝血的毒素排出才能止血。固然，夏季的蚊虫也特别多，盘锦蚊子的个头比城里的要大许多，战斗力也更加强悍，隔着外衣就能给你来上一口，只是毒性不是很大，痒一阵也就过去了。小咬，据说躯体越小的虫子咬人越狠毒，别看它比芝麻粒还要小，但它们全靠大部队兵团集合作战，特别是在阴天或是傍晚时分，它们倾巢出动，劈头盖脸，前赴后继，赶又赶不走，躲又躲不开。跳蚤，才是最令你心烦意乱，“恐惧”极致的虫子，当年鲁迅先生曾说蚊子比跳蚤可恶，理由是跳蚤咬人不声不响，并不嚣张，蚊子却要嗡嗡嗡，发表一通“演说”，告诉你，要吸食你的血，这是它的生理需要，但我对鲁迅先生的跳蚤蚊子之论，不敢苟同。蚊子告诉你，发出预警，让你提防。总比那不声不响，上来就给你来上一口，玩阴的跳蚤好多了。跳蚤一旦沾上你身，必上下通吃，不吃够，决不肯罢休，跳蚤而且是无孔不入。一只跳蚤，可以让你一宿不睡觉，咬的你满身大红包，体无完肤，惨不忍睹。以至于，我回城后多年，全身还留有跳蚤咬过的痕迹，每当提起跳蚤，还是心有余悸。说也奇怪，虫虫咬，也是因人而异，我和妈妈在农村睡在一铺炕 上，她就没有任何的反应，只不过早上起来后，会发现身上多了几个红点。

一九七二年底，“政治气候”有所回暖，大批的“五七大军”战士，陆续返城，一批干部重新安排了工作。我也随着母亲返城，继续念书。一年多后，我中学毕业，作为“知青”再次下乡。直到三年后，当我从手到心，都结满了硬茧，被“招工”返城时，却才发现，我最美好的青春碎片，已经深深掩埋在了那一片片空寂、荒凉的灰白色的盐碱地之中。盘锦，它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曾多少次在梦中回到那片风雨故土，那里有我青少年时期抹不去的记忆。花样年华，有多少人到农村去，有多少个青春，懵懂着，去实现那所谓崇高的红色农民梦想，又有多少个生命被理想主义一次又一次击个粉身碎骨，跌入生活最底层的泥淖……

往事钩沉，几多感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她《悠悠岁月》的书中写道：“每个人唯一的又是与所有人分享的记忆，是他经历过的时代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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